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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晨先生是文学评论家，今年93岁。1950年他19岁，在上海市财政局工作。1997年11月9日，我曾采访陈丹晨先生，请他回忆当年对顾准的印象。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1950年认识顾准时，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当时提出要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大批的干部、青年学生都输入到财经战线去。我中学刚毕业，不到20岁，就分配到上海市财政局工作。 顾准是局长，是我的第一个上级。我跟他有过一两次接触，那时他在机关里威信很高，工作能力很强，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大概是因为刚解放，我又很年轻，所以用一种崇拜英雄的眼光去看他。我在那个机关里待了好几年，他下台以后，对于后来的几任领导，我就没有这种印象。虽然他离开了，我一直在远远地关注着他。比如他又去研究经济啦，他发表了什么文章啦，后来又成了右派啦等，这些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我以后再没有见过他。 1951年，我听过一次他的报告，距今已40多年了，但他讲话的样子，以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至今印象还很深。当时国内正在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机关里放电影，是根据茅盾小说《腐蚀》改编的，地点在市府礼堂。放这部电影是为了配合镇压反革命。后来我听说有人批评这部电影同情女特务。放映之前，顾准来做报告，他站在幕布前，给我们讲《腐蚀》这部电影。他的讲话一反那种言之无物、空话套话连篇的习气，不拿稿子，说得很实在。电影的内容是反映抗日战争期间年轻人误入歧途，以后在迷途中挣扎，表现了一种痛苦的心情。原小说对女主人公的处理，给人留下了悬念，而改编后的电影则表现她投向了光明。顾准通过这部电影向人们做工作，要那些当时误入歧途的人去坦白。他的讲话寓情于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而不是简单地说教，也没有威胁性的言辞。当时群众对共产党干部进城以后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意见，顾准在讲话中做了解释。他说，不能用平均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有许多事情是工作的需要。他特举陈毅市长有两辆车为例，还说到自己在形势紧张时，后面跟着两个警卫员。 当时上海财政与税收是分开的。除财政局外，还有直接税局（商业税）、货物税局。三个局各有副局长，而局长都是顾准。我刚参加工作时就站在柜台里给人家开税票。宴席、娱乐、车辆都是要收税的，这是地方税，由财政局收。直接税是商业方面的。街上到处有这三个局的征税布告，布告上局长都有签名，名字还有套红的。所以顾准的名字大街上到处都有。后来把三个局合并了，统称为税务局。那时顾准是上海财经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般的人都知道他；以后他又当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当时还兼着财、税两个局的局长。 他在财委办公的时候，有一次上海搞一个华东城乡土产交流大会，就在当时的跑马厅旧址。那里解放后很荒芜，只有偶尔集会。当时我在一个处里当秘书，处长叫我去找顾局长题个词，于是我就去找他。他一点没有架子，问我：“你说写什么好呢？”他当时对这种事也很随便。 因为他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第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所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觉得他是个很温和、很亲切、很能干，讲话又通情达理的人，以致到了“三反”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他突然被撤职，感到非常震惊。同被撤职的还有解放日报总编恽逸群等。现在回头看，恽逸群也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文化大革命”中写下了批评个人崇拜的文章。当时正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气撤了八个很重要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人跟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有关系，与“三反”根本对不上号，而处分非常严厉，马上就撤职，我感到不太理解。顾准在上海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的爱人汪璧，瘦瘦的，戴着眼镜，是税务局里的一位处长，过不多久，也看不见了。一个很重要的老干部，怎么能一下就糊里糊涂地消失了？从此之后，也没有人给机关里的党员、干部作过任何交代，说说这些人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很困惑，很不理解。同时自己对这个人还有好感，你说他是坏人，我就不能接受。 又过了30多年，20世纪80年代末，忽然在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里看到顾准的遗作，知道他当时是在那么一个环境里面思考、写作。我把他比喻为在茫茫的黑夜里一个踽踽独行的人，唯一跟他有通信联系同他讨论问题的就是他的兄弟。他已经走到人生的绝路了。难能可贵的是，在那种境遇下，他居然还能那么冷静、清醒，那么理性地思考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从历史经验中来探索中国的命运。他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很多批判性的建议，他的这种批判性建议不是牢骚。 我也见过很多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或者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他们在受迫害时，有的是等待伟大领袖哪一天来解放他，哪一天能够了解他、重用他，他们靠这个而不屈从于“四人帮”的淫威。还有人感觉到党内生活不正常，感觉到这段历史不正常，受迫害很痛苦，但是无所作为。当然也有人寄希望于那些掌权的造反派，希望能把他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这样的人我们不去讲他。 我想到有几位我极尊敬的文化人的情况。 例如巴人。他的命运是一场悲剧。1927年党就派他打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当了机要科科长。出生入死干了几十年革命，吃过许多苦，坐过多次牢。解放后当过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9年挨批，他就去研究印度尼西亚通史，“文化大革命”中又把他遣返回乡，最后变成了狂人。他在晚年受迫害时，就写作印度尼西亚通史，“表明我对党对人民的态度”。我曾问他的儿子，巴人生前对历史和现实生活有没有反思和认识？他儿子说，没有。当然他也很了不起，他写出了140万字的《印度尼西亚通史》，从古代史一直写到近代史，从学问上来说很有贡献，但还不是反思中国和人类的命运。 还有巴金。巴老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老曾说过：“我自己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他也很了不起。 顾准有智慧，而且非常有勇气，对历史与现状的超前思考，特别令人敬佩。当时文化人里还很少有人能达到顾准这样的境界。他居然在那样恶劣那样孤独的环境之下，在那种连基本生存都已成为问题的境遇之下，能够如此冷静地、眼界如此开阔地思考问题，而且思想是那样深邃，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又是那样的深刻，这在我们国家来说是很少的。 从我们整个民族的觉悟来说，感性的觉悟，即感受到“四人帮”的统治很糟糕，1976年“天安门事件”就表现出来了。但真正从理性的角度考虑，看到这不仅仅是“四人帮”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要到1978年、1979年才开始。大多数文化人的水平，大致与全民族同步，超前的很少。像顾准这样在理论上有很多思考、阐述的就更少了。 昨天我又把《顾准文集》翻开看了几篇，它里面包括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认识、思考。他讲道：“感情是生命的表现，有感情的东西，怎么样也不是干瘪的。而一切奉命文学，则不论其中有无惊人之语，有无独创的新意，它总是干瘪的。”顾准的话，实在是至理名言。我觉得，对于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来说，几十年来所从事的无非是一种奉命文学，写文章也好，做事情也好，都是在遵循着别人的旨意，谈不上什么感情问题；因为感情已经被挤掉了，榨干了，即使是写出什么东西来，又能有什么新意呢？顾准在谈到感情问题时，谈到学术问题时，都是从人的本体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的。我由此而特别想到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作为一个人的七情六欲都已被扼杀了，却在强调感情问题。这种感情在顾准身上体现为他对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以及一个学者的良心。从他的遗著中可以感受到他写作的激情，如果没有这份激情，他所有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我国从1957年以后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实在是太过分了。一个人，什么都不能有，包括个性和独立人格，你只要有一点点想法或是要求，都可能被上纲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遭到批判。顾准在他的著作中就谈到了个人主义，有一段我觉得很精彩，他说：“然而有一种个人主义在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志——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整个社会的个人主义已经被贬低到零了，而顾准却在强调这种个人主义。他的观点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跟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所提倡的观点，完全相悖。但他不是赌气式的，而完全是一种很冷静的思考。所以我觉得他对神学和对神权政治的那种批判是非常有力量的。 我一直想写一篇东西，但还没有写。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他，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不敢写。有一次跟一位朋友说起我想写一篇东西，他说：“我觉得顾准已经谈得太多了，已经把他捧得太高了，你不用写，写了我也不发。”我的这个朋友不“左”，是个做学问的人，但我觉得他对顾准还不理解，或者他没有真正看过顾准的著作，对他的事迹了解不够。像顾准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很少的。尽管今天他的书已出版了，也有很多的文章谈到他，但他还是没有被更多的知识界的人所了解，所理解。我感到，当我们反思过去的时候，很多人表现得很软弱、缺乏勇气，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过去说过，我们中国没有思想家，因为思考的权利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去了，所以出不了思想家。所谓思想家，他必须敢于冲破别人的思想藩篱，提出自己的新思想体系，才能成为思想家。一直到现在，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在名和利的诱惑下，在旧的观念体系的束缚下，即使自己有一些什么想法或是思考，也总是驻足不前，自觉不自觉地要把自己的思想靠拢到规范的、世俗的、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潮流中去。有的人遇到某些特殊事情很激动，甚至比谁都激进，到了另外一种情况时，就会变得很乖顺，很听话，很合作，很能规范自己，这样的文化人我看得多了。有时我也想，如果出现新的德雷福斯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像左拉那样呢？我这话跟别人也讲过。有朋友说，问题是不允许。我想如果允许的话大家都变成左拉了，那就无所谓左拉了。像顾准是在当时那样严酷封闭的环境下思考写作，那就很可贵了。所以我有时想，如果不进行反思的话，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仍将是缓慢曲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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