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56年，沈葆桢任江西上饶知府，眼看太平军就要攻入上饶，沈葆桢思来想去，再三斟酌后给妻子林普晴写了封信：拙官囊无治术，不足取信士民，欲以闺中人为质……，没想到林普晴见信后不哭不闹，立马收拾行李来到了上饶。 咸丰六年（1856年），江西广信知府的官位落到了三十七岁的沈葆桢身上。这一年，广信知府的位置并非令人羡慕的差事。广信，作为战略要地，其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薪俸虽高，但也正因如此，成了太平军攻击的焦点。当太平军如破竹之势横扫江西的众多府县时，沈葆桢的上任几乎等同于赴汤蹈火。 广信城内，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新任的知府沈葆桢，出身于一个有深厚家学的家庭。他的父亲沈廷枫曾娶林则徐的妹妹为妻，虽然沈家后来的境遇并不显赫，沈廷枫的科举之路也未能显赫一时，但家中累积的学问与人脉仍旧为沈葆桢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林则徐，作为道光年间的名臣，其影响力深远。 沈葆桢上任之初，便决定做出一个极具风险的举措——他给远在福建的妻子林普晴写了一封信，要求她立即前往广信。他在信中坦白表明，此举是为了借助她的到来以稳定人心，实则是将她作为人质，以此显现自己的决心与责任，即便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 林普晴，林则徐的女儿，自小受父亲影响，有着非凡的气节和勇气。了解到丈夫的决定后，她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启程前往广信，她知道这可能是一去不返的路，但为了支持丈夫，为了共同的责任和信念，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旅程。 林普晴到达广信的时刻，正逢太平军将领杨辅清得知城中空虚，准备大举攻城。林普晴展现出来的坚定与勇气，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她公开在官署前向守城的士兵展示了决不投降的决心，甚至宁死不屈的态度，极大地稳固了防线。 她撰写了一封血书给附近的饶廷选将军，请求援助。在这封书信中，她将自己和丈夫的处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表明了他们愿意为国家为民族赴汤蹈火的决心，同时也触动了饶廷选的心弦。 在沈葆桢急速返回和饶廷选的援军到来之际，广信城的局势得以扭转。沈葆桢与饶廷选的合作，加上林普晴的坚持与士兵们的勇气，共同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保全了广信。沈葆桢的此次用人质策略，虽冒极大风险，但最终证明了他的战术智慧与果敢。此战过后，沈葆桢与林普晴的名声大噪。 与此同时，曾国藩在江西的战略位置岌岌可危。广信是通往浙江的重要通道，一旦失守，曾国藩及其所部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沈葆桢的成功抗击太平军，不仅稳固了江西的防线，也直接影响到曾国藩的整体战略布局。 广信之战过后，沈葆桢的军政能力得到了曾国藩的高度认可。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曾国藩极力推荐沈葆桢，提到他与汪报闰是江西少数能够在太平军压境之下坚守阵地的官员。咸丰七年（1857年），沈葆桢由知府晋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员。 尽管沈葆桢位居曾国藩麾下，但他并未完全融入湘军集团。沈葆桢的为官风格鲜明，他坚持不受私情影响，为官清廉，并以严厉手段治理盗贼，甚至在清除盗贼方面展现出过于激进的态度。这种独立和刚烈的风格使他在百姓中建立了“青天大老爷”的美誉，但也让他在官场上显得格外孤立。 沈葆桢的独立性质让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决策更倾向于自行其是，这种行为模式逐渐引起了曾国藩的关注。特别是沈葆桢在处理地方防务上的自主性，凸显了他与曾国藩之间在战略理解上的分歧。 沈葆桢在广信的政绩，尤其是他的清廉和为民请命的形象，使得当清廷命令他离开广信时，广信的民众出现了强烈的反应。学者罢考，商人罢市，甚至成立了“留官局”以示抗议。 那年九月，其弟曾国荃领军围攻天京，却因一时贪功，深入敌阵，令其所率两万精锐陷于重围。此时，曾国藩焦虑异常，原本江西按月供应的四万两漕银，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补给来源。 然而，沈葆桢却在此关键时刻突然中断了这一补给，未经通知，未经协商，直接截留了这笔原本用以支援湘军的漕银。曾国藩在日记中频频表达了他的不安与愤怒，他描述自己“三更睡，五更醒，辗转反侧”，无法安眠的痛苦程度，以及对沈葆桢此举的极大不满。 面对沈葆桢的行为，曾国藩的门生僚属激烈反应，纷纷要求其上奏朝廷谴责沈葆桢。但曾国藩采取了更为克制的策略。他首先通过私下写信给沈葆桢，试图恢复漕银供应，信中甚至提出将来可平分此款项。沈葆桢对此信却视若无睹，不予回应。 随后，曾国藩不得不以两江总督的官职身份，正式发去公文，请求至少提供三万两银子以解燃眉之急。沈葆桢的回应却只有冷冰冰的两个字：“不允。” 最终，曾国藩不得不向沈葆桢完全让步，表示将全数退还已拨付的银两，并同意今后所有九江洋税全归沈葆桢掌控。 几年后，曾国藩在围攻天京的关键时刻，再次遭遇漕银短缺。沈葆桢不仅拒绝了紧急供饷，更是奏请将全部厘金留用本省。曾国藩此时已无法忍耐，上奏朝廷，强烈反击沈葆桢的决策。然而，朝廷的处理结果却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给了沈葆桢一个胜利。 曾国藩与沈葆桢的这一系列冲突，最终导致了两人的彻底决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