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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年以来，高古玉器版块在收藏市场的上浮，吸引了不少人投身这一领域。但若暂且搁置高古玉器在拍场上动辄百千万的光鲜，不难看见一众藏友在复杂市场中徒废热情与金钱的窘况。高古玉器作为门槛较高的品类，其入门势必要付出大量的学习成本。这样的学习不局限于大拍上大放光彩的所谓“高路份”器物，而更在于大量存在的制式器物。 基于这一需求，有必要对目前市场、馆藏及民间收藏中较常见的一些高古玉器门类进行整理。第一期就说说工字佩，存量不少，流行的时段也相对单一，基本主要就在汉一朝，后头再兴起就得到明清崇古时期，是个挺好的切入点。  一个正方形片，两边各开一道坎，变成一个宽扁的工字，就成了工字佩的主体。这么个简简单单的方片，怎么就成了西汉末到东汉两三百年间最受追捧的配饰之一呢？这事儿还得从“厌胜”说起。 厌胜（yāshèng），又叫“压胜”，实则就是古代方士的巫咒之术。举个好理解的例子，扎小人儿就是典型的厌胜法。《红楼梦》二十五回，马道婆让赵姨娘把贾宝玉和王熙凤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回去一施法，这俩就寻死要活的，邪乎得很。 虽说这些把戏在如今被归入迷信一流，但在过去可不是闹着玩的，甚至发展成了专门的学问——谶纬之学。 许慎《说文解字·言部》里头解释：“谶，验也。有徵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纬，织横丝也。”谶纬，也就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书出于方士，多为早期占卜吉凶之图录隐语；纬书则多为对经典之批注解释，但又偏侧于感应神学，与传统经学有所出入。 谶纬之学始于谶语，其最广为流传的一例，便是相传秦时卢生海外求仙带回一言，“亡秦者胡也”，后秦果灭于胡亥。而后，谶语成为证明皇权正统的手段之一。众所周知，越需要强调自己正统的，一般越不正统。汉代谶纬之学成为“显学（内学）”的功劳，主要也就在两个相对不那么“名正言顺”的皇帝身上，一为王莽，二为刘秀。史书有载： “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资治通鉴》） “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彊（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鬭（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利禄所驱﹐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谶纬的地位反而超过了经书，颇有些“老子像儿子”的意味。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谶纬之学和主流价值观结合得迅速且深刻，作为其中核心的厌胜之法自然得以广为流传，而小巧便携，又具消灾辟邪之效的工字佩受时人追捧，也就不奇怪了。  这张流传较广的三视图，呈现了汉代工字佩的基本结构。这类形制的由来，此前有一说法，认为来源于胜形器发展之司南佩。司南佩简化扁平后，便抽象成了工字形佩饰。  “胜形器”的形制，可上溯至西王母所戴头饰。从偃师市新莽壁画墓中出土西王母之画像，头部左右分别挂饰一元宝形头饰，即为“胜”。这也使“胜”这一意象与西王母的形象结合起来，有了祝福驱邪之意。  因此，汉时胜形器也相当流行，而其大多不会脱离元宝状的基本形。往后伴随挂饰需求及工艺进步，也逐渐由单胜发展出了连胜、双胜、叠胜等器形。 
 被视作工字佩及胜形器原型的司南佩，目前出土的器物最早仅能断代至东汉早期。基于这种发展史，虽然形状上确实有相近之处，但认为工字佩及胜形器源自司南佩，在时间顺序上存在矛盾。  江苏扬州市邗江区甘泉姚庄101号西汉墓出土的一组颈部挂饰中，可见一件琥珀材质工字佩，这是目前可考年代最早的工字佩，可追溯至西汉晚期。同组挂饰中另有两件白玉材质连胜形器，不难看出，在当时工字佩应为与胜形器并列的形制，两类器物间的传承性并不明显，应该认为，工字佩是独立于胜形器的一种单独器形。  故关于工字佩的设计，在无当朝记录的情形下，也只能提出一些可能的猜想。工字佩之流行，本系于谶纬之流行，图谶之中，最为人所道者便为河图洛书二图。若将此二图与工字佩轮廓相合，可见其线条与图中星宿连线间一定的一致性。当然，更大可能是古代匠人将方形饰片进行些许加工装饰，最后逐步定型为此类器物。  虽然汉代工字佩形制相对固定，但其细节处依旧会随时代有所变化，下面来比对几件不同时时期的器物。 洛阳井头壁画墓曾出土一件石质工字佩。长宽各1.6厘米，厚0.8厘米。发掘者判断墓葬属于洛阳烧沟汉墓第三期前期，约在成帝到王莽之间。  如果观察这件器物的三视图，不难看出其突出部分较为高耸，或者可说内圈减地程度较深，器物整体也更厚实。而如果多比对一些时期相近的工字佩，会发现这种特征并非仅出现在石质工字佩上。 上图中的项链出土于江苏盱眙金马高速公路东阳段汉墓M30，断代为新莽时期。其主配饰为一件白玉材质工字佩，四周压地，使中部凸起，减地痕迹较为明显，立体感颇强。总结以上两件断代明确的器物，基本可以认为在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前后的工字佩，其大多具有器形厚实、减地明显、立体感强的特征。 而如果我们挑几件明确断代东汉中晚期的工字佩进行比照，很容易就能看出工字佩造型在前后时期间的变化。 这件器物出土于徐州新沂瓦窑画像石墓，长3.3厘米，宽3厘米，厚0.4厘米，中心凸起，边缘较薄，两腰有凹槽，并有小孔相通，发掘者断代为东汉晚期。 可见东汉晚期的工字佩较新莽时期偏向轻薄，减地程度也较轻。整体而言，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工字佩形制整体经历了轻薄化、平面化的历程。这种变化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加工技术的成熟，精细桯钻工艺愈发普及，使中央打孔能在更轻薄的平面上完成，以至于工字佩器形倾向抽象和扁平；另一方面可能在于工字佩用途的变化，由项链等挂坠形配饰扩展至用途多样的片饰，也使工字佩的轻薄化成为一种趋势。如河南洛阳烧沟汉墓第三期出土的一件琉璃工字佩，长、宽各2.5厘米，其发掘时原始位置便位于棺椁中头部位置，疑似为头饰的一部分。 另外，除标准形外，也存在变体工字佩，比如目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这件与工字形扣。两侧开槽颇浅，形近矩形，而不破内框，中间亦无阴线沟槽，也是工字佩器形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而如果只专注于玉器中的工字佩，两汉时期，和田玉料已经正式进入玉工的视野中，开始在各式玉器中被广泛使用。工字佩这类小件，对玉料的完整度与大小要求不高，往往可用边角料材加工，故大多能享受到和田料的待遇。但不可忽视的是，依然有相当一批工字佩采用了地方玉料或岫岩玉种，比如下面收录于《中国传世玉器全集》中的一件工字佩，肉眼可见其蛇纹石含量较高，而难以归入和田玉种。 如果对馆藏工字佩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浏览一下故宫博物院的线上数据库，虽终究难以与上手相比，但亦可作为资料，下面也整理有一些，供各位参考。（以下器物命名均采用故宫博物院官方命名） 最后，还是回到一开始的话题。高古玉器在如今的艺术品行业是个少见的上升板块，而千万级别的上限，也证明其在今天乃至未来的潜力。但对高古玉的鉴赏，离不开大量的基础性学习。以工字佩为例，虽然只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小片，但其中却包含着打磨、减地、磋磨、铊工、打孔数道基础工艺，而刚在拍场上敲出一千五百万万港币的玉凤，本身也是由这些基础工艺一刀一铊凝聚而成。两者生于同一时代，即便当时地位有如云泥之别，现代商业又使其价值差之千里，但某种意义上而言，其所包含的知识技艺与时代精神，却并无贵贱之分，均值得当代观者的尊重。这个系列，实则也是想通过这些看似“烂大街”的器物，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 望与诸君共勉，共同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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