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有钱又有权的江西父子晏殊晏几道，只能说太有才了！

晏殊（991—1055），字同叔，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生活在北宋真、仁宗两朝，少年得志，一生仕途顺利，享尽富贵，但优裕闲适的生活和多愁善感的个性，使得他常常反思和体悟人生。他继承了五代以来的词风，其词清丽婉约、闲雅有情思，后人推其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其儿子晏几道亦工于词，词史上将其父子并称为“二晏”（大晏、小晏），后人常常将他们与南唐李璟李煜父子相提并论。

作者：九歌

一曲新词酒一杯

真、仁宗两朝，尤其是仁宗在位的42年，北宋的发展几乎达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巅峰，呈现出一派升平气象。

宋初君主看到了李唐一代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弊端，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起，到逐渐把尊儒崇文上升为基本国策，全面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贯彻到底。宋初几个君主不仅“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扩充了文臣队伍，使得北宋首次真正落实了“文德致治”的信条，更使得皇权在宋代的革命性渐变：皇权的自我克制和与士大夫的共治天下。这种理念，在宋以前没有，在宋以后则逐渐泯灭。

经过宋初几十年的精心治理与休养生息，到仁宗时，北宋没有大的外患，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商业贸易高度繁荣，人口快速增长。不仅天子脚下的汴京城呈现出“八荒争辏，万国咸通”的繁荣大都市景象，而且其他城市也毫不逊色，如杭州在词人柳永的笔下也熠熠生辉：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

如此，天下既定，帝王便迫切需要富丽典雅的颂声来装点太平盛世气象。

宋初文臣想到的头一个学习对象就是李商隐，他是晚唐最后一位大家，擅长四六骈文和律诗，语言富艳精工，风格秾丽。正好符合要求。于是以博学能文的杨亿为首，钱惟演、刘筠等16位馆阁文臣响应，艺术上大多师法李商隐，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号为“西昆体”，风靡一时，天下学子纷纷效法。

晏殊作为馆阁文臣之一，自然也参与过唱和，他登上诗坛时，正值西昆体风靡天下之时。作为后起之秀，他对西昆体普遍浮靡无骨的缺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让他诗文的艺术风貌少了一分庸俗，多了一分清丽。《宋史》中称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

晏殊很小就平步青云，长期位居高位，仕途基本上没有大的波折，除了他个人的能力使然，离不开真、仁宗两代皇帝对他的赏识。所以晏殊的诗文中常常可以看见他对真宗、仁宗真心实意的祝福和赞美。

青辂迎春习习来，天泉池上晓冰开。

珠幡已报三阳候，柏叶将陈万寿杯。

——晏殊《立春日词·御阁》

除了对皇帝的歌颂，晏殊也如实记录下了北宋承平盛世的生活图景，几乎写遍每一个节日的盛况，光是描写上元夜汴京城盛大的观灯场景就有十几首。

诘旦雕舆下桂宫，盛时为乐与民同。

三千世界笙歌里，十二都城锦绣中。

行漏不能分昼夜，游人无复辩西东。

归来更坐嶕峣阙，万乐铮铮蜡炬红。

——晏殊《扈从观灯》

天下相对太平无事时，士大夫都过着“文酒雅宜燕频集”的生活。晏殊少年时家贫只得闭门读书，位高权重后也过起了富贵优游的生活。他于政事之余极喜交游唱和，主办诗酒大会，所从游者多为当时的文学精英。

早在留守应天府时，晏殊每天都和下官以赋诗饮酒为乐。那年中秋节夜晚阴云密布，看起来赏月无望，晏殊只得早早躺下休息了。他的下官王琪没有如常等来宴乐的邀请，便自行前往晏殊住处，在门外吟诗一句：“只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晏殊在屋内一听，大喜，再也睡不着了，吩咐人摆酒奏乐。不一会儿，云散月出，他们赏月饮酒直至天明。

晏殊虽喜宴乐，却不铺张浪费，奉养清俭，一般都是来一位客人才置办一桌的酒食，酒食也不贪多，等到吃喝得差不多了，就会遣退歌儿舞女，跟大家说：“这些技艺大家想必都已经看遍，现在轮到我了”。于是就令人摆设笔墨纸砚，和大家一起即席赋诗唱和。

花前月下，举杯对饮之间，即兴抒发情思的要数词更为合适，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写道：“词自南唐以来，但有小令，其慢词起自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睹新声。”艳科之词于是应客观的需要而突飞猛进。

晏殊凭借着自己的尊贵地位和文坛盟主的身份，更以自己典雅雍容、温润秀洁的词风作为榜样，事实上领导着上层文人士大夫圈子里的歌词文学创作，造就了北宋前期的主流词风。晏殊也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一向年光无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晏殊《浣溪沙·一向年光无限身》

晏殊认为人生苦短，与其愁眉苦脸，长吁短叹，不如及时行乐，对酒当歌，珍惜眼前人。他的观念与很多现代人的态度相当契合：来啊，快活吧，反正有大把的时光。晏殊的《珠玉词》中也多是对其士大夫官员富贵优游生活的真实写照，多唱太平调，道富贵事。

这种观念有时候会与提倡诗歌应当反映严酷现实的门生发生冲突。晏殊任枢密使时，有日下朝后天降大雪，恰逢欧阳修和陆经到西园来拜谒，晏殊便盛情邀请，设宴饮酒，赋诗咏雪。当时西夏入侵，宋军惨败，欧阳修历来心忧国事，无心宴饮便赋诗讽刺道：

主人与国同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

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晏殊听后脸色微变，事后对人说：“前朝宰相裴度曾宴客，邀请韩愈喝酒，人家韩愈也说过'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这样的话，可不像欧阳修这样扫兴。”

这件事之后，晏殊与欧阳修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两人都对外说自己看不起对方的为人。晏殊指着韩愈的画像对客人说：“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欧阳修也毫不客气地对外人说：“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

欧阳修作为继晏殊之后的文坛领袖，两人的文学修养和文学成就不相上下，只有为文为官观念相去甚远。欧阳修曾阴阳怪气评价晏殊：“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晏殊代表的就是在太平盛世时期暗戳戳全身远祸的保守一派，而欧阳修和范仲淹都是主张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一派。

后世很多人在评价晏殊的《珠玉词》时，直接批评这位“宰相词人”的词是“富贵者的无病呻吟”“没有什么真实的思想内容”“题材狭窄”，等等。诚然这确实是晏词的众多缺陷，但若是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他个人经历来看，晏词最富有个性的一点恰恰正在于，它们真挚而毫不做作地反映了属于这种身份地位的人们特定的生活情趣和特定的喜怒哀乐。

正如当代学者吴世昌所言：“惟大晏身历富贵，斯能道富贵景象。”晏殊的词作为北宋太平盛世时代的投射，彰显着太平盛世雍容闲雅的特征，这也恰是晏词的意义所在。

太平无事贺君恩

晏殊在“太平无事贺君恩”的时代，活成了许多帝国官员理想中的模样：位高权重，除了案牍劳形，就是风花雪月、饮酒赋诗，无功无过，熬到退休。他从政五十年，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走过了大宋的盛世年华。

换个角度看，晏殊拥有一种低调处世的政治智慧。

仁宗朝最大的外患是盘踞在西边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以及北边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宋、辽、西夏三国鼎立。北宋自立朝以来崇文抑武，除了宋真宗在澶渊之役被迫短暂亲征过，大多数时候都一味讲和，贪图苟安，能用钱办妥的事就绝不打仗。

晏殊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张亦是“息事宁人”。西夏在李元昊的带领下崛起，实力大增，相继在宋夏战争与辽夏站争中获胜，气焰日益嚣张。西夏虽然在战争中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便转入了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阶段。当时，李元昊以辽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狮子大开口向宋朝索要诸多好处。枢密副使韩琦作为主战派坚决反对，而晏殊和两府其他大臣已经厌恶战争，打算要啥给啥。

此前，宋夏刚开始交战时，晏殊也曾寄予希望。他曾全面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从宋将屡屡败退中找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向仁宗提了四个建议：撤销内臣监军，不要以阵图授诸将，使军队统帅有权决定军中大事；招募并训练弓箭手，以备作战之用；清理宫中长期积压的财物，以资助边关军饷；追回被各司侵占的物资，充实国库。

而他后来态度转变，意欲罢兵，息事宁人，与其说是他不作为，倒不如说是大势所趋使然。

晏殊为相后，主要功绩仍在推举人才、起用新人上。他内举不避亲，曾推荐女婿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为了避嫌，多次推辞不任。等到富弼不得已接受任职后，晏殊又为了避嫌上书请求罢相，解除枢密使的官职。仁宗都没有允许，反而以能够得到众多贤才同朝为官为喜。基本上“庆历革新”中的主要人物在晏殊为相时都已获得了推荐重用。此后，晏殊又帮助富弼推荐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等担任谏官。

富弼在任的主要功绩是出使辽朝，两盟契丹。当时辽国在边境驻扎军队，派使臣来索要关南土地，宋朝大臣一致认为辽国居心叵测，没有人敢前去谈判。昔日吕夷简和富弼有过节，吕夷简便力推富弼前去。欧阳修上书反对，引用唐朝大臣颜真卿晓谕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出使之事（颜真卿被宰相卢杞排挤出使，为李希烈扣押，最终遇害），请将富弼留在京师，吕夷简没有将此奏上报仁宗。

富弼毅然赴契丹和议，多番谈判下终于使得辽国君臣妥协，先后放弃了索取土地和联姻，只要求增加二十万岁币就讲和。富弼回朝传达了辽国的意思，又从朝廷处拿到了盟约的国书和口传之词。等到出发时，富弼留了个心眼，打开国书一看，上面写的和口传之词根本不一样，马上回朝向仁宗禀告：“宰相这样做，不过是想置我于死地，我死了固不足惜，万一耽误了国事怎么办？”仁宗召问吕夷简，吕夷简从容拿过国书对答：“这大概是搞错了，修改过来就好了。”富弼不接受这个解释，越发愤愤不平。仁宗只好问枢密使晏殊的建议，晏殊老好人做惯了，照旧从中间调停说：“夷简不会这样做的，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吧。”富弼直接开骂：“晏殊就是个奸邪小人，伙同吕夷简欺骗陛下啊！”

晏殊还曾从中调停欧阳修和吕夷简之间的矛盾。欧阳修自入京担任谏官以来，言事激烈，得罪了很多人。有一次欧阳修就得罪了吕夷简。晏殊知道后，写了一封信给吕夷简，信中先是大骂了欧阳修一番，希望这样能让吕夷简消气，以此来迂回维护欧阳修周全。

晏殊靠着这招明哲保身，没有陷入党争，他当宰相时朝野的政治生活也没有巨大动荡，凭借着惯常的小心谨慎，在朝中活得风生水起。

晏殊虽然喜好荐贤，却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子孙谋富贵。他因文学起家，于是分外重视家庭和家族的道德立身治家。晏殊有八个儿子，皆是“一言一行无不合于规矩准绳”的榜样，既有入朝为官的名臣（如晏知止），又有文学史留名的才子（如晏几道）。

晏殊每次写家信回家，一般开头简单慰问两句之后，就会转入琐碎的道德立身的劝说，劝告族中要多监督子孙辈好学向善。书信首尾空白处还要附引古人“非亲耕不食，亲织不衣”等例子，反复叮咛“官下不可营私，当以魏四工部为戒”。

晏殊这种利用文学和道德治家的成效显著，引得江西文人争相效仿：“有晏元献（晏殊）、王文公（王安石）之为乡人，故其党乐读书而好文辞，皆知尊礼”；“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容，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于是乎在宋代江西扎堆人才大爆发，空前绝后地出现了一大批全国著名的文学世家，如临川王氏（王安石一家），庐陵欧阳氏（欧阳修一家），庐陵刘氏（刘辰翁一家），新喻刘氏（刘敞一家），南丰曾氏（曾巩一家），分宁黄氏（黄庭坚一家），鄱阳洪氏（洪迈、洪适一家），婺源朱氏（朱熹一家），金溪陆氏（陆九渊一家），等等。

江西词派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确立的。南唐的宰相冯延巳曾在江西抚州任节度使，他以小令见长，词风清丽婉约，有名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晏殊和欧阳修二人作词都深受冯延巳的影响，“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他们都继承了南唐词遗风，语言婉丽，后人把他们称为江西词派。

一场愁梦酒醒时

仁宗时，北宋虽与辽、夏达成了短暂的和议，但是仁宗还是感到了内忧外患的压力，他迫切地想要维护天下太平的局面。庆历三年三月，仁宗将吕夷简罢相，改由晏殊接任。晏殊开始着力改造中枢机构，务进贤材，使之面目一新。并且从该年八月开始，在晏殊的总领下，由范仲淹、富弼等人围绕澄清吏治等展开了十项改革，号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重心是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解决北宋尊儒崇文政策带来的“冗官”“冗费”等问题，以此来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确实很美好，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名，真正有才干的官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大大提高，暮气沉沉的政权从此焕发新生。然而，真要落实十项改革后，北宋官僚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晏殊也是在这时丢官的。最终，庆历新政因为触及了大官僚大地主群体的利益，历时仅仅14个月便宣告无果而终，负责庆历新政的官员也相继外放。

晏殊是在庆历四年（1044）九月被罢相的，以工部尚书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晏殊罢相的原因史载有很多条：其一是翻旧账说当初晏殊为李宸妃写墓志铭没有写明她与仁宗的血缘关系，知而瞒报；其二是谏官孙甫、蔡襄抨击他在位期间没有什么大的政绩，对西夏过于软弱，值此中外人心忧危之际，晏殊却恬然自安，不配为相；其三是弹劾晏殊调动官兵来修自己的府邸，窥图小利；其四传言八王叔荆王临终前向仁宗进言说晏殊“名在图谶”；等等。

有时人认为这些都不算是晏殊的罪过，晏殊虽然被罢了，但他的“散官、勋、食邑、食实封如故”。而晏殊自己在颍州照样怡然自得，泛舟湖上，煮茗赋诗，与不久后遭外放的欧阳修、范仲淹、韩维、梅尧臣等人依然往来唱和，游山玩水。

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

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

——晏殊《木兰花·燕鸿过后莺归去》

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与君相见最伤情。一尊如旧，聊且话平生。

此别要知须强饮，雪残风细长亭。待君归觐九重城。帝宸思旧，朝夕奉皇明。

——晏殊《临江仙·资善堂中三十载》

酒尽人散，夜深寂寥之际，晏殊也会不可避免满怀伤感，回忆过往种种繁华与欢乐，期望帝王思旧，很快就会念起旧情，而他不久就能回到京师去，“朝夕奉皇明”。外贬之后，仁宗向宰相打听过晏殊在外的情况：“晏殊在外面，没有听说过什么请求，难道他没有什么想要的吗？”晏殊听完宰相的转述，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上表按例询问仁宗的起居安康而已。

晏殊晚年的外放长达十年，转辗多地多职，均有治绩。皇祐二年（1050），晏殊迁户部尚书，拜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永兴军（今西安）。任上，晏殊征辟张先为通判，因为爱重张先的才华，所以常常和张先一起宴饮赋诗。晏殊有个新纳的侍儿，每次张先来，侍儿都在旁边陪酒作歌，所唱的往往是张先所写的词。之后由于晏殊的夫人不喜欢这个侍儿，晏殊便将其转卖。一日，张先来与晏殊对饮，没有看见熟悉的侍儿，便作《碧牡丹词》，其中有诗句：“望极蓝桥阻，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晏殊听后，感伤道：“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于是立马命人去库房支钱，重新召回了之前的侍儿。

表面上看晏殊似乎依然从容自得，坚定不移高举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内心却早已悄然变化。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销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晏殊《山亭柳·赠歌者》

皇祐三年（1051），晏殊宴席间听闻了一个歌者的故事，她才艺超群，早年得意，如今却落得个晚景凄凉的结局。这个故事特别像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江州时，在浔阳江头听到琵琶女讲述的故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晏殊在听歌者讲述时自然联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便“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他此时已经年逾六十，去国已久，难免抑郁，更难掩落寞之感。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

或许是仁宗终于想起了晏殊一生“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辅道圣德，忧勤国家，有旧有劳，自始至卒，五十余年”；且“先帝之名臣与陛下东宫之旧人，皆无在者，宜其褒宠优异”。于是，至和元年（1054），在晏殊因病请求回京医治，待痊愈后再出京供职时，仁宗特意把晏殊留下，让他每五日入殿为自己讲经释义，并且仍然用宰相的规格对待他。

至和二年（1055）正月，晏殊在京病逝，终年65岁。晏殊去世前病重期间，仁宗敕令太医早晚前往观察诊治，还想上门去探病。晏殊知道后，叹气道：“我已经没用了，还要因为疾病使吾君烦忧。”他立即派人上奏：“我感觉好些了，很快就能痊愈。”仁宗才放弃了探病的念头。

后来晏殊去世，仁宗虽然亲自参加了祭奠，却一直为没能前来探病感到遗憾，于是特意下诏辍朝两日，赠官司空兼侍中，赠谥号“元献”，并亲自在晏殊墓碑之首篆写了“旧学之碑”四个字。仁宗还令欧阳修为晏殊撰写《神道碑铭》，下旨将晏殊子孙及外甥中没有任官的九人通通赐了官，并让他的次子晏承裕升任崇文院检讨。

这年六月，富弼拜相，晏殊的长女封安国夫人，晏氏的荣光仍在继续。

无可奈何花落去

晏殊去世时，他的第七个儿子晏几道尚年幼，由二哥晏承裕及其妻张氏扶养。晏几道自幼锦衣玉食，每天纵横诗酒，沉醉在温香软玉、歌舞升平中，过着逍遥自在的风流公子生活。晏几道完美继承了晏殊的优良文学天赋，从小文采出众，也长于写词，曾凭借“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两句为时人激赏。

晏几道与江西老乡黄庭坚关系很好，黄庭坚曾形容他们的友谊如同嵇康阮籍，“人生如草木，臭味要相似”，引为知己。黄庭坚很欣赏晏几道的性格，说他“其痴处亦自绝人”，有时候简直就是晏殊的反面例子。

晏几道仕途坎坷，却不愿以故人之子去乞求贵人垂怜；他写得一手好词，却不愿以此阿谀奉承当时的权相蔡京；他为了帮助别人费资千百万，而自己忍饥挨饿；别人辜负他时却不怨恨，自始至终都对别人保有信任。晏殊一生“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晏几道却半分也没有学会，只能成为“古之伤心人”。

晏几道一直活到了宋徽宗时期，见证了天下大势由太平富足到繁华落尽亡国之音响起。他自晚岁家道中落后，落拓半生，凄然而逝，词中遍布伤心底色，哀感顽艳。故而黄庭坚说他的词：“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

晏殊和晏几道在词史上被并称为“二晏”，父子齐名，两人都写过春天的落花与归燕：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

同是抒发物是人非事事休之感，却一洒落，一悲壮，这中间横亘着北宋的百年时光，一代表盛世华音，一象征哀世悲鸣。美好的事物大多不坚劳，纵使花满京华，也终将“无可奈何花落去”。宋词在晏殊手上还是小清新，靖康之难后，便是沾血的，荒凉遍生。

本文为国馆原创，作者：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