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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的父性功能：从缘起到认同 伊丽莎白·卡卢阿拉奇格 (世界精神分析协会成员、印度新拉康学派分析家) “我的主啊！佛陀乔达摩！ 三界之父：天界、人间、下界！” 当弗洛伊德谈论父亲的“渴求” (Sehnsucht) 作为宗教需求的“源头和缘起”时，他主要指的是一神教，同时他坚持认为“父权的核心”仍然隐藏在图腾主义、灵魂主义和多神论之后。因此，拉康的父性理论确实与荣格不同，他真正地把弗洛伊德这一维度的事物提取结晶，并且结构化为跨文化的理论根基。而我们印度正处于这一传统中。 于此相反，弗洛伊德将重新确立单一神祗的一神论，并把它与儿童与父亲的关系联系起来。他表明，正如巴黎七大教授拉康派分析家保罗-洛朗·阿松所指出的，最初的一神论，犹太教，“是对父权存在的一种净化”。这样，人类重拾了关于上帝的历史概念，追溯到弗洛伊德用神话形式呈现的文化的“原始状态”：享乐的父亲之死及其象征性再利用，图腾是其痕迹。弗洛伊德利用神经症患者的临床来支持他的假设，即一个宗教的力量不在于其真实历史，而在于其历史真相。 在个人和集体中，父亲形象总是可以以被压抑的过去的回归形式而战胜，在长时间的潜伏之后。然而，我们可以立即质疑佛教中对父亲的关系，佛教被称为“无神”的宗教，起源于婆罗门教的多神论。基于与西方佛教徒的临床经验，本文探讨了这个问题，将症状知识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通过精神分析与人类学交叉来研究。 一、符号零与漂浮的能指 让我们从罗马开始我们的旅程，这是圣父的城市，也是弗洛伊德用来阐释人类心灵的隐喻之城。作为无意识的考古学家，弗洛伊德强调，就像在永恒之城一样，在其连续的分层下，旧时代的痕迹仍然存留：因此，某种冲动的部分可以毫无变化地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则可能发生变化。然而父亲是一个代表进步的假设：现实（Realität），权威和乱伦禁忌，他打破了与母亲相关的永恒感情。  弗洛伊德的这一隐喻被拉康在他的《罗马演讲》中重新提起，以铸造父亲功能理论。他提醒我们，罗马的圣地梵蒂冈山在词源上通过「vagire」一词指代语言的初步发展。忠实于弗洛伊德，后者根据歌德的说法宣称：“起初是行动”，拉康补充道：“起初是话语。”这两者并不矛盾：“这个话语的行动与之同在，每天都在更新其创造。”在弗洛伊德那里，与父亲的关系既是进入点又是零度。正是通过父亲的介入，儿童才能融入文化，区别于动物或者狼孩，克服朝向母亲的冲动，而不会摆脱对父亲的双重感情，这些感情可以追溯到集体的史前时期。 拉康根据三个登记：实在，想象和象征，重新把握这个连接点。为了表明象征性父亲是一种功能，他利用了属于梅拉尼西亚人的Mana概念和来自Hurons的Orenda概念，这些概念他借鉴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以及早先的马塞尔·莫斯。 后者表明，像Mana这样的集体现象如何可以“具有个别形式”。列维-斯特劳斯认为，Mana使象征性思维得以发挥，尽管它与表面上不可解决的对立关系相关。这种纯粹价值为零的符号实际上可以充当任何符号内容。拉康认为，它将言语的权力缩减为代数符号的形式。列维-斯特劳斯在这里看到了从自然到文化的转变，从一种没有意义的阶段到一种一切都有意义的阶段。这些概念，尽管各不相同，但代表了漂浮的符号。拉康通过父之名的概念介入了这个符号功能的心理分析版本，这个概念相对更接近一神论。拉康认为，零度位于母亲的存在和缺席之处，作为一种被意指的状态或称为x谜团。在这一时刻，母亲的“第一个”能指介入了主体。父亲的能指将被置为第一个替代能指，随后是父亲的言语表达和禁忌的法则，其中父亲与之密切相关。从那时起，脉冲工作与能指相结合，使主体远离物事，这些物事位于无意识关节的最初水平。那么，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层面上，父性功能是什么？ 二、全知的佛陀:业的因果 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将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神圣原则，包括在Mana的相同范畴中。而佛教则拒绝了多神论和灵魂的概念，Atta（巴利语）Atman（梵语），这些概念将有一天与婆罗门教的神圣原则相结合，这些原则使印度教徒能够与父亲建立联系。然而，在佛教中与婆罗门教的分离并不是完全的，因为业（行为）的概念仍然存在。业这种无法避免的命运，即在当前生活和过去生活中“故意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使我们想起弗洛伊德将之与希腊的摩伊拉相比较，她是一位可怕的女神，位于诸神之上。业是一种“内心神话”，命运在现实中命令主体服从。这个神话将佛陀视为已经克服了它的“唯一存在”，并且有能力成为“绝对真理”的人。  我们知道，在成为佛陀之前，王子所拥有的名字Siddharta（悉达多）表明他与本质相关联。Siddha（悉达）是一个拥有“所有魔力（siddhi：获得）”的人，据说他可以创造世界。然而，在没有提及“创世神”的情况下，正如拉康所指出的那样，佛教依靠对第一原因的扩张。通过“一个由聚合体组成的存在”的概念，佛教将原因归因于每个个体。拒绝了一个统一灵魂或创造者的概念很可能吸引了许多神经症者的注意。拉康提出假设，佛教在原始的大他者——弗洛伊德意义的部落之父的谋杀方面仍然停留在半路上。 拉康，他分析了大乘佛教的传统，与孤立和崇拜伟大人物密切相关。这种努力压抑与已故父亲的关系，是否阻止了佛教徒，尤其是小乘传统的人们，在集体层面恢复一个“父权核心”？ 拉康提到基督诞生后的零年这一存在，强调这个「零」对于任何时间定位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甚至中国等国的佛教传统中，运用着佛历，这是佛陀诞生后的年代里存在零，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父亲的起始点。 在佛历神话中，教徒将他描绘成一个“无与伦比”的存在，没有性行为或“玷污”，免受阉割，代表着“充实”。普通人必须经历阉割的考验。儿子，父亲，也就是人类，无法成为佛陀，至少在这个时代（Kalpa）里是如此。佛陀是无法言喻的，因此他接近于真实。正如拉康所指出的，神灵属于真实。尽管没有神灵的概念，佛陀体现了觉者或启迪者的状态，是“非阉割”的父亲（定向针）【法文原文：(re)père】。理想标志着达不到的可能性。它只能存在于理念中。 三、佛-父 一个西藏、锡兰、缅甸、越南或柬埔寨的佛教徒如果向佛陀寻求帮助或庇护，他所见证的不过是对宗教需求的根源，与父亲的关系。对父亲的怀旧在他感谢的愿望中无处不在：“你将见到佛陀，然后达到涅槃。” 当他重复“三宝庇护”时：“我皈依佛陀，我皈依佛法（佛陀的法律），我皈依僧伽（他的僧侣组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为人类持续存在的“无助感”提供了解决方案。 从一开始，佛教的经典和神话将佛陀描绘成一个父亲般的形象，而且通常是一位隐喻性的皇室成员。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展示的，锡兰社区在提到佛陀的名字时，没有提到神之父，而是称呼他为佛陀之名、父亲佛陀或国王佛陀，在发表裁决、给予宽恕、提供建议和设定界限之前。佛陀的名字并不只是简单地念出来，而是要加上与父亲形象相关的形容词或属性：国王、领袖、太阳、光芒、树木、大师。 每个集体组织都证明了对父亲宗教的柔和幻觉。锡兰人将三界之父佛陀置于“诸神之神”的位置。泰国人佩戴着包含“佛陀充分拥有的一点能量，即'’teja”的护身符。柬埔寨人谈到一个拯救暴风雨的佛陀。中国提到佛割肉喂鹰、以身饲虎的慈悲。 大乘佛教引入了菩萨的崇拜，一位具有慈悲力量的佛教神明，一个具有拯救因业而受伤的人类的能力。小乘佛教徒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菩萨的崇拜；相反，他们给予了独特佛陀的父亲形象以至关重要的地位。  他们实践“白色魔法”，通过佛陀的吟诵或召唤来寻求保护和控制“邪恶灵魂”，但并不忽视与它们通过“黑魔法”进行交涉的巫师。在这一传统中，佛说的话，就是阿赖耶识实存的一部分。这正是拉康的moteralism「唯词主义」:语言那样构成的无意识，运载我们享乐的实存。 在藏密的传统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两性关系下身体享乐的实践，双修的享乐会带来无意识的知识:智，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曼荼罗作为弗洛伊德附魔案例的父亲的形象，未哀悼的父亲以魔鬼方式入侵，曼荼罗正是保护身体被恶魔入侵，并且邀请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助修的地方。而且它即是人体又是宇宙，我们只能从拉康的外密这一拓扑概念来想见它的奥秘。
万物有灵论，开启了宗教之门，以及魔法，承载着思想的全部力量，一直与宗教并存。一些尼加仑佛教的西方信徒对《法华经》的信仰，证明了魔法取代了父亲，就像弗洛伊德所示的，“部分”取代了“整体”，或者根据拉康的观点，从换喻到隐喻。事实上，佛陀在佛教的诸神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恶魔、夜叉和地方神灵，如居住在山脉、树木和石头中的柬埔寨神圣之物，位于神灵阶梯的底端。他们已经成为佛陀纪念圣地的守护者。 尽管一些僧侣和精英人士有所抵制，但佛陀周围环绕着婆罗门教的诸神，如梵天、毗湿奴或湿婆，作为佛陀的侍从。亚洲人将他们的崇拜视为佛教常规仪轨的次要部分。就如同藏密中，印度教和苯教的神祇和恶魔也进入仪轨一样。 在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中，如搬入新房子、开业、开始水稻田的工作，锡兰人会说：“应该崇拜佛陀并向诸神献祭”，或者“应该崇拜佛陀并把功德（这些行为的好结果）给予诸神”。 四、父亲和被压抑物的返回 传统总是与被压抑的东西达成妥协，让它保持隐藏，但是这些被压抑的东西会通过历史事件在集体中回归，并且在个体水平上也会在神经症者身上回归。我们的假设是，佛教并不例外，它涉及到历史上被压抑的父亲的谋杀和象征性回归在几代人中的重演。 佛教在印度的兴起与其中一位父亲形象直接相关，即武士种姓的王权，佛陀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佛教发展了对种姓制度的不公正的观念，反对印度的宗教体系，其中教导吠陀经的权利被保留给了祭司种姓，即婆罗门。  从阿育王的统治开始，佛陀庄严地回归，现在被提升为受尊崇的父亲之一。由于不顾父亲的命令以及杀害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由于他在为扩大帝国而进行的血腥战争中感到自己的杀人行为的失望，“邪恶的阿育王”皇帝皈依了佛教。 儿子的罪恶感将佛教转变为了一种父权宗教，也就是一种大众宗教，而不是一种内部教派。自从皈依佛教以来，正如他的第二个绰号“遵守正义法律的阿育王”所示，他成为了“公正慈父的国王”，并开始主持佛教机构的组织。从那时起，佛教成为了由皇帝发起的国家宗教。它传播开来，成为了合法化王权的宗教。泰国和斯里兰卡是最好的例子。整个国家都信奉小乘佛教的传统，将自己的祖国视为“佛陀之地”。这让我们想起了弗洛伊德在《文明的不满》中提到的美国民族主义，他用以下方式描述：“这是上帝之国”。但是，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并不是美国特有的特征，而是一个无意识的普遍性：任何团体对父亲的关系。 五、佛教教会与兄弟之盟  Freud提出的不同的“自恋”概念指的是通过群体或组织的理想加强自我，从而使个体融入社区的凝聚力，其中宗教组织是最典型的例子。此外，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在解决与父亲情结相关的婴儿期冲突时找到一种在所有人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的缓解，尽管这些冲突从未完全消除。 Freud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思考之门，不仅可以理解为什么信仰父权宗教的佛教徒相信佛陀，希望在今生和来世找到幸福，还可以理解儿子们如何通过佛陀理想来增强他们的自恋。据传说，在佛陀圆寂时，来自印度四面八方的国王前来寻找他的舍利。对父亲舍利的尊敬标志着原初契约的兄弟们通过身体或“父亲的遗体”的重复加入。僧侣和世俗的佛教徒都尊重包含佛陀遗骸的舍利塔（根据各国传统的不同称为stoupa、dagoba、pagoda、cheti等），国家元首们则将其视为外交行为相互交换。例如，2010年，印度和越南、缅甸和斯里兰卡进行了舍利的交换。锡兰社区每年都会在农历第七个月的满月日举行“佛陀圣齿”的遗物游行，这象征着主权。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英国殖民者夺取了这一遗物；他们因此可以声称拥有统治权。 在泰国、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国家，佛教被用于政治目的 - 权力合法化、社会和谐、行政集权 - 是相当可观的。我们由此看到佛教作为无神的宗教，并不能排除父性功能，它只是以某种否定的方式在彰显父性。这也说明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无意识没有否定，空必须进入能指才能具有意义，当我们存在的空无联系到否定时，说明先在的代表语言的父性功能已经存在。 我们还可以看到，“佛陀之地”的孩子们会做出牺牲来取悦父亲，并试图成为父亲所爱的孩子，以期望得到回报。藏传的供养模式已经众所皆知，不必多说;世俗的佛教徒进行仪式和仪式，以寻求他们的爱和保护，而至高无上的目标是隔绝和放弃。基于父权理想的佛教不考虑将人们转变为苦行者、智者、僧侣或觉者，尤其不是佛陀。 然而，Martin Southwold将一个乡村佛教与一个真正的佛教相对立。Melford E. Spiro观察到了僧侣追求涅槃的涅槃佛教和世俗人追求在更高生命中转世的因果佛教之间的分离。André Barreau将佛教的宗教要素称为渐渐引入纯正佛教的荒谬迷信。事实上，佛教确实有着真实的历史，它证明了与佛陀周围的小规模弃世群体的起源。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可以揭示佛教作为人民宗教的历史真相，其具有其仪式和交往的行为力量。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展示的，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组织中，僧侣和世俗人士之间的互动对于其一致性至关重要。佛陀的慈悲平等地分配给僧侣和世俗人士，他们在佛陀面前保持平等。 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称为佛教教会，正如Freud将天主教教会定义为一个人造的群体，信徒的大规模社区，通过层级组织，遵守严格的纪律准则，按照规律进行仪式，通过僧侣和世俗人士之间的赠与和反赠的系统来支持。每个寺庙的主僧以及僧侣的大领袖都代表着父亲的形象。  然而，大乘佛教国家没有结构化、国家化、层级化和集中化的宗教机构。大多数人群分散并且非常依赖菩萨和当地神灵的崇拜，但与投身于更为孤立的教派的入门者相分离，这些教派进行的是相对孤立的实践，比如冥想，而不是真正参与集体组织的生活。对于入门者来说，精神导师代表着内在力量的“特殊”权力，而不是象征父亲的职能，作为教师、顾问或在群众的宗教组织中担任职务。教派在其运作上是自由的，它们促进了国家向外开放以及接纳外部元素。尽管藏地喇嘛教的组织层次结构和仪式系统，但大多数喇嘛教派在国外进行或实践，独立开展。 六、西方：英雄之子对抗父权幻想 我们在临床中遇到的西方佛教徒并不真正依附于亚洲国家的国家性大规模组织或佛教教会。他们属于西藏和远东亚洲的大乘佛教教派，这些教派在西方以新时代宗教和/或精神实践的形式得到认可。这种佛教被视为一种生活艺术，身心关系旨在实现“幸福”和“快乐”。  在21世纪初，与佛教相关的实践摆脱了“神秘”的束缚，成为一种学术而纯粹的佛教。西方的佛教提供了广泛的实践选择：放弃欲望并投入严格的实践（冥想、瑜伽练习、呼吸练习）；参与这些实践而不过度投入禁欲生活；尊重对经文进行简单吟诵的最低实践；使用与佛教相关的商业化程度不同的技术。“禅”一词在西方变得流行，它象征着“放松”、“平静”和“轻松”的身心状态。 大乘佛教的潮流反对小乘佛教提出的完全放弃物质生活，并介绍了一种“中道”:居士，在出家生活和俗世生活之间。这更像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方法，一种“快速之道”或“短路径”，需要对身体和“内在力量”进行工作。它还重新审视了从印度教汲取的元素，比如瑜伽、密宗和女性本质——夏克提。如今，梵语这种神圣语言取代了古老佛教所使用的本地语言巴利语。与小乘佛教的毕达哥拉斯冥想不同，后者建议注意现实并发展“正见”，大乘佛教派的冥想（梵语，成为中文的禅）指的是觉悟或成为“终极真理”的行为。在大乘佛教派推动的这个“伟大”计划中，如何定位佛教徒的独特立场？ 在作出回答之前，让我们重新审视约翰·布洛菲尔德提到的四个佛教时期，其中大乘佛教教派的出现位于第四个时期之中。根据约翰·布洛菲尔德，佛陀的原始教导是主要内容。因此在第一时期，对于佛陀来说，这是在此生中的最终实现。在第二个时期，佛教赋予教义（哲学）以极大重视，随后是理性的系统化。第三个时期以一种反应为特征，旨在建立起怜悯的菩萨的崇拜，这些菩萨放弃涅槃，以帮助他人实现涅槃。第四个时期显示了一种反作用，以重返第一时期为目标。大乘佛教教派倡导这种原始实践，以期每个人都能在此生中实现觉悟。 这些变化和转变的确证了与父亲的联系和矛盾。在讨论历史上的佛陀时，他的存在标志着神话和“古老”的佛陀的时代，这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的父亲。布洛菲尔德描述的第二个时期标志着大规模宗教的组织：围绕理想化父亲的兄弟组织。我们推断第三个佛教潮流代表了单一父亲的“代理人”的重生，即慈悲的菩萨，人类的救世主。这极其类似于摩西和基督在一神教中的功能。 拉康指出：“在佛陀化身的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合理地或不合理地重新找到弗洛伊德的模式。” 这使我们能够支持我们的假设，即第四个趋势，即入门者，代表了由“智者和灵性主义者”发明的“海洋实践”，围绕真正的伟大人物进行的实践。这种退化只是一种“事后”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掩盖理想化的佛陀/父亲形象，并否认对父爱的宗教幻想。 建立在慈悲的菩萨的崇拜之上，大乘佛教教派提倡每个人内在都有潜在的佛性，使儿子们自己也渴望达到“佛性”的境界。我们在这个男性版本中观察到这个临床特征，即“母亲的英雄”，弗洛伊德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绘。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个“英雄”的卓越能力和决心是由多种心理构型造成的。他对永恒幸福的追求是一种冲动力量。涅槃原则在弗洛伊德看来，与使人走向文化到来之前状态的趋势相一致。这是对快乐原则的超越，旨在达到冲动张力的零度，“过去曾经体验过的幸福”。在其中可以寻找到不容置疑的、特定于人类的操作者，即作为涅槃式的母体回归的幻想，改造为母体的涅槃。然而，在神秘主义和密教的实践中体验到的“海洋感”指的是对一个神话般的自我满足的自愿退化，而不是真正自我的进步。 在“母亲的英雄”身上，对苦难的解决方法在于消除冲动的联结，让死亡冲动以不妥协的方式发挥作用，即生命冲动。因此，他通过母亲的女性式的严惩而自我惩罚。这种自愿退化代表了过渡时期，就在父亲被杀后，唯一和象征性的上帝回归之前。正如拉康所指出的，“主体必须能够摆脱第一个对象的位置，享乐物的位置，也就是说，首先要摆脱母亲的位置”。 从拉康的角度来看，试图达到觉醒状态的人否认自己是“被语言划杠的主体”的发展，以消失在大他者的享乐之中，由“别种”女性的享乐所支持。他经历了一个时刻，无法再将物象置于“父亲的保护下”。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关于在地球上的幸福者的涅槃神话，以光荣的冲动升华为支撑，抵抗了父亲象征引入的阉割和欠缺。 对涅槃状态的渴望因此体现了无性化，就像佛陀一样。换句话说，这个被假定拥有阳物的男人不能再假装“是男人”。一些称呼佛陀-母亲（Budumani）和佛陀-父亲（budupiya）的佛教徒暗示了渴望成为觉醒者的性别不确定的形象。这么多的敦煌造像、大佛，同样意味着佛教徒在想象世界对父母的召唤，虽然教义不断否定佛和菩萨的这些形象和权威性，甚至在禅宗那里结晶，抵达一个高峰。 我们要问，为什么这种“在思想上是女性的”涅槃形象在我们眼中如此明显？首先，神经症不能在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没有发生时产生，即女性化和男性化。其次，神经症者的“冥想”言语暗示了一种无意识的性幻想，超越了父母的，某种程度上是零度的。 拉康将“原始禁忌的父亲”定位于“母亲的阉割者”的地位，坚称那些渴望成为佛陀的人的雕像，比如日本菩萨观音，代表了性别的模糊。事实上，萎缩的男性器官是大乘佛教中大人物（maha purusha）的特征之一。他经常是一个无性别的存在，或者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或者是一个为了拯救父亲而牺牲的处女。西方的女性冥想者，对于父亲的理想化和对父亲的淫乱欲望，融入了被牺牲于父亲的女儿的无意识逻辑中。 在这样的理想背后，我们可以认出潜藏的无意识实在，其中父亲始终以他的必然性或缺席来闪耀，实现了他纯粹符号的本质。放弃印度教的婆罗门，以及被称为光荣的父亲的佛陀，大乘佛教的宗派向那些受到文化、理想和集体生活伤害的人伸出援手。否认基于对父爱和保护的宗教需求凸显了一种俄狄浦斯冲突，它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发展从东方到西方，从佛教诞生一直延续到21世纪。它揭示了个人涅槃的努力并没有让人免除对上帝或唯一的佛陀/父亲的信仰，但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它绝不会让人免除内心的父亲，他潜藏在自己内心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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