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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湖读史 2017-07-25 14:29 一 问题的提出：由避讳所引发的思考 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简本《论语》，一直以来为学界所重视。经过多年的积累，在这一方向上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也并非题无剩义，其中，文本的避讳问题引发了笔者的关注。并因这一论题的展开，对汉代《论语》的文本状况及相关问题得以重新审视。[1] 关于定州《论语》的避讳问题，此前以刘东《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的讨论最为充分。该文以墓主下葬的宣帝时代为文本抄写的下限，对高祖至宣帝的诸帝名讳进行了考察，发现简本中的“邦”字（高祖名），除了《子张》篇中的“夫子得（邦家）”外，其他一律避为“国”。而值得一提的是，《子张》篇中的“邦”字因1976年的唐山地震，原简已损，无法校正。陈氏推测，这是“整理者笔误所致。”这样，定州《论语》整个文本都避高祖之讳。与此同时，“盈”（惠帝名）、“恒”（文帝名）、“彻”（武帝名）、“弗陵”（昭帝名）皆不避讳，“启”（景帝名）与“询”（宣帝名）在简本中未被发现。陈氏推断：“由其不避惠、文、武、昭之讳来看，大概也不避景帝、宣帝之讳。”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鉴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只讳'邦’字，惠帝以下诸帝皆不讳，我们推断其抄写年代当在汉高祖在位的十余年间。”[2] 就一般通识而言，陈氏所论似乎理据贯通，颇为精密。而且，这样的一种思路并非首创，如在20世纪70年代，在论定马王堆帛书的相关内容时，已有学者采取了这样的学术路径。 具体说来，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中，甲本不避“邦”字，而这一本子中的22个“邦”字，在乙本中全部避讳为“国”。然而，作为下葬于汉文帝时代的陪葬品，惠帝、文帝之名“盈”、“恒”却在乙本中绝不避讳，由此，高亨等学者提出：“它（乙本）独避刘邦的讳，而不避刘盈和刘恒的讳，可证它是刘邦称帝以后、刘盈、刘恒为帝以前抄写的。甲本不避刘邦的讳，可证它是刘邦称帝以前抄写的。”[3] 然而，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多，简帛文本中的避讳情形却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例如上世纪60年代出土的武威汉简，总的来看应该是属于西汉中晚期以来的产物，但具体是在哪一朝写定的呢？由于“全简只避邦字，其他一律不避。”整理者说：“故从避讳一事上，不能帮助我们推定其年代。”[4]而上世纪70年代，在下葬于武帝时代的银雀山汉简中，帝讳常常不避，在找寻出一些简文实例后，有学者断言：“从上述举例可见以避讳来判断汉简书写年代是不足为据的。”[5]近年来，北大西汉竹书也有类似情况，整理者认为：“北大竹书中的其他文献避讳都比较宽松，甚至连“邦”字也偶有出现。因此，要利用避讳字对这批汉简做进一步断代似有一定困难。”[6] 面对这些质疑，笔者以为，无论是作出“不能帮助我们推定其年代”的判断，还是认定：“以避讳来判断汉简书写年代是不足为据的。”其优点在于注意到了汉代文本在避讳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一面，但结论过于绝对。在此，笔者更认同“困难说”，而不是绝对的不可为之。毫无疑问，要利用避讳字来“作进一步断代”的确“有一定困难”，但与此同时，必须明了的是，这种避讳绝非是毫无规律的随意为之。我们注意到，无论是马王堆乙本还是北大本《老子》，都是整个文本在避高祖之讳，定州《论语》及武威汉简也皆如此，作为文本性的整体避讳，它们与有关学者所看到的单篇不避，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质言之，这其中包含着文本性质问题的认定，有着系统性和制度性的因素在内。只要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就可以对此问题形成新的认知。 有鉴于此，笔者将以定州简本《论语》为个案，以避讳问题为研究起点和支点，通过对《论语》的避讳与非避讳文本的考察，对汉代《论语》的文本属性和学术品质作一浅显的分析。希冀能以小见大，对《论语》及相关文献的真实面貌获得更进一步的认知，以就正于海内外方家。 二 汉讳问题与定州本《论语》写定时间再检视 （一）汉讳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基础 关于汉代的避讳问题，此前已有学者作过相关研究。由于与后世严格的制度管束不同，汉帝名讳常常不避，遂有学者提出了汉代避讳宽松的观点。如陈垣在考察了一系列不避汉帝名讳的史例后，得出了“汉时避讳之法亦疏”的结论。[7]此外，对于避讳，《礼记·曲礼上》有这样的提法：“诗书不讳，临文不讳。”胡适认为，这种经学思维影响下的避讳原则为汉代所遵行，汉人在作文时呈现宽松的一面。[8] 然而，这样的观点虽不乏精辟之处，但看到的仅为“一面之事实”，也就是说，在他们所论及的汉代避讳的宽松面之外，更有严格的另一面。避讳既然是一项严肃的制度，就不可能“严”、“疏”随人，任意为之，尤为重要的是，西汉宣帝曾在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曾专诏论及此事，其文曰： 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9] 由此诏令，可得一基本事实，那就是：西汉以刑法来惩办不避帝讳者，且有牢狱之患，既上升到此一层面，那么，“避讳之法亦疏”的说法就值得推敲了。 关于这一论题，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日本学者影山辉国在对武威汉简等进行研究后，得出了官方避讳严格，而民间文书宽松的结论。并据此认为：“既为私人抄书，因此基本上没必要避讳。”[10]影山所言中最大的贡献，是官方与民间文本的分际。由此，我们以陈垣文本为基础作再考察，就可以发现，陈氏所给出的史例偏向性颇强，基本上是民间碑文，其他学者所举的所谓“不讳”之例，也多属此类。与此相异的是，前引诏令中的百姓“上书触讳”，应属官方系统，在此类文书中，避讳是很严格的。 但遗憾的是，影山氏或许是过于相信民间性，没有注意到，即便是民间文本，也还有着严格避讳的另一面。具体说来，就私人文字来看，民间的碑文或一般性的应酬文字，只要不是上升到官方文件层面，一般来说都较为宽松，这是使得有些学者相信汉代避讳不严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在民间书写中，重要的文献文本，也即所谓古书典籍是个例外。就本论题而言，定州《论语》及马王堆《老子》乙本全讳“邦”字，就证明了避讳问题在这类文本上所具的严格性。可为佐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属于“藏之名山”的私人撰述，更不要说还被官方视之为所谓的“谤书”。[11]但就是这样一部书，避讳却很是严格，没有出现影山所言的“基本上没必要避讳”的现象。笔者以为，这一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主要在于，汉廷对文献非常重视，民间的书籍往往会重金收购，归入官府。《汉书·艺文志》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这不仅使得在收集文献，进行“写书”的过程中，避讳原则往往随之。更重要的是，在汉代，只要是重要的文献文本，无论出自官方还是民间，它与一般的私人文书是很不一样的，皆具有相当的公共性和官方性。而这就使得它与“片言只语”型的私人文书，在管束方面较为松弛很不一样，在制度性范围之内，需要按照避讳规则来执行文本的写定工作。 在注意到这些问题后，笔者曾以汉代经籍及《史记》、《汉书》为考察重点，对汉代避讳问题做过一个初步的分析，得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1、汉代典籍文献在避讳时是严格的，尤其是在西汉，高祖之名作为整个合法性的来源必须避讳。 2、经籍较为特殊，大致以武帝时代为分水岭，此前没有不避讳的，但在武帝之后，随着经学时代的兴起，帝讳被改回。也就是说，此后的经籍可不再避讳，最典型的就是“国”可恢复为“邦”字。 3、《史》、《汉》皆避高祖之讳。凡出现“邦”字者，一是按照“临文不讳”的原则，为了不失“事正”，引他人之语或相类情形时可以不避；二是《汉书》因出现于“经学时代”之后，凡引经文甚至经学名词者，皆可不避讳。[12] 这些结论对于认识汉代文本的避讳问题又有了推进，但遗憾的是，限于论题，更为深入和确定的原则性问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探讨。由此，结合本论题，循着上述理路，在以上所列成果的基础上，很有必要对汉代文本的避讳问题作再检视。 （二）汉代避讳的具体原则和基本状况 在这一论题上，核心问题是：汉代避讳是否随意为之？现有条件下，能否找到原则所在？ 笔者以为，汉代避讳的具体原则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多年来的学界积累已经为后续的推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前面的论证，有些研究基础已可确立，那就是，首先，汉代避讳绝不是随意为之，它有制度原则。其次，官方避讳严格，民间可能较为宽松。再次，文献文本不管来自官方还是民间，都具有官方性，需遵循避讳原则。第四，经籍大致在武帝之后可不避讳，避讳字可改回。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明的是，这种避讳原则落实于具体细则之上，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状况呢？在对文献作进一步的相关梳理后，笔者认为，汉代避讳的具体原则应该是这样的：开国之君是必须避讳名号的，其他已过世的皇帝，只要不是“今上”，都可以不避讳。关于这一问题，影山辉国虽提出：“避讳乃避今上讳也。”但仅一语所及，语义较为含糊。不仅未有充分的展开与论证，似乎也不是对整个避讳的具体细则所发出的制度性意见。[13]所以，在此有必要将其明确化与深化。限于篇幅，下面，就主要以《史》、《汉》为核心，来展开具体讨论。 先看《史记》。前已论及，《史记》避高祖之讳。但在更深入了解之后，又可发现，它还避武帝讳，由惠帝至景帝的名讳则一律不避。如《殷本纪》：“盈巨桥之粟”，《仲尼弟子列传》：“子羔长不盈五尺”，这是不避惠帝讳；《天官书》：“恒山以北”，《封禅书》：“还过祭恒山”，这是不避文帝讳；《夏本纪》中夏启之名频繁出现，及《殷本纪》：“启母贱，不得嗣”等，这是不避景帝讳。而武帝之名“彻”仅出现在《孝景本纪》和《龟策列传》中，《孝景本纪》中的文字为：“立皇子彻为胶东王”，“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但这属于“临文不讳”的原则，是一种“不失事正”的写法，为当时的避讳原则所允许。而《龟策列传》中有三处出现“彻”：“圣人彻焉，身乃无灾。”“命曰柱彻。”“此狐彻。”但这三处文字全部出自褚先生补。也就是说，司马迁极为严格地避了武帝之讳。 习史者皆知，司马迁从开始创作《史记》，到走向生命的终点，都大致在武帝朝。王国维说：“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原稿记事，以（武帝时的）元封、太初为断。”[14]那么，很显然，《史记》对汉帝的避讳，就落实在高祖和“今上”武帝之上。《汉书》也有相类情形。前已言及，《汉书》中也避高祖之讳。但其他西汉诸帝一律不讳，班固为东汉人，因篇幅和主题所限，关于西汉问题，不再赘述。下面，主要看看《汉书》中所呈现的东汉帝讳问题。 历史进入到班固时代，东汉已经历了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和帝刘肇五位皇帝。 我们注意到，《汉书》避“秀”字，“秀”一般皆改为“茂”，最显著的就是“秀才”改为“茂才（材）”。如《武帝纪》载：“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昭帝纪》云：“举茂才。”颜注引应劭曰：“旧言秀才，避光武讳称茂材。”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汉书》中有“秀”字的出现，但基本遵循了“临文不讳”的原则，如在《楚元王传附刘歆传》中，说到刘歆“改名秀”，那是为了“不失事正”而据实照录；《礼乐志》中有“金支秀华”一语，则是来自于《安世房中歌》；而在《吴被传》中有“作《麦秀》之歌”，《儒林传》中有“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它们分别来自于伍被和公孙弘的原话，属于据实照录的引文。要之，以上文例皆不与避讳原则相冲突。比较麻烦的是下面两段文字，《食货志上》曰：“其有秀异者”，《贾谊传》载：“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这两处出现“秀”字，看起来是冲犯了光武名讳。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汉书》不避刘秀之讳呢？当然不是。因为由“秀”改“茂”文例多有，证明班固对光武之讳还是比较严格执行的。这两处应该是疏忽遗漏所致。笔者怀疑它们皆与抄录文字时未改毕有关。第一处的“其有秀异者”，是夹杂在与《王制》等相关的文字之中，主要讨论的是选拔人才问题。它不是班固原创，而是边抄录，边修饬文字的结果。还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秀异”，不仅很可能是直接抄录下来的文字，而且还应该是专有名词，或许就是前引“秀才异等”的省称，这一说法在汉代比较流行，所以在《元帝纪》中又有“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的提法，此处就改“秀”为“茂”，但在《食货志上》篇，班固很可能未加注意而照录或随手写下了。至于“闻其秀材”一语，来源应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在汉时，“才”、“材”二字可通，前引文例中可找到佐证。那么很显然，此处出现的“秀材”，是班固在抄录《史记》时未加省改所致。总之，在《汉书》中虽有疏漏之处，但“秀”字并不随意用之，避光武之讳是完全成立的事实。但与此同时，在《汉书》中，明帝刘庄的名讳大量出现，如《高帝纪上》载：“陈涉为其御庄贾所杀”，“出谓项庄曰”；《律历志下》载：“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而《律历志上》所载的“日肇化而黄”，则又可证明，班固不避和帝刘肇之讳。此外，刘秀以下的东汉三帝中，章帝刘炟名讳未见。由此可以初步推断，班固所避者，为光武、章帝之讳。 揆之于史，班固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而且《汉书》的剩余部分也由其妹在和帝时代加以完成。那么，它为什么不避和帝之讳呢？这是因为《汉书》的撰作是从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开始的，基本完成于章帝所在的建初七年（公元83年）。[15]这样，《汉书》完全避章帝讳，不避和帝讳就可以理解了。尤为重要的是，前已论及，《汉书》不避明帝讳，“庄”字时时可见。但奇怪的是，有时“庄”又避讳为了“严”，甚至同一名词出现了两种写法。如在《五行志》中，鲁庄公皆写为“严公”，多达十余处。师古曰：“严公，谓庄公也，避明帝讳，故改曰严。凡《汉书》载谥姓为严者，皆类此。”而《律历志下》则写为“庄公”。同样的，在《地理志下》，楚庄王写作了“严王”，而《西南夷传》载：“庄蹻者，楚庄王苗裔也。”班固又恢复了原称。这说明了什么？很显然，《五行志》、《地理志》等应完成于明帝时期，保留了那时的避讳痕迹。 通过《史》、《汉》的考察，我们看到了东汉与西汉在避讳上的一致原则。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由刘秀所开创，它虽接续西汉，但属于所谓的“再受命”。范晔的《后汉书·光武纪》赞曰：“於赫有命，系我皇汉。”这个“命”就是再承天命，李善注引蔡邕《独断》说：“光武以再受命复汉之祚。”[16]自此在汉史中，刘秀成为了与刘邦相提并论的两位皇帝，时人称之为“二祖”。 [17]这样，就使得东汉在开国之君的理解上，有了歧异。按照班固的意见，刘邦为整个汉代的开国之君，东汉承接西汉而来，所以《汉书》要避其讳，他执笔整理的《白虎通》中也由此避高祖之讳。但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不是如此认为了。如在《论衡》中，王充就不避高祖之讳，但全避光武之讳。《论衡·恢国》曰：“高祖从亭长提三尺剑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奋威武，帝海内，无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五代皆一受命，唯汉独再，……绝而复属，死而复生。”在他们看来，光武的“再受命”实质上是另开一朝，“二祖”是可以分立的。那么，避光武而不避高祖之讳，就成为了东汉的另一种选择。 统而言之，整个汉代的避讳原则就是前已言及的，开国之君必须避讳名号，其他已过世的皇帝，只要不是“今上”，都可以不避讳。从武威简到马王堆帛书，再到北大简，由于各种文献的写定不在一个时间点，所呈现的“混乱”状况，其实不是无规律可循，而应该是各个“今上”的避讳混淆在一起所致，只要弄清避讳的具体所指，就可以确定年代。 （三）定州《论语》的年代问题再审定 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来重新审查定州《论语》的写定时间，笔者认为，它应该在景帝时代，而不是一般认为的高祖时期。 由前已知，汉代尤其是西汉文献都避高祖之讳，由此，就不能推定它必然写定于高祖时代。尤为重要的是，惠帝时才取消秦所制定的“挟书律”，高祖时代因沿用秦律，理论上是不允许私藏图书的。此外，如果按照这种避“邦”讳的方式，马王堆乙本《老子》等文本，及其他文献都可推定在高祖时代写定。这么多文献居然都集中于法律上不能藏书、读书的时期，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们还注意到，在前引关于定州《论语》写定于高祖时代的推断时，有学者提出：“由其不避惠、文、武、昭之讳来看，大概也不避景帝、宣帝之讳。”也就是说，在定州《论语》简中，不避惠、文、武、昭之讳，这就使得在写定年代问题上可以排除掉惠、文、武、昭，但是否可以由此认为“大概也不避景帝、宣帝之讳”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对高祖的避讳不是因为在那一时代写定，有可能只是对开国之君的避讳。有了这一知识基础，那么，定州《论语》的写定时间，就应在景、宣之中做出选择。 如果循此理路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有关学者所认为的，在文本中没有见到对宣帝的避讳，其实也是不准确的。主要表现在，以“询”（宣帝名）未被发现作为论证基础，是有所偏失的。 习汉史者皆知，汉宣帝原名“病已”，后改名为“询”，前引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的诏书就是明证。此时宣帝已经做了12年皇帝了，宣帝朝的避讳字由此有了三个：“病”、“已”、“询”，如果要避询讳，只能在后面14年的为帝时期。我们注意到，定州《论语》不避病已之讳，其中“病”字，有《雍也》：“尧舜其犹病□。”《子罕》：“……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已”字，则有《为政》：“功乎异端，斯害也已。”《八佾》：“始可与言《诗》已。”《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泰伯》：“死而后已。”甚至今本中没有的“已”字，都出现了，如《泰伯》：“如周公之材之美已。”“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已。”在专制政治的背景下以理度之，即便是改名之后，这样高频率地不避宣帝之讳，也不太符合情理，而应有收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刘脩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由此避询讳，只能有8年的时间，加之改名后，对旧避讳的沿用当有一定的惯性。那么，可以断定的是，这一文本写定于宣帝朝几乎不太可能。而这样，它的写定时间点就可以基本确定为景帝时期。 总之，汉代文本在写定时，避讳原则是避开国之君和“今上”之讳。由此来检视定州《论语》，其写定年代应修正为景帝时期，而不是此前认为的高祖时代。 三 《论语》避讳与非避讳本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一）避讳与非避讳本的基本状况 前已论及，汉代以避开国之君及“今上”之讳为准则。由于“今上”时有变化，所以，是否避邦字，成为了判定避讳本的核心依据，东汉后，照例本应加上光武之讳。但检视汉代《论语》文本，避“秀”讳的本子未见。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字稀少，《论语》中含“秀”字的文句仅出现于《子罕》篇：“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此句在定州本中有出现，但由于是西汉时代的产物，无法用以管束东汉。加之武帝之后经籍可不避讳，甚至可改回原字，定型于西汉的《论语》文本流传至东汉时代，也应该不会再改“秀”为“茂”了。由此，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主要以高祖之讳为核心，旁及武帝之前的状况，来看看汉代《论语》避讳与非避讳本的基本状况。 考察相关的汉代文本，整个文本避讳的，除了定州本之外，比较著名的有熹平石经本，它与定州本一样，只避邦讳。此外，文景时代的韩婴所用的文本也避邦讳，今传《韩诗外传》卷一第一章：“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就出自于《阳货》：“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其中改“邦”为“国”。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昌海昏侯墓的《论语》，它为宣帝时代或之前的文本，据考古报告，文本中出现了《齐论》特有的《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18]但由于未全面公布资料，现在无法进行正式的比勘研究。 而不是避讳本的，主要有： 1、司马迁本。在《史记》中，所引《论语》章句一般不避讳，如《仲尼弟子列传》引《颜渊》篇：“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不避讳邦字。 2、朝鲜平壤本。它出土于20世纪90年代，墓主为元帝时代当地郡府的属吏，相关《论语》残简与《仲尼弟子列传》所引文句相同：“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3、包咸本。在前引《仲尼弟子列传》中，《集解》引包氏曰：“在邦为诸侯，在家为卿大夫。”习经学者皆知，此处包氏应为东汉初年的《鲁论》传人包咸，《后汉书·儒林传》载，“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 4、班固本。《汉书》所引《论语》，如《息夫躬传》赞曰：“仲尼'恶利口之覆邦家。’”典出《阳货》篇。可注意的是，《孙宝传》载哀帝之诏曰：“传不云乎：'恶利口之覆国家。’”朝廷诏书避讳，证明当时两种文本并存，班固用的是非避讳本。而在由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中，也是如此，在引述经籍之外，一律遵循汉讳，但对于经籍，班固用的却是不避讳的本子。如《爵》篇引《论语·季氏》曰：“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国人称之曰君夫人。” 5、许慎所据本。《说文》攴部引《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避景帝讳。 6、王充本。王充在《论衡·知实》中引《学而》篇：“夫子至於是邦也。”不避邦讳。 7、郑玄本。《泰伯》篇中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据唐写本郑玄注，此句不仅与今本全同，而且郑玄还在注中申论道：“危邦不入，始欲往也；乱邦不居，今欲去。”[19] 8、何休本。何休在为《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作注时，亦如前引郑玄本，引《泰伯》篇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此外，陆贾、董仲舒、《淮南子》等所引《论语》文句中未见相关避讳字，西北汉简中所见的零散《论语》简文，[20]也是如此，所据文本是否为避讳本，因材料不完整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但依据以上材料，可以确定的是，就时代而言，避讳与非避讳本贯通了两汉；就文本性质而言，官本的石经本、《白虎通》所据本有避讳，又有不避讳者，而其他的民间本也是如此。看起来，避讳问题没有截然的时代和官民之间的差别。下面，作进一步讨论。 （二）避讳视野下的汉代三《论》问题 习文史者皆知，今传本《论语》由汉代的《古论》、《齐论》、《鲁论》融合而来。由此，探讨三《论》及其关系问题，成为《论语》学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据《汉书·艺文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由于《古论》“出孔子壁中”，为著名的孔壁书之一种，而《艺文志》载：“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子后代孔安国）悉得其书。……（武帝后期）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由此，学术史上一般都公认，《古论》正式出现应在武帝之后，与孔安国关系密切。那么，《齐》、《鲁》论出现的时间及与《古论》的关系如何呢？ 由于在《艺文志》中，首列《古论》，次列《齐论》和《鲁论》，加之 1、《论衡·正说》载： 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 2、据《艺文志》，传《齐论》的王吉、宋畸；传《鲁论》的夏侯胜、萧望之都是宣帝时代的人。 有学者遂提出：“两种今文本《论语》是在宣帝时才出现”，“宣帝所见的仍为《古论》”，“当时孔安国《古论语》今文本的流传还非常有限。”[21]此外，更有学者认为：“孔壁《古论》实际上就是孔氏家传抄本。这个家传本《论语》，在武帝时期，经孔安国的整理与传播，始重新面世。《齐论》、《鲁论》均由此发展而来。”[22]但这类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艺文志》既然明言“汉兴，有齐、鲁之说”，齐、鲁《论》的出现，就不应该晚到汉中期的宣帝时代。我们可以承认的是，后世《论语》所传文本大多可以追溯到宣帝时代，但所传与最初出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二者绝不可混淆为一事。至于《古论》作为齐、鲁《论》的底本，在文本上虽然可以找到若干例证，但反证也存在着。更为重要的是，“今本都是融合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齐论》和《鲁论》”，[23]所以仅靠传世文献言人人殊，这一问题要得以深化，出土文献的引入成为必然趋势。由本论题出发，以避讳问题为支点作考察，笔者的看法是，齐、鲁等今文本应早于《古论》，在武帝之前已经基本定型，后世所谓孔安国本则应有家传本与古壁本两个系统，家传本很可能就是《鲁论》的源头，定州本可能在其系列之内。下面，具体论之。 由前已知，《古论》在宣帝时代才“更隶写以传诵”，此时的文本为最初的古本，是绝无汉讳的，而由前亦知，武帝之后经籍可不避讳，故而《古论》在整理成为隶定本时，亦无需改字。也就是说，《古论》无论是古本还是隶定本，都不避讳。由此，《齐论》、《鲁论》只要有避讳，就不仅不因袭于《古论》，甚至还要早于它。考之于事实，齐、鲁《论》就是避讳本。由现有材料出发，《鲁论》比较有踪迹可寻，《齐论》则需等待海昏简的公布，才可获得更清晰的认识。但由于齐、鲁《论》同为“汉兴”以来的今文本，在避讳问题上应该具有一致性。下面，就以《鲁论》为主来一并考察。 查核材料，《鲁论》所避者，主要为“邦”讳。可佐证的直接文献为熹平石经，它正是《鲁论》本。[24]但值得注意的是，1、由于在石经中有不避讳，尤其是不避高祖之讳的现象，如《鲁诗》本的《小雅·节南山》中，有“万邦”一词，[25]这就可以说明，石经避讳不是东汉的制度性改定，而是原本如此。2、同为鲁学的《鲁论》与《鲁诗》，一避，一不避，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应不是学派所造就，而是前已论及的时代差异所造就。我们注意到，《鲁诗》传人申培是活跃于武帝时代的人，这应是文本不避讳的关键所在。由此可以反推的是，避讳的《鲁论》应写定于武帝之前。除了逻辑上的推论，在史例上可佐证的是，偏于《鲁论》的刘向，在引《论语》的奏疏中不避武帝之讳。[26]这说明《鲁论》的避讳截止于景帝，而不到武帝时代。需知这不仅是宗室所上的官文书，而且刘向还是一代儒宗，所据应为权威本。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视野再次回归到定州《论语》，可以发现，写定于景帝时代的定州本也与《鲁论》关系密切，有研究者指出：定州本《论语》虽然“是一个比《张侯论》更早的融合本”，但“以《鲁论》为底本。”[27]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对此不作全面论证。仅就论题所及，特为提出，以中山怀王的身份地位，陪葬的不应是一般文本，而应有相匹配的学派与之关联。据现有材料，很大可能要追溯到孔氏家学上去。关于这一问题，李学勤已有精彩的论述，并与长期以来视作伪书的《孔子家语》关系密切。具体说来，查核汉代出土文献，其中多有与《孔子家语》相应的材料，由于汉代早于《家语》正式流播的魏晋时代，故而，《家语》文本的复杂性得以重新审视。其中，与定州《论语》同时出土的《儒家者言》，以及安徽阜阳双古堆所出类似文本最为引人注目。而与本论题直接相关的问题则是，李学勤认为，它们应该就是《家语》的原型。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些文献应来自于汉魏的孔氏家学，“《家语》和《论语》关系密切，竹简同出一墓不是偶然的。”[28] 在汉代的孔氏家学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景、武时代的孔安国，由前已知，《古论》亦追溯于他。但事实上，孔安国也是传《鲁论》的关键人物。一般来说，因对孔壁书的整理，他在经学史上被视之为古文经学的开创性人物，但孔壁古文主要在武帝之后才发现或流布，孔安国在景帝时代已是著名的经学大师，难道此前他不要习经？当然需要。由此，对于孔安国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仅停留于古文经之上。作为具有家学背景的一代大儒，他首先应该是今文经学，或者说古今兼通的大师。以这样的理路去加以思考，那么，《鲁论》既然为鲁人所传，孔安国不仅是鲁人，而且是孔子后人，定州墓中《孔子家语》类文献的出现，既可以视为孔氏家学的佐证材料，也是其与《鲁论》相关的重要证据，或者也可以说，孔氏家学应是鲁学最重要的代表，而在《论语》学问题上，则落实为《鲁论》。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到，《鲁论》的重要传人鲁人扶卿就是孔安国的弟子，《论衡·正说》曰：“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然而，或许是由于孔安国作为《古论》肇始者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学界多忽略了这一信息，即使注意到了这一点，也往往向《古论》方面靠拢。如郭沂在解读这条材料时这样论道：“孔安国所教的当然是《古论》，……据此，我认为这个扶卿就是将《古论》改变为《鲁论》的人。”[29]但前已论及，《古论》后于《鲁论》，郭氏的这一观点不能采信。笔者认为，不是扶卿改《古论》为《鲁论》，而应该是孔安国直接传《鲁论》于他。质言之，孔安国本人应是《鲁论》和《古论》兼传的一代大师。 再具体说来，孔氏传《古论》是已得到学界普遍承认的事实。由前已知，《艺文志》明载：“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艺文志》又曰：“（孔壁书）皆古字也。”则最初的《古论》是出自于孔壁，是没有避讳字的古文字本。能够看到和看懂这个本子的人不会太多，除了孔安国，应该就是他的少数弟子，其中最为著名是司马迁。《汉书·儒林传》载：“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由于二者为师生关系，司马迁所受《论语》应就来自于孔安国。我们注意到，《史记》所收《论语》大多不避讳，应该就是直接来自于最初的那个古本。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厘清： 1、孔壁古本《论语》是《古论》的基础，但后世所见的《古论》并非是原本，而是整理过的文本，这里所谓的整理不仅仅是文字的转写，更有篇章的修饬。黄怀信在对《古论》多分出的一篇进行文义考察后，指出：“《古论》多分出一篇，只是传之者未能真正理解文义所致。所以，《古论》必非《论语》原本。何（晏）序又言《古论》'篇次不与《齐》、《鲁》同’，可见其确为后人重新编排（或整理），而非初编之旧。那么也就说明，《鲁论》为较原始之本。”[30]在此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因为这个本子在宣帝时才“更隶写以传诵”，对这一文本进行主要加工的就不是孔安国，那时的《古论》显然还属于“古书”，没有成为转写的隶定本。孔安国与《古论》的关系，准确地说，是“初编之旧”的获得和初步整理者。 2、作为古文字本的《古论》虽主要来自于孔壁，但作为文字学上的“古文”，并不仅限于孔壁，也不在武帝之后才发现。汉儒在校勘整理《论语》及各种经籍的过程中，对孔壁之外的“古文”多有吸纳。查核现有资料，文字学意义上的“古文”，主要存于《说文》和曹魏时代的正始石经之中。研究者指出：“《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是流行于汉魏间的前代文字，二者同源同体，然而同中有异。”“考汉时古文除壁中书外，还有民间所献及秘府所藏传世古书，均为古文经学所珍重，且有转写之本行世，故知《说文》及石经所录古文，其来源当不以壁中书为限。”[31]在此可注意的是，孔安国由于家学的缘故，孔壁之外的古文本应该有所留存与获得，王国维曾指出：“太史公修《史记》时所据古书，……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32]司马迁所获得这类古文本不出自于孔壁，又属孔氏家族的材料，来自于孔安国的可能性极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本论题来看孔安国的学术尤其是《论语》学，就能发现，一方面孔氏所传《论语》有很多古字，且不避讳，这主要是来自于以孔壁书为基础的《古论》初本。[33]另一方面，孔安国在武帝之前，准确地说，在景帝时代已是《鲁论》大师，此时所用文本，遵循那时的规范要避帝讳，但与此同时，孔壁之外零星或散佚的古文字应该有所留存，它将成为校订这种《鲁论》的重要依据。所以，我们注意到，孔安国本《论语》中有避景帝之讳的现象，并影响了后来的文本形态。具体说来，今传本《公冶长》中有“子使漆雕开仕”，它应来自于孔本。孔安国注曰：“开，弟子也。”这里的“开”，为避讳改字，《汉书·艺文志》载“漆雕启”，就是明证。以前由于孔注与《孔子家语》多有关联，学界往往对其质疑。如对孔注否认最力的清儒沈涛还进一步认为，查考文本《史记》所引《论语》，与孔注不合。沈氏由此指出：“司马迁亲从安国问故，亦不背其师。”[34]然而，且不说出土文献对《孔子家语》的“伪书说”产生了颠覆。就《史记》文本而言，恰恰可以对沈氏之说形成反证。我们注意到，在《史记》所引《论语》中基本上都不避讳，然而，此条恰恰同于孔安国，《仲尼弟子列传》中亦作“漆雕开”，在“不背其师”中，可佐证此条的真实性。总之，种种事实可以说明，孔安国所传既有《古论》，又有《鲁论》，定州本很可能与其《鲁论》系统有着较密切的关系。 （三）从“罔罗遗失”到“兼通今古”： 避讳本与非彼避讳本的文本转换就本论题而言，汉代《论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随着文本的整合，由避讳、非避讳本的并用或混用，逐渐走向了不用避讳。这一转化过程，关联着汉代经学的模式转换，可概述为从“罔罗遗失”到“兼通今古”，前者主要是今文经学的特征和需要，盛行于西汉；后者则主要从东汉开始，完成于郑玄。前者使得在遵守今文家法的基础上文本各异；后者则使得文本最终得以统一。下面具体论之。 所谓“罔罗遗失”，是指今文文本在相异的状态下，难以决断，遂对于各异本采取并存的态度。《汉书·儒林传》载：“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今文经学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由不同地域的学派写为定本后，文字各有歧异密切相关，而这又引起了各学派的“家法”问题。因为在没有统一文本的状况下，谁也不会承认自己不合经义，当时的解决之道只有一个：各经说并立，这成为了汉政府对于经学纷争的基本态度。当然，汉政府是希望这种歧说越少越好，所以我们注意到，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一方面对各学派兼容并包，“义虽相反，犹并置之”；[35]另一方面，则又有使经籍永为定制的打算。这样，经学文本就呈现出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两面。所谓稳定性，就是朝廷和儒林承认的“家法”既定之后，此派学者必须严守，这样的规矩从西汉中后期开始严格起来，一直延续到东汉，以至于朝廷在对今文经学进行考核时，以精通家法为标准。[36]而不稳定性，则是在经籍相传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写本上的文字必然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由两点引起，按照《汉书·刘歆传》的说法，一是“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二是“改乱旧章”。前者主要是今文经学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发生错讹所致。后者则是古文经学兴起后，在以古文本校对今文本的过程中，不仅改定了文本错讹，也对今文家法发起了挑战，以至于有所谓“非毁先帝所立”的追责，从而使得西汉后期今古文对立发生。 我们先看前者，它是在今文学内部发生的变化。这里面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虽然在师弟相传的过程中，文本会发生字句方面的变化，但“家法”的要求又使得不能背离原本字句。而关键点则在于，汉代经学史上的所谓“名家”，《汉书·艺文志》载： 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由这段材料，可以知道，不是所有的经学大师都可以“名家”。所谓的“名家”，实质上是开创了一代家法，得到儒林和朝廷承认的人。为什么这些经学大师以宣帝时代居多呢？很可能与石渠会议上裁定经义有关，据《汉书·宣帝纪》，宣帝是一位熟习《论语》之人，他在临制之时，应该对这些《论语》家法默认或钦定。与之相类的是，张禹虽生活在成帝时代，但由于是传授《论语》给皇帝之人，应该也是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的“张侯本”以《鲁论》为主，融合《齐论》而成。在此之后，直至郑玄，《论语》学虽也有大师，但不再有所谓“名家”者，而“张侯本”也就成为了今传本的源头。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说明不管后世的“末师”如何变动文字，“旧章”是必须遵守的，“旧章”虽难以完全统一，但按照“家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名家”者之上。关于这一点，典型的例证就是熹平石经，按照史籍的记载，熹平石经是用来“正文字”的，一个重要起因在于，当时的今文官学博士对经文加以篡改。《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载：“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这一事实既说明了“末师”有改乱文字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旧章”不可违。 而就本论题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旧章”的源头可追至武帝之前，证据就是避讳字的存在。那么，据此，石经本的《鲁论》是否也和定州简本一样，是景帝甚至更早时代的产物呢？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由《汉书·艺文志》可知，汉代流行的今文本都是宣帝以后的大师所传，尤其是“最后而行于世”的张侯本影响巨大。《汉书·张禹传》载：“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浸微。”也就是说，此后的今本《论语》几乎都是张氏的天下。由此，石经所采《鲁论》不可能不理会“张侯本”。石经所采，即便不能像某些学者所绝然而言的“就是用的《张侯论》，”[37]也不能不主要依据于它。王国维指出：“（石经）《论语》亦用某本而兼存盖、毛、包、周诸本异字。”[38]自盖氏以下，都是晚于张禹之人。不仅因“罔罗遗失，兼而存之”的规矩而留存他们的文字，甚至很可能多为张氏“家法”的传人。 但问题是，从宣帝时的《论语》学大师到成帝时代的张禹，他们生活在允许不避讳的时代，为何不改避讳字呢？我想，这是遵守“旧章”不变的基本原则吧。今文文本的变化，应该是在师传的过程中流变甚至讹误累积所致，为争议所在，而避讳是极为显然的文字，不要说西汉时代，熹平年间已接近汉末，按照“家法”也一样不能改避讳字。由此，今文文本不仅能够反映在定型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初本面貌，也是今文“家法”的必然后果。当然，由于不避讳的今传本是以张侯本为源头，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是否可以证明，当初的张侯本是和今传本一样不避讳呢？或者说，张侯本甚至宣帝以来的其他今文本，是否已经将避讳字改回原字了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请注意前引哀帝时代的诏书：“恶利口之覆国家。”作为官方文书，用张侯本的可能性极大，至少是宣帝以来的今文定本，但所用为避讳本。又《汉书·王莽传下》载公孙禄之言：“臣恐新室忧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所引为《论语·季氏》的“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时新莽已经代汉，如果当时的张侯本或其他今文本已经改了避讳字，新莽朝怎么可能会为取而代之的旧朝避讳呢？很显然，今文《论语》虽在宣帝之后流布，尤其是张侯本的出现融合了齐、鲁《论》，但它们一直遵循着避讳原则，避讳字是今文《论语》“旧章”的重要特征。但是，就避讳的技术细节问题而言，在不违反原则的基础上，文本的变化也是存在的。我们注意到，在定州简本中，《季氏》篇作：“以为东蒙主，且在国……”。避讳字以“国”代“邦”，但王莽时代所据文本则是以“封”代“邦”。我们还注意到，作为官方定本的石经就作“封域”，同于王莽时代的文本，与定州本异。这说明什么？很可能在石渠会议后，避讳字统一定型，石经本所采纳的正是这一文本。 也由此，我们认为，张侯本一开始应该也是避讳的，不避讳是后人改定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变化，应该是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郑玄对文本的改订。下面，就加以具体展开，并由此转入对“改乱旧章”问题的讨论。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今文经学不管如何变动，先师所传的章法不可淆乱。故而，即使与原始初本有差距，也要保持汉代的“家法”面貌，不改避讳。但问题是，避讳本就是汉儒的改动，实非先秦文本原貌。就真实性来说，应该恢复原字才对。对于今文经学而言，由于“旧章”的束缚难以祛除，无法做出改变；而古文经学另成系统，则在今文经学所谓“改乱旧章”的责难，实则恢复原貌的过程中，取得了文本统一中的优势地位.《论语》文本的形态变化也不例外。 熟悉经学史的人都知道，“张侯本”在汉末经郑玄揉入古《论》，[39]魏晋时代的何晏则在他们的基础上，融汇众家，成《论语集解》，从而奠定了今传本的规模，由此，汉代《论语》学的总结性人物当为郑玄。唐明贵说：“（郑玄）使汉代以来的《论语》定本工作至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随着郑注的盛行，其他《论语》版本均告衰微。”[40]众所周知，在经学史上，郑玄被认为是古文经学的代表。但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汉代，古文家大都通今文经，甚至就是由今文经师发展而来。所以，与今文经师固守一隅不同，古文经大师们大多可以“兼通今古”，郑玄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大的贡献是遍注群经，使得各家之学逐渐消弭，各派争论至此告一段落，皮锡瑞说：“盖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4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郑玄对经籍的处理以“兼通今古”为特点，所以，不仅不排斥今文文本，甚至有时还是以今文文本为底本，古文反而只是校勘之用。《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他“以古文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42]。反映在《论语》学上，则是选定今文本为底本来重建《论语》新“家法”，同时采取古文经学的文献校勘手法，改掉了避讳字。这在今文经学是“改乱旧章”，在古文经学则是必然趋势。 我们知道，汉代以来的古文经学长于训诂，通过文本的校勘来取得学术优势；而今文经学则主要以微言大义来阐释经义，文本上各从家派。[43]郑玄所为固然是古文经学家的惯常做法，但与之同时，也是逻辑发展的必然。不管怎么说，今文经学的避讳本毕竟与事实不符，故而对文本的真实性造成了某种损害。而因为这样的原因，从西汉以来，避讳本往往受到非避讳本的冲击。就本论题而言，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避讳与非避讳本的混用。 由前已知，避讳主要出于古文本。在西汉时代，由于主要是今文经学的天下，那时使用非避讳本者比较少。由前亦知，孔安国以及授受于此的司马迁用过非避讳本，但同时也用避讳本，二者混用。在这一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本，所用为非避讳本。它也是来自于孔安国的《古论》本吗？看起来应该不是。有研究者指出：“明显平壤本和定州本为同一系统。墓主不过是一个乐浪郡下层官吏，持有古本的可能性很小，最有可能的就是当时通行本。”[44]如果此论成立，一个重要的异点是，定州本全避讳，为何它不避呢？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这是定州本系统的抄定底本。就犹如马王堆《老子》甲本的性质，乙本避讳，甲本不避，很可能乙本是以甲本为主要原始底本。当时古文本流传不广，它应该还是在今文系统内的一种文本变化。但是东汉之后，随着古学兴盛，在今古之争中，情况应该就有所不同，今文经师们往往自破家法，用避讳字。如前所论及的包咸、何休都是今文大师，但所用避讳字应属古文本。要之，在避讳本与非避讳本混用的进程中，西汉时代的非避讳本很可能是今文经学内部的底本系统；而主要从东汉以来，古文经学系统的非避讳本则打破了今文经学的学术惯例，避讳本日渐受到排挤，为最终统一于非避讳本打下了文本基础。 四 结论与思考 本文以定州《论语》的避讳问题为切入口，对汉代《论语》学的文本属性及学术品性等作了一个初步的探研。笔者以为： 1、通过对定州《论语》及相关出土文献的考察，可以认定，汉代的避讳具有稳定的原则，而非混乱无章，其主要表现为，开国之君与“今上”必须避讳名号，其他已过世的皇帝都可以不避讳。以此来检视定州《论语》的写定年代，应修正为景帝时期，而不是此前认为的高祖时代。 2、经学文献的避讳以武帝时代为分水岭，齐、鲁等今文本因其避讳，应早于《古论》，在武帝之前基本定型。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孔安国，既因在武帝时代整理孔壁《论语》而成为《古论》的开创者，同时也是景帝时期的今文《鲁论》大师，后世所谓的孔安国本应有家传本与古壁本两个系统，家传本很可能就是《鲁论》的源头，定州本可能在其系列之内。 3、汉代《论语》有一个由避讳、非避讳本的并用或混用，逐渐走向不用避讳的进程。这一转化过程关联着汉代经学的模式转换，可概述为从“罔罗遗失”到“兼通今古”，前者主要是今文经学的特征和需要，盛行于西汉，表现为遵循“家法”，不改旧章；后者则主要从东汉开始，完成于郑玄，按照古文经学不避讳的原则改订了文字，最终使得文本得以统一。 回望历史，汉代是《论语》学发展的一大关键期。由三《论》并立到张侯本整合齐、鲁《论》；由《张侯论》盛行到郑玄对文本做统一整理；由汉末到魏晋形成今传本规模，文本的发展与定型主要在这一时代得以确立。由于今传本是糅合汉代各《论》而成的文本，故而，仅仅依赖传世文献，无法对文本流变的动态过程获得清晰的了解。定州本《论语》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汉代文本，以它为基础，再比照熹平石经等出土文献，可以使我们直接面对汉代《论语》学的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将以往的认识向前推进。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定州简的文本基础偏于《鲁论》，加之熹平石经也是《鲁论》，完整的《齐论》材料匮乏，成为了《论语》学研究中的一块短板。虽然由于同属今文系统，在论证过程中，可以将齐、鲁《论》统合在一起加以讨论，但毕竟对问题的深化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只有海昏侯墓《论语》简全面公布后，《齐论》的真实面貌才会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由此可以获得更为细致的信息，从而补充证据链，纠正偏失。就本论题出发，倘海昏《论语》简完整公布，无论其是否避讳，或者避讳的程度如何，都可以由此带来新的认知，在比较齐、鲁异同中，对于避讳及文本形态的流变，都将获得更为清晰的信息，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在此，我们期待着海昏《论语》简的全面公布，并希望此文成为今后深入研讨的一个基础，为后续的研究准备条件。 参考文献 [1]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新探》，载李学勤、谢桂华主编: 《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陈东：《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2003年第2期；刘萍萍：《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5月；赵莹莹：《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这些文章虽论及了避讳及相关文本问题，但在深入至《论语》的文本属性和学术品质方面，尚有不足，且有些核心观点需重新审视。 [2]陈东：《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2003年第2期，第6页。 [3]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11页。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52页。 [5]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之“叙论”，文物出版社，1985年。 [6]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文物》2011年第6期，第53、56页。 [7]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页。 [8]胡适：《两汉人临文不讳考》，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9]《汉书》卷8《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56页。 [10]影山辉国：《关于汉代的避讳》，《简帛研究》2002、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11]《汉书·司马迁传》云：“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后汉书·蔡邕传》载：“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12]关于这些问题，请参看拙文：《“邦风”问题再探：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风>诗的早期形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9期（2014年7月） [13]影山辉国：《关于汉代的避讳》，《简帛研究》2002、2003年，第295页。 [14]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氏著：《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 [15]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陈其泰、赵永春：《班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16]《文选》卷50《史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30页。 [17]这一称谓在东汉已成为政治习语，如在《后汉书》之《安帝纪》、《章帝纪》、《皇后纪》等文献中，皆可找到这类记载。 [1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第61页。 [19]王素编：《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95页。 [20]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郝树声：《从西北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论语>简看汉代儒家文化的流布》，《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 [21]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3页。 [22]唐明贵、刘伟：《论语研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23]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新探》，《简帛研究》（第三辑），第462页。 [24]马衡在《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6页）中指出“石经之所刻，确为鲁论。” [25]马衡：《汉石经集存》，第9页。 [26]习经学者皆知，刘向所习为《鲁诗》，但同时他也偏向于《鲁论》，如《论语集解》叙引刘向之言曰：“《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明显以《鲁论》为尊。而在《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中，他给成帝的奏疏中有这样的话：“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引《论语·八佾》时，不避武帝讳。 [27]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新探》，《简帛研究》（第三辑），第467页。 [28]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0、381页。 [29]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346页。 [30]黄怀信：《今本<论语>传本由来考》，《文献》2007年第2期，第75—76页 [31]曾宪通：《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81页。 [32]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氏著：《观堂集林（外二种）》，第152页。 [33]如清儒认为“孔注不讳高祖名。”转引自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第129页。 [34]转引自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35]《汉书》卷36《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第1971页。 [36]如《后汉书·质帝纪》载：“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左雄传》载：“诸生试家法。” [37]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中华书局，1980年。 [38]王国维：《魏石经考三》，氏著：《观堂集林》（外二种），第477页。 [39]何晏《论语集解》叙云：“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杨伯峻则在《论语译注》的《导言》中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 [40]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41]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页。 [42]《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577页。 [43]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拙著：《学与政：汉代知识与政治互动关系之考察》第六章第六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 [44]赵莹莹：《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第106页。 王刚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校古籍所副所长，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古文献与学术史，先秦两汉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 历史是远去的文化风景，是深厚积淀的智慧之花。在历史长河中采撷文明的果实，提升思想的高度，在文化的薪火相传中共勉共进！ 本文刊于《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编辑：刘丽婷 责任编辑：张欣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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