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学士戴衢亨

zqbxi 2024-04-14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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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衢亨，汉族，字荷之，号莲士，江西大庾(今江西省大余县)人，祖籍安徽休宁。乾隆四十三年殿试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选任文衡，累主江南、湖南乡试。嘉庆初年，凡大典须撰拟文字，皆出自其手。历任侍读学士、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掌翰林院如故。嘉庆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卒，年五十有七，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文端。著有《震无咎斋诗稿》。善画山水。乾隆三十六年，尝作《庐山瀑布图》。

渊源在皖

清代乾隆年间，在江西南部的大庾县（今江西大余）涌现出一个显赫的科举仕宦大家族，江西大庾戴氏，当时被称为“西江四戴” 。戴氏发韧于戴第元，鼎盛于戴衢亨，收官于戴均元。戴衢亨与其兄戴心亨、父戴第元、叔戴均元，一门四翰林，叔侄两宰相，盛极一时。戴衢亨嘉庆二年（１７９７）任军机大臣，到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病卒于任上，为嘉庆前期朝廷重臣，在清朝政治中有重要地位。

（一）休宁隆阜戴氏

戴姓之源追溯到黄帝，是一个以谥号为姓的姓氏。也是商代的王族之后裔。 “戴氏之先乃有商之裔。武王克商，封微子启于宋域，故有谯国郡，其后谓戴氏，此吾祖之姓始也。吾祖乱晋，衣冠南渡，或徙居江左，或徙居广陵” 。微子启为商纣之兄，封于宋，微子启第八代孙戴公以父谥为姓，这是戴氏得姓之始。戴公距黄帝已是４２世＠。戴氏历代名人辈出，其中就有删《礼记》８５篇，号《大戴礼》的大学者戴德，又有官至博士，删《礼记》４９篇，号为《小戴礼》的戴圣。戴氏１１７世戴仲仪，又名戴获，授散骑先锋，因戍守婺源，迁居婺源之凤亭里。戴获所生四子，分别为戴这、戴廷、戴迅、戴迈。戴这迁浙江会稽兰亭里；戴廷迁谯国；戴迅６世孙戴德有四孙，智、仁、圣、义，智居龙傅，仁迁休宁万安，圣迁歙县岩镇，义迁休宁山口；戴迈，即戴寿，居婺源，官至中书舍人，其子为戴安。因此认为戴寿即休宁降阜戴之始祖。 ④而戴震则认为历代修族谱者，在纂修谱时对资料缺乏考订，从而影响了谱谍的真实性。从戴氏族谱来看， “戴公以下（戴）获公以上，不审信也’ ’ 。戴震认为戴寿之子戴安， “即今隆阜所追之一世。 ” 徽州戴氏现在为徽州大姓，其中以“休宁隆阜戴” 最为兴旺发达，隆阜戴均推戴安为始祖。

戴氏在徽州经过历代的迁徒，现散居徽州黟县、婺源、休宁等地，戴安之后裔现分布于安徽、江西等广大地区，辗转迁徙，散居于各地，不一一而知，至今已成为国内其它地方乃至港台、海外许多戴氏族裔寻根问祖的最主要源头。

休宁紫竹园戴氏

戴衢亨先祖出自休宁戴氏的一支，即隆阜紫竹园戴氏，紫竹园戴氏以南唐戴安为一世祖， “一世祖篁墩公，仕南唐，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始祖明谥忠恭之后裔沿宋元明，代有隐德，支派繁衍至国朝顺治年间”，而据《休宁县隆阜紫竹园戴氏人房家谱》＠记载，戴安之后裔传到第十三世有戴清之，戴清之为紫竹园人房始祖。清之无子，十四世由其他房过继承嗣，传至十六世，为戴宏，生三子，一子无传，其余二子传至二十一世，该谱记载止于二十一世。二十三世以后，则见于其它记载。中间有一代由于没有资料，没法搞清楚。紫竹园戴氏二十三世为大成，族谱里漏其名，仍居隆阜紫竹园，里家素封，累世好善，榜其居日“积善堂＂。传至二十四世为元廷，族谱里仍漏其名，其妻为徐氏。二十五世为道容，即戴宏度，家赀渐落，为谋生，迁到江苏扬州甘泉县，其妻汤氏，只生一子，号为乃勋公，即戴时懋。戴时懋元配傅氏无出，早殁，葬于休宁，继室周氏生二子，长为戴佩，号玉庵；次为戴瑶。戴宏度及其妻汤氏，戴时懋继室周氏三人相继而殁，戴时懋竭力以三棺营葬于扬州西城外西福桥③。戴家自戴时懋开始，家道中落，人丁亦衰。戴时懋因“贫困无依” ，乃携二子远游江南，越过大庾岭，抵广东羊城一带，具体从事什么职业不清楚。 “逾大庾岭，抵粤之羊城，父子兄弟俘力谋食，饔餮初溢。 ”戴时懋“负豪侠，好施与” ，再继娶梁氏，梁氏亦无出，仅有二子。戴时懋早年已殁于广东。戴时懋殁后，戴佩才在大庾定居，迎养继母梁氏。直到继母梁氏殁后，才把他的父亲戴时懋与继母梁氏一起葬在大庾， “自此有田庐坟墓，入籍有年矣。 ”由此可见戴衢亨祖上世居隆阜紫竹园，紫竹园戴氏是是休宁隆阜戴氏的一支。

发韧于赣

戴宏度往前的两代，在族谱中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来，说明他祖上并没有什么显赫的业绩，家族也并不是殷实之家族，人丁也稀少，几代单传。只是到了戴佩这一代，与兄弟戴瑶迁居大庾后，才开始人丁渐旺。

祖父戴佩，生于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其出生时已家道中衰，跟随其父戴时懋四处谋生， “幼年随侍奔走粤中，流漓颠沛辛苦备尝，然贫因不改其常度，犹斤斤自守，暇则读四书五经，处已谦和，待人诚实，言行忠信” 。读书喜讲性理，尤其精通星卜之术，常往来于大庾的梅关、横浦间，假托占Ｉ－算命的吉凶之说，导人为善。看到大庾风俗淳朴，物产丰饶，产生了定居大庾的想法。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戴佩以所有积蓄买负郭田百亩，选择大庾县水城孝友坊作为居所。但是戴佩并没有马上居于大庾，而是直到戴时懋殁后，戴佩才正式定居大庾后，迎养继母梁氏于大庾， “晨昏定省，视膳浣衣，亲涤溺器＂。此时的戴佩已经三十多岁，还没有成家，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定居大庾后，才娶元配温氏，结束了长期漂泊的生活，得以有家室。

戴佩在大庾惨淡经营，承先启后，开始着籍为贡生，正式入籍大庾。其弟弟戴瑶亦在这期间娶妻郭氏，也已成家立业。其弟弟原先被聘于位于大庾岭下的南赣盐馆。兄弟成家后，兄弟间亲密友爱，和顺，额其堂日“诚一” ，以明其志。兄弟定居大庾后，继母梁氏不久殁于大庾，兄弟将继母梁氏与父戴时懋合葬于大庾县东山之麓， “自是有田有庐坟墓，入籍有年矣＂。戴瑶比戴佩儿子出生早，两个儿子，长为安元，排行第一，次子排行第二。戴骊的儿子，长为戴第元，排行第三。次子戴策元，排行第四；三子戴铨元。戴佩娶侧室江氏，生二子，长为戴淑元，排行第六，最小为戴均元，排行第七。戴氏至此开始，人丁开始兴旺。

不幸的是，戴瑶与妻郭氏相继而殁，两子还未成年，十几岁就夭折了，戴瑶这一房竟至不祀。只有戴佩这一支，人丁兴旺， “后嗣浸昌浸炽” ，这也正是凡事必有两端， “物莫能两大焉＂。

戴佩这几个儿子，除戴第元于乾隆十八年中举，乾隆二十二年中进士外，戴策元“后以副车终” ，戴铨元“以例监终” ，戴淑元“由恩贡选授长宁县教谕，以老乞休。 ” ＠最小的儿子戴均元于乾隆三十三年中举，乾隆四十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后任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以事遭遣，在大庾以老病终。

戴佩孙子这一代，戴心亨乾隆四十年中二甲二名迸士，戴衢亨中乾隆四十三年状元，戴咸亨中举人，以擅长画兰竹，在《清代画史增编》、《墨香居画室》中有记载。 ⑨戴均元这几个儿子无法搞清楚。第３０世，戴心亨子嘉毅，出任地方太守。戴衢亨子嘉端，戴衢亨卒时才十一岁，恩赐举人。其它几个不清楚。

戴骊继承了父祖乐善好施的秉性，告诫后辈“一点慈良之心，须臾不可泪失”。自入籍大庾后，每日早晚与二三父老说往事谈家常，无非正言庄论以故，少年子弟莫不钦仰感化，尤喜先正格言，以诚意正心为主，乐行善事，尝谓“我祖以好善，有力施予散财而不顾，今虽无力，存一点慈良之心，口不出恶言即是好善” 。

另外还有礼亨，不知为几子。另外包世臣《清故予告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食全俸晋太子太师在籍除名大庾戴公墓碑》中记戴均元有四子。嘉会和日修两人，在《戴可亭相国夫子年谱》中记为戴均元侄孙，应当不是他孙子，而可能是戴淑元之孙。露在《戴可亭相国夫子年谱》中记为戴均元之侄孙。据此笔者认为嘉会和日修两个人应为戴淑元之孙。事继母尤孝，教子以义，待弟以友，御下以恩，三举乡饮正宾，地方官以“书田心地” 额贻之。 ①可见戴现已经在大庾有了很高的威望，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影响。戴佩迁居大庾后，子孙两代就出了四个翰林，称为“西江四戴” ，家门鼎盛，举业日兴，在清代中期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子孙的教育都是亲自教授， “亲授书，同床卧起，每漏鸣一下，辄以脚蹴之醒，令背诵隔日所读书，寒暑无间。＂戴氏日后在科举上的成就，不能不说跟戴骊的家教是有关系的。

戴衢亨之父戴第元，原名涵元，号簋圃，是戴佩的长子，是戴佩定居大庾后出生的。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农历六月，出生在南安府大庾县（今江西大余县南安镇）水城孝友坊。此时戴戴佩已经４０岁。第元“生而颖悟绝人。＂自小有神童的美誉，年十三入县学， “年甫十三，学问成就，文章斐然＂。虽说戴骊已经以贡生入籍大庾，但戴第元入县学时还是经过了一番周折的。好在当时的南安府太守游绍安和大庾县令孙卓峰的帮助，加上当时的学使谢公的支持，才得以入县学。

《北东园笔录初编》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吾乡俟官游心水太守（绍安）南安任时，大庾戴簋圃先生方以幼童应县试，戴本徽州产，众攻之不释，太守与大庾令孙卓峰（迈）力护之。孙亦闽人也。簋圃先生少颖异，县府试皆高标，故邑人益妒之。

太守已于学使者前为之缓颊，院试日，太守预藏簋圃于舆中，四鼓即同入院试，学使者榜发，亦高标，众无奈之何，遂入籍。 ”学使还交待游绍安、孙卓峰等人，要好好提携和培养，将来或许为大庾人才。后戴第元果不负众望，于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二十有六时中癸酉科（１７５３）乡试，甲戌（１７５４）会试，中明通榜，选授广信府兴安县教谕，在任上“不以卑官故自鼬慢，其训诸生必严，校文必审，有所进退诸生，严之如学使，居三年如一日”。其后， “以侍从数典试视学，推而行之，所至得人最多”。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丁丑科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乾隆壬午（１７６２）与钱汝城一起主江南乡试，戴第元任副主考，所取多读书穷经之士，如江筠、戴震等。历主湖北，江南、山东乡试。两任学政，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任湖北学政，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任安徽学政。癸末充会试同考官。屡掌江南道、四川道御史，充户科、礼科给事中。升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乾隆丙午（五十一年，１７８６）以疾致仕。戴第元才大学博，在翰林院时，词章推倒一时。乾隆时大诗人、文学家吴锡麒把他推为“庚岭梅花，章江明月 ” 。六十岁时，乞休归里。离京时，翰林院同僚及内阁大臣联名为之祝寿，可谓衣锦还乡。

戴第元“起家寒素，兄弟父子，铿振清华，递持文枋，以根柢渊源之学，提倡群雅，而先生为之杓首” ， “其貌温温窟窟，望而知为长者，长君斋心净业，先生晚而证道，孽孽日进，惜乎未裔其志，年逾耳顺而遽长逝也。 ”

戴衢亨母彭氏，大庾县人，与其父同年同月出生， “夫人生同年月，其日二十六” ， “以勤俭操作相夫，穷达如一，教子严，皆成大名” 。育二子四女，长子心亨，次子衢亨。戴母出嫁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清代野史记载： “江西戴相国衢亨，太夫人未笄时，循土风，凡结婚先以女子生年月日时八字，送于男家，置神龛，卜吉凶，三日返之，如是数十家，率不吉。龛内神主有无故自倒者，因皆不敢纳采，末至戴，三日内皆有吉兆，奇之，遂娶焉，果出相国，为名臣。 ”当然这些传说迷信的成分大，也有文人的附会之嫌。彭氏晚年“精持诵梵典。＂于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冬卒，先于戴第元一年卒。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夏，戴第元与戴衢亨及其侄戴嘉谷护送彭夫人灵枢回原籍安葬，在经过浙江时他们一行还与朱琏相见于北关。但就在这年的闰五月九日，戴第元以疾终于旅次。戴衢亨请朱硅为其父撰写了墓志铭，后与侄子戴嘉谷把第元与彭氏一起安葬于南昌（今南昌新建县）。

戴衢亨的兄为戴心亨，字习之，号石士，别号卧禅居士。关于他的记载很少，他年仅３７岁卒于湖北学政任上。据推算应该出生于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卒于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幼时随父至兴安县，当时其叔父戴均元与祖父戴佩也一起赴兴安任所。时叔父戴均元八九岁，戴心亨三四岁。戴心亨“颖敏异常儿” ，祖父戴佩亲自在明伦堂教他们读书。 “亲授书，同床卧起，每漏鸣一下，辄以脚蹴之醒，令背诵隔日所读书，寒暑无间。 ” 戴心亨与戴均元两叔侄，在当地就小有名气，被当地人称之为“小竹林＂。戴心亨于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中举，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与叔父戴均元一起中进士，戴心亨中二甲二名，戴均元中二甲二十五名。

同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戴心亨后入值上书房。自馆课之余，仍像在家塾时那样用功勤学，切磋学问。戴心亨于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担任江南主考，次年又为湖北学政，在任上，忠心耿耿，小心谨慎，自思精力强富，事必躬亲，冥搜沙拣，无间寒暑。两省得士多贤，时论称服。终因积劳成疾，卒于武昌使院，年仅３７岁。

戴衢亨出生于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其父戴第元已中举，授兴安县教谕，戴衢亨有可能就出生于兴安其父任所。第元迎养戴佩与母亲温氏于任所，此时异母幼弟戴均元已十岁，跟随戴佩至兴安县戴第元任所，戴讽亲自督学于“明伦堂” ，此时的戴心亨与戴衢亨都是小孩子，叔侄四人共相肄业。迄今兴安人犹艳称日： “此处为四公发祥之地也。＂

戴第元在兴安任三年，于下一科，丁丑科（１７５７年）中进士，改庶吉士。第元欲迎养父母至京师，父亲戴骊因年岁已高（已经七十岁），路途遥远，没去京师，而是回老家大庾，只有第元母亲温氏至京师与第元一家生活，戴均元随父亲回到大庾。

戴佩因年事已高，居住在大庾，一直到年８４岁无疾而终。这一年是１７７１年。戴佩临终时， “神色不改，亲检附身附棺，临危沐浴，整衣从容，端坐瞑目而逝。＂戴第元等诸兄弟把他葬在大庾县城东二十里外双排。

家谱

世居安徽休宁县隆阜紫园，二十五世为道容，即戴宏度，家赀渐落，为谋生，迁到江苏扬州甘泉县，其妻汤氏，只生一子，号为乃勋公，即戴时懋(戴均元祖父，戴衢亨曾祖)。

戴时懋元配傅氏无出，早殁，葬于休宁，继室周氏生二子，长为戴佩(戴均元父，戴衢亨祖父)，号玉庵;次为戴瑶。

戴宏度及其妻汤氏，戴时懋继室周氏三人相继而殁，戴时懋竭力以三棺营葬于扬州西城外西福桥。戴家自戴时懋开始，家道中落，人丁亦衰。戴时懋因"贫困无依"，乃携二子远游江南，越过大庾岭，抵广东羊城一带，具体从事什么职业不清楚。

"逾大庾岭，抵粤之羊城，父子兄弟俘力谋食，饔餮初溢。"

戴时懋"负豪侠，好施与"，再继娶梁氏，梁氏亦无出，仅有二子。

戴时懋早年已殁于广东。

戴佩(戴均元父，戴衢亨祖父)，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其出生时已家道中衰，跟随其父戴时懋四处谋生，"幼年随侍奔走粤中，流漓颠沛辛苦备尝，然贫因不改其常度，犹斤斤自守，暇则读四书五经，处已谦和，待人诚实，言行忠信"。

读书喜讲性理，尤其精通星卜之术，常往来于大庾的梅关、横浦间，假托占I-算命的吉凶之说，导人为善。看到大庾风俗淳朴，物产丰饶，产生了定居大庾的想法。

康熙五十年(1711年)，戴佩(时年23岁)以所有积蓄买负郭田百亩，选择大庾县水城孝友坊作为居所。

但是戴佩并没有马上居于大庾，而是直到戴时懋殁后，戴佩才正式定居大庾后，迎养继母梁氏于大庾，"晨昏定省，视膳浣衣，亲涤溺器"。此时的戴佩已经三十多岁，还没有成家，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

定居大庾后，才娶元配温氏，结束了长期漂泊的生活，得以有家室。

戴佩(1688年-1771年)在大庾惨淡经营，承先启后，开始着籍为贡生，正式入籍大庾。其弟弟戴瑶亦在这期间娶妻郭氏，也已成家立业。其弟弟原先被聘于位于大庾岭下的南赣盐馆。兄弟成家后，兄弟间亲密友爱，额其堂日"诚一"，以明其志。兄弟定居大庾后，继母梁氏不久殁于大庾，兄弟将继母梁氏与父戴时懋合葬于大庾县东山之麓，"自是有田有庐坟墓，入籍有年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居住在大庾县的戴佩去世，戴第元兄弟将其父戴佩葬于大庾县城东。

戴瑶比戴佩儿子出生早，两个儿子，长为安元，排行第一，次子排行第二。

戴佩元配温氏所生的儿子，长为戴第元，排行第三。次子戴策元，排行第四;三子戴铨元。

戴佩后娶侧室江氏，生二子，长为戴淑元，排行第六，最小为戴均元，排行第七。

戴氏至此开始，人丁开始兴旺。不幸的是，戴瑶与妻郭氏相继而殁，两子还未成年，十几岁就夭折了，戴瑶这一房竟至不祀。只有戴佩这一支，人丁兴旺。

后人现多居于今大余县的新城镇下辖的龙王庙村，只有几十户。

西江四戴

衢亨之父戴第元，字正字，号省翁，乾隆丁丑科进士。授编修。曾主江南、山东、湖北乡试。官至太仆少卿。叔父戴均元，字修原，号可亭，乾隆乙末科进士，翰林院编修，五任江南等省主考，四任四川等省学政，三任会试总裁，二读殿试朝考卷，赏戴双眼花翎，受宫保衔，任军机大臣，拜文澜阁大学士。兄戴心亨，字习之，号石士，乾隆乙未科与叔父同登进士，翰林院编修，先后典试江南，视学湖北。四人均才大学博。以其一家同出两相四进士，誉为"西江四戴"。

状元“天定”

戴衢亨少年得意主要靠实力，但他夺得状元的桂冠，则有一半靠运气。这一科考试时当公元1778年，正副主考官、同考官及读卷官共7人，全部都是当时在朝大臣中的前科状元，其中有两位同考官是徽州人，一位是休宁五城人黄轩，另一位是歙县人金榜。如此清一色的状元任考官，这是前所未有的科举盛事。因此，这一科的状元名落谁家就格外引人注目。殿试过后，主考官将前10名试卷呈送皇帝审阅。原拟头名试卷是北京邵自昌的，乾隆皇帝看了邵的试卷，虽嫌其对策中有两句略有一些不连贯，但也没有打算改变初拟顺序。准备拆了考卷弥封，就照原定名次写榜。该科读卷负责人、吏部尚书程景伊奉命当场拆封试卷填榜，拿起邵自昌的卷子好半天拆不开，看不清姓名籍贯，乾隆等急了，就叫将第二、第三名往前挪，而把邵自昌的一号卷移为第三，拆了原来的二、三号卷再拆邵的仍然拆不开，就把四号卷移为第三，拆了四号卷，才将邵自昌的卷子拆开。乾隆皇帝认为这是天意，便让程京伊按拆卷顺序填榜，于是原本被金榜那一房录取的第二号试卷考生戴衢亨，年仅23岁就成了天下第一的"钦点状元"。而邵自昌却非常可惜地变为二甲第一名，仅得一个"金殿传胪"的名号。

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已是军机章京的戴衢亨参加了戊戌科会试。这科会试状元云集京城，或充当主考官、同考官，或充当读卷官，是前所未有的科举盛事。《郎潜纪闻初笔》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乾隆戊戌会试，金坛于文襄公、韩城王文端公为总裁。文襄丁巳状元，文端辛巳状元，文端出于门，盖师生也。时于已大拜，王亦相继入阁。同考官嘉定秦大成，癸未状元，元和陈初哲，己丑状元，休宁黄轩，辛卯状元，歙县金榜，壬辰状元。是时，凡状元在朝者，无不入场。

主考官于敏中和王杰，皆状元大学士，乾隆朝名臣。同考官四人皆是状元，秦大成，金榜，陈初哲，黄轩。另外当时的大学士梁国治也充当了会试读卷官。

这一科考试正副主考官、同考官及读卷官共７人，全部都是当时在朝的状元， “凡状元在朝者，无不入场” ，如此清一色的状元任考官，在当时成为科举盛事。因此，这一科的状元名落谁家就格外引人注目。 “而是科状元大庾戴文端公，即出金榜房，后亦为宰相，继两总裁衣钵，洵盛事之希有者。＂

然而戴衢亨中状元并是不一帆风顺的，其中充满了戏剧性，清代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 “戊戌廷对，进呈时，邵楚帆卷原拟第一，上嫌其策中有二语意稍不贯，并不欲更置也。陈文恭公（按：应为程文恭）读卷，将邵卷久拆不开，命将原拟二、三卷上前。及拆邵卷，仍拆不开，乃移孙希旦卷第三，而邵置二甲一名矣。 ”殿试过后，原拟头名试卷是北京邵自昌的，乾隆皇帝看了邵的试卷，虽嫌其对策中有两旬略有一些不连贯，但也没有打算改变初拟顺序。准备拆了考卷弥封，就照原定名次写榜。该科读卷负责人、吏部尚书程景伊奉命当场拆封试卷填榜，拿起邵自昌的卷子好半天拆不开，也看不清姓名籍贯，乾隆等急了，就叫将第二、第三名往前挪，而把邵自昌的一名卷移为第三，拆了原来的二、三名卷再拆邵的仍然拆不开，就把四名卷移为第三，拆了四名卷，才将邵自昌的卷子拆井。乾隆皇帝认为这是天意，便让程景伊按拆卷顺序填榜，于是原本被金榜那一房录取的第二号试卷考生戴衢亨，就成了天下第一的“钦点状元” 。而邵自昌则成为了二甲第一名，仅得一个“金殿传胪” 的名号。 “鼎甲信有天数，君相固不能操权耶”，这似乎再次证实了“科举考试时天地命运阴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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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成就

改革弊政

乾隆四十九年，他出任山西学政。他根据地方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努力为地方选拨人才。他发现山西朔平府所属的右玉县文风平常，给的学额却有十五名。而代州所属的五台县文风则向来都较好，且“屡蒙翠华临莅，士多踊跃观光，较前更甚＂，但是朝廷给的学额却只有十二名。这样右玉县的学额过宽，而五台县的学额就过紧了。于是上奏朝廷，请将右玉县的县学额裁减三名，拨入五台县学。其武生额参数照文童一起裁拨。在平定州，积极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重新整顿书院，把当时平定州嘉山书院改名为“冠山书院” 。

稽察房，又名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始设于雍正八年０７３０），其管理大臣无定员，简派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堂官数人兼领。掌稽察各部院及八旗谕旨特交之事，各督其限期。《光绪会典事例》将稽察上谕事件直接列为内阁职掌，可见其与内阁关系密切。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四月，与内阁同时裁撤②。由于稽察房堂官在当时有很好的升迁机会，由稽察房升内阁侍读学士，再升迁到南书房，所以当时内阁中书争相进入这个机构。戴衢亨出任内阁协办大学士后，一改由稽察房挑人的办法，改由庶吉士散馆后的翰林中选取，那些投机钻营风不再有了。 “内阁中书向以得稽察房为要津，盖其时非由稽察房不能得侍读也。终南捷径，人竞争之。自戴文端公入阁，挑协办，侍读俱由散值派取，稽察房遂为无足轻重之地矣。＂这一点，后来遭到很多人不满，以致于御史花杰参劾他时就有这一条。在嘉庆帝回复花杰的上谕中说： “又花杰折内称本年考取南书房四人，除王以衔外，周系英系英和同年，席煜系英和门生，姚元之则系戴衢亨、英和二人门生，文字虽优，钻营尤甚。英和平日常议戴衢亨，戴衢亨畏忌英和，阴与为附，实属结党行奸等语。本年考试南书房，英和会同戴衢亨、瑚图礼保举十二员，朕圈出与考八员，选取四员内，周系英、王以衔本系讲官，于随围时朕曾屡加召对，加以遴选。席煜、姚元之试卷本佳，并非戴衢亨、英和力荐。若谓周系英系英和同年，则岂科试英和一人可供文学侍从之选，其余竟无一人可用？若谓席煜系其门生，岂戴衢亨、英和二人所取之士皆不可选用内廷乎？尤为谬妄。 ”这里花杰说戴衢亨与英和结党营私，用人选取自己门生，遭到嘉庆帝驳斥。

嘉庆九年顺天府开缺事件，是戴衢亨在嘉庆时期所受到的第一个处分。本来是戴衢亨要纠正官场里的积习，清除弊政的，结果牵出了一个重大官场案件。嘉庆九年六月，顺天府治中赵日濂告病，时兼管顺天府的工部尚书戴衢亨与顺天府尹阎泰和具题报到吏部，请吏部开缺。吏部以未奉科抄不与开缺，反而将赵日濂铨升为广东运同。戴衢亨具折参奏吏部开缺不照成例且系虚选病员，有心压缺。

吏部也有说法，双方各执一词。嘉庆帝命大学士保宁、董诰、长麟、英和、姜晟秉公查办。结果发现，吏部没有按规定办事，顺天府治中告病应照京官五品以下据本衙门咨到之日开缺，不用等到吏部科抄。吏部铨升病员虽然不是官吏串弊压缺，办理已属谬妄。在查讯中还发现了吏部文选司贴写姚承裕等勾结顺天府书吏，盗印顺天府咨部揭帖骗候补运司王讷银两的事情。王讷之子王宗田心疑吏部压缺，告知阎泰和。而阎泰和因受王讷之子王宗田之托，在不了解情况之下，先行标画文书咨催吏部，将赵日濂开缺。这样就使当时吏部与顺天府为此事各执一词，互相参劾。致使吏部尚书刘权之等多人受到处分。 “九年，（刘权之）失察书吏虚选舞弊，因兼直枢廷，薄谴之，调兵部”。这次事件后，戴衢亨不再兼管顺天府。

戴衢亨办事勤奋，直到去世前一月还在努力改革弊端，提出了改革考试供事章程一折。戴衢亨是在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农历四初一去世的，这份奏折的时间是在嘉庆十六年农历三月十五日。

各衙门考试供事，往往于招考之后，日久宕延，又缘收考太多，以致弊端丛生，有营倩冒考等事。今翰林院酌拟章程，称该衙门额设供事十六名，照定例，再备额外供事十六名，额外悬缺五名，即行招考，如数补足五名，收考不得过三四十人，出示后即令投考等语。似此人数既少，办理迅速，便于稽查，则诸弊可尽除。嗣后各衙门考取供事，均著照此章程，随时妥办，至从办事之道，敏断则诸弊肃清，奸人无所措手，怠延则百端丛脞，宵小易致生心。近日部院衙门常有书吏在外舞弊，皆缘官员等，于应办公事不能立时剖决，迅速施行，以致猾吏奸胥，乘机起意，或将未定之稿，传说播弄，或将候发之件，影射招摇，其间与人关说，以及受贿舞文，皆必先有作弊之暇。若该管官励精从事，能使案无尘牍，伊等更何所施其伎俩耶。嗣后各衙门大小官员，务当勤奋办公，力加振刷，以除奸蠹之萌。切勿怠玩因循，酿奸滋弊。当时戴衢亨正掌翰林院事，为改革弊政而不断努力，只可惜积弊太深，难以迅速见效。

为国取才

朱彭寿《旧典备征》中说： “仕途最重是文衡，唐诗中即有是语，故有历主春秋两试者盈门桃李，众望之辄艳羡若仙焉。＂＠戴衢亨与其父戴第元，兄戴心亨，叔戴均元在清代乾嘉年间， “父子兄弟，并在词垣，而主试督学之差，星轺交驰，络绎道路，故其时阶皆未崇，天下翕然称'四江四戴’？”。这里说他们门生遍天下，为一时盛况。而戴衢亨所主持的春秋两试有四典乡试固，一典会试，两任学政。也可以说是门生遍天下。戴衢亨的用人标准是什么呢？

主持乙丑会试

嘉庆乙丑（１８０５）会试，戴衢亨做为主考官与大学士朱硅一起主持会试。

朱琏说他取士不公， “乙丑会试，去取多所不公，朱文正公甚怒，至以'于门四犬’ 讥之。语虽激愤，亦可觇其行矣” 。因戴衢亨出自于敏中门下，朱硅（这个人很狭隘，竟要磨平明朝的碑）以“于门四犬” 讥讽他，语气相当激烈了。但事实到底是如何呢？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资料来说明，已无从查考。而相关的间接资料还是有一些的，如英和，他也是这次会试的考官之一，他在《恩福堂笔记》中详细记述了这次考试中的一个重要细节。 “已公定前十卷，交知贡举进呈矣，挑灯与大庾戴文端公勘闱墨所刻试帖诗，检出第五名安徽卷诗内重韵，当将十卷取回，而第五名殊卷不误，因再将各卷细阅，第八名江西殊卷重韵，随以湖北卷易之。同事欲将江西卷黜落，余疑系誊录讹写，若本生不误，岂不可惜。因共商置之殿榜另备。江西卷俟填榜时看墨卷误则中备卷，不误仍中此卷。及阅墨卷，果无误，乃将备卷取中，誊录中者为彭邦畴也。 ” 而赵慎畛在《榆巢杂识》中对戴衢亨与朱硅中这次会试中的意见不同也作了披露：

乙丑会试，总裁朱宫傅、戴大司农校艺争执，彼此不合，各寄以诗。余时司分校，记其数首于此，以见前辈怜才校士之苦心焉。朱《闱中抒怀》三首云： “廿七科名七五年，臣今老矣敢争先。烟云镜树归乌有，功业文章待后贤。是处青山皆净土，个中丹地岂尘缘。成蹊桃李凭谁问？且向千潭印大圆。 ” “元都观里植何年，无定河边等后先。千佛名经应有数，五车便笥未为贤。梦回一笑占新卜，涕破三生错旧缘。老我菩提无住着，春口塔顶合尖圆。 ” “芳草多情忆往年，怕闻题鹅乍鸣先。摩挲老眼三旬涩，拂拭沉心五八贤。鲛泣艰难逢解口，鸩媒容易断因缘。漫嗟井里常遗厥，会看排云献壁圆。 ” 戴《偶成》： “几辈春蚕食叶声，荠甘茶苦等忘情。锦标夺帜看谁健，采笔生花梦已成。顷刻鱼龙争变化，权衡燕雀在公平。暗中摸索何恩怨，好事休夸药笼名。 ” “忍听焦桐作爆声，泥金盼捷一般情．莫教赝鼎腾光怪，毕竟良材受匠成。眼底烟云原是幻，胸中畦町要全平。寒潭雁过无留影，不博人夸藻鉴名。 ”

从这里可以看出，戴衢亨在诗中所写正是英和所写的事情，由此可见戴衢亨在这次会试中并不是朱硅所说的取士不公，相反的，而是以相当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这次录取的公平公正性。取已定好名次的试卷，还挑灯连夜磨勘试卷，结果发现了错误，及时地予以纠正。《国朝先正事略》中对他屡柄文衡有这样的评价：“阅殿试卷二，阅大考卷二，庶常散馆卷一，矢慎矢公，有持躬清正，居心坦白之褒。“应当是符合事实的。

推重江西名士谢阶树

戴衢亨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摆脱不了用人时有家乡情节，但家乡情节的作用毕竟是一个因素而已，还没有到左右他用人的标准发生根本改变，最终的结果还是凭文取人，量才录用。江西名士谢阶树的录用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庸闲斋笔记》记载有这样一件事：

江西谢向亭阶树，嘉庆已己科榜眼，尝督湖南学政，方乡举，贫甚，无力入都。时是同乡程君为贵州按察使，因诣之谋馆；而程君之西席为贵州某孝廉，本无意计偕者，忽梦见人送“榜眼及第” 匾至馆中，孝廉心喜，以为应必在已。遂辞程君，进京会试，程君因延谢填其馆缺。孝廉会试失意而归，以为妖梦所误，不再作春明之梦矣。谢权馆一年，积有修金，次年适遇恩科，亦遂入京，榜发中式。谢书法本佳，殿试阅卷大臣取其卷入进呈十本中，次在第五。时江西戴莲士相国久耳谢名，谓同乡与阅卷者曰： “本科江西有佳卷乎？” 曰： “有次第五者，当是江西谢某卷。 ” 相国笑日： “江西自某后二十年矣，竟无大魁者，可叹可叹！”盖相国固以状元及第者也。诸大臣闻言心悟，遂相约次笫重检其卷，一人指谢卷曰： “此卷书法甚佳。 ” 提上一名；一人又日： “此卷书法甚佳。 ” 又提上一名，如此数四，遂次谢卷第二。最后某大臣至，一人以言挑之，谓： “第二书法甚佳，似可提起。 ” 某大臣不喻其意，笑谓： “书法果佳，但在第二亦不为低。 ” 依次进呈，谢遂以榜眼及第矣。夫一榜眼，某孝廉因其梦侥幸之而不能；戴相国示意欲提拔之亦不得，此固有命存乎其间也。然某孝廉之梦，又当如何占验而后能知也？使此时而有占梦之官，必有是说。

这里有时间上的错误，谢阶树不是嘉庆已己（１８０９）科榜眼，而是前一年的戊辰（１８０８）科榜眼，此科状元为吴信中，这一科戴衢亨没有充当会试考官和读卷官。而戴衢亨充当会试读卷官是在已己科，这一科状元是洪莹，为戴衢亨拔识，后来还被御史花杰参劾，说他与洪莹交结而拔为状元。另一个错误则是谢阶树榜。

眼及第这一科不是恩科，而是正科，倒是已己科才是嘉庆帝五十大寿开的恩科。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笔记小说的作者所记述有笔误，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件事实是存在的，说明在当时就为众所周知。

谢阶树与戴衢亨是同为江西同乡，同乡之情，就一定能拔为状元、榜眼或是探花之类，这样的结果不是作为一个大臣能办到的。科举考试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完善，有严格的制度来保证其公平性。这个事的另一面，则说明戴衢亨在朝中的重要地位，以致于朝中大臣都迎合他。

取江南名士李兆洛

李兆洛为嘉庆甲子（１８０４）科江南乡试第一，俗称解元。李兆洛中解元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是科四书题谨权量一节，次振河海而不波两句，次天之高也，至千岁之日至，并义蕴深博，作者多不能满称。内监试阳城张公敦仁得先生卷，击节不置，又虑其辞格古浩，不投时赏，乃手录全卷，从容示主试大庾戴公均元，若为拟程者日： “此等文将焉置？＂答日： “闱中果有此，岂得抑置第二人？＂张公袖中出殊卷，日： “此非闱中来耶！” 即命录其五经文及策论相与传观之，称美，不容口，遂裒然为举首焉。

李兆洛参加嘉庆乙丑（１８０５）科会试。这一科主考官为戴衢亨、朱琏、恩普、英和，会试结果揭晓后，李兆洛名列第１６７名，戴衢亨看后，大为惊讶地对大家说： “此江南名解元也，而第于此，外人其谓我何？” 诸公也深嗟惜之，及殿试十本进呈，期必得第一人，竟易置第五，授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

朱硅所说他去取不公，有可能就是指这件事情。因为李兆洛中解元的主考官是戴衢亨的叔叔戴均元，而在此事中戴衢亨有意把李兆洛拔为第一，这就难免会让人认为他是去取不公。从李兆洛本人的才华来说，取他也并非全是因私情，而应算是凭文取人，量才录用。

推荐用人

推荐用人是军机大臣的一项重要的职能。各个部院衙门员缺，则由军机大臣推荐一些人选，提供给皇帝参考，由皇帝最后决定，然后补充到各部院衙门。门生关系是用人中的一层很重要的关系，清代中期，朝中大臣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关系影响。戴衢亨多年充地方学政，又多次典春秋两试，门生应该很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目前的资料没有看到很多关于戴衢亨推荐用人的记载，仅以少数能见到的资料来看看戴衢亨的用人标准。

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他所用之人，还没有发现明显的任人唯亲的事例。唯有花杰弹劾他时所说的，说他与英和结党营私， “阴与为附＂，所用的都是他们的门生、亲信。如南书房所选周系英、席煜、王以衔、姚元之四人，这几个都是当时名臣。另外，戴衢亨所荐之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治河人才占重要地位，如徐端、王秉韬等，可见当时治河任务之重要，河工的治理是嘉庆时重要的政治。而戴衢亨叔叔戴均元则长期在治河前沿，因在治河上的贡献，嘉庆特复设南河总督，由戴均元任总督，徐端副之。结果戴均元积劳成疾，回乡养病，于是就有嘉庆十三年戴衢亨与长麟视察南河时，有嘉庆帝嘱咐他顺便回乡看望他叔叔的事情了。

嘉庆临行对戴衢亨说： “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毕，卿可归家一省叔父。＂因此在他的纪恩诗中有“此去竹林勤问讯，亲传天语到柴门＂之句。戴均元有两次升迁，都是皇帝特旨批的，一次是在嘉庆三年，按例，军机大臣子弟有官御史者，应对品回避，改官部曹，时戴均元任满御史，而戴衢亨由上一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大臣面陈乾隆，乾隆以长辈回避小辈未免不协，难循旧例，特恩升戴均元为鸿胪寺少卿候补。另一次是嘉庆十四年，戴均元出任仓场侍郎时，戴衢亨任户部尚书，嘉庆帝以不用回避，任命戴均元为仓场侍郎。

但是从现有资料来看，并没有看到他任人唯亲的记载，王秉韬，在山西地方志中说由戴衢亨推荐，而《清史稿・王秉韬传》中则说是朱琏推荐，仔细分析一下，应该是两人都起了作用。因为在嘉庆四年，朱琏为汉吏部尚书，而戴衢亨此时兼任了汉吏部侍郎。

另外，作为军机大臣，戴衢亨在军事用人方面也颇有远见卓识。如《啸亭续录》中所说： “当其时，川、楚用兵，公拟书诏令，其奖励斥责处，动中款要，诸大将皆聋服之。用能成斯巨功，公之匡赞居多。 ” 可见其奖惩分明，能切中工害，用人得力。 “聋服” 二字足见其用人之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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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河工

河工在明清两代与盐法、漕运并称为“三大政＂。所谓河工，本指修筑河堤、疏浚河道的工程，因明清两代黄河水患突出，故尤多指治理黄河的工程。有清一代，由于夺淮入海的黄河与运河交叉，直接影响到漕粮安危、京师稳定，对黄河。

下游的治理更成为众所嘱目的要政，以至“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 。当年康熙六下江南就跟治河有关。直至咸丰五年，黄河改道，漕运改海运了，大运河的地位日渐衰落。但是清代河工越治问题越多。特别是乾隆后期以后，和砷当权后，河工弊端日渐增加，河事日坏。 “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如嘉庆戊辰己巳间，开浚海口，改易河道，糜费帑金至八百万。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堵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惟河帅徐端公，自河工微员以廉能著，受知今上知，特擢河东副总河，寻复即真。公久于河防，习知当事之弊，尝浩叹国家有赀财，不应滥为糜费。每欲见上悉陈其弊，同事者恐其将弊揭出，所株连者众多，故每遇事压其行，使其终身不得入都陛见。以致抑郁而死，至贫无殓，而所积赔项至十余万，妻子无以为活，识者悲之。 ” 回从清代河督徐端的事不难看出，清代治河弊端主要表现之一，是治河官员整体素质的低下，能者不能实施自己的主张和抱负，无能者对河事毫无主见，缺乏基本的决断能力，也从不去调查研究，造成了巨大损失，依靠拉关系等手段，反可获得提升。表现之二，是经费和物料的混乱。每遇河事，大量请帑，反而变成这些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清代河臣大多都是捞得钵满盆盈，养得脑满肠肥。象徐端这样的正直清廉的河臣反而遭到那些河臣的排挤。

清代河务日弊，河工频兴，灾情不断，嘉庆帝心理十分清楚，也十分忧心，之前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暂时把这事放在一边，在镇压了白莲教起义后，便着手治理河工。此时河事曾出现一大转机。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南河黄流夺运，高堰石工坏，特命戴均元驰视筹度。第二年，河水异涨，幸好前一年高堰堤工预先做好了预防，以致“保卫无虞” ，而河中沉积的淤沙，反而因涨水水急，冲刷一清，“已复三分入运、七分入黄的旧制，为河事一大转机” 。戴均元为治河作出了重要贡献，以致嘉庆帝“嘉均元尽心宣防＂，特恢复了正副南河旧制，重设南河正副总督，任命戴均元为南河总督，徐端为南河副总督＠。戴均元“自接印受事后，遂殚心竭力，筹度机宜，整饬积弊，杜绝夤缘，工程则委之于副帅督办，钱粮则自任＂。戴均元在南河总督任上积劳成积，得旨回籍调治病症。戴均元后来深受嘉庆信任，跟他多年治河上的贡献有重要关系，也同时说明在嘉庆时期，河工治理的重要性。在戴衢亨卒后，戴均元还多次被派到治河前沿视察河工。在《郎潜纪闻二笔》中有这样的记载：

可亭相国督南河，积劳遘疚，假归里门．时河工未蒇，两江总督铁≯台亭保请帑六百万，睿庙以斯事艰巨，命戴文端偕觉罗长文敏公麟，赴工审度，并谕文端曰； “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毕，卿可归省卿叔父。 ” 故文端纪恩诗有“此去竹林勤问讯，亲传天语到柴门” 之句。以朝夕夹辅之重臣，恩予往返四千余里，以慰其家庭骨肉之私，为史册纪载所未有。盖睿庙极重戴氏叔侄，欲并寄以股肱心膂，其储参大政之意，已于是乎定矣。

戴衢亨这次去视察河工，则主要是起源于两江总督铁保请求六百万，还提出改易河道。嘉庆虽想锐意整顿，但中外臣工议论不一，难以作出周密的筹划。于是将这一重任交给了戴衢亨，命他与协办大学士长麟出京视察南河。这次视察南河，戴衢亨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治河的重要主张。他找到当时的治河能手包世臣，向他询问了有关治河的对策包世臣成为治河能手，是师从郭大昌所学的。郭大昌（１７４２—１８１５），字禹修，江苏山阳县人，精通治河，是包世臣涉足河事的引领之人。郭大昌在历史上几乎己淹没无闻，但在当时江淮一带却被民人供入庙宇，视作神仙。包世臣对郭大昌的治河水平评价甚高，将他与潘季驯、陈璜＠相提并论。因此，包世臣的治河思想是以（大）禹、潘（季驯）、陈（璜）、郭（大昌）为主线的治河思想汇集而自成一家的。《包世臣年谱》详细记录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二月江督（两江总督铁保）请帑六百万，议改河道，郭大昌买舟访先生（包世臣），日： “制府今入都，通工议改河道，或南出射阳湖，或北出灌河口，绐制府请饷六百万，制府以为然。如是，则吾淮人，类且当尽，吾与吾友张君，念非先生莫能救此险难者。张君贯钱二百缗，属延先生，吾携潘、靳诸公书，及手录雍正元年至嘉庆二年南河奏咨各案，与先生扁舟泛下河，转至灌河口，溯莞赎、方塘，由中河至徐州渡河，策骑循峰山，至盱睢，竭两月之力，相度黄淮湖运之形势。吾策制府返浦，必有重使踵至。以先生辨才通澈河事，执佌佌著之口以救亿万人之命，不难也。先生欣然行，以四月望抵浦，遂笔记已见，为筹河刍言二篇。时制府方旋车，而协办大学士觉罗长文敏公、戴文恭（端）公奉命视河。

未至，郭君稔知漕标副将郑敏与文敏有边连，即删润先生书为郑公具稿驰呈文敏，文敏惊叹，飞檄调郑公，郭公语郑公曰： “相国识力口辨，公非其匹也。度不能答，即日： '安徽诸生包世臣所为可矣。 ” ’ 郑公至宿迁见文敏，知稿出先生手，即嘱郑公旋浦道殷勤，而相国以五月五日夜分至，初六昧爽，文敏至先生寓。先生因为相国极言海口并无高仰，河身断不可改。云梯阂迤下，宜接筑长堤至海滨，而于运口筑盖坝，导淮溜出黄，以减运涨，则清淮可以安枕，而河流必不旁溢。长相国颔之。次日，先生诣行馆答谢。长相国已招戴相国同聚赞化宫，长相国曰： “老夫昨聆吾子言，于河事觉有把握，惟海口高仰，制河两节使屡腾章奏入，江境接见文武，无不为此言。今Ｅｌ吾子谓不高仰，仅一人之说耳，其说亦有征验否？”

先生曰： “为此言者不独制使河使，及沿途文武也，自前明中叶章奏，已有是谬论，故能坚持此说。数日后两相往勘，则持此说者便有三人也。 ” 戴相国曰： “两节使或未至海口，文武奉差查勘，必有到彼者，岂自明中叶三百余年，只吾子一人曾历海口耶？” 先生曰： “臣何敢谓三百余年司河事者皆未至海口，以其说海口高仰而意料之耳？且两相国不必俟勘，试执一人于途而诘之便知，其不高仰矣。 ” 长相国日： “'两人询河坝官吏，且数十百人皆言海口高仰，吾子言诘之途人便知不高仰，究当诘何人耶？” 先生曰． “海口高仰则两岸之失守有因，其咎可薄，而改道之邪说可行，失守之荻咎轻，兴工之擅利厚，且谁肯言海口不高仰耶？相国不问谁何，但言吾即往勘海口一途，起旱巳廿日，甚劳，欲用船取水道，若干日可到，彼必对日： '船行中流，两岸皆见便勘验，自浦到海口，计程三百里，风顺则必不可行，无风或小逆风，日许便到。 ’ 相国再诘之日： '船行如是之易且速，吾回浦仍坐船，以细察两岸情形，可乎？’ 彼必对曰： '回浦万不可坐船，无风或小逆风寸步不能上，即得好顺风必十余日。相国以此验之，则海口之是否高仰，可以意决矣。 ” ’ 言不尽，河帅上谒，先生避席，两相国以先生之言诘之，河帅答如所言，相国怒日： “下水逆风一日便到，上水顺风十日尚不能达，此而以为高仰，天下之冤，未有过于海口者矣。＂河帅语塞，次日遂延先生同勘海口，而覆奏河事，颇采及先生之议。长相国欲专折保荐先生，先生力辞。

这次视察河工，先视察南河，后视察两淮盐务，再视察东河。他于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疏陈要义， “认为当前治河关键在于斟酌轻重缓急，各工既不能一窝蜂都上，也不能因为出了点问题便全停下来。他结合自己对河势实勘所得，建议停培毛城铺滚水坝，复天然闸东山罅闸坝，以减黄济运，在王营减坝西，增筑滚坝、石坝，普培沿河大堤，而以淮、扬境内尤急。至于云梯关外八滩以上，接筑雁翅堤以来水势，并于智、礼二坝加高石基四尺，以制宣泄。嘉庆批准了他的建议，按照这组织施工，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嘉庆帝还把他的治河主张作为今后治河的标准， “嗣后考核河工，当以此标准。 ”

平定白莲教起义

乾隆后期，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乾隆派出福康安领兵镇压，用时两年多，才将其镇压，作为军机章京，虽然不可能直接参与决策，也没有到前线指挥作战，但他在这个事件中是有所贡献的。当时前往台湾直接指挥平定起义的是福康安，福康安赴台时带了两个军机章京去，一个是方葆岩，就是方维甸，另一个是范摄生，就是范鏊。

“吾闽台湾林爽文之乱，福节相（康安）来平之。随带军机章京之员，一为方葆岩（维甸），一为范叔度鏊，节相倚之若左右手。命方专司讯鞫，范专司文奏。 ”在《枢垣纪略》中记录了戴衢亨的一首诗，《送范摄生方葆岩随尚书福侯赴台湾平贼》：

男儿事业请长缨，磨盾濡毫意气横。阃外谈谐资将略，幕中书记擅诗名。

旌旗下濑鱼龙伏，鼓角从天猿鹤惊。观海从戎心胆阔，此行差不负平生。

此诗充满了对前往前线建功立业的向往和对他们充满的期待。他没有到前线，在后方查验档案，交发文报等等，为平定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隆五十三年，在林爽文起义平定后，阿桂为他请求开复失察在山西学政内武生裴泰祥打死多人的处分时说： “修撰戴衢亨在军机处行走有年，素为勤慎，此次办台湾乱民，一切查检档案，交发文报事件，俱为奋勉出力，并无贻误。可否将该员革职留任之案准其开复，以示鼓励。＂阿桂请将他革职留任之案开复，得旨允行。

戴衢亨当时只是军机章京，位卑言轻，作用有限。嘉庆二年，他出任军机大臣，但由于和坤专权日甚一日，连嘉庆帝都拿他没有办法，戴衢亨在此时刚入军机大臣，资历又浅，发挥的作用也相当有限。直到嘉庆四年，嘉庆帝调整军机处，清除和砷势力后，他的作用开始日益显现出来，成为镇压五省教民起义的最主要的当朝重臣。

教民起义是嘉庆帝继位后所遇到最重大、最为难处理的事情，这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白莲教原是民间的一种秘密组织，主要流传于下层民众之中，在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带的一些深山老林棚民中之佃户、佣工间广为流传。从信教的这些人群来看，主要是下层民众和无业游民。这些人生活比较艰辛，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加上清代中期政治日益腐败，官逼民反。从起义的爆发来看，多是官逼民反的结果。白莲教的一支首领王伦在山东起义，仅一月就被镇压。乾隆帝命将教首刘松押至甘肃充军，后又下令缉捕在川、楚、陕等地传教的刘松弟子刘之协。官吏将刘之协抓获，在解往河南扶沟途中，刘乘机逃脱。

官方通令，大肆搜捕。湖北宜都官吏，逐户查缉，胥役乘机大施淫威，株连网罗，搞得当地家破人亡。宜都教首聂人杰等人乘机于嘉庆元年正月初十日起事。宜都首义，四方响应，从嘉庆元年至嘉庆七年十二月，持续了七年之久，纵横川、楚、陕、豫、甘五省，其余部一直坚持斗争，到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前后持续九年。清王朝出动了京营及十六省数十万大军，耗费白银达二亿两之巨，造成清政府府库空虚，财政拮据的状况。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清军提督、副将、参将以上有四百多员被歼，一二品高级将领也死亡二十多名。经过这次起义的打击，虽未致于重蹈明季覆辙，但清王朝的外强中干已暴露无遗。更由于经过了这长达九年的折腾，社会元气大伤，中衰之势已是不可逆转，清朝从盛世的落日余晖中逐渐走向衰落。这一切正是清代中期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嘉庆帝刚继位就面临着令他十分头痛的大起义，心情是非常的着急，他六换统帅，用人不专，任而不信＠。就在嘉庆四年一年之中就换了三个统帅，也可以看出他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的急切的心情。另外在镇压这次起义中暴露出来的清王朝吏治军风之颓败，可见嘉庆帝在“剿教” 的过程中之所以多次撤换军事统帅，也是迫于无奈。虽说经过不断的撤换和整饬，情况一届比一届有所好转但要彻底实现根治，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在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这件事情，戴衢亨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些在史书中有比较多的记载。虽然文字不多，但通过这些评价，还是能够看出他在这件事情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他在嘉庆时期的主要政绩之一。他主张专任将帅，平定了三省起义。在《清史稿》中有以下记载： “楚、川、陕教匪以次削平，以赞画功，屡荷优褒。七年，大功戡定，诏嘉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克尽忠悃，加太子少保，予云骑尉世职。 ”这里明确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还有比这种评价更明确的，就是出自《啸亭续录》。在《啸亭续录》卷五《戴文端公》这样记载： “当其时，川、楚用兵，公拟书诏令，其奖励斥责处，动中寂要，诸大将皆砻服之。用能成斯巨功，公之匡赞居多＂。类似的记载还有，《皇朝政典举要》这样评价： “以至教匪戡定，厥功多焉” 。

平定东南海盗

平定海盗最主要的问题是，当时浙江和福建等沿海省区，不能协调一致，各自为战，而且还相互制肘。先是闽浙总督玉德，剿办十分不力，于嘉庆十一年革职治罪，由阿林保接任闽浙总督。阿林保与闽浙统帅李长庚不和，上奏弹劾李长庚“剿办不力” ，要求嘉庆帝将其革职治罪。嘉庆帝没有轻信阿林保之言，也对李长庚有所怀疑，命浙江巡抚清安泰密查实情。清安泰将实情上奏，得知是阿林保从中掣肘。后来李长庚战死后，嘉庆帝调整了闽浙两省军政官员，调方维甸任闽浙总督，阮元复任浙江巡抚，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分任福建浙江提督。原来的派系斗争缓解，两省合力，协同会剿，海盗才平。嘉庆十五年六月平定了持续十几年的东南沿海海盗，以戴衢亨功居多。礼亲王在《啸亭杂录》说到这件事时这样说：

公（李长庚）卒后二年，公部将邱良功、王得禄等，率公旧卒，建功海上。时闽督易以方保岩制府维甸，与二将合志歼贼。戴文端公衢亨时掌枢柄，凡所请，无不立时俞允，中无阻挠，二将得以周命，蔡牵投海死，其子小仁获而奴之，海盗遂平。从这里可以看出戴衢亨作为军机大臣，在这样一项重大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整理文献

戴衢亨在他的一生中为文献整理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在翰林院时，主要从事实际的文字事务。作为军机大臣是，他直接负责领导文献的编纂。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他参与编纂的文献并不在少数。

（一）《钦定热河志》的编纂

乾隆四十六（１７８１）年六月，《钦定热河志》告竣，戴衢亨作为翰林院修撰参与此事，并受到嘉奖， “交部议叙” 。《钦定热河志》全书１２０卷，共１５０万字，由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和坤和梁国治主编，门类齐全，内容丰富，考订精当，体例周详，是研究承德历史、地理、人文和旅游资源以及清史和满族史的重要历史文献。《钦定热河志》编修完成后，当时曾以木版武英殿本被皇家密存，后手抄入《四库全书》。戴衢亨当时作为翰林，主要负责具体文字工作。

（二）四库全书的编纂

《四库全书》在纂修过程中，四库馆吸收了许多朝廷重臣和名重一时的学者，还招集了大量的办事人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根据乾隆四七年（１７８２）七月四库全书馆开列的任事诸臣衔名，有８名状元曾在四库馆任职，其中有两人是在任职期间殿试夺魁的。戴衢亨在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钱柴是在乾隆四十六辛丑科。四库馆职员情况如下表：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还有因为校对错误而记过处分达几十次之多，仅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就可以找出十几处处分的记载：

《剑南诗稿》内“此身老健更谁如” 句， “如” 讹“知” ；又“监设灵苗匕箸香” ， “匕” 讹“七” 。总校官何思钧记等过三次，分校官戴衢亨记过六次。从这里可以看出戴衢亨在那个时间里的主要工作就是纂修四库，从事一些事务性的活动。

乾隆年间完成的《四库全书》，实际上还有些续补及善后事宜，如乾隆晚年所编诗文各集，某些纂办较晚的方略、纪略等书，都需要缮录补入。嘉庆时期由于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直到嘉庆八年，在镇压了白莲教起义，社会秩序基本恢复稳定后，清政府才顾及到《四库全书》的遗留问题。嘉庆帝命“纂办《四库全书》的熟手” 时任礼部尚书的纪昀立即查明有关情况， “开单具奏” 。纪昀拟定有关章程奏上之后，嘉庆帝见需补书籍卷帙繁多，缮办情形复杂，立即下令增派庆桂、董诰、朱硅、戴衢亨、英和、钱樾、潘世恩等七人会同纪昀办理＠。（嘉庆）“八年四月，续行缮办四库全书，命衢亨会同礼部尚书纪昀经理。 ” ①他参与了这次编纂工作。《钦定授时通考》就是由董诰、戴衢亨等补耕织图的。＠最后还有戴衢亨、赵秉冲、英和写的跋语。

（三）《全唐文》的编纂

嘉庆帝钦命董诰、戴衢亨、曹振镛、阮元、徐松、孙星衍等百余名翰林学士编纂的《全唐文》，目前没有找到资料直接说明戴衢亨在这个过程中起什么作用。但有一个事实可以从侧面说明，他虽然挂名，但的确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和，是挂名编著者之一，在编著《全唐文》过程中先后从历史文献中辑出了几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英和在《恩福堂笔记》中这样记述了他在编著《全唐文》时的事情： “开全唐文馆时，余奉诏偕馆臣诣西苑之万善殿检阅佛书，既于《释藏经律论疏》中采出《唐人序论》若干篇，又于《旧清凉山志》得王子安文一篇，唐《西域记》得元（玄）奘表启十余篇，惟《慧苑华严经音义》，今藏无之，复购得旧时北藏本录其原序，一时搜罗可称宏富。 ” ＠而戴衢亨则是主要的编著者之一，他为此作出了贡献，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只是目前没有什么资料来具体说明，他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四）《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的纂修

方略编纂是清代的一项重要政治事务。编纂方略的机构有专门机构，方略馆，为军机处的下属机构。清代“方略的编纂，始于康熙时，而方略馆的设置，则始于乾隆间。＂④康雍两朝的方略在编纂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固定的机构，往往是书成馆散人撤。常设“方略馆” 这个机构，是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开始的。时值征服金川之后，军机大臣、大学士来保、张廷玉等人为迎合乾隆夸功意图，请纂修《平定金川方略》，获得批准后，于隆宗门外，武英殿后，咸安宫左设方略馆，隶属于军机处，拨给房屋三间，以作该馆专用，方略馆遂成常设修史机构。

自是，凡镇压农民起义，征服少数民族用兵结束，即纂修“方略” 或“纪略” ，大多是夸耀“武功” 与宣扬统治政令。＠到清未宣统三年，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方略馆随之被裁撤。自乾隆年间到清未，方略馆实际存在了１６２年。清代２５部方略中，乾隆朝以来的２０部方略就是于方略馆编纂的。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始撰于嘉庆七年，于十五年成书。全书包括卷首９卷，正编３５２卷，续编３６卷，附编１２卷。卷首有嘉庆《御制平定三省纪略序》，还有庆桂等人的《剿平三省邪匪方略表》，另有圣制三卷，御制６卷。圣制刊载的是乾隆御制诗，御制刊载的是嘉庆的《邪教说》一文和他所作的御制诗。正文纪事内容，自嘉庆元年正月起到七年十二月止官员的奏疏和嘉庆的上谕为《正编》；自嘉庆七年十二月起到十一年七月止官员的奏疏和嘉庆的上谕为《续编》；自嘉庆十一年七月起到十四年七月止官员的奏疏和嘉庆的上谕为《附编》；记述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始末。

戴衢亨是作为总裁挂职于这部方略的职员的。与其一起挂职的还有庆桂、董诰、额勒登保、德楞泰、刘权之、托津、德瑛、英和、章煦、钱楷、姚祖同等（见表五）。这些都是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军机大臣或者是统兵大将，然后就是军机章京。都是整个事件的亲历人员。清代的方略的编纂，保存了大量的史料，成为以后研究清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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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与禁毁书的活动

清代纂修《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的书籍，为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纂修过程中也大量禁毁图书，把那些与统治不利的书籍以及书中的文字销毁殆尽，以实现寓修于禁的目的。禁毁的书目均由官方编定，而且在上奏或下达该书目的同时，均附有给皇帝的奏文、皇帝的指示及下达文件的命令等，以说明有乾嘉名臣戴衢亨研究关情况，提出具体要求。这些奏文和命令便起了这类书目序文的作用。如英廉等所编《全毁抽毁书目》之前所附英廉的奏文中有云： “臣与总纂纪昀等，公同商酌，以各书内有词义违碍者，业经陆续查出，分次奏缴销毁。但卷帙浩繁，恐其中或尚有应毁字句，应再行通加覆检，然后发回，庶无疏漏，等因，于四十五年五月，具折奏明。随派纂修翰林戴衢亨、蔡廷衡、潘廷筠、王春煦、吴裕德、吴省兰、汪如洋、程昌期、吴舒帷、吴锡麒、孙希旦、陆伯煜、陈万青等十三员，将各省解送之明代以后各书，逐一覆加检阅，详细磨勘，务将诞妄字句，删毁净尽，不致稍有遗漏。兹据各该纂修等已全行阅竣，共看出应行销毁书一百四十四部，应酌量抽毁书一百八十一部。臣同该总纂纪昀等，逐加覆核，理合开具略节清单，同原书三百二十五部，二千一百二十三本，一并缴进，请旨分别销毁。其应毁各书，恐外间尚有流传之本，仍开单行知，令各督抚一体查缴销毁。 ” 可见他当时作为十三个人直接参与的禁毁书的活动，也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他在这个过程中所作所为。

坎坷经历

几陷大蕃案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初的一天，安徽徽州府婺源县人王大蕃，来到南昌，叫人送给戴衢亨书信一封，随信一起的还有奏疏一纸，以及送给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的程景伊的书信一封。当时戴衢亨本人并不在南昌的家中，戴衢亨的叔叔戴淑元感到事情突然，是关系到戴家的一件大事，不敢马虎。于是将这些书信和奏疏一起呈送到南昌县知县李洗心。李洗心立即派人拘捕送信之人，船户胡子贵，讯知，船户胡子贵受王大蕃之托来送信的，王大蕃现在还寓住在船上。随即派人到船中搜查王大蕃的行李，并捉拿王大蕃。在王大蕃的行李中并没有发现其它不法的字迹，只有一些残缺的医相杂书。于是将王大蕃带回衙门进行审讯。

经审讯，王大蕃交待，他原来是安徽婺源县（今属于江西），素有痰疾，读书无成，贫因失业。穷困潦倒，不得已离开原籍，当年三月前往江西景德镇，投靠其叔王添隽，图谋生理，其叔王添隽将其介绍到刘永有茶店做帮工，他嫌工资低，没做多久就辞工了。搭董子明的船于六月初七来到南昌，希望另觅生计。怎耐因人生地不熟，又谈何容易。无处安身，仍暂坐船中，穷极无聊，精神苦闷，日思夜想着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突然产生了升官发财，一改窘境的幻想，即通过给皇上呈递奏疏，力陈地方官吏在漕运、征粮、考试和关税方面的营私舞弊，求得赏识和录用。还想到当时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程景伊是他同乡，希望通过他提携自己。 “又虑无因至前，随起意撰写奏疏并作书札，欲行寄托陈奏。＂在奏疏中写了贪官害民、收漕、考试、关税等弊端，希望程景伊看在他留心地方事务，对他提携进用。 “复因书疏难寄” ，最后查知前科状元戴衢亨家住南昌，通过。戴淑元：戴衢亨的叔叔，戴均元的同胞兄，戴第元同父异母弟。

他把奏疏和信交给程景伊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又写了一封给戴衢亨的信，想通过戴衢亨的家属把这些奏疏和书信寄给戴衢亨，由戴衢亨转呈程景伊。于是王大蕃把奏疏和分别给戴衢亨和程景伊的书信托摆渡船户胡子贵送至南昌戴衢亨的家内。

南昌县令命王大蕃默写，核对笔迹，与书信相符，然后禀送至江西巡抚郝硕。郝硕认为王大蕃从安徽远走江西辗转寄托书信， “行藏诡诈，显非安分之徒，且语句狂悖” 。认为他原籍肯定还有不法字迹，或者是犯事在逃之人，或者是受人教唆，都应一一查明。因此案涉及到安徽学政戴第元、翰林院修撰戴衢亨以及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程景伊等人，郝硕不敢马虎，他一边飞咨安徽巡抚闵鹗元，搜查王大蕃的住所，一边传讯有关人员进行讯问，一边上奏朝廷。先委景德镇同知朱遐龄前往王添隽、刘永有各店搜查，并没有发现不法字迹。安徽方面，搜查王大蕃家里也没有发现不法字迹，也没有教唆之人，并没有犯罪在逃等不法事情。安徽学政戴第元上奏“与王大蕃平日无认识交往＂， “自抵任以来，禀遵圣训，一切关防严密，即绅士人等从不接见，实无民人王大蕃认识交往” ， “平日远近亲友内亦并无婺源县王姓之人” 。

最后，奏疏中所列贪官害民、收漕、考试、关税等事项皆因查无实据，是王大著“妄求进用，于疏词内捏砌地方弊端及贪官害民等语，所指原无实迹，是以疏内未敢叙入地方姓名，迨经获讯，复欲实其疏词，随口混供，究非挟仇有心陷害，亦无知情教唆之人” 。王大蕃“以微贱小民，胆敢捏造收漕、考试、关税等弊编写奏疏，欲行寄托陈奏，实属不法” ， “合依假以建言为由，将暖味不明奸赃事情污人名节，发附近充军。例发附近充军，但此等不安本分之徒，诚如圣谕，未便仍留内陆，致滋事端，应发往伊黎，给与种地兵丁为奴，以昭做戒” 。圆王大蕃以发往伊黎为奴而告结束。但王大蕃于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在发配所在地逃脱，不知去向。乾隆传谕原籍地安徽和沿途所经过之地严加缉拿，仍不知所终。

王大蕃案件对戴第元一家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此事牵涉到戴家三个人，一个是戴第元本人，所说的考试问题，直接跟他有关，因为他就是当时的安徽学政，主持地方考试正是他的职责所在。王大蕃奏疏内有安徽婺源县头名生员方易系贿买，这样就把戴第元卷入其中，因为在县学生员考试中，要经过三场考试，一为县试，二为府试，三为院试，经过三场考试取中才为生员。而院试则是由学政主持的。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戴第元即使本人没有受贿，那也有失察下属的责任。

其次，戴第元原籍就是安徽徽州，这王大蕃是否跟他有亲戚关系，或者有其它的关系，这些都是江西安徽两地地方官能够浮想联翩的东西。这使得刚由乾隆四十三年秋才到安徽任学政的戴第元卷入风口浪尖。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则是戴第元次子戴衢亨，戴衢亨是乾隆四十三年状元，王大著奏疏和书信其中有一封是写给戴衢亨的。还有一个是戴第元的弟弟戴淑元，是他把书信接收的，后把它呈交给南昌知县的。如果戴家因此而卷入这场文字狱，那对戴家的打击是致命的。戴家的“西江四戴” 将有可能从清朝政坛上消失了。好在最后因查无实据，这场文字狱没有扩大，只严惩了王大蕃一人。

在刚步入政坛，就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戴衢亨的来说，也算是虚惊一场，但对于他以后的仕途影响远没有结束。戴衢亨少年鼎甲，年仅２３岁就中状元，在清朝属最年轻的两位状元之一。可是有一个现象就是颇令人费解的，戴衢亨这样的人，在死后，居然没有留下可供后人研究的文字资料。仅为两本诗集，也只有文名没有文存。分析他后来的一些做法以及戴家其它人的为官之道，而且“四江四戴” 其它几个人也没有什么文字资料，可以肯定这场飞来的文字狱对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其次，军机处的机密性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戴衢亨在中状元之前就已经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章京专门从事各种文字工作，军机处的机密性，使得值军机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高度的保密意识。 “衢亨进入政府后，陷于文犊事务；乾隆后期，奸臣当政，人事倾轧。衢亨为官谨慎， '凡出入面取进止，虽同值弗肯轻泄。其封事条陈，随时辄焚谏草。立朝大节一二端外，人卒少知者。生平经术谌深，不务赫赫名。 ’ 因此，对这位嘉庆初的立朝重臣，留下供后人研究的资料却不多。 ” 其后的其叔叔戴均元， “生平所作无专稿，尝谓'今人焉能及古人’ ，除馆课诗赋已见刻于馆阁集中所有进御之作以及奏疏皆焚其草，不令存留”。另外，军机处繁琐的事务，使得值军机的无论是军机章京还是军机大臣，都不可能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戴衢亨的《南安诗草》就是在视察河工时，因受特恩，回家祭扫并探望其叔叔时所作。

再则是他后人没能继承他的衣钵。他的后人没有谁去整理他的文字资料，甚至连戴衢亨的两部诗集《震无咎斋诗稿》和《南安诗草》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戴衢亨死时，他的儿子仅十一岁，连治丧都是由嘉庆特准由他叔叔，时任仓场侍郎的戴均元给假一月回去治丧的。 “戴衢亨以状元起家，累官至首辅，是清代江西的第一位状元。当他辅政时，嘉庆帝曾作过一首五言诗，亲自书写后赏给他。诗日： '知遇先皇早，欣看晚器成。予申三锡命，汝矢一心诚。凤阙随双颜，鳌头冠众英。荷天作霖雨，江右灿台衡’ 。公感荷圣恩，摹勒丰碑，树之会城宅第，翼以巨亭，行路荣之。 “ 但是，戴衢亨的子孙却日渐衰落，过去的所谓“状元府＂、 “宰相府” 两座大宅院，到道咸间早已结满了蛛网，门上还贴有“卖” 字帖子。而那座皇上诗碑，则迁至大街闹市之中，亭子也没有了。此时，人们再从旁边经过，则只有唏嘘感叹的份了。 “发逆之变，江西省城幸以坚守获完。惜公子孙衰落，若所谓状元宰相两宅，久已蛛网蚁巢，门题卖帖。而奎章灿耀，乃迁置于市街嚣杂之区，过其旁者，辄烯叹不己。 ”一代豪门，其兴也忽也，其衰也忽也，迅速地衰落了下去。另外，戴家的另一个重臣戴均元，虽然有五个儿子，但是他后来因事抄家，他儿子的功名都被剥夺了，从此家道中衰，甚至连家谱都没有留下来，他的后人连一点关于他们家族的文字资料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了。

在那个极端专制的社会里，残酷的文字狱使人人自危，不敢越雷池一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牵涉卷进其中。戴衢亨一家就是这样被卷进其中的。虽然到了乾隆未期，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加上内忧外患，大规模的文字狱没有兴起，但是文字狱所形成的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并没有因此而消减。整个社会呈现出“万马齐喑” 的局面。

牵贪降职

末代皇帝溥仪的私人英文老师庄士敦曾经说过：“大清亡于内务府”。虽然这话过于片面，但内务府的贪腐却是有目共睹，皇帝即便知道也是无可奈何。

内务府是满清独有机构，属于内廷，和外廷的“吏户礼兵刑工”共同为国家运转服务。只不过这个部门只有一项工作——伺候皇上和他的家人。执掌皇家宫廷事务。皇帝有自己的金库叫：内库，也叫内帑。内务府就是管皇帝钱袋子的。

内务府长官称总管大臣，其成员都是满族王公或满族大臣以及太监担任，秩从二品，乾隆时改正二品。满清时期虽然各级都存在汉族官员，但唯独内务府是完全是有满人贵戚担任，汉人得染指，如果用一句话的来解释的话，内务府就是皇帝的小金库。但就这样一个机构的银子都有人敢拿，甚至是不拿白不拿。

当时在晚清流行一句话“内务贪，太守肥，三千太监三千贼；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在内务府。”但实际上自打内务府成立就贪腐不断。

内务府广储司设立于康熙十六年，下设银、皮、瓷、缎、衣、茶六库，就是内务府所有的物料和购买的商品都在广储司存放。也负责承建皇家建筑，广储司每年由内务府大臣一人轮值管理，广储司设总管六库郎中及六库郎中、中外郎、司库、司匠、副司库、库使等员。

大清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七，北京，广储司。

一大早，工部监督额腾伊带着皇家建筑承包商王国栋一起来到广储司衙门。王国栋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北京最大建筑开发商，接的都是内务府法工程，能够接皇家工程单子肯定都有人，王国栋背后的大佬就是东阁大学士兼步军统领禄康。禄康是宗室出身，但到他这一代已经快出五服了，他由宗人府笔帖式起家，凭借着个人努力做到了兵部尚书、步军统领等职。现在是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禄康在王氏公司占股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六。还是干股。

而王国栋作为禄康白手套和理财童子，一直以来，王国栋独揽步军统领衙门所有的工程项目，是唯一合作商。自然赚得盆满钵满，这自然引发同行的羡慕嫉妒恨，可问题是别人只是看到了贼吃肉，没有看到贼挨打，因为朝廷的工程虽然利润丰厚，但吃回扣的也多，狼多肉少，到最后王国栋也剩不下几两银子，更关键的是，这朝廷的工程款也太难要了，王国栋也难啊。

王国栋后台硬，但内务府的直接后台可是皇帝，禄康虽然是步军统领衙门，那又如何，军机大臣内务府都不鸟，王国栋干活的时候都是自己先行垫付，待工程完工之后，再和内务府要银子，要是不给也没有办法。王国栋为了要银子整日是皱眉不展。

这次，王国栋就是来结款的，这是几个月前关于工部修缮城墙的业务，这笔银子工部一直就是挂账不付，王国栋往返工部催讨多次无果，在这种情况下，王国栋找来了工部监督额腾伊，从工部侍郎英和（副部长）那里拿了批文，这才有了额腾伊领着王国栋前去广储司要银子。

对此广储司司库（会计）的态度冷漠，对于工部的批文完全是熟视无睹，因为在在个小司库眼里，工部侍郎英和的权力再大也管不到内务府，即便工部尚书也不行。王国栋在交涉的时候，发现了司库办公桌上还有一份要银子的批文。

该工程项目是修缮正红旗满蒙汉三旗兵房等工程，项目工程款是七千八百五十九两。项目甲方是步军统领衙门。王国栋一看就怒了，因为根据他和禄康达成的“协议”，有关步军统领衙门所有工程只能王国栋的公司承揽，别无分号。而现在，禄康却偷偷地把油水最肥的一个工程项目给了外人，王国栋不淡定了，工程款也不要了，立即就去找禄康算账。

当王国栋在步军统领衙门当场质问禄康的时候，禄康听罢却是一头雾水，对于此事他矢口否认，并表示他没有签阅相关文件，王国栋对此自然不信，并表示今后拒绝与禄康合作。禄康在这种情况下，就找到工部侍郎英和、左侍郎陈希曾，三个人当面查证此事。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工部确实存档了这份发往广储司的结款咨文，但经几人仔细比对后发现，该文用印竟比工部堂印足足小了一分有余，也就是说，这份工部的文件居然是伪造的，这如果不是王国栋偶然发现，工部居然是毫不知情，在场众人齐刷刷倒吸一口凉气。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九，工部衙门。

被冒名的禄康极为恼怒，因为一旦案发，一个贪污的罪名肯定跑不了，于是在短短两天之内就查清案件，一共拘捕逮王书常、谢兴邦等六名嫌犯，而这些人不过是工部和广储司里面的书吏和书办，就是一些小虾米，有的已经都离职了。

案件经工部上报给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庆桂亲自审理，宰相的本事果然不同凡响，案件很快就查清了，因为这些书吏薪俸微薄，他们又没有条件贪污，于是就想出一个伪造文书冒领银子的馊主意，于是，大伙当即分工合作，有负责伪造文书的，有负责雕刻假印的，还有假冒工头的，一番折腾，就冒领户部官银七千八百余两。

军机大臣庆桂继续深挖案件，这一深查居然查出一个大案，原来自从嘉庆十一年十二月至案发之日，主犯王书常、蔡泳受、吴玉三人伙同一干从犯，三年间先后十四次伪造官印文书，从内务府广储司、户部银库、颜料库、缎匹库等处冒领银两、颜料、缎匹等财物，累计诈骗白银近七万两。至此，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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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紫禁城。

军机大臣庆桂将案犯供词提交嘉庆皇帝，嘉庆的愤恨可想而知，因为这是贪的他自己的银子。

十二月二十四日，嘉庆下旨，将王书常等六人依律处死，其余情节较轻者也都从重判处流刑。但仅仅重判几名胆大包天的书吏显然难以平息皇帝的愤怒，嘉庆对此心知肚明，此事必然是上下齐手的窝案。案发后，嘉庆就明确表达出自己对眼下吏治状况的强烈不满。

于是嘉庆便毫不客气地怒斥相关官员存在失察之责，根源就是内务府官员怠玩不职，均属难辞其咎！”为此分管户部、工部、内务府的大学士费淳、礼部尚书王懿德、大学士禄康等大臣分别受到处分，即便如此，嘉庆还是不解气，不久之后，军机处转发嘉庆上谕：内务府堂官苏楞额、阿明阿革职；户部堂官禄康、戴衢亨降职留任，工部尚书德瑛降级致仕，最终惩处各级官员不下百人。

由于此案涉事官员众多，一时间，受惩官员纷纷大呼冤枉，原因很简单，这银子我又没贪，由于说情的太多，最后嘉庆只能下诏法外开恩，涉事官员准许捐复，以“议罪银”的方式花钱免灾。官员一听，皇帝你不就是要银子吗，早说啊，吓我一跳，于是纷纷纳捐复职。苏楞额和阿明阿也在数月后官复原职，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是禄康，这次他虽然官复原职，但后来由于后因家人开局聚赌，他又降为笔帖式，回到了原点。

议罪银”制度，说白了就是当官的犯了错，花钱买平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笔钱是直接进入内务府的。要论数量这笔钱不足以填补亏空，但是意义重大，这直接导致“内廷”和“外庭”有了勾结的通道。

嘉庆一顿操作猛如虎，到头来不过是杀了几个书吏，朝堂上真正贪腐怠政的硕鼠们不仅安然无恙，反倒因此有恃无恐，朝廷吏治愈发败坏。就此帝国的巨贪们却花钱捐复，从此高枕无忧，他们今天给了皇帝一两银子，明天就能从皇帝那里贪十两银子，也不知道嘉庆皇帝会不会算账。

等到了道光开始，内务府的贪墨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根据末代皇后婉容的抄书先生周君适的回忆，当时故宫宫门坏了一对铜环得修一下，内务府的账本上，这对铜环价值两万两白银。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在两万两在京城能买10个四合院。当年光绪大婚，要给皇帝做一个新的门帘子，成本价50两，最后内务府的报价是两万五千两。有关道光吃30两一个的鸡蛋。道光龙袍打补丁150两一个，道光吃面片要两万两都不是虚言，这内务府贪污真的是骇人听闻。

轶事闲情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凡大典撰拟文字，皆出其手。二年，命随军机大臣学习行走，以秩卑，特加三品卿衔。累迁礼部侍郎，调户部。四年，仁宗始亲政。衢亨以病乞假;假满，兼署吏部侍郎。六年，擢兵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户部三库。川、楚、陕教匪以次削平，以赞画功，屡荷优褒。七年，大功戡定，诏嘉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克尽忠悃，加太子少保，予云骑尉世职。九年，失察顺天府书吏盗印，罢兼尹。十年，调户部，兼直南书房，典会试。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典顺天乡试。

十三年，偕大学士长麟视南河。时河事日敝，帝锐意整顿，中外臣工议不一，特命查勘筹议。衢亨叔均元方以总河谢病家居，许便道省视，遂与长麟三疏陈治河要义，斟酌缓急，停修毛城铺滚水坝，复天然闸东山罅闸坝，以减黄济运;於王营减坝西，增筑滚坝、石坝，普培沿河大堤，以淮、扬境内为尤急。云梯关外八滩以上，接筑雁翅堤以束水势。高堰、山盱石堤加筑后戗土坡，为暂救急之计，徐办碎石坦坡以护石工。智、礼二坝加高石基四尺，以制宣泄。疏上，帝深韪之，命嗣后考核河工以为标准。十四年，万寿庆典，晋太子少师。

衢亨性清通，无声色之好。朝退延接士大夫，言人人殊，不置可否，而朝廷设施，有见之数月数年之后者。柄政既久，仁宗推心任之。给事中花杰疏论长芦欠课，衢亨方筦户部，议下盐政核办。杰乃劾衢亨与盐商查有圻姻亲，馈送往来，助营第宅，不免徇庇;又廷试阅卷，援引洪莹为一甲一名，有交通情状;荐周系英、王以衔、席煜、姚元之入南书房，与英和阴附结党。衢亨疏辨，下廷臣察询，命二阿哥监视洪莹覆写试策，无误，迭诏为衢亨湔雪;惟斥其令部员刘承澍在园寓具稿，致招物议，予薄谴，镌级留任;坐杰污蔑，承澍漏泄，降黜有差。因调衢亨工部。复以凡部臣有直军机者，遇交议，同官每向探意旨，事后辄相推诿，特谕申儆焉。

十五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兼掌翰林院如故。十六年春，扈跸五台，至正定病，先回京。寻卒，年五十有七。温诏优恤，称其谨饬清慎，实为国家得力大臣，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文端。子嘉端，年甫十一，赐举人，袭云骑尉。

南昌状元桥

百花洲八一公园附近，民德路上，有座状元桥。原来是江西的戴衢亨捐修。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状元戴衢亨自幼勤奋好学，天资聪颖，但当时的县令是个庸官，并且还忌才，有意排挤他，因此连考几次，竟秀才也未中，后来众考生看他才华横溢而被埋没，就捐助他买了个秀才。之后，戴衢亨参加乡试到殿试，过关斩将，凭着满腹奇才，连中三元，皇帝召见他，钦点他为状元。戴衢亨中状元后，衣锦还乡路过这座桥，故后人称这桥为“状元桥”。

艺术素养

诗词楹联

戴衢亨平日为诗为文， “为文自儒家入，其言温而定，辞醇气厚，意正言平。少好吟咏” 著有《震无咎斋诗稿》和《南安诗草》两部诗稿。可惜这两部诗稿都没能找到，但从现存不多的诗文来看，他的诗深情隽永，寓涵深意。

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戴第元就任白鹿洞书院山长时，戴衢亨与兄心亨一起就读于白鹿洞书院，时戴衢亨年仅十岁，其兄长亦才十二岁。肄业庐山白鹿洞书院时，兄弟二人的诗已刊刻在书院的石壁。

戴衢亨十岁时刊刻在院内的诗：

昨日登邱入松林，坐石如仙静不俗。有泉垮垮声似玉，不嫌小径羊肠曲。

荷锄引来入空谷，水色临松水更绿。泠然却似故人至，留之不许出我屋。

斯时三更暑气溽，临流正当濯我足。高松百尺可挂衣，解带溪边刚一束。

更欲持竿到水上，三人同行兴不独。东坡先生竹最爱，闲居宁可食无肉。

我今爱竹兼爱松，一习南华石上读．溪边枕石听水声，水声潺潺声断续。

夜来月色临溪中，月在溪水手可掬。此水与竹成知已，亚松声吹谡谡。

辟路引泉二乐兼，我来此处路已熟。泉悠悠兮清且甘，饮涧遥听鸣仙鹿。

《咏八境台诗》：

廿年来溯赣江水，初上层台俯碧流。似我还家如传舍，此身涉世本虚舟。

倚天栏桁留清啸，尽日帆樯识倦游。依旧榜题看八境，南迁客去几经秋。

台前画堞临无地，台下双流锁急流。千里苍山未隐几，一行白鹭认归舟。

刚容累日携壶暇，得并群公步履游．壁上题诗有崔颢，凌云健笔迥于秋。

戴衢亨还与当时的著名诗人吴嵩梁曾以诗互相唱和。吴嵩梁是当时江西最著名的诗人，在他之前有蒋士铨，二十年后紧接吴嵩梁之后的有黄仲则。吴嵩梁的诗集《香苏草堂诗集》中有戴衢亨所题的一首诗《题“香苏草堂图卷后” 》：

献赋归来更读书，香苏岭畔忆吾庐。横经好足三余用，负郭曾无一岁储。

今节板舆频奉母，前身饭颗欲愁予。文章经国他年事，记取空山归来锄。

薛萝深处草堂编，图画何曾画辋川。佳日春秋书万卷，名山风雨笔千年。

诗人应补循陔句，生计终榆下巽田。我愧耕夫能识字，结茅拟就白云边。

吴嵩梁也随后和韵一首：《次韵酬戴莲士先生自书香苏山馆图卷后》：

蓟门经岁隔音书，寂寞青衫守敝庐。带草春深阶砌长，桃花日计斗升储。

重来问字频携酒，过许论诗或起予。却笑身闲心转苦，一溪寒雨立春锄。

敢道柴桑托地偏，登楼赋又拟秦川。风尘满眼多岐路，云海回头负早年。

从此读书知有味，欲求归养已无由。闭门何日容高卧，春在苏山柘水边。

吴嵩梁还为《南安诗草》题诗一首：《题莲士先生＜南安诗草＞后》：

朔风吹袖泪成斑，归榷苍茫夕照间。石转晴雷喧赣水，花飞古雪下梅关。

乡园梦好应频续，圣主恩深许暂还。枢省纶扉咨启沃，编诗未合号藏山。

由此可知，《南安诗草》所收，均为他于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完成整治黄河河务工程考察及处理扬州盐务案后，特准返回故乡祭扫及探视叔父戴均元时所作。今收藏于《续修四库全书》中的吴嵩梁的诗集《香苏草堂诗集》中仍有不少诗记述着与戴衢亨的交往情况，包括在地方任职时的和在朝廷任职时的都有。说明他们的交往还是比较深的。

戴衢亨作为军机大臣，时常在皇帝身边，随时应对，皇帝经常即兴作诗，叫大臣和韵。有时逢皇帝寿辰和其它节日、喜庆日，皇帝都会叫大臣献诗献对联，没有一定的诗才肯定不行。乾隆四十一年，应天津召试，就是献诗，而获得乾隆帝的赏识，钦取一等，后授内阁中书。

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正值嘉庆帝五十岁大寿，臣子向嘉庆帝献诗庆贺，戴衢亨向嘉庆献上一幅对联：

顺天康民雍然乾德嘉千古

治国熙世正是隆恩庆万年。

在这幅寿联里，戴衢亨以嵌字联的形式，天衣无缝地将嘉庆帝以上的五个皇帝的年号都嵌入上了，并祝清代皇朝万世长存。因而嘉庆帝看完大喜，为戴衢亨赐酒三杯，并加封太子少师。（十四年）正月， “上以五旬万寿加恩中外臣工，衢亨晋太子少师。 ” 并加吏部尚书。这年的十月正是嘉庆帝生日之际， “戴衢亨呈献诗册，上嘉其词义尤雅，特加优赉，赏大卷八，丝缎二端，及荷包、笔、墨、砚、纸” 。

戴衢亨还在一些地方事务中常常为祠堂、寺庙撰写一些对联之类。如在黄檗山寺留下了他撰写的一幅对联：

精堂诗句石门禅仙露明珠颗颗圆拈出波罗花一朵法中微妙笑中传

竹针麻线作家禅的的西来大意圆抛撒珍珠弥法界人间天上瓣香传。

此联采用同字法把两句中间一字和最后一字巧妙的运用同一字，形式与意境完美统一。可见戴衢亨文字功底之深。

另有记载他题的北门戴氏宗祠堂联：

堂构启萍乡，念先人注礼删经，家学宏垂典则。

山川恢庙貌，愿后裔秋霜春露，德馨永荐蒸尝。

这幅宗祠堂联注明为戴衢亨所写，但也有可能是附会之作，因为在清代，戴氏宗祠附会戴衢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清代戴氏中状元的有三位（戴有祺，康熙三十年，辛未科（１６９１）；戴兰芬，道光二年，壬午科（１８２２）。），而戴衢亨则是这三位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中状元时年龄最小的两人（另一位是于敏中）之一，均是２４岁。官也做得最大，是所谓的状元宰相。在宗祠中把他收入其中，有光大宗族的作用。

还有一个传说，是他在中状元后，为故乡题的堂联，对有眼无珠的县官进行讽刺，以出心中的怒气。

三十年前，县考无名，府考无名，道考又无名，人眼不开天眼见

八十日里，乡试第一，京试第一，殿试又第一，蓝袍脱下紫袍归

这对联所说乡试第一，京试第一，殿试又第一，就是科举考试中的“大三元” ，这在清朝历史上仅有两位，在戴衢亨之前没有，其后乾隆四十六年长洲钱柴，嘉庆二十五年广西临桂陈继昌。这个传说和这幅对联流传得很广，它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虽然是传说，但也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戴衢亨的文才。

书画

戴衢亨不仅诗写得好，还是一位有相当造诣的书画家。１７７２年，１８岁时作《庐山瀑布图》，主意深远，林壑深秀，气韵生动，墨气翁然。由热河行宫移内务部古物陈列所的戴衢亨书画作品中，其中就包括一本戴衢亨所作的山水画册，仿董源、赵孟叛、巨然、范仲立、曹知白、黄公望、吴镇、关仝、倪瓒、王蒙、米芾、李成。全是宋元明清书画大家之作。共十二页，墨笔着色相间，各页上方楷书分标。

戴衢亨还是一位出众的书法家。在清代状元中有４２位分别为各种书画家辞典所收录，被公认书法出众。他们是于振、于敏中、马世俊、王仁堪、王世琛、王杰、王敬铭、王寿彭、石韫玉、龙启瑞、龙汝言、归允肃、孙承恩、孙家鼐、庄有恭、庄培因、毕沅、陈冕、张之万、张謇、陆肯堂、陆润庠、陆增祥、金德瑛、林鸿年，洪钧、姚文田、秦大士、钱维城、徐元文、徐邮、翁同稣、翁曾源、黄思永、曹鸿勋、崇绮、梁国治、韩茭、顾皋、彭启丰、潘世恩和戴衢亨。戴衢亨列其中，说明他的书法成就还是相当出众的。

戴衢亨现有存世的书法作品除上表格中所列，还有些散落于各处，由于条件所限，不能够一一收集。新中国成立后的他的作品被列入禁止出境的书画作品行列。《国家限制作品出境：著名书画家图典》一书中把他列入“１７９５—１９４９年间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名单” ，在第三部分之精品和各时期代表作品不准出境者，他名列其中。该书评价时说他“擅画山水，功力深厚，书法闲雅秀丽” 。孙尔准为陈伯恭题戴文端临争帖册子诗云： “笔法真从玉枕寻，十番遗墨认悬针。须知正色芒寒处，总是平生笔谏心。＂这是孙尔准对戴衢亨书法作品的评价，可见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也是为人所共知的。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还有他的一幅书法作品《续集二王千字文一卷》存世。特点是“书体与汪文端相似，丰腴圆谌，雍乾间馆阁派也” 。由此可见戴衢亨的书画在书画史上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岁朝衍万图册

岁朝图，顾名思义，就是为庆贺“岁朝”所做之图，它通常以静物画的面貌出现，并配以贺岁诗词。岁朝图通过画中物品的名称谐音、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来表现一个美好的新年祝福。戴衢亨《岁朝衍万图》册，纸本十四开，13.5x32.7 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绘制岁朝时景十四开，标题以数字顺序序为首，分别为：一枝春早、二麦培霙、三阳肇泰、四野农祥、五凤晴云、六街喜爆、七种蔬香、八风启淑、九曲恬波、十洲韶庆、百卉含滋、千条绿意、万家烟雨、亿兆同熙，以兆岁朝蕃衍孳息之意，每一页都有清朝嘉庆皇帝的御题诗。

清戴衢亨岁朝衍万图册一枝春早

条风披拂转南枝，春到梅心露静姿。一点幽芬开户外，饱含雪泽发华滋。

清戴衢亨岁朝衍万图册二麦培霙

千畦积雪培深厚，宿麦凝膏茁陌阡。白玉田中抽绿颖，阳春嘉瑞入新年。

清戴衢亨岁朝衍万图册三阳肇泰

开韶交泰应三阳，咸沐生成品汇昌。芝草乔松并繁茂，农功举趾兆丰穰。

清戴衢亨岁朝衍万图册四野农祥

土膏透润利耕牛，庶姓辛勤农事修。绘出升平真气象，芳春霁景满皇州。

清戴衢亨岁朝衍万图册五凤晴云

渥膏既足放新晴，云里辉煌鳷鹊明。淡绿已敷功树遍，欣传街市报春声。

清戴衢亨岁朝衍万图册六街喜爆

帝京元夕乐丰饶，吉爆花灯朗彻宵。列肆云连欢比屋，堆盘菜甲喜新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