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以激昂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展现中国人民实践革命理想的心路历程，不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成为广为传颂的畅销书，而且还被广泛译介到海外。本文从翻译发起方入手，梳理红色经典作品的翻译、发行和传播路径，以及多样化的翻译效果，以期展示红色经典强大的域外生命力。 1. 引言 从狭义上讲，红色经典特指“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从广义上讲，红色经典指产生于解放区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大批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土地革命和农村合作社等历史巨变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激昂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展现中国人民实践革命理想的心路历程，不仅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成为畅销书，而且还通过翻译广泛流传于海外。本文从翻译发起方入手，梳理红色经典作品的翻译、发行和传播路径，以及多样化的翻译效果，以期展示红色经典强大的域外生命力。 2. 红色经典翻译概览 集中体现国家意志的红色经典一般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以来文学的最高成就，其翻译更是与新中国建立和新中国文学发展同步。以翻译发起力量来划分，红色经典主要由源语社会以及目标语社会来翻译。前者指中国主动对外译介为主，并部分经由英译本被其他一些国家转译为本土语言；后者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2.1红色经典的国家翻译实践 红色经典作品外译的首要和主要力量是中国政府，即国家是红色经典翻译实践的主体，因而是典型的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任东升、高玉霞 2015）。红色经典主要由“国家对外宣传的外文书刊统一的出版机构”外文出版社及其旗下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法文版1964年创刊）组织翻译并出版发表（戴延年、陈日浓 1999：24）。对于代表17年文学作品最高成就的红色经典，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及时且较为全面地对外译介。以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译单行本为例，译出的红色经典首先是农村题材作品，如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The Sun Shines on Sanggan River 1954)、周立波的《暴风骤雨》（The Hurricane 1955）；反映解放区农民斗争和生活的赵树理作品集《李有才板话与其他故事》（Rhymes of Li Yu-tsai and Other Stories 1954）和《李家庄的变迁》（Changes in Li Village 1953）以及解放区时期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等执笔的歌剧《白毛女》（The White-haired Girl 1954）等；反映农村合作社运动的包括欧阳山的《高干大》（Uncle Kao 1957）和《前程似锦》（The Bright Future 1958）、赵树理的《三里湾》（Sanliwan 1957）、柳青的《创业史》(The Builders 1964)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Great Changes in a Mountain Village 1961）以及秦兆阳的短篇小说《农村散记》(Village Sketches 1957)、王汶石的短篇故事集《风雪之夜》（The Night of the Snowstorm 1961）、马烽的《三年早知道》（I Knew All along and Other Stories 1961）以及康濯的故事集《太阳初升的时候》（When the Sun Comes up 1961）等。其次是革命战争题材作品，其中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包括高云览的《小城春秋》（Annals of Provincial Town 1959）、梁斌的《红旗谱》（Keep the Red Flag Flying 1961）、杨沫的《青春之歌》（The Song of Youth 1964），短篇小说有王愿坚的《党费》（Membership Dues 1957）和《七根火柴》（Seven Matches 1961），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The Long March 1956)等；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The Plain are Ablaze 1955）、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 and Sons 1958）、知侠的《铁道游击队》（The Railway Guerrillas 1966），以及胡可的话剧《在战斗里成长》（Steeled in Battles1955）等；反映解放战争的包括柳青的《铜墙铁壁》（Wall of Bronze 1954）、刘白羽的《火光在前》（Flames Ahead 1954）、陈登科的《活人塘》（Living Hell 1955）、杜鹏程的《保卫延安》（Defend Yenan 1958）、吴强的《红日》（Red Sun 1961）、曲波的《林海雪原》（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 1962）等长、中篇小说，以及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Three Invincible Fighters 1953）、峻青的《黎明的河边》（Dawn on the River 1953）和茹志鹃的《百合花》（Lilies 1960）等短篇小说。 外文出版社出版红色经典的目标语主要为英语，此外还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印尼语等其他语种。英语作为主要目标语在红色经典翻译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首先，由于这一时期中西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英美等西方世界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较前急剧减少。对于解放区时期以及1949年至1966年时期的文学，尤其是代表着彼时文学最高成就的红色经典，西方英语世界基本持否定批判态度，更谈不上主动翻译了。与此同时，针对新生的共和国，美国构筑了以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主要基地的文化外交网络和机构，译出美国文学作品，传播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从1952年起美国新闻处资助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开展大规模的翻译计划，将美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供香港和台湾的读者阅读；在台湾赞助英译台湾文学等。因此，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对红色经典加以译介，是时代必然的选择。其次，鉴于英语是一种国际交际语（vehicular language） (Glissant 1997）或散播语言（language of dissemination）(Lambert 2007：207)，把红色经典翻译成英语，势必能进一步扩大红色经典的传播范围。事实上，由于外文出版社社内译者人数及其掌握的小语种有限，部分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小语种译本也经由英译版译出。此外，相当一部分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书籍和刊物，往往成为其他语种，尤其是小语种国家转译的蓝本，其影响力不可低估。如1956年印度本土译者努尔·纳比·阿巴西（Nur Nabi Abbasi）依据外文出版社英译本将《新儿女英雄传》转译成印地语（贾岩 2016：425）。印尼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ta Toer）在1958年将《白毛女》英译本翻译成印尼文版Dewi Uban。类似情况还有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荷兰等国家的一些翻译家把《中国文学》上发表的作品转译出来，在其本国刊物上发表，或编辑成册出版（唐梅 1958：88），其中包括众多红色经典短篇小说。 为了配合国家外交政策，外文出版社视翻译人员和时间等情况，还将部分红色经典作品译成法语、西班牙语、印尼语、德语、泰国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等语种，与第二种译介力量，也就是目标语社会主动译介的作品形成互补，客观上确保红色经典尽可能被广泛地传播到海外。 2.2 红色经典的本地化译介 除了我国主动对外译介的方式，红色经典还以其所展示的中国特有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吸引着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东欧民主主义国家和部分亚非国家，主动通过本地化译介方式引入。其中，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领袖，既注重对外翻译和传播俄苏文学，也大力译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新生的共和国文学也不例外。例如，1949年苏联杂志《旗帜》分三次连载苏联女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柳芭翻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接着，苏联《矿工小说报》又全文译载了这部长篇小说。同年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和玛加达苏维埃摇篮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种俄译版本。仅一年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有了四种俄文译本。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三部作品分别获得1951年度苏联“斯大林文学奖”二、三等奖，体现了苏联对代表新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红色经典的至高认可，也进一步推动了红色经典在苏联的译介。继俄译本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又被翻译成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多个民族语言，截至1955年，这部作品在苏联就拥有了14种版本（其中8种少数民族语版本），堪称世界出版史之最（宋绍香 2013）。除了这三部获奖作品，苏联在短短十几年间还积极译介数十部其他红色经典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林海雪原》《铁水奔流》《山乡巨变》《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等。与此同时，借助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力量以及中国政府通过友好机构签订文化合作协议等引领作用，许多红色经典也被东欧和亚洲的一些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跟踪译介。1955年出版的《人民民主国家翻译出版之我国书籍》较为全面记录了1949年至1954年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十国翻译出版我国的书籍，其中不乏上述红色经典作品。如1951年罗马尼亚翻译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无敌三勇士》，1952年翻译出版了《政治委员》《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1954年继续翻译出版《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鸡毛信》等作品。 在亚洲，日本可以说是最为主动译介中国红色经典的国家。许多作品往往在中国出版后便迅速在日本翻译出版，其中某些日译本也就自然成为最早的外译作品了。例如，饭塚朗翻译的《新儿女英雄传》于1951年由东京彰考书院出版，岛田政雄和三好一合译的《青春之歌》（共三册）在1960年由东京至诚堂出版，两部作品的日文版均早于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外文版。有的红色经典作品还多次由不同的译者和出版社持续翻译出版，如1953年阪井德三与三好一合作翻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鸽子书屋出版后，河出书房在1955年12月出版了冈崎俊夫译本，1970年河出书房新社又出版了高畠穰译本。《林海雪原》在日本也出现了两种日译版，一是由冈本隆三翻译（分两部），于1960~1962年由黑潮出版社出版，另一种则是饭塚朗译本（上下两册），分别收录于1962年平凡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选选集》10卷和11卷。《青春之歌》日译本在1960年出版后，又分别于1977和1978年由东京青年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译本，译者署名分别为岛田政雄和依藤克以及岛田政雄和三好一。日本得以及时乃至同步跟踪译介中国红色经典作品，一方面得益于中日一衣带水的地理因素以及两国源远流长的人文交往传统，但更关键的是民间外交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二战后，尽管中日之间经历过长期的战争，并且两国分属于不同且对立的社会体制，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两国之间的官方交往几乎处于断绝的状态，但“日本民间却对中国非常关注。以日中友好协会为代表，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及产业工人、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新中国的革命斗争摸索及成功持赞同、憧憬的态度”（何明星 2018：41），因而从1949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关系处于“民间外交”时期（梁云祥 2020：87）。岛田政雄曾在中国生活居住20余年，1945年日本战败后回到日本，并于1949年创办日中友好协会，担任协会常任理事，1954年任日中友好协会宣传部部长，他曾翻译过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青春之歌》和《白毛女》等红色经典作品。 3. 红色经典的发行与海外传播 红色经典外译作为典型的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主要由中国主动发起并组织翻译，特别是先由北京国际书店向外发行和传播，是“第一次以国家意识主导的文化传播行为”（何明星 2010：70）。国际书店为目标语社会输送较大数量的红色经典作品，继而为影响目标语社会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客观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和接受。 国际书店于1949年12月1日在北京成立，从1955年起，国际书店成为唯一的负责图书进出口业务的外贸机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史料编写组 1989：4）。国际书店的国外发行网由各种类型的书刊出口批发商、零售商、代销户（包括一些友好团体组织）和读者（订户）组成。国际书店与一些外国（地区）的书刊发行机构建立直接贸易关系，贸易合作方多为亚非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左派团体、各国共产党以及属于国际共运组织的党派所开办的书店（后来通常被称之为“红色书店”），如由英国共产党党员汤姆斯·罗素创办、专营中国书刊和艺术品的柯烈茨（Collets）书店、英国共产党所创办的中央书店（Central Books Ltd.）、法国共产党创办的巴黎文学社、美国共产党在纽约开办的出版物和产品进口公司（Imported Publications and Products）等。这种有限的贸易发行方式自然受制于当时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冷战形势，但也体现了国际书店在困境中主动拓展发行网的智慧和努力。 此外，国际书店还积极出访和派出常驻代表，开拓书刊发行渠道，书刊发行地区的数量有较大的增加。截至1957年底，国际书店已和超过59个国家的370家书商建立起稳定的代销关系，中国书刊发行到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1957年书刊发行量达到2,000万册，比1951年增加24倍（同上：7）。除了贸易发行外，国际书店还通过非贸易，即赠送和交换的方式进入目标语社会，以“补充贸易发行的不足，并为贸易发行打开新的出路”（周东元、亓文公1999：81），扩大译作和对外宣传的影响力（转译或翻印等）。如20世纪50年代国际书店通过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及印尼共产党的附属机构传播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文学外译作品。同时，国际书店将很多中国出版物都作为礼物赠予了个人或者大学图书馆等，或依托领事馆送出（Liu 2011）。在具体的推广方式上，国际书店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更是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如采取有计划、有组织的赊销、记账贸易等方式扶持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机构、中小书店经销中国书刊；利用民间交流、文化交流等方式在拉丁美洲打开新中国图书的发行渠道等（何明星 2010：70, 122）。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作为译介主体的新生国家对彼时国际政治形势具有较清醒的认识，也彰显了其在两大政治阵营夹缝中求发展的努力。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新中国采取政治、经济和文化封锁的特殊历史时期，外文出版社和国际书店通过各种渠道和多种灵活方式，积极向海外发行和传播红色经典作品，为红色经典进一步发挥影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何明星（2018）统计，至今为全球图书馆所收藏的红色经典，主要是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译本以及以其为基础的重印本和编撰本，其中英译版大都为欧美世界的图书馆所收藏，如《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这三部作品的英译本在欧美图书馆收藏量依次为503家、189家和172家。 4. 红色经典的接受影响 政治或者意识形态是翻译产品在国际社会流通的一个重要因素(Sapiro 2016：83-84)。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翻译效应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即便如此，翻译的接受或者翻译产生的效应问题仍不能简单化对待。据切斯特曼（Chesterman 1998）的定义，“翻译效应”（translation effects），即“翻译作品对读者的精神状态所产生的变化（情感，认知等方面）”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翻译效应可以是有意的，也有出乎意料的；可涉及个人层面，也可关乎跨文化层面，可直接观测（如因圣经翻译而皈依基督教），也可以是没那么容易观察到的（如美学经验、知识的增长）。翻译效应可以是多样化的（对不同人产生不同效应） 、变化的（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复合型的（可产生超过一种翻译效应）。切斯特曼在2007年进一步将接受（reception）分为三个维度，即反应（reaction）、反馈（response）和反响（repercussion）。具体而言，首先是认知层面的，即读者阅读时精神和心理上的感受，例如文本可读性如何，译文是通顺还是拗口，是否存在误译等；接下来，部分读者会将这些感知落实到一些可见的行动上，比如做笔记，写书评；最后则是更深远的文化层面影响，例如文本的经典化、目标语语言的历时演变、翻译规范的发展、文化刻板印象的形成和变化等（Chesterman 1998：179180）。综上，对于红色经典的接受和影响，我们大致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在不同社会语境进行多层次的梳理和考察。共时来看，作为源语社会的中国与红色经典的目标语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者的意识形态契合性，是红色经典作品被接受以及产生翻译效应的关键因素。这一点我们通过上文对翻译和发行传播的路径考察已部分得到证实。而历时来看，主要借助翻译这一话语实践方式，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内在的时代精神和艺术魅力在不同时期得到多方面的、层层深入的展现。 4.1红色经典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第三世界的接受 由于意识形态的契合，红色经典作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总体接受情况颇为积极正向，这一点可从前文提及的三部作品获苏联斯大林文学奖，以及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争相译介的盛况得以窥见。不难想象，与这三部作品被积极译介联动的，是读者、研究界和评论界的密切关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苏联《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苏联文学》《新时代》《远东》等数十家报刊，争相跟踪报道，介绍作家，刊登读者来信，组织读者讨论会，发表读者和专家的评论文章（宋绍香 2013）。类似的情况同样体现在苏联对周立波及其《暴风骤雨》等作品的火热研究上，苏联评论和研究大都围绕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展开，并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新中国的发展，如波兹德涅耶娃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创建新民主的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宋绍香 2013：92）。显然，来自中国的红色经典无疑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重要组成部分，被社会主义阵营所推崇。 1949年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极大鼓舞了深受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亚非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处于中国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由此兴起了“学习新中国”的思潮，这为红色经典的传播和接受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世纪50年代，国际书店大部分书籍和刊物销往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南亚尤其突出，其中又以销往印度的发行量为最，印度尼西亚次之。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一。1949年到1958年底是中印两国关系最为友好的融洽时期（Passin 1962：22）。在此背景下，印度成为国际书店在南亚地区发行外文书刊最多的国家，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文学作品也颇受欢迎。印度有读者在谈到外文社翻译出版的《李家庄的变迁》时，称这个故事尤其能打动入不敷出的印度读者；这个故事使他想起在自己土地上的那些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并任意吮吸民脂民膏的土地主的罪行；这些家伙带给他们的灾难和暴行就像地主李如珍和他的侄儿带给李家庄的一样。也有的读者对该译本的艺术价值和译文质量大为称赞：“从文字价值来看，这本小说也是值得赞扬的，译文朴素，那清新的体裁尤令人赞叹”（办公室通联组 1954：8）。印度一记者提及对短篇故事集《早晨六点钟》的看法时，认为“在这本集子里，我们真实地感到并看到典型的解放军战士阶级意识的成长”（同上：13-14）。从这些反馈不难发现，红色经典所展现的革命精神和艺术价值为这部分印度读者所认同，他们甚至将其内化为自身价值取向。 红色经典所产生的重大反响在于促使目标语作家的创作乃至目标语社会的文学思潮发生转变，进而影响目标语的文学体系。这一点在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ta Toer）身上得到集中体现。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上半叶期间，苏加诺总统领导的印尼与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对于彼时经济迅速增长并且充满生机的现代化新中国，印尼更是无限向往。在文学方面，为了寻求自身发展，印尼作家努力从外部，尤其是第三世界寻找灵感，印尼一些著名的文学评论杂志也广泛报道外国文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诸如鲁迅、丁玲、茅盾等人的作品及其文学理论获得了广泛的介绍（刘宏 2001），其中也包括众多红色经典作品。在中印友好关系的推动下，普拉姆迪亚通过与中国及其作家的密切交往、广泛阅读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刊登的文学理论和作品，实现从一名“中间派”作家向左翼文学运动旗手的转变，其文艺创作也相应地从人道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而引领了印尼的左翼文学运动（刘宏 2001, 2010；Day 2010）。 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以及两国关系既是促使红色经典作品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好评的推动力，也是阻断红色经典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接受的关键因素。60年代后随着中苏决裂、东欧事变，以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外交关系交恶，红色经典在海外的影响进入低潮期。 4.2 红色经典在欧美西方英语世界的接受 在“了解敌情”的冷战时期，红色经典作品不可避免地成为欧美国家了解中国社会政治的主要途径。据初步考察，这一时期少量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经典被西方非主流报刊转载，并受到一定的好评。如加拿大的“进步书会”（Progressive Book Club）很快把1951年《中国文学》第一期刊载的《新儿女英雄传》印成单行本(第一版印了六万册)在北美发行，同时被加拿大的《论坛报》转载。美国共产党创办的月刊《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和《国事》(National Affairs )均对《新儿女英雄传》作出正面评价。《群众与主流》认为，比起西欧那些颓废的、“生存主义”（existentialism）的无聊东西和美国以性为中心的一些粗鄙的小说家，新中国的作品是活生生的、富有朝气的、乐观的读物。因此它号召美国进步作家向中国作家学习。“在他们的反宗派主义斗争中，加拿大的共产党人可从这小说学习到许多东西”（《中国文学》编译部 1953：8）。 除了报刊外，红色经典因其鲜明的新中国特色也成为欧美主流学术界重点研究对象，但囿于意识形态，这些研究和评价大都站在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截然相反的立场。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于1962年8月在牛津召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研讨会，主题为“中国共产党文学”。次年该刊第13期开设了“中国文学”专号，刊登了此次研讨会上提交的13篇研究文章，并收录于《中国共产党文学》（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由英美合营的Frederick A. Prager出版社分别在纽约和伦敦出版。这些学术文章“站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观一边”，“坚持用西方方法研究左翼的、社会主义的文学”，对《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山》《红日》《林海雪原》《山乡巨变》《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讨论，其目的“一是为了'暴露’共产党的文学政策和在此种政策下文学灾难性的衰落；二是想在这一文学找出残留下的西方美学家尚可欣赏的一点儿艺术性，诸如具有特色的农民语言，描写生动的工业生产过程，传统形式的抒情诗等”（迈克尔1983：212）。因此，论文集收录的研究要么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摒弃或否定来自中国官方的英译作品，要么站在反共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外文出版社的英译红色经典，对其思想主题作出与中国官方意图传达信息背道而驰的解读,甚至不惜改写外文出版社译文,以服务于反共的目的（倪秀华2021）。这固然是彼时冷战思维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在红色经典接受上的集中体现，但客观上来看，《中国季刊》针对中国红色经典的研讨会在西方尚属首次，开启了西方学界研究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学的先河。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界对红色经典作品的关注和解读主要聚焦社会政治方面，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红色经典作品的审美形式则逐渐得到较多的关注，体现了红色经典作品的多元阐释空间。其中，7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美国汉学家黄胄的著作《共产主义中国文学中的英雄和坏人形象》（Heroes and Villai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 as a Reflection of Life 1973）和蔡梅曦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小说中正面典型形象的塑造》(The construction of positive typ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1975)，两项研究均以红色经典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小说语言修辞、环境描写和小说英雄人物形象等艺术特点，以及它们与中国传统叙述艺术之间的关系，并高度认可英雄人物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化身及其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一切的精神。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一批美国汉学家、华裔学者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加入红色经典作品的探讨，视角进一步丰富和多元化，如陈晓梅、柏右铭、邓腾克（Kirk A. Denton）、Hung-Yok Ip、陆敬思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后陆续对《青春之歌》进行研究，其“关注点从以往的了解共产主义和中国社会转移到历史分析视角和女性主义视角的变化”（何明星2018：164165）。这些评论均发表在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如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创办的《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主办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等，从侧面显示了《青春之歌》在欧美主流学术界的影响力。 4.3 红色经典的多维度传播与接受 文学作品通过改编成不同的艺术形式不断被推广、评价和接受，不仅见证了文学生命力的延续，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在这一方面，红色经典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实例。部分红色经典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即开始被改编成现代京剧、舞剧、影片等不同艺术形式演出，而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红色经典也逐步引起海外，尤其是西方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西方英语世界对中国当代戏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就有四种英译中国现代戏剧作品集在美国出版，其中大部分为红色经典作品。1970年纽约大学出版的由Walker J Meserve主编的《共产主义中国现代戏剧选》（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收录了由杨宪益夫妇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白毛女》和《红灯记》；1972年Random House出版了Lois Wheeler Snow编著的《舞台上的中国：一位在中国的美国女演员》（China on Stage: An American Actr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内容主要涉及样板戏，包括《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红灯记》；1973年波士顿David R. Godline出版了John Mitchell编著的《红梨园：中国的三部革命剧》（In the Red Pear Garden: Three Dramas of Revolutionary China），其中收录了《智取威虎山》；1975年纽约的约翰·戴出版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出版了Martin Eben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戏剧五种》（Five Chinese Communist Plays），收录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杜鹃山》（刘江凯 2010：17），这些译文同样是以外文出版社的英译本为基础。与此同时，国外也掀起了革命戏剧研究热潮，革命红色经典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相比剧本译本而言，戏剧演出的传播辐射作用无疑更为直接，传播力也更强，接受面更广。例如，《白毛女》通过歌剧、电影、芭蕾舞剧等西方观众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在海外获得影响较大，其中中国官方主动传播的推动不容忽视。据有关统计，电影《白毛女》曾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山田晃三 2007：24）。1951年7月，中国政府派出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在柏林举办的“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代表团有216人，演出内容涉及歌舞、杂技、京剧，是新中国阵容最为强大、水平最高的艺术团，演出剧目之一的《白毛女》同时还在苏联、东欧等九个国家和维也纳等地巡演，历时一年有余，赢得广泛好评。1952年10月，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遏制、孤立、封锁”新中国时期首次主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性会议。来自37个国家的400名代表出席会议，观看了歌剧《白毛女》，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中国戏剧团于1955年访问法国演出，法国文艺评论界对《白毛女》跨越古今中外的艺术性做了高度评价，认为“《白毛女》的成功来自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完美的协调”，作品不仅“是旧戏剧里的爱情故事，还有现实主义的内容，兼备激情与柔情，同时还有丰富的内容结构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并认为该剧“是希望的象征，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接受的象征。……如果不具备民族精神、人性的关怀，那么《白毛女》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儿而已”（山田晃三 2007：26）。 在日本，《白毛女》更是成就了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如上文所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政府虽然没有立即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大部分日本民众对侵华战争深感内疚以及为复苏战后日本经济，日本民间与新中国友好关系的呼声非常强大，《白毛女》在日本的传播就是中日民间友好关系的典型例证。1952年5月，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三位政治家冲破日本政府的重重阻挠，绕道欧洲国家经过莫斯科来到北京，并与中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战后中日民间往来正式开启。在帆足计等离开中国之时，中方赠送了电影《白毛女》拷贝，以期将“正确的新中国形象传达给日本”（山田晃三 2007：102），同时更是“向不认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本政府宣示自己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何明星 2018：41-42）。帆足计等回国后，电影《白毛女》在日本各地小规模地放映，并引起日本观众的“强烈共鸣”（山田晃三 2007：102）。据相关统计，从1952年秋天到1955年6月，观看电影《白毛女》的日本观众多达200万人。1955年12月6日，电影由“独立映画株式会社”正式发行，由此得以公映，观众范围进一步扩大。1952年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及其知名芭蕾舞艺术家妻子一起观看电影版《白毛女》后，决定将其改编为芭蕾舞版，改编的母本仍为歌剧版。改编以大春与喜儿的爱情作为叙述线索，弱化了原歌剧及电影中着重表达的阶级斗争色彩。1955年2月，松山芭蕾舞团的芭蕾舞版《白毛女》在日本公演，取得巨大成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松山芭蕾舞剧自1958年到2011年间十三次访华演出《白毛女》，日方顺应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形势以及中国观众的情感需求，对舞剧进行相应的调整，主要从早期增加人物的阶级反抗精神到后期表现以喜儿为代表的穷苦人民在恶劣环境中永不妥协、抗争到底的精神（何明星 2018：44-45）。 以《林海雪原》改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京剧的电影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样获得中国官方大力传播。据相关统计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智取威虎山》京剧、电影在国内外为外宾表演、放映多达89次之多，观赏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马里、阿尔巴尼亚、阿富汗、刚果、澳大利亚、几内亚、日本、新西兰、瑞典、柬埔寨、朝鲜、罗马尼亚、南也门人民共和国、苏丹民主共和国、智利、英国、越南、蒙古、法国、苏联、捷克、加拿大、哥伦比亚、尼日利亚、挪威、索马里、老挝、古巴、秘鲁、匈牙利、埃塞俄比亚、南斯拉夫、锡兰、波兰、圭亚那、布隆迪共和国、维也纳、希腊和西班牙。进入新时期，由香港电影导演徐克导演的3D版《智取威虎山》，更是将这部红色经典继续推向新的传播热潮。影片在2014年上映后，陆续在海外多个国家，如美国、新加坡、丹麦、意大利、法国、巴西、德国与日本等国上映，影片还入选国际影展，参加电影节，发行DVD等。影片上映近一年后，在受众较多且有较高影响力的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评分中处于中等以上水平（曹莉莉 2017），进一步见证了《林海雪原》在异域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5. 结语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以昂扬的革命激情和英雄主义基调，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经历的革命斗争历程和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红色经典主要由新中国外宣出版和发行机构的外文出版社和国际书店主动翻译出版和发行。同时，红色经典以其所展示的中国特有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及其艺术魅力，还吸引着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与新中国关系友好的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主动译介。红色经典由此被译为英、俄、法、德、日、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印尼、朝鲜等多个语种，继而得以跨越时空，在世界范围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并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正值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回顾红色经典翻译和海外传播史，其历史意义非比寻常，对当下建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与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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