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会儿我还是不能很流利地脱口而出这位女作家的名字：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是读张辛欣微博才知道这个名字的，网上一搜，有其作品中译本，于是下单购《无条件投降博物馆》《多谢不阅》《疼痛部》和《狐狸》。还有一种《芭芭雅嘎下了一个蛋》，不知为何，没有找着。  这是我今年经师友推荐“结识”的第三位国外女作家。第一位是科蒂斯·希登费尔德，读董先生文章知道的，于是读了她的《美国夫人》，细心体会何谓“想到哪里写到哪里”。陆灏读了我的那篇《胡洪俠｜刚“结识”的一位女作家》后，说我文中用错了照片，误把裘帕·拉希莉当成了科蒂斯·希登费尔德。经朋友介绍他早读过拉希莉，所以熟悉，顺便也推荐给我读。我于是读了拉希莉那本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还写了公号《胡洪侠｜原来是这个她，不是那个她》。 前几天，张辛欣大姐在微博上说，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希奇正在中国的翻译书榜上。 接着张辛欣讲了一个故事：上个世纪90 年代初，她去旧金山参加一个国际作家会议。她原本对这样的会感到厌倦。“我总是一再想到”，她说，“普天之下，各等人中，作家是不是最狭隘的一种？……我们就是一小撮找不到其他残存活法的文字瘾君子？” 这时出现的一个女子改变了她的想法。“而她，开始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那位女子和那些小国的流亡作家一起吃饭。那些人大吃大嚼着，她却吃得文雅，笑得端正。“她没有特别的身段、诱人目光的胸或臀，没有亚洲女人的小巧，没有印度女人的悲剧面孔，没有黑女人服装的色彩艳丽。我敢断定，我没有注意到她，男作家更没有注意到她，就连同在她身边吃喝着的男人，可能也根本没有看到她。 ” 直到轮到她上台演讲时，张辛欣才翻了一下她的简历：童话作者，来自南斯拉夫。  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是与会作家中少数能用英语发言的人之一。她声音柔和，开口就说： “请你想象这样一个年轻人。他穿着 Levi's 牌的牛仔裤，戴着 Sony 的耳机，听着 U2 摇滚乐队，排在买肥皂的长队伍里。他读俄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读英国的约翰·勒卡雷写的混入中东游击队中的女间谍。……他住的房间墙上贴着一张毕加索，是打外国画报上剪下来的。妈妈敲起墙来大声嚷嚷着， 叫他去打水。他提着桶走上街，穿着少先队服的孩子在公共操场上集体拔青草；有人卖泡在小铁盒里的两枝玫瑰花。星期六早上他参加栽树义务劳动。星期天早上他跟父母一起进教堂。星期一晚上他把女友跟饭盒一起带回父母家。他能换到黑市美元，但是还没找到领护照的那扇门。 “不过，他成功地混进了门卫森严的五星级旅馆，用一个月的收入捧着一杯酒，跟一个从美国来的教授用英语聊起天来。他们谈航天穿梭机，谈爱滋病，谈'民族’或者叫做'种族’之间的血腥的千年争战。谈哥仑布十五世纪向西本是坚信可以达到马可·波罗 200 年前到的元朝中国。 “终于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背着背包登上了火车，一个小时之后，在同一个欧洲土地上一个小车站跳了下来。他走进厕所，打开水龙头洗着手，呆呆地站在那里。 “他哭了起来：究竟是什么时候，水管子里流出来现成的热水了？” 张辛欣说，那天所有人都服服贴贴地安静在座位上，听这位女作家讲演。 女作家用下面一句话结束了她的讲演： “我爱我的国家。因为她很小。” 这位女作家就是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开完张辛欣记述的那次国际文学会议不久，她因批评当局“民族主义”的文化主张，不得不离开她深爱的“很小的国家”克罗地亚，定居荷兰阿姆斯特丹。她曾连续多年站在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的行列里，无奈天不假年，她于2023年去世。 我很喜欢乌格雷西奇演讲中叙述的那个故事。那个因自来水管流出热水而哭泣的男孩，我觉得我认识他。我要读读她的小说。 今年难道是我私人阅读史上的“国际女作家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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