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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小剧种的“拿来主义” ——谈海门山歌剧的移植 文/张垣
发源于江海平原的海门山歌剧，于1958年8月横空出世，是泱泱梨园的年轻剧种，看家戏是陆行白先生根据海门叙事山歌《摇船郎》改编的并且于1957年3月唱进北京怀仁堂的《淘米记》。 海门山歌剧毕竟年轻，她既无国粹京剧的丰厚家底，又没越剧、黄梅戏、豫剧、评剧等大剧种有丰富多彩的剧目，但她有见好就学，见佳就移的"拿来主义"精神，六十几年以来，活跃在江海大平原，还走南闯北不断扩大演出阵地。 一方水土一方艺，海门虽地处长江北，但海门人大多数乃包括崇明在内的江南移民，所操方言属吴语的崇明方言，风俗也与江南差不多，因此海门山歌剧人除了努力创作有乡土气息的剧目外，也将吴语地区流行的好戏移植进山歌剧园地。 移植最多的是一江之隔的上海地方戏沪剧。因为沪剧擅演生活气息浓郁的现代戏，道白与海门方言接近，因此无程式化的海门山歌剧往往不用大动作就可搬上山歌舞台。一是把沪剧的经典拿过来。如搬上银幕的现代戏《罗汉钱》、《星星之火》，尽管观众看过电影，但还争先恐后看从沪剧移植过来的土腔土调的同名山歌剧，评论演员学得像勿像，山歌调的上海戏唱得好听勿好听，挺有票房价值的。二是配合中心运动的剧目。如反映赌博害人的沪剧老戏《陶福增休妻》，曾两次移植，剧团送戏下乡，舞台教化，有效地遏制了赌博风蔓延。三是叫得响的名剧。如邵滨孙与石筱英联袂的代表作《杨乃武与小白菜》《母亲》，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宝山沪剧团进京演出的现代戏《东方女性》、《家庭公案》等，一经山歌化，就颇有号召力。 江南滑稽戏轻喜剧的风格与山歌剧吻合，只要把滑稽戏南腔北调改为山歌曲调就可上演。文革前移植的《满意勿满意》，一炮打响。文革后移植了《满园春色》、《我肯嫁拨伊》、《团团转》、《阿混新传》，因为都是涉及时弊贴近观众的戏，海门人民拍手欢迎。 号称"太湖一枝梅"的锡剧之清新明快风格，也能与山歌剧对号入座，特别是紧跟时代的现代戏，更与山歌剧接轨。《红色的种子》、《大年夜》《海岛女民兵》，很对山歌剧的戏路。传统戏中的《孟姜女》、《打面缸》等剧目，也于山歌剧园地走红。 浙江方言也属吴语方言区，因此海门山歌剧善于引进浙江地方戏的好剧目。以柔见长的越剧，早就成为山歌剧座上客。文革前移植了《斗诗亭》《争儿记》《九斤姑娘》，文革中移植了《半篮花生》，文革后移植了《千家万户》、《巧凤》、《胭脂》、《豆腐郎》，演遍海门城乡。宁波甬剧经典《半把剪刀》、《双玉蝉》、《亮眼哥》，余姚的姚剧现代戏《传孙楼》，都被山歌人拿来，成为海门人欢迎的好戏。 山歌人的手伸得特别长，对于非吴语地区的剧种，只要内容好，山歌人总能慧眼识宝。山歌剧是从小戏《淘米记》起步的，因此南疆北国的小戏往往被山歌人青睐。如红极一时的湖南花鼓小戏《打铜锣》、《补锅》，江西采茶戏《怎么谈不拢》《、小保管上任》，扬剧小戏《挑女婿》、《野马追》，淮剧小戏《木匠退亲》、《一副保险带》，湘剧小戏《园丁之歌》，歌剧小戏《红松林》，都被山歌剧改成本剧种的风格上演，丰富了演出剧目。 对于国粹京剧，尽管与海门山歌剧风格迥异，但山歌人也能量体裁衣巧妙移植。文革前移植了《红嫂》、《审椅子》，名噪一时。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除《海港》外，《红灯记》、《沙家没》、《智取威虎山》都被移植过来，即使以武取胜的《奇袭白虎团》，无武功底子的山歌人，则以武戏文唱形式的方法亮相，敢与当时移植不走样的规定较劲，难能可贵。至于后来的《杜鹃山》、《龙江颂》、《磐石湾》等戏，皆移植成功。 山歌剧还从歌剧中移植来好剧目。由进京首演第一个山歌剧《淘米记》的季秀芳担纲移植歌剧《红霞》，旗开得胜。后来移植《洪湖赤卫队》也很成功。特别是《江姐》，分别在上世纪60、70、90年代三次移植，常演常新。 此外，山歌剧也从天南地北的地方戏中拿来好戏。福建的莆仙戏《状元与乞丐》，苏北的扬剧《夺印》，淮剧《难咽的苦果》，江南的昆剧《活捉罗根元》，河南豫剧《李双双》，陕西秦腔《血泪荡》，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广西采调剧《刘三姐》，这些与山歌剧风格迥异的剧种，由于山歌人的再创造，都成为有山歌味的好戏。 山歌人还从话剧中觅宝。话剧是以话取胜的剧种，移植话剧，首先得改编为有唱词的山歌剧剧本。文革前成功改编了《丰收之后》、《槐树庄》《羊城暗哨》、《南方来信》，有山歌味儿。文革一结来移植的《枫叶红了的时候》，从海门崛起，居然一鸣惊人，唱响了上海滩，被上海观众誉称为"山歌滑稽戏"，扩大了山歌剧的影响。 66年来，年轻的海门山歌剧，就是靠自己原创和拿来主义两条腿走路的方法，顽强地挺立在戏曲百花园，而海门山歌则光荣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拿来主义"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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