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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0日，“规矩·生面——冯乐耘暗榫动物造型展”开幕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举行。展览展出了冯乐耘教授制作的暗榫动物造型作品，回顾了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冯乐耘一心向党、守望初心、奉献一生的人生足迹。 展厅内的射灯格外明亮，一束束灯光聚焦在展出的历史档案上，透过一段段文字、一张张照片，犹如一幅幅历史画卷，正在徐徐打开，不仅映射着老教授的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精神品格，也使我们追寻历史的印记，重回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耳畔回响起革命胜利的嘹亮号角…… 投身革命，历经艰险  1928年，冯乐耘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真武镇。1948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危难之际，冯乐耘加入中共南京地下党。他接受了建立地下交通线、护送南京地下党员撤退到苏北解放区的紧急任务。 当时地下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将在对敌斗争中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迅速撤退到解放区，寻找能够承担撤退工作的交通员。 党组织发现了在南京市立第二中学读书的冯乐耘，家在苏北江都县真武镇（当年五月已解放），适合承担撤退工作。高中同学、地下党员马新农主动和他密切接触，终于在1948年12月18日让冯乐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让他去莫愁路金陵神学院门前接个关系，告诉他接头的暗号。 19日上午冯乐耘在神学院门前阅报栏前看报，手背在后面，拿一份《救国日报》，外面卷一张壹元金圆券（国统区纸币）。这时，有人过来问路，口号符合后，问路人走向南京五台山，冯乐耘跟随其后走上了五台山。 前来接头的人是沈庆林（地下党员，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他通知冯乐耘已获批准成为中共党员，并要他探寻一条从南京到苏北解放区的路线。 冯乐耘从南京出发，第二天到解放区江都县，了解到当时苏北的敌我形势、水陆交通和有关封锁线的情况。 回到南京后，向沈庆林汇报。沈庆林又让冯乐耘去接另一个关系——南京地下党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男中分党委书记胡立峰。见面后，他布置给冯乐耘第一批撤退任务：护送2名地下党员。 按老胡指示，冯乐耘找到了县委书记。书记亲自领他们去交通站，把他们交给了站长朱理、副站长严文伯。 交通站是设立在江都县境内的一个秘密中转机构，接收京（南京）、沪、杭撤退下来的地下党员。由冯乐耘护送到苏北解放区的每一批地下党员，首先送到交通站，然后转送华中党校。 冯乐耘深刻认识到，这是一项极其机密、斗智斗勇、计划安排十分周密的工作，任何环节的疏漏，都将引发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问题。此时的他深感党的信任，更强化了入党时的初心。 第一批撤退任务完成后，后续几批也还都比较安全、顺利，但历经艰险。 第四批撤退时，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人民解放军步步推进，敌军节节败退，封锁线变得模糊，计划要随时调整。原计划到扬州后向东，但变得不安全了。必须调整新路线，从扬州向西，通过聂家坝，绕道至邵伯，再达目的地。可是这条路冯乐耘不熟悉，安全上没有保障。他想到曾在聂家坝居住过的堂兄冯传璋。经请示副站长严文伯，同意请冯传璋协助。 冯乐耘带着撤退党员到达扬州并与冯传璋见面。第二天拂晓，冯传璋带领他们直奔聂家坝。第三天，他们绕道百余里，年轻人脚上打了泡，搀扶着前行。好不容易走到邵伯湖边，已傍晚，雇了船，平安到达了邵伯，顺利到达目的地。 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年仅20岁的冯乐耘冒着生命危险先后七次往返封锁线，转移了四批共13位中共地下党员，从敌人的虎口爪牙中，挽救鲜活的生命，保存了革命力量。 创建学科，长期耕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接收了大量的旧政权档案，档案面临破损、虫霉等问题，急需档案保护专业人才。档案承载着历史记忆，十分宝贵和重要，因此建立学科、培养人才时间紧迫、意义重大。 就在这一客观形势迫切需要的时刻，1952年冯乐耘被中共中央西南局秘书处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第一届档案班学习，后转研究生班，时任档案教研室主任的吴宝康决定让冯乐耘承担建设档案保护技术课程的任务。1954年他毕业留校，《档案保护技术学》课程建设正式开始。 正如全国其他各项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一样，冯乐耘和教研室的老师们也积极投身于档案保护技术研究领域。他们满怀抱负与热情，尽管困难重重，却始终坚定初心、致力研究，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在学科建设这片沃土上奋力开拓。 在学科创建之初，加快学科“中国化”的进程，是他面对的重要课题。他学习的是苏联的《文件材料保管技术学》，而我国的档案孕育产生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档案的形成、保护环境与国外有所不同。因此，他深刻认识到，必须迅速解决“中国化”的问题，要让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符合我国国情。于是他带领老师们下大力气进行了调查研究。 建国初期的调查研究，去往各地的交通并不方便，旅馆的住宿环境并不那么干净，然而重重困难并没有阻挡冯乐耘深入实际的渴望和决心，没有阻挡学者们探求知识的脚步…… 在冯乐耘的带领下，他们先后在北京、安徽、上海等地，调查了十几个档案制成材料的生产和研究部门，带着纸张老化、字迹褪变的档案，与各厂家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研究纸张老化、字迹褪色原因，同时也促进了厂家对产品的变革。如上海民生墨水厂生产出了“档案墨水”，在配方中减少了容易褪色的有机染料，增加了比较耐久的铁的含量；上海圆珠笔厂生产出了新的圆珠笔油墨，耐光性有所提高。 他们还与国家档案局、中科院昆虫研究所共同组成档案虫害调查组。经过调查发现，在湖南、广东的196个单位中，有52个单位发生虫害。在四川的53个单位中，被虫蛀的档案有13万多卷。在调查中，捕捉到危害档案的害虫共10种，其中，对档案危害最大的一种虫，经昆虫学家赵养昌先生的鉴定，定名为“档案窃蠹”，从此在课程中不只是讲“洋”虫了。 此外，为了掌握修裱这门技术，他几乎跑遍了知名单位的修裱室，还走进了苏州、杭州、上海的几家裱画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填补了课程内容的空白，也为促进与提高我国档案保护技术水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冯乐耘说：“我深深体会到实际是理论之源，我们千方百计、经历千辛万苦地去深入实际，如饥似渴地吸收了大量、周全的实际，经过客观的分析思考，不断从中取得了十分难得的经验，觉得心明眼亮了！境界提高了！课程建设如鱼得水一样，获得了明显的进展。让我们感受到了实事求是是课程建设的灵魂。” 1958年课程体系初步形成。1961年内部出版了《档案保管技术学》教材。当时，各省市档案部门对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专业建设十分支持和期待，冯乐耘也受邀参加培训班、报告会，档案部门还将讲稿印发给广大档案人员学习。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门分支学科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中国化的教材体系。 经过长期耕耘，冯乐耘主编三本核心教材，编导一部科教片，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副主任、档案保护技术教研室主任，中央档案馆档案保护技术顾问等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培育了数代档案保护人才，为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世界一流档案学科贡献卓著。 追寻初心，老有所为 1994年离休后，冯乐耘继续完成两个科研项目，总结课程建设经验。2000年，他重拾幼年爱好，投身于鲁班暗榫动物造型的制作，恢复并发扬了暗榫工艺。 从拿笔杆子的教师，到抓刀把子的“工匠”，这里面有个故事。在小学劳作课上冯乐耘就埋下热爱传统榫卯工艺的种子，之后在故宫这片“榫卯的海洋”中启发了他的奇思妙想。离休后的20年来，他精心打造了70余件作品，包括三个系列：雄狮系列、水牛系列和生肖系列。 其系列作品“鲁班暗榫动物造型”于2011年被列入北京市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17号暗榫雄狮”于2015年荣获“北京传统手工艺设计大赛传承奖特别奖”。 冯乐耘说：“我的作品在设计制作中难度大、要求高。在解决这些难题中，需要有一种精神，要有爱心、耐心和钻心的精神，否则是坚持不下去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实在不假，但对指望天上掉馅饼的人来说，失败就是失败了，只有对愈是困难，愈是勇往直前的人，失败才会成为难得的积累，成功的积累。” 在此次展览开幕式上，冯乐耘将28件作品捐赠给校博物馆，不仅彰显了他不忘初心、精益求精、从一事爱一生的境界和品格，也让更多人了解榫卯结构的美妙绝伦，把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榫卯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永葆生机和活力。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党委书记纪红波也给予高度评价：“'冯氏榫艺’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木工艺的瑰宝，也是科研探索的广阔视角与匠人精神的完美结合。” 从投身革命到勤勉治学，从非遗传承到无偿捐赠，冯乐耘一心向党、不忘初心，从风华正茂的翩翩少年一路走来，他不怕牺牲保护革命同志、扎根档案保护技术学科建设，钻研榫卯工艺，将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厚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回望征途千山远，翘首前路万木春。舍身忘己的革命情怀、可贵的教育家精神、优秀的匠心品格……正是这位96岁老人留给一代代档案学子和档案工作者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接受采访时，已70多年党龄的冯乐耘深情地说：“在对敌斗争中，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做地下交通工作，那是提着脑袋干革命，不仅要有勇，而且要有谋。在和平时期，仍然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遇到名利时，要让，而不是争；遇到困难或危机时，要上，而不是躲。这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的品质。” 文章来源：《中国档案》2024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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