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迷”马悦然

星沙老正

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终身评委、著名汉学家，他对中国的“迷”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刻苦学中文，二是努力教中文，三是认真研究中国的文史哲，四是勤于翻译中文著作。

1946年，马悦然阅读了林语堂的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被深深吸引。由此他开始学习中文，教材竟然是《左传》，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948年，马悦然来到四川，他一边跟随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闻宥教授学习中文，一边深入民间，了解四川的方言，继而完成了《成都方言语调方式的观察》和《四川峨眉地区不规范发音表达方式的研究》两篇论文，发表在《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上。不久，他操着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返回瑞典。1951年，马悦然大学毕业，他的老师是瑞典的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毕业后，他开启中文教学的生涯，编写了多种中文教材供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青年学者使用，教材的内容甚至涉及上古和中古汉语的音韵学、古代和现代汉语的语法、诗律学等方面。

马悦然对中国的文史哲十分感兴趣，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等。他撰写的《中国西部语音研究》《现代汉语语音》《现代汉语语法》《汉语并不难》《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等，无不显示出高度的艺术鉴赏力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至于他的译作，更是五彩缤纷，涵盖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文学作品，如《桃花源记》《水浒传》《西游记》，老舍的《普通病房》、沈从文的《边城》、张贤亮的《绿化树》以及辛弃疾、闻一多、艾青的诗作等。他甚至还翻译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1985年，闻宥教授因病故去，马悦然得知此事后，深情回忆道：“当时，我既年轻又缺乏经验，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跟我的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顿时感到十分迷茫。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与闻宥教授相遇。他当时的年龄已足以做我的父亲，而从我们的友谊一开始，他的确像父亲一样引导着我沿着艰难的学术研究之路前进。我一直非常感激他，是他耐心的指导和智慧的启迪，激发了我对四川方言语音系统的兴趣。”

马悦然也曾高度评价中国的文学作品：“在世界其他国家文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中国文学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都是如此。比如在诗歌方面，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了《诗经》，那是世界上最早、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一个诗集。屈原的《离骚》《九歌》等优秀诗集，也创作于先秦时期。汉代中国有乐府诗，南北朝时出现了山水诗，那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诗。至于唐诗，像李白、杜甫的作品，很早就被翻译成外文，可以说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明代传奇小说的成就也很高，而且所运用的语言与今天的汉语很相似……我最喜欢的中国古典小说是《西游记》，特别爱读里面的诗词，《西游记》里一共有七百五十首诗词。我认为吴承恩是那个时期填词最好的人，尤其是长段的山水词，非常优美。”

马悦然将中国视作他的“第二祖国”，他说：“我不是中国人，可是我读过相当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从上古时代到现在。每读到一篇我非常欣赏的作品，我都希望把它译成我自己的母语。为什么呢？因为我愿意让我的同胞欣赏我自己欣赏的文学作品。”

马悦然生于1924年，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无限敬仰和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