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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国民党上将张发奎率部进驻九江，水面上日军舰艇进出，地面上汉奸、日本间谍出没，空中飞机对守军阵地反复侦察，使他感到压力很大。 武汉会战前夕，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新编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第五（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九战区所属部队，迎击进犯武汉地区的日军。 两个战区之下，又组建了四个兵团，即第九战区主力组成的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第五战区主力组成的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 军委会给张发奎第二兵团的任务是：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并沿江构成阵地带，迟滞日军进攻。 张发奎认为，日军要进犯九江，先要过马当要塞这一关。马当要塞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花费巨资修筑的坚固要塞，包括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大员，都估计要塞守一个月是不成问题的。 不想，在日军的进攻下，马当要塞几天就失守了。老蒋大怒，指令陈诚调遣部队反击，丢失的要塞成了反攻部队难啃的骨头，在付出重大伤亡后，陈诚不得不下令终止反击。 马当要塞失守，引发了连锁反应，日军一路进犯，彭泽、湖口等要地相继失陷。 7月23日，由于下雨，守军很是松懈，日军淞浦师团冒雨在姑塘以南强行登陆成功，中午时分，大队日军就已经上岸了，守卫这段防线是预备第11师，到了下午四点多，师长这才发现不对劲，给张发奎发去求援电报。 张发奎派15师、128师去增援，在日军舰炮、飞机的轰炸下，两个师伤亡惨重。激战至24日，128师溃撤，15师也无力继续进攻。 眼见登陆的日军越来越多，张发奎急了，将总预备队第四军以外的部队，能调上增援的都调去了。 第四军是粤军主力，为何却被张发奎留作预备队，不派往前线呢。张发奎率部进驻九江后，给军委会的作战方案是，以第四军等部为总预备队，在一线阵地丢失后，扼守二线预备阵地，逐次抵抗。 这个方案引起老蒋的不满，他对陈诚说：“仗还没有打，张向华（张发奎的字）就想着放弃一线阵地。” 日军在姑塘登陆后，老蒋给陈诚、张发奎分别发去急电，要求必须在九江防线的一线阵地阻击日军，无命令不得退守二线阵地。 25日下午，张发奎派去增援姑塘的部队，有四个师被击溃，当晚，另一路日军攻占九江城内。守军与日军进行巷战，战至26日傍晚，九江沦陷。 解围姑塘失败，九江城又被日军攻占，这时的张发奎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执行坚守一线阵地的命令，调集所有兵力和日军血拼；二是，趁着还没有被两路日军合围，将部队撤到利于防守的二线阵地。 抗战爆发以来，张发奎对日作战的态度是坚决的，淞沪会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时，曾表态说：“愿为抗日尽最后一分力，流最后一滴血。” 淞沪会战后，张发奎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直言说上海作战死守硬打，让日军的火力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之后的作战应调整战术。 这次九江作战，日军的舰炮可以轰击到一线守军阵地，但对二线阵地就打不到了。张发奎下令部队撤到二线阵地，兵团部参谋劝他慎重考虑，说坚守一线不许后撤，这可是军委会的命令。 张发奎说：“下达撤退令，出事了我一人承担。” 九江是长江要冲，也是进入江西，湖北两省的门户，一线阵地丢失后，老蒋大为震怒，派人调查。 当得知在整个作战中，第四军作为预备队始终未动，老蒋召来何应钦、白崇禧，怒气冲冲的说：“这个张向华，第四军齐装满员有三万之众，他为何不用？” 白崇禧和张发奎私交很好，当年又是联合反蒋的同盟，他不便出言求情，便瞧向何应钦。 何应钦和张发奎也有交情，便劝说：“作战总是要留预备队的，张向华丢失九江，确实有过，但二兵团主力尚存，可让他率部在二线阵地金官桥等处抵抗，将功补过。” 老蒋大声吼道：“丢失九江，罪责难免，张向华不能再留在前线了。” 7月31日，张发奎接到军委会通知，让他交出部队指挥权，到武汉向老蒋当面汇报九江丢失的经过，南浔、金官桥一线的防御，交由第一兵团司令官薛岳、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负责。 张发奎接到通知后，大感屈辱，他向来自认是坚决的主战派，可却被老蒋以“保存实力、擅自撤退”的罪名夺去兵权，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个“逃跑将军”。 在武汉面见老蒋时，就九江失败，张发奎做了报告，老蒋并不满意，让他先回去待着，等候处理。 陈诚得知张发奎的处境后，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去找老蒋，说九江撤退，虽无军委会命令，但事前张发奎告知了他，他没有反对。 第二兵团隶属于九战区，陈诚是张发奎的直接长官，有了陈诚出面，张发奎免于军法处理。1939年春，在何应钦的推荐下，张发奎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对于九江之战，张发奎耿耿于怀，他后来回忆说：“九江撤退，是我基于敌情的考虑，但蒋先生却认为我有保存第四军实力的嫌疑。” 张发奎在九江的作战中，采取的战术是否正确，一直颇有争议，他到底有无保存第四军的心思，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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