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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机构或被称作“国际社会”里，每个人都是黑帮分子。 美国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秩序是真有的，规则却是没有涂润滑油的假羊具，数十年来强行撕裂着世界。  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性袭击数小时后，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是立即应以色列驻联合国特使的要求而召开紧急会议。而在此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则以最快地速度对伊朗发出了强烈谴责。他说：“世界负担不起另一场战争。”
古铁雷斯的这一措词值得推敲：在4月1日以色列袭击大马士革伊朗领事馆后，秘书长并没有把这一袭击行为称作“另一场战争”——然后，伊朗对同一事件的反应如何就成了“另一场战争”？实质上，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使馆发动袭击等于是向该国正式宣战。联合国秘书长甚至在他的X主页上连提都未曾提及过这一事件。 其次，“世界负担不起另一场战争”这句话的主语令人生疑——仅21世纪以来，中东北非已经发生了不下10场战争，却从来没有一位联合国领导人说过“世界再也负担不起战争”的话。因此，合理的疑问是：究竟是世界负担不起另一场战争了，还是美国负担不起另一场战争了？ 如果说至少在外交辞令中联合国还被认为是国际社会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国际社会/ 世界秩序的实质。 “秩序”的由来 20世纪中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瓜分、哄抢和反复洗牌，“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边界基本得以确立——“民族国家”这一世界新形态进入稳定期。 1945年，联合国作为“管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工具”应用而生——在逻辑上，这看似自然而然。但并非所有国家在这一机构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二战的胜利者被授权组成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并被赋予否决权——联合国的这一设计，表明了它的两大实质：1，这是一个独裁机构；2，它是强者的统治工具。即，联合国本身就是作为胜利者统治世界的工具而产生的。 但在冷战时期，由于两极的对峙与对抗，竞争打破垄断，“民族国家”们各为其利，至少在口头上和纸面上，弱国小邦的利益或能得到保障。例如中国的入联并成为“五大常”，正是仰赖于此。 1990年代初的苏联内爆，是一个重要的时点：作为唯一幸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从此独步天下，世界秩序从此失去了抗衡。大国如小丑，正如最近一篇评论文章所形容：当美国说跳，英国问跳多高。 值此之际，似乎顺理成章地，美国实现了两大身份的加冕：自封为世界领导者；自封为自由民主价值的捍卫者。特别是后者，惟因自由民主价值本身具有的价值——从其国内到国际，这一自封身份为美国赢得了极大的支持，和行事方便。 但事实是：美国自封为自由民主价值的捍卫者，犹如一个泼皮把圣人的招牌挂在自家门楣上。这不是盲目反美的谩骂，这是一个准确的比喻。 国内政治民主与世界秩序民主并无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不幸的是，最近的三十多年来，美国以其世界行为完美地证实了两者可能相反。 世界噤若寒蝉 美国在真诚地致力于建立一个安全、稳定、保护人权并尊重弱国主权的世界秩序，如果说由于邪恶帝国苏联的存在，是冷战干扰了美国的这一神圣理想，那么苏联已经灭亡三十多年了。 冷战后，美国对世界秩序倾注了极大热情，也投入了巨大成本。但遗憾的是，它既不是强化联合国的职能、加强联合国的超国家权威，也不是抓住核裁军的机会为世界赢得持久的安全，也不是将地缘政治与可持续的、它自己所宣称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相结合，建立一个力量制衡的、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统统不是，作为世界领导者该做的事，美国一样也没有做。 它所做的是相反的：主要依靠其军事和经济实力，通过市场、结盟和军国主义等手段，追求建立一个旨在依靠北约等军事联盟的武力独裁、确保自身和同盟全球利益的单边主义世界秩序。这一秩序的实质是欧洲白人至上主义殖民主义的延续，并不是民主的而是独裁的。 为此，美国不惜投入巨大成本，无论资本还是炮灰。例如眼前的，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等特殊盟友提供巨额经济和军事援助，无论后者多么严重地挑战国际法或拒绝和平解决程序。2001年以911为契机，发动了长达二十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仅其中阿富汗战争，北约联军死亡士兵3,500名，其中美军2,400名，而阿富汗10万平民伤亡。 小布什悍然喝令世界：“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恐怖分子）！”全球噤若寒蝉。 “规则”是什么？ 如果说，美国历来用以训诫专制国家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的“规则”，所指的是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则不需要我们再去翻76年中美国否决了不计其数的联合国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只是最近几个月里，看看美国否决了多少次加沙停火决议，就明白“规则”在美国眼中是什么了。 对于美国，国际法也好联合国决议也好，只有对它和它的盟友的利益有用时才是规则，否则，当与之相反的情况出现时，这些规则就是废纸一张，联合国本身被边缘化。无论是国际法院的裁定（被斥之为“毫无根据”），无论是安理会的一系列停火决议，包括最近由杰出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斯所提供的种族灭绝报告，美国称其为“反犹主义作品”。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推动国会批准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炸弹和弹药），在国际场合继续提供坚定的外交支持。直到最近以色列丧心病狂轰炸了伊朗领事馆，美国总统依旧断然重申：“我们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是铁定的。”
但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问题，对于践踏国际法、践踏国际人道主义红线，从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早已反复实践，屡试不爽了。 对于观众来说，牛皮影戏的高超在于那双看不见的手，而不在于人物剪影、幕布或灯光本身。对于美国所强调的“规则”（包括国际法、联合国决议或国际公约，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来说，观众同样需要明白这一道理。 经久不息的全球愤怒 世界秩序如此邪恶而虚伪。但颠覆它并非彻底无望。 在今天看来，这一线希望不是别的，正是全球巴勒斯坦运动。 地缘政治是有道理的，但地缘政治家常常是愚蠢的，总是把希望寄托给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国家联盟，比如伊朗。但我更愿意相信伊朗4月14日凌晨的袭击行为是一件行为艺术，是表演性的。而它对地区大国地位的兴趣可能要远远大于它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兴趣。这也是民族国家天然自私的属性所决定的。 但全球巴勒斯坦事业可能受到自私民族国家的压制，却未必遵从邪恶世界秩序的意愿。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由种族隔离演进到种族灭绝阶段，全球公众对巴勒斯坦民众的同情、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也随之达到了高潮。目前，全球公众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远远超过了过去的20年。 这首先得感谢拉斐尔·莱姆金，一位波兰裔的法律学者，他于1944年首次使用“Genocide”（种族灭绝）一词。据此，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以决议形式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实际上，该公约的初衷几乎专为“防止”屠犹事件重演而出台。“种族灭绝”这个术语本身曾经基本上是代指1940年代欧洲大屠杀的专用术语。 其次要感谢西方的宣传如此强大，以至于“种族灭绝”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公众的观念中不仅耳熟能详，并且成为不能容忍的底线问题。当然最该感谢的仍是南非国家的正义行为，让“种族灭绝”这个标签被钉在了“犹太国家”以色列的脑门上。 最后还得感谢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这使加沙的种族灭绝成为有史以来最公开、最透明、在全球范围内即时直播的一场种族灭绝，使以色列的罪行无处遁形。正是所有这些因素，才激发了全球特别是西方公众经久不息的愤怒。 从而使旨在让巴勒斯坦的困境被遗忘、让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议题中被刻意边缘化的美国“中东和平进程”彻底破产。 一个民主化的国际机制？ 但全球巴勒斯坦事业所指的并不只是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人的巨大牺牲，首先激发了人们对美国作为“自由民主价值捍卫者”身份的质疑，甚至激发了对西方民主真实性的怀疑。其次，它启发人们对以色列压迫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实质的认识，发见了它与五百年的欧洲白人至上殖民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   最重要的，是以十余万人死伤、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牺牲为代价，越来越多的人们看清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表现，进而质疑世界秩序的合理性，反思人类政治的失败——这可以被视作加沙种族灭绝为人类进步带来的最大贡献。 不仅仅是像马来西亚国家特使对联合国机制提出质疑和改革呼声，类似的国家有很多了。改革联合国也许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在根本上，未来的世界需要在国际上建立起民主机制和法治，需要在任何超国家的国际组织中建立民主控制、民主问责和民主执法。 数十年前，马丁·路德·金曾主张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集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并建立一个民主的超国家权威。金追随圣雄甘地、妇女参政论者罗西卡·施维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同一个世界运动”其他成员的脚步，倡导国际民主。 “拒绝者团结网络”成员、密歇根大学研究员西姆里·扎梅雷特则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国际体系。我们需要一支全球警察部队、一个强大而民主的国际法院体系、一个以抽签为基础的永久性全球公民大会和一个联合国议会。我们需要建立民主机制，让全世界的普通平民能够控制这些国际机构。” 但所有这些设想，仍建立在“民族国家”的世界基本形态基础之上——在逻辑上，这令我们不敢对此抱有乐观期待。 但无论如何，当问题被提出来，距离解决它的答案就不远了。 相反，如果全球巴勒斯坦运动——或者以它为契机——最终仍未能解决邪恶世界秩序问题，那么，不得不承认这个星球彻底陷入了黑暗。 2024年4月14日 临近的胜利—— 4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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