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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调执行部成立后,马芳晓同志调到北平去工作,我们周围缺了产科医生,小孩生病的治疗也成了问题。正好黄镇同志去北平开会,给我带回了两本医书:《产科学》和《儿科学》,我认认真真地读了两遍,就主动承担起接生的义务。记得第一个让我接生的是政治部袁副主任的爱人鲁毅同志,她很开朗,乐呵呵地让我接生。我读了书,理论上明白了,但第一次实践还是很紧张的。当时,母子二人的生命都掌握在我的手上啊!等到把孩子接下来包裹好,把产妇安排休息后,我自己因心动过速也躺下不能动了。以后,胆子大了些,先后接生过七八个孩子,有一个逆生,还有一对双生,总算都对付过来了,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周围同志或我自己的小孩生了病,我就按《儿科学》上说的办法治疗护理。我总觉得多学点本领,帮助组织上和同志们解决一些困难很有必要。在我们部队里,不少同志有各种技能,到一定的时候就能发挥作用。 1947年夏,军区直属队在赤岸村召开功大会,给我立了二等功,戴了大红花。在台上的立功人员中,只有我一个大肚子女同志,我当然是很高兴的。接着,我被提升为干部科副科长,未设科长,实际上由我负责全科工作,但这种阶梯式的提拔干部的做法,对我很有好处。其实,这时我的名位思想已较淡薄，也许正因为如此，组织上才把我提拔起来。在营级干部干事的岗位上,我干了七年,回想这七年的锻炼和考验,在我革命的道路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1947年冬到1948年春,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党整军运动,党中央、毛主席这一决定是非常重要和适时的。部队的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军区对这一新式整军也很重视,领导有力。我们除在机关学习检查之外，还抽调干部轮流到区党委党校脱产进一步学习检查。 1948年初调我去党校学习时,让我当组长,这意味着我必须首先深刻检查自己。我认为,我虽出身于被压迫阶级的家庭,但无产阶级的觉悟却不够高,看人看事不大注意阶级分析,阶级的立场、观点也不够明确,停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阶段,和共产党员的远大理想有距离;看问题易主观片面,心胸狭隘,政治上不够开展;环境有变化,对自己生活上的要求有放松的趋势等。我举了很多例子,作了深刻的自我批判。在同志们的检查中,有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志,对农民批斗自己的亲人有些想不通;有贫农家庭出身的同志分了土地,又租给别人得租粮;有的同志检查了“干不干,二尺半”的思想(当时军装上衣二尺半长,干好干坏都可穿);有的同志检查名位思想“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不想当副职;也有的同志检查怕过艰苦生活,违犯制度、纪律去占便宜等思想行为。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分析,批判了这些错误,认为革命进入新阶段后,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增强我们的革命干劲,改进我们的作风,防止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享乐主义作风的侵蚀。检查出的问题,该退赔的立即退赔,该处分的照章处分,说到做到。这次新式整军,在我以后的革命历程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在太行军区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用电话通知各地,将我营以上牺牲同志的棺木挖出,一村转一村送到邯郸,那里准备建一座烈士陵园。从这件事中,我又一次着到了太行区军民的战斗情谊。我就是根据烈士花名册打一个个的电话。在那广阔的山区,地方党领导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了。挖出的棺木,有的很好,他们还要上一层油漆,有的已开始腐烂,他们就另换新的棺木;有的烈士只有些遗骨,也给装进大棺木,油刷一新。每天，哪位列士的棺木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向我们报告。他们爬山涉水，不知惊动了多少老乡啊！有些村民还举行了祭奠活动。完成这项任务后，我觉得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1948年五六月间,我随黄镇同志调到总政,他任一室主任,我当研究员做干部工作,我们由南太行山进入了北太行山的平山县夹峪村。这时的总政刚由延安来到晋察冀,正忙于选调干部、建立或充实机构、健全制度、起草政工条例等工作。敌机还不断前来侦察或袭击,一有警报我们就要疏散到村外,情况还是比较紧张的。 1948年秋,中央准备召开全国妇女代表会议和部队家属工作会议。傅钟同志带我去见安子文同志,还有邓大姐、李大姐(王若飞同志的夫人),让我汇报部队女同志情况。记得我着重谈到两个问题:一、部队女同志都是做工作的,并不单纯是家属,如太行军区供给部谢部长的妻子胡贵香同志,没有什么文化,先当通讯员,后提拔为警卫员,穿着打扮和男同志一样,泼泼辣辣,走到哪里,往地下一蹲,和战士们一起大口吃饭,一点也不特殊,工作也很出色。二、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在部队也有反映,提拔干部时,很少考虑到妇女,而精简机构时女同志首当其冲,我在实际工作中深有体会,建议组织部门、干部部门能配备女干部负责女同志的培养、管理、提拔、调配工作。 在开过妇女代表会议后,部队家属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傅作义的军队就来进攻,我和其他女同志及老弱病残的同志又一次跑反。这时,我怀孕已八个月,我们爬山涉水进入深山,那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待敌人撤退后,我们才回到机关。 1948年11月底,我到朱豪中央医院去生产,看到大部分医生是从延安来的,心里十分高兴,未想到产后感染了产褥热,恶寒而后高烧41°,半月不退,院方立即将我与其他产妇隔离,我被传染上就是因为六人住一产房，与产褥热患者合用尿盆所致。我不能吃也不能睡,且有幻觉,只要一闭眼睛,就看到牺牲的同志,迷迷糊糊,不知是睡是醒。孩子就睡在我身旁,喝了几天白开水才找到奶娘,他是我的第五个孩子。从延安来的妇产科靳主任也很着急,找了两瓶退烧针给我打,打完后还未能控制住病情,仍然是又冷又热,高烧不下,药品已经用完,眼看就要出问题了。有些同志走了十几里路来看我,杨白冰很有感情地站在我炕前说:“朱霖!你一定要挺过去,胜利就在眼前啊!”我懂得他的语意,心里很明白,同志们像是最后和我告别,但我自己认为,我一定能够战胜疾病,所以没有任何悲伤。 最后,还是傅钟夫妇救了我的命。他们听到我病危的消息后,决定将为他们儿女准备应急的两瓶盘尼西林拿出来给我用了。这是事后我才知道的。他们因为革命和战争长期分离,年纪很大时才生了两个儿女,他们为了救我就可能要牺牲自己的孩子,当时如果我知道的话,是不会接受的。果然在打完这两瓶盘尼西林后,病情得到控制,再加上靳主任的高超医术,我才算渡过了这一关。到我满月出院时,走到朱豪村外,看到一个女同志爬在两个小坟堆上痛哭,我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她的两个孩子得了白喉,因为没有盘尼西林而双双死去。这位母亲的哭声也使我十分痛苦,流下了同情和遗憾的眼泪。部队的大夫和同志们,以无私的阶级友谊救了我这条命,我对部队的阶级感情自然也更加深了。 1949年1月初,我生产后不满40天,平津指日可下,太原即将解放,我想乘机回一趟老家。傅主任说:你可到太原附近的部队了解一下部队家属会议之后的贯彻情况,也可回一趟家。我坐上正太路的火车西去,一路上战争痕迹到处可见。火车走走停停,比牛车快不了多少。我们坐的是运货的车厢,大家席地而坐,有国民党的败兵,有平津的商人,解放军是很少的。国民党的士兵说:“我们都是山西人,人不亲土还亲呢!反正蒋介石已经完蛋,我们以后要靠你们解放军了。”我听了很高兴,真是人心所向。到榆次下车,先到部队了解家属工作情况,然后准备转同蒲路的火车往家走。走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擦肩过来一个横眉立眼的人,看了看我穿着解放军服装,翻回头来说:“看你这鬼样,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还鬼得不行。”我懂他这山西话的意思,但因周围无人,只好装听不懂,快步往前走了。来到这刚解放的地方,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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