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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种各样的病症。 ——《新约·马太福音》4:23 他（嘉约翰）的这种纯洁的慈悲心怀，是世间罕有的珍宝。他对上帝之爱、对人类之爱，在任何时候都可为世人垂范。 ——赖马西，女传教士，博济医院女医生 他（嘉约翰）最后遗嘱的全部精神就是：为基督的缘故，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病人。 ——赖马西，女传教士，明心书院创办人 这些事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嘉约翰广州墓碑刻文，《新约·马太福音》25：40
女传教士富马利，图片来自网络 这就是在当时中国，疯癫症患者所遭遇的残酷对待。 正如，我在龙年开篇之作《两百年来，传教士为中国带来现代文明火种，燃烧为文明之光，光耀中华》所做的大背景分析——在19世纪的现代文明曙光开始向全球传播时，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们远渡重洋抵达中国，试图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入这片古老的东方大陆时，他们遭遇了同样的见证：这个国家和人民普遍没有现代学校与医院的观念与设施，为古老的科举制服务的儒家经典教育，并非是惠及各个基层的现代学校教育，而现代医院与医疗服务更是无从谈起；社会的正常人尚且如此，那些残疾人——瞎眼的人、瘸腿的人、聋哑人、精神病人、麻风病人等就更为不堪，不仅没有医院和医疗专门救治，反而备受社会歧视和弃绝，生存艰难，盲童沿街卖唱，精神病人被家人用锁链控制或送入监牢看管，而麻风病人要么被赶入深山老林，如野兽般自生自灭，要么被灌醉，活活烧死...... 正如现代医院一样，疯人病医院有其深刻的基督教渊源。 在这里，疯癫症患者与疯人被作为一种“精神病”患者和病人，进行医疗救治和人道主义护理，而且已经具有上千年的传统。 这对于当代人来说反倒是惊人无知的领域。
1676年收治精神病人的英国伦敦新伯利恒医院，图片来自《英格兰“疯人院”史》 美国社会学教授阿尔文·J·施密特在其大作《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中，极其可信地还原了这一历史进程。 尽管与基督教最初为病人和垂危之人提供的服务相比，我们对于其关于接受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了解地甚少，但早在公元321年，基督教会就建立了一座精神病医院。随后，在漫长的中世纪，精神病患者主要在基督教会的修道院里受到照顾。 而在1369年，尽管当时英国的伦敦还建立过一家医院，专门照料“在这个城市中突发癫狂的贫穷教士与其他人，男女都有”，但中世纪末期，早先对精神病患者的人道主义治疗渐渐被废弃了。
最早完成两座建筑的惠爱医癫院，图片来自网络 在第一次提出为中国的疯癫症患者建立一家疯人病医院20年后，在1892年，嘉约翰在芳村买下一块土地（约17亩）用于建立这样一家医院，为此，他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经费果然是一个大问题，而当时即使支持博济医院的美国长老会等教会机构对于疯癫病医院的构想，并不特别支持，所以，建立医院的资金一直困扰着这位先驱者，直到1897年，一位与嘉约翰素不相识的传教士为待建的医院捐款近五百元，这些钱只够盖好这所医院最早的两座楼房。 不知道克服了多少困难，126年前——1898年2月20日令人震撼的历史一幕才在广州芳村诞生：嘉约翰夫妇带着男女两位疯癫症患者，进入这所医院刚刚盖好的病房，从此惠爱医癫院（Ophthalmic Hospital）开院，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就此诞生。 此时，这位先驱者年龄已达74岁，在他漫长的来华医疗传教的人生中，已经先后有两位夫人不幸病逝，还有几个孩子也在病痛中离开了他，这位先驱者可谓备受生活的击打，而在开创惠爱医癫院的事工时，身边陪伴的是他第三任妻子马撒·诺伊斯（Martha Noyes），是著名真光书院创办者女传教士那夏理（Harriet Newell Noyes）的姐妹，也是嘉约翰坚定的支持者与合作伙伴。 此时，这位先驱者还负担着博济医院与博济医学堂的管理、治疗与教学工作，而同时他也必须肩负惠爱医癫院的管理工作。 直到1899年，嘉约翰辞去了博济医院院长的职务，完全投身于惠爱医癫院的管理与建设工作中，而他与夫人就一起搬到芳村，住在了“疯人院”里，与当时十一名精神病人住在一起。 由于当时的房间有限，嘉约翰夫妇的房间与病人们共用一个走廊，所以，他们的房间经常会被这些病人占领。 在这一个阶段，先驱者们不得不应对疯癫症患者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要把床板用螺丝固定在地板上，防止铺设在床架上的床板被当做攻击武器；用监狱式的门替换了原来富有品味的门；走廊用来美化环境的盆栽鲜花必须挪走，否则会被作为攻击路人的武器...... 的确，在这些先驱者面前，“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他们必须自己趟过这未知的河流。 即使面对这样暴力倾向的病患者，满怀基督之爱的嘉约翰也尽量采取劝说的手法，必要时才采用强力管理。他给病人以自由，必要时才进行监禁管束。据研究者梁碧莹所述的惠爱医院，一般会让病人充分休息，伴以热水浴、户外活动、身体锻炼和职业劳动方式进行治疗，必要时进行药物治疗；而对狂暴病人，则施以约束和药物镇静，对拒食的病人采用鼻饲。 对于疯癫症患者这样特殊的病患，对于医院的救治和护理工作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先驱者嘉约翰夫妇完全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新的现代医疗文明的领地。
1900年的惠爱楼，图片来自网络 而直到1900年9月，由他的学生和中国的基督徒捐助所造的一所住房完工，嘉约翰夫妇才得以从与病人共住的生活区搬出，住进新居。 此时，惠爱医癫院的工作正走上轨道，据嘉约翰的夫人在《服务五十年》（Fifty Years of Service）一书回忆到：“有一天，医生（嘉约翰）笑容可掬地从外面回来，说：我现在让工作渐渐走上正轨了，但接着说，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艰难的工作。” 然而，这前所未有的艰难工作最终消耗太大了，让这位年已高龄的先驱者倒下了，1901年下半年患上痢疾与其他并发症的嘉约翰，在8月10日病逝，享年77岁。 这位先驱者来华奉献47年，有一份工作记录展现了其非凡的成就：门诊病人740324人次，住院病人39441人次，外科手术48098例，膀胱结石手术1234例，翻译医学著作34部，诊治病人来自4000个村庄和城镇；所教的三年制学生100人次，低于三年制的学生50人次......（《博济百年》P114） 然而，“中国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他对病人的精神影响，他为基督赢得的人的灵魂——这些都是人间的数字所无法衡量的。” 先驱医疗传教士嘉约翰的病逝，震动了那个时代的广州，中外人士都有太多的话要讲给他听。
女传教士赖马西，图片来自网络 曾在博济医院协助嘉约翰工作多年的赖马西（Mary Niles）深情写道：“他的时间和精力，医学经验和技巧，为这个国度的儿女们服务了将近五十年。是他把博济医院建设起来，在他离开那里时，它已成为世界同类医院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家。他创办了中华帝国内第一所精神病医院。” 对嘉约翰了解颇深的里德（Reid）医生评价道:“他在医院和教堂不知疲倦辛勤工作的力量、他在中外人民中产生的影响，以及他最后承担事业的价值，这些都是超乎我们计算能力之外的.....他的岁月是充实和崇高的，他的姓名将要排在那些把一生献给主在中国工作的人们的前列。” 最终，嘉约翰安息在广州城外二望岗的基督教公墓之中（他的墓地后来又搬迁到太和镇黄庄基督教公墓，另有专文），与其曾经满怀基督之爱而奉献47年的广州大地融为一体。
嘉约翰在广州黄庄基督教公墓墓地墓碑，本文作者拍摄 在他的花岗石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嘉约翰 医学博士 法学博士 1824—1901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1854年来华 执掌广州教士医学会医院 凡四十五年 嗣后创立中国第一所疯人院 令人尊敬的医生 他赢得了他为之辛勤劳动的 人们的心；他追随主， 执教并行医，疗救人间 所有的种种疾患 这些事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马太福音》25:40
先驱者嘉约翰所开创的中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并没有随着创办者的病逝而失散，反而在各种艰难挑战中，继续前行，如同嘉约翰所开创的博济医院与博济医学堂一样，历经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巨变，传承至今，可谓传承百年，造福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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