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陈敏之忆顾准

陈敏之先生（1920——2009）是顾准的弟弟， 在文革期间，他和顾准频繁通信，交流思想。他把顾准的信精心保存下来，在顾准逝世后编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又出版《顾准文集》，向社会公布了顾准一生的思想精华。90年代，我与他合作，编辑出版了《顾准日记》和《顾准寻思录》。1997年，他还向我讲述了顾准的往事——

说起来，顾准和我是同胞兄弟，但是，认真计算，在一个屋檐下真正共同生活的时间，却十分有限，也就是我从孩提到步入社会的那么十几年。

1934年，应该是一个分界线。这一年，我考入上海生活书店当练习生，开始跨入社会；顾准在这一年年初组织进社，随后参加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开始了他从事秘密的地下革命活动的生涯；外祖母和二姊相继去世，和汪璧结婚，也都是在这一年。这一年，顾准19岁，我14岁，三妹陈枫12岁，七弟陈吉士8岁。

1935年秋，因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组织遭到破坏，顾准、汪璧相偕去北平流亡，正好遇上“一二·九”学生运动。第二年初，返回上海。而我自1937年起，只身离开上海。

有不少同志和朋友问我：“你们俩谁的姓是真的？”我答，“都是真的”，不过，还要加上注解：“我是从父姓，他从母姓。”其实这样说，还没有真正说明根由。真正的根由是，外祖父家没有子嗣，因此，我们的母亲嫁给父亲时，外祖父母讲明我母亲生的孩子都应当从外祖父姓。为此，我小的时候，也曾一度姓过顾，后来因为陈氏家族中有人反对，说只能一人从外祖父姓，因此我又改回来姓陈。

1937年前后的两三年中，顾准曾经有过两个男孩子，都在不满二周岁时夭折了，患的是同样的脑膜炎。顾准没和我谈起这两个孩子丧失的感受，不过我确实在无意中看到过汪璧在两个孩子夭折以后所写的书面材料，这是一个年轻母亲在丧失了自己心爱的孩子以后用血泪写的，深沉的悲恸，读了令人摧折心肺。

中国民俗有这样一个规矩，为了使孩子容易成活，常常给孩子起一个贱名。顾准以后生的几个孩子依次起的乳名是稖头（玉米）、小米、高粱。五个孩子的学名分别是淑林、逸东、南九、秀林、重之。1、4是女，其他3个是男。稖头生于苏北淮海区。1942年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也是解放区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度过困难，所有解放区执行精简方针，因此，稖头生下不久，汪璧就携女回到上海，和祖母一起生活。汪璧1944年重返解放区，孩子和祖母留在上海。1945年抗战胜利，当时全国有和平可能，经组织批准，我到上海接我母亲和稖头到解放区，此时顾准已从延安回到华中解放区的淮阴，顾准一家在这里团聚了。可是好景不长，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内战烽火又重新燃起，我母亲以年近七旬的高龄，在内战的硝烟中奔走，从苏北到山东，由鲁南而胶东，最后冒险渡过渤海湾，到了大连。这时，汪璧又生下了小米，小米学名逸东，我推测是蕴含有被迫东撤大连的意思。

1949年，南下解放上海以前，顾准又添了一个男孩高粱；进入上海以后，添了一个女孩秀林，一个男孩重之。解放初期实行供给制，顾准一家除了在住房条件上稍好以外，并无其他特殊。如果说有什么特殊，那就是他家里曾经养过一条警犬。因为“三反”以前，他经常接到恐吓信，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送他一条警犬。一条警犬每天需喂几斤牛肉，其耗费当然不能算小。不过，养狗的时间，前后大概不过半年。有人不明真相，认为顾准生活奢华，那当然是一种误会。

1952年“三反”，顾准受到撤职处分。1953年，顾准、汪璧先后调去北京；两年以后，1955年母亲、孩子才举家北迁。

1957年，顾准第一次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这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习惯地拿起当天的《人民日报》翻阅，在第四版上看到顾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消息，我感到很突然。

顾准为什么会被划为右派分子，真正的缘由当时我无法知道。我真正知道已是在15年以后。1972年，我去北京和他见面，他亲口告诉我，1957年，中苏有一个在黑龙江共同开发水利资源的项目，要与苏方同去黑龙江实地考察并进行谈判。因为这个项目涉及我国领土主权问题，因此行前他曾向聂荣臻请示过。中方代表团团长是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顾准为副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为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正如吴敬琏所介绍的：“几位苏方人员态度相当蛮横，凡是开发的好处都想留给苏方，而造成的损失却让中方承担。顾准看不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采取了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态度，考察组有的中方领导成员认为对'老大哥’应当恭谨从命，就把顾准的有关言论记下来，报到北京去。这时正赶上'反右派’，由于顾准的这些言行，违反了'六条政治标准’中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的规定，就被打成'右派分子’。”（见《今日名流》1997年第9期第17页）按说，顾准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利益，应当是有功的。然而，在那个时候，客观事实怎么样也挡不住反右派浪潮的冲击，一切都要按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和需要去考虑、处理。

其实，根据某些领导人的好恶，或者为了制服某些有主见、有个性的不听话的干部，可以随便决定这些人命运，并不始自反右，早在1952年的“三反”就已经开始了。我在《我所知道的顾准》一文中，对顾准为什么在“三反”中会以“恶劣分子”的罪名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样严厉的处分作了追述；现在，我还可以略加补充。也是1972年，顾准告诉我，“三反”以后，陈毅曾召开过一个座谈会，借以听取党内外各方面对“三反”中处理干部的意见；当时一位担任副市长的民主人士对顾准这样一位有才干的同志受到撤职处分表示惋惜。薄一波在会上表示：“如果顾准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有一次在他在华北的一个干部会议上却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表面上看起来，前后两次的讲话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只要串起来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他是在告诉你，承认你是有能力的，但必须服从领导，这是最根本的前提；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你什么都有了，否则饭也不给你吃。1959年初，我曾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会议，会后在回上海的火车上，陈丕显向陈云介绍“他是顾准的兄弟”；在闲谈中，谈论到顾准，陈丕显对陈云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1965年顾准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从事情发生到最后定案处理，整个过程我都知道，因为事情一开始，我就得到了信息。对此，我在《顾准的最后十年》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可以这样说，顾准家庭的破裂，顾准和他的孩子之间由于相互不理解，缺少沟通，从而使矛盾激化，最后导致破裂，形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五嫂汪璧和五哥协议离婚，五嫂曾写信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同意的。现在想起来，我的答复极为不妥。第一，我应当也听听五哥顾准的意见；虽然五嫂信上讲，他们彼此都已表示同意；但是为了慎重，我也应当再听听五哥的意见，我知道，五哥心里是不会同意的，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第二，如果我不同意，或者不马上表态，这件事也许有可能不会成为事实，那么，这以后一系列由此派生出来的举措，例如分居以后不让再进家门、孩子宣布和自己父亲断绝关系等，这些使他们的父亲在感情上难以承受的创痛也就不会发生。我揣测，为了保护孩子，离婚可能是汪璧主动提出来的。从1952年顾准在“三反”中戴着“恶劣分子”的帽子离开上海到北京，13年过去了，她所等到的却是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时孩子们都已长大了；她内心也许知道她丈夫坚持的是对的，然而他却使家庭、孩子遭了难。面对这个本来可以调和、但此时却无法解脱的矛盾，她只好作出这样的抉择：离开丈夫。没有想到，最后竟至毁灭自己。

离婚协议没有经过法院，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彼此却都很认真。不久，顾准从家里搬了出来，以后再也没有踏进过家门一步。他在信上告诉我，他不止一次回到家里取一些书籍、衣物、粮油票之类的什物，家里事先把东西放在门外，不开门，后来还是邻居不忍心，帮他把东西搬到楼下。这对顾准在感情上会造成多么深的创痛是可想而知的。他在信中不止一次地向我诉说并哀叹过，过家门而不得入、成了丧家之犬的哀痛。他还常常以“白虎星”自责并嘲弄自己。

1967年11月，我回到上海不久，即失去自由；还在隔离期间向我外调的人口中，听说了五嫂已经去世的信息，我不相信她会自杀，一直到1969年，我恢复自由，回到家里，才得到了证实。这时，五哥和他的孩子和我的一切联系都早已隔绝，真正是“生死两茫茫”。

1969年11月，经济所决定下放去河南息县前夕，顾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汪璧可能已不在了，随即再三向组织上提出，请求与汪璧一见，直至最后提出“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放，二不影响改造”，才听到实话，可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在这天晚上，他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他在日记中还这样写：“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20年。”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只继续活了5年。

妻子死了，他的思念又转到他孩子身上，开出了一些可以找到两个在北京的大孩子的地址，交给领导，要求见见。孩子找到了，联系了两次，然而终于没有来。派去负责和稖头、小米联系的小王回来告诉：第二次谈话达3小时，来不来，最后没有说死，说周二答复。小王说，小米后来回了电话，说不来，提几点希望。小王拒绝听他的希望。小王说，稖头、小米的意思是活动的，决定不来的主要因素是“姑姑”。我不知道当时五哥在知道孩子拒绝后的心情是怎样的；不过，我确实知道，他对孩子的思念不但没有停息，反而更加强烈了。他在下乡去河南息县之前，上街采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他还特地用节省下来的钱置办了一套被褥，准备孩子来探望他时可以用上，他坚信他的孩子总有一天会来看他。他还通过文学所一位同志的孩子和小米是清华同学的关系，经常打听小米的情况。他还情不自禁地在张纯音和她女儿咪咪面前夸说自己的孩子哪个考取了科大，哪个进了清华，说他的孩子个个都是好样的。

1971年9月，林彪死了以后，形势好像有了一些松动，1972年10月末，我请假去北京探望我母亲。我迫切想知道的是五哥的下落。我很快找到了他的大女儿稖头。说来也巧，五哥就是在这一年的夏天回到北京。稖头给我看了他父亲回到北京以后写给她的信，信很短，首先问的是祖母是否健在，附去几张回到北京后新拍的照片，谁看到了想要可以给他；说他自己现在还没有能力帮助孩子，寄去一张油票，表示一点心意。我是涌着泪水看完这封信的，我得知了五哥的下落，非常高兴，当时也就没有再顾及详细询问稖头和他父亲是否见过面等，写了一封信约他在外面吃饭。信寄出后，在地图上发现五哥的住处和我相距并不远，我实在迫不及待，和妻子商量后决定立即去看他。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遇到一点麻烦就见到了。从此以后五哥和我之间的通信又恢复了，而且彼此都很认真、勤奋。这些通信我保存了下来，五哥去世以后，我把它整理成集子出版，这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从1973年年初到1974年五哥去世止，不足两年的通信中，除了学术性的讨论外，当然也会谈到一些家事，表露他对孩子的思念。非常可惜，这部分的通信，我没有保存下来。我也常常以鱼与熊掌不能得兼为比喻作劝慰。然而，这种思念又哪里是我的劝慰所能解决的。1974年9月，我如约再次去北京，在五哥那里有两周的盘桓，这是我们彼此成年以后在一起相处最长的时间。有一次，在紫竹院湖边的长椅上又谈到了这个话题，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表示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想通了；可是对孩子的思念，又哪里是能想得通的。1974年11月初，我离开北京不过一个月，五哥咯血不止，经济所的同志看他实在不行，把他送进了医院。因为没人照顾，不得已打电话给我，把我又招去北京。见面后第一件事，他便是表示想见见所有的孩子；对此，我作了承诺，并且也作了努力。我不善言辞，尤其如果感情激动，更说不好话，因此我给他的儿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他绝不是一个反革命者，绝不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我敢同样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也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的爱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们自己答复。然而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心头的酸楚。

我没有想到我必须再次来北京。但是觉得我不过是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因为我认为我并不是单纯的出于兄弟的情谊。

1974年11月9日午后，五哥写了两个条子，一是表示他已宽恕了孩子，也希望孩子宽恕他。一是知道小米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即将临产，表示祝福。

为了给孩子见他们爸爸创造条件，我又向骆老（耕漠）等几位老同志提出，希望他们向经济所领导转达我的要求，尽快摘掉顾准的右派帽子。11月16日下午工、军宣队领导小组正式派代表来向五哥表示，已经接受和考虑这个问题，希望写一个书面报告。我从侧面听到的，是党内外都表示同意立即脱帽。这个信息我当然立即转达给他的孩子，但是仍然未能打动他们的心，还是没有去医院。

和五哥见面之初，他就曾对我说，他希望重之能回来照顾他，并且沟通感情和思想，说经济所领导对此也表示同意并且已去电报给他工作单位和他本人，要我也去信催催（当时重之在长春某林业部门工作）。这样，我就给重之发去了电报和写了信。11月24日收到了重之来信，信中表示他不会回来。当五哥确实知道重之不会来时，他的本来已经垂危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顾准的几个孩子，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他们都经历了，然而以他们的年龄，所受的教育、阅历和经验，他们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真实意义，这些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的进程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不能理解的。即便是历史学家，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当时，在这些历史事件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也很难立即作出正确的判断，许多时候还不免一再作出修正；顾准的孩子刚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入世不深，不可能要求他们对他们父亲的思想、行为、品格以及他所探索追求的人类的未来有真正的理解。按照他们当时所接受的教育、思想，所奉为圭臬的教条，对他们的父亲坚决划清界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达到了为“革命”而“大公无私”，他们当然不可能接受第三者对他们不愿和父亲见面是“私”字作怪的指责。

1975年我把母亲接到上海，1979年，我母亲在上海病逝。重之在得知祖母病逝后写给我的信上说：“随着奶奶的去世，有关这个家的许多往事都在脑子里翻腾，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再也不可挽回的了。这个家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一切所留下的痛楚，将永远刻在心上，今生今世也永不能平复了。为了这一切，为父母，为兄妹，为自己，为亲友，为死去的，也为活着的，我应当奋斗，永远也不满足，永远怀着负疚和苛责自己的心情向上。逝去的已不能复生，然而我们奋斗之成果，或许能在他们灵前献上一小朵白花！”这可以看做是重之的忏悔和誓言，而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1979年高考，他依靠自学获得了北京这一届高考的文科状元。顾准的次子次女经过刻苦自学，也先后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在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的长子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空间技术协调中心的负责人之一，在痛悔之余，以赎罪的心理，努力工作达到了忘命的程度，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回忆顾准和他的孩子和我的关系这一段往事，对我来说是痛苦的。1974年12月，当我捧着五哥的骨灰盒走上老山骨灰堂的陡坡时，我的心比我的脚步更沉重：五哥的孩子就在近旁，为什么他们视若不见？是什么东西横亘在他们中间，这些本来应该是他的子女做的事，为什么要我来做？我向五哥作了承诺，然而我仍然无法沟通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在五哥生前，一直到死也未能让他和他的孩子见一面。在那迷信盛行把教条奉为圭臬的时代，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又岂是我写一封信能够改变的。而我为了说动他们去见见他们的父亲时，我的情绪又是那么激动，言辞激烈，缺少理性的思考，缺少一个长者对孩子应有的通达的理解、抚慰。我为我可能在有些问题上对他们的苛责、伤害了他们而感到愧疚。

1984年2月，在顾准去世10周年，顾准的大女儿在看了我抄录的1973~1974两年中我和她父亲的“通信录”手抄本以后，她写了一份《读后附记》寄给我。这里，摘录其中的几段：

“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求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判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可以说，凡是与国家兴亡有关的重大问题，父亲都几乎涉及了。对这些问题本身，我不敢妄加评论。从中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质，使人想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

“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地从地狱中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是在数不尽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五哥生前，我对他作出的承诺，没有能实现，终于未能和他的孩子见一面，他是带着无法弥补的遗憾走的。10年以后，他的孩子终于理解了他。虽然理解来得迟了，不过，我想，五哥如果地下有知，知道了这些还是会感到欣慰的。

无愧于是顾准的大女儿，她在《读后附记》最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的久长，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致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