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龚斌
谈论或研究魏晋清谈，首先碰到一个难题——何谓清谈？
真所谓“谈何容易”。当年清谈不易，今人要说清楚魏晋清谈谈什么，清谈含义的边际如何界定，清谈的渊源又在哪儿……同样“谈何容易”。
三十年前，唐翼明先生出版《魏晋清谈》一书，该书的上篇对清谈的含义、形式及内容，作了仔细的梳理，并用今人的学术理念，给清谈下了一个“严谨的现代定义”：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唐翼明《魏晋清谈》，页 28）接着，唐先生解释了提出这个定义的六点理由。
我以为唐先生关于魏晋清谈的现代定义，基本上符合清谈的历史事实，当然还有必要推敲。
譬如说清谈的参与者是当时的贵族知识分子。确实，保存下来的有关魏晋清谈的历史资料，记录的清谈人物绝大多数出身贵族。
但书写的历史，永远只是宏伟历史的极小部分。魏晋清谈风气太普遍了，涉及的地域也非常广泛，实际上一些寒门子弟甚至贩夫走卒也参与清谈。
例如与嵇康交往的年轻人赵至，出身寒微而“论议清辩”。西晋河南府役卒王子博善谈论，胡毋辅之与之谈，自叹不如，推荐给清谈家乐广。再有能谈佛论道的僧人，也并非全是贵族出身。
唐先生定义魏晋清谈的主要内容，是指“探索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这样的定义，看来非常宽泛，确实符合魏晋清谈内容十分丰富的事实。
可以商榷之处在“哲理”如何理解。唐先生似乎把“哲理”理解为抽象的形上之理。他说：“具体的政治批评，具体的人物批评，都是不能叫作'清谈’的。标准的清谈谈的都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理，而不是具象的、形而下的事。”（唐翼明《魏晋清谈》，页 30）
他所说的“标准的清谈”，应该是指曹魏正始开始的玄谈，如王弼、何晏谈有无、本末之类的纯哲学的玄远抽象之理。
如果按这样的标准，那么，只有《世说·文学》中前半的名士的玄谈，才算合格。
可是，这种抽象的、形而上的谈理，在《文学》一篇中只有六十余条。
难道自魏初至晋末前后二百年，帝王、朝臣、名士、少年、僧侣，无数人参与的清谈，留下的“标准的清谈”还不足百条？这未免太索然无趣了。
诚然，玄谈是魏晋清谈的精华，是清谈最具理论价值的部分。中国哲学史上的魏晋玄学，与魏晋清谈密不可分。
严格地说，玄谈的含义小于清谈的含义。前者主要指三玄（《易》《老》《庄》）的谈论，后者的含义则大得多，包括历史评述、政治哲学、人物美学、谈佛论道、生活哲学、具有哲理的雅论美谈，等等。
在《世说》一书中，玄谈不叫清谈，而称论、语、清言、论辩、言咏，其他的谈论按其内容与主题被分别编为《言语》《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篇章。
所有这些不同内容、不同主题的富有哲理的谈论，才构成魏晋清谈无比丰富、生动、有趣的谈论。
如果以为只有玄谈才算是清谈，把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人物美学、人生哲学的谈论排除在魏晋清谈之外，是不符合当时清谈的事实的，结果会极大地缩小魏晋清谈内容的丰富性及主题的多样性。
研究历史，先要还原历史。叙述与研究清谈，先要还原古人所说的清谈的含义。
唐翼明先生在他的大著中，区分了清谈的“早期含义”及“今义”。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他认为前者有三种：雅谈、美谈、正论；后者也有三种：空谈、玄谈、玄学思潮。尔后又重复前面的唯有玄谈才算清谈的观点，以为只有“今义”中的“玄谈”，才是今天研究魏晋清谈时的研究对象，其他都不是。
如此一来，清谈的“早期含义”的三种就统统排除在清谈之外了。
这样的处理，其实并不合乎他对清谈内容的定义，即清谈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
显然，仅仅是玄谈，不可能囊括“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
不信，可以分析《世说·文学》中的六十余个有关玄谈的故事。谈《易》《老》《庄》、佛理，固然是谈宇宙的哲理，而谈人生、谈社会的故事，又有几个呢？
这就证明，仅仅玄谈一项，不足以担当解释人生、社会、宇宙的几乎包罗万象的任务。
只有把雅谈、美谈、正论都看作清谈，具体而言，把历史评论、儒经与佛典的讲论、人物品题、人生哲学等内容，且一般具备问答形式、让人品味的语言艺术，凡是这样的谈论，都归入清谈的范畴，才能全幅呈现魏晋清谈的真实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