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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情节组织技法

 寻梦向天歌 2024-04-17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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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小说,情节都是不可缺少的。当代作家王蒙曾指出:'所谓没有情节的小说,实际上是用一些小的情节代替了总的情节,绝对没有情节的小说是不可能的'。有的评论家说他的小说'无人物、无冲突、无情节',他回答说:'那岂不是同画符差不多了?其实我没有写过什么'三无'小说,我写的都是有人物、有冲突、有情节的''所谓无人物、无冲突、无情节的小说我是不相信的,我也从来没有那么做过。'
为什么说情节不可缺少呢?情节在小说中,至少起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小说的各种材料,要通过情节发展的线索来组织。阿·托尔斯泰指出:'合适的情节能把那些杂乱无章的一大堆想法,观察到的东西以及获得的知识都编织起来''它可以作为一个起组织作用的酵母'。其次,人物的性格,要通过情节来表现。只有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性格才能获得体现和发展。另外,小说的情节往往负载着一定社会历史的内容,小说的主题常常要通过情节来表现。小说情节能引起读者共鸣性情感和评价性情感,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十九世纪以前,小说的情节,即小说叙述的故事,往往依据人物经历,铺述一个一个事件。其顺序铺述的事件,也就构成了小说的情节。十九世纪以来,小说有了很大发展,已不同于传统的'故事体''故事''情节'这两个概念,便有了新的界定。'故事'一般指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一系列事件。而'情节'一般指依据因果关系安排的一系列事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曾指出:
我们对故事下定义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事件叙述。情节也是事件的叙述,但重点在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则是情节。在情节中,时间顺序依然保存,但已为因果关系所掩盖。
这也就是说,故事强调的是时序性,情节强调的是因果性。按这样的界定,一个故事,它有可能构成一篇小说的情节框架,但情节已不同于故事了。以鲁迅的《风波》为例,作品围绕剪辫子的风波安排情节,始述七斤的烦恼,继写七斤夫妇的恐慌,尔后描写一切复归原状,这是故事。小说同时又隐约始终地贯穿着九斤老太的感叹。九斤老太反复唠叨'一代不如一代'的事件,是很难纳入剪辫子的故事之中的,但它却是小说情节有机构成部分,说明她对风波乍起与复归平复未闻未见,无动于衷,毫不关心。这一情节与七斤夫妇的故事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揭示了张勋复辟只是一场闹剧,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农村依然衰落,农民依然愚昧落后。
近现代小说较多地摒弃了由叙述人完整描述故事的单一方法,往往打破故事情节的顺序结构。但各种技巧的运用,使作品依然保持了时序的连贯性和情节的完整性。即算是表现'意识流'为主的心理小说,表面上时空颠倒,过去、现在、未来交杂无序,时代氛围、人物场所、具体环境穿插叠映。但根据小说人物的意识流向和事件的因果关系,情节在变化中依然是完整一体的。
作家们写小说,情节设置上一般呈两种倾向:'强化''淡化'。情节'强化'的小说,作者常常利用尖锐的、惊险离奇的情节来表现人物性格。作者往往将人物放在尖锐、严酷的矛盾斗争中加以磨炼和考验,造成紧张、激烈、大起大落的气氛和戏剧性的高潮。这类小说,其好处是吸引人,扣人心弦;缺点是过于强调巧合,让人一看就是'',往往丧失了生活的开阔感和高瞻远瞩的距离感。
情节'淡化'的小说,不去设置那么多的巧合、偶然、生死矛盾、巨大的悬念,而是力求写出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平凡朴实,探寻平凡中的意义。如孙犁的《荷花淀》,几个农村妇女以送衣为借口,想去淀里部队上探看丈夫。小船划到半路,遇到鬼子兵,她们躲进荷花淀,鬼子船追上来了,男人们正埋伏在淀里,把鬼子船炸沉。作者写打仗,只用一百来个字,却把注意力放在白洋淀水乡妇女及自然景物之美丽的描写上。
情节淡化的小说,其好处是保持了生活的自然本色。但处理不好,极容易写得松散乏味。严格说来,所谓'强化''淡化',只是作者不同的美学追求,并不决定作品本身的质量。好的情节,无论'淡化''强化',都应做到真实、生动,写出人物性格,展示出一定的社会生活内容。虚假的、老掉牙的故事;肤浅的、脱离人物实际、不能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的情节,都是谁也不愿意看的。
写短篇小说,往往是从特定的生活感受出发的。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被某些事件、某些人物打动了,觉得这些感触,能够写成一篇短篇小说,于是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比较完整的情节。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常见的提炼情节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依据主干,充实血肉
作者在生活中发现某一事件,这事件比较完整,又有一定意义。作者对这样的事件往往不作大的改动,而是充分调动自己的积累,来充实、丰富这一事件。如王蒙谈到《说客盈门》时,曾指出,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就是听来的,'为了解雇一个工人,或是为了处分一个工人,在短短几天内就有二百多人来当说客',作者写作时,只把说客的人数改为199个,故事梗概并没有作什么改动,而是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灌注血肉,将这个故事情节充实,丰满起来。
二、改头换面,更置关键
作者在生活中见到或听到某个故事,觉得这故事很有意思,但某个具体环节还不够理想,于是把这个故事稍加改动。如果戈理《外套》的创作。有一次,果戈理和一些朋友闲谈,听到一个笑话:一个穷苦的小职员,酷爱打鸟,他节衣缩食,积蓄二百个卢布,买了一支很好的猎枪。可他第一次坐船出去打猎时,猎枪被芦苇挡入了水里。小官吏十分痛心,回家便病倒在床,再也爬不起来。后来幸亏同僚们凑钱买了一枝猎枪送给他,才算救了他一命。果戈理后来写《外套》时,利用这个笑话,把猎枪改为外套这一生活必需品,将芦苇把枪挡入水中改为行劫,将小职员的命运改为一个悲剧,从而使故事情节更真实、更典型、更具思想意义。
三、移花接木,揉和综合
作者将听到或见到的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人物、事件,通过加工、改造,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如短篇小说《卖驴》:孙三老汉误入火葬场,这不吉祥的兆头与他怕政策变化的疑惑一拍即合。他决定把毛驴卖掉,不想到市场后,遇到老兽医老尚,他不但用'神鬼鞭'给孙三老汉治好了驴的病,也给孙三老汉治好了头脑中的病,终于决定不卖驴了。
据作者介绍,这个故事是两个生活素材综合而成的。一个是八、九年前,在闲聊中听到一个故事,说某地一个老汉在拉脚回来的路上,因困倦在平板车上睡着了,毛驴拉着他往回走,半路上恰遇一辆驴车拉死人去火化,拉老汉的毛驴也一路尾随入了火葬场。老汉惊醒后十分气恼,把毛驴暴打了一顿。当他重新收拾缰绳准备回家时,不提防被惊惧的毛驴一脚踢在前额上,当场死去,结果真的被火化了。
另一个生活素材,是作者蹲点时得来的。他认识了一位老兽医,这位老兽医出身富农,解放前家里养过不少骡马。牲畜病了,他喜欢细细观察,向懂行的人请教,然后自己摸索治疗。久而久之,积累了许多医术。解放后,他专门行医,以后在公社兽医站任站长,颇有名望,性格也很开朗。他的医术有许多独到之处,治牲畜脱胯即是一例,他既不用针药,也不用推拿,而是站在斜对面突然一鞭,使牲畜重心后压,借助本身的力量使胯骨自行复位。
这两个故事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作者将两个故事加以改造、综合,便形成了小说的情节。
四、依据情感,连缀片断
作者在生活中积累了许多生动的细节、片断,但这些细节、片断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这时,作者往往通过自己思想、感情的线索,将它联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就是这样写的。从小说的局部看,一个一个片断好像是不连贯的、分散的,但总起来看,又有着整体感。据作者介绍,他写这篇小说时,没有着意去编故事,而是依据情感,让细节一个一个从心里流出来。
五、依据因果,环环推导
作者在生活中获得某个片断、场面、细节,觉得很有意思,又觉得缺乏相对的独立性,还不够丰满。于是,依据这个片断本身提供的可能性、暗示性、规定性,回溯、铺垫它发展至今的过程,猜测它发展的结果。如高晓声写《陈奂生上城》,据他介绍,最初引起他创作动机的,是他本人住进了高级招待所,看到高级招待所与农民暂时贫困的差别,住一晚就要花掉一个农民近十天的工资。他感到这太悬殊了,于是想让一个农民到高级招待所去住一晚,让他在沙发上、高级床上和地毯上尽情体验一番、表演一番、比较一番。于是他决定让'漏斗户主'陈奂生住进去。
但是,陈奂生一般情况下是进不了城的,于是作者让他在政策开放以后进城卖油绳;卖油绳与高级招待所仍挂不起钩来,非要一个有地位的人介绍不可,于是引出了吴书记;那么吴书记为什么会介绍陈奂生住高级宾馆呢?这里一定有特殊原因,于是设法让陈奂生生病;而且这场病必须来势重,好得快,所以就安排他患重感冒。陈奂生为什么会患重感冒呢?因为他没有买帽子。陈奂生住进了高级招待所,吴书记又急于去开会。于是,陈奂生就能够单纯在招待所并且有充裕的时间去体验'高级'生活了。从作者构思的过程看,采用的就是因果推导法。
六、依据性格,推导揣测
作者心中有比较成熟的人物形象,构思中将这个人物放在特定的人际关系和环境中,依据人物本身的性格,去推测猜想人物会怎么做、做什么,从而构思出作品的情节。如契诃夫的《小官员之死》,写的是一个小官员在看戏时,不小心给前排座位上将军的脖子上溅了点喷嚏沫,他为此胆颤心惊,一再向将军道歉,最后竟为此事被吓死。
这篇小说的情节,就完全依据人物的性格推导出来的。换一个人物,如果是张飞或李逵,定会把将军吓死;换了阿Q,恐怕挨了将军一顿呵斥后,他会在里暗骂'儿子打老子',以此寻求解脱。可是,在19世纪充满奴性的俄罗斯社会里生长出来的小官吏,他的命运不仅是怕,赔情,而且是死。小说情节的发展,安全是人物性格发展的结果。
一般说来,依据人物性格推导,与依据因果推导是有区别的。我们平时说的因果推导,指的是由原因到结果,或由结果到原因的比较明显、直接的因果链条。它往往是单纯的、单线的,由一定原因,往往能推导出明确的结果,这里面并不包含着很多复杂的原因与变化。而人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始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往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与程序,比起单纯的因果逻辑,更具有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无论用何种方法提炼、编织情节,都应该处理好人物与情节的关系。通常的教科书把情节定义为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倘若'事缘人起''事以显人',情节自然也就成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倘若编置情节时,见事不见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的趣味性、传奇性上,也就陷入了'为情节而情节'的魔障,很难成为'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也很难给人以深刻的美感。因此,好的情节,应该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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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环境描写作用例析

在小说中,环境是形成人物性格并驱使人物行动的生活场所,也是一定历史时代、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典型的环境描写对于塑造人物、渲染氛围、展示时代背景及深化主题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弄清小说中环境描写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作品主题,把握人物形象,并能够提高读写能力和审美能力。一般说来,小说环境描写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作用。   
一、渲染场景气氛
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开头的环境描写:“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勾勒出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突出特征:阴暗、凄清,还有几分恐怖,从而渲染了夏瑜就义时沉寂而肃杀的气氛。
又如该文结尾一段通过景物描写展现了一幅凄凉的画面:时令虽已是清明,然而天气仍“分外寒冷”,“歪歪斜斜”的路旁是“层层迭迭”的丛冢;这里没有生机,只有“支支直立”的枯草发出“一丝发抖的声音”;这里没有啼鸣的黄莺,只有预兆不祥的乌鸦,而且“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所有这些文字,都渲染出了坟场阴冷、悲凉的气氛。    
二、烘托人物形象
环境本是为人物活动提供一个场所和背景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也就是说,作家为了表现人物丰富的心境、复杂的性格,往往要为人物设置多种不同的自然环境,用以“刺激”人物,以记录其种种行为,从而显露其性格。
如高尔基的《母亲》中有段描写:“每次开门的时候,就有一阵云雾似的冷空气吹到她脸上,这使她觉得很爽快,于是她把冷空气深深地吸进去”。显示出母亲从事革命工作时的兴奋之情,为塑造临危不惧的革命母亲形象起到了烘托作用。   
三、推动情节发展
情节发展与环境描写往往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环境描写要以情节为依据,情节发展离不开环境描写。
就《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而言,从小说标题可看出,对风雪的描写,是自然环境描写的重点。作品中对风雪的描写,虽着墨不多,但确实给人以“风大雪紧”的印象。更重要的是,由于风雪的变化也层层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正因为风大雪紧,林冲才要喝酒御寒,才会在沽酒途中见到山神庙;正因为风大雪紧,草厅才被摇撼、压倒,林冲才被迫到山神庙安身;正因为风大雪紧,林冲进了山神庙,才用巨石顶住大门……直到暗中听到仇人陆谦等人的谈话,林冲才奋起杀敌复仇,在性格上出现了质的飞跃。
又如《荷花淀》中对荷花淀正午风光的那段描写:“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这段文字不仅突出了水乡游击战的特点,而且暗示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将在这清香四溢的环境中展开。不仅如此,对荷花的形象传神、充满寓意的描写,暗示着白洋淀妇女的成长前途一一粉色的荷花都成了“监视白洋淀”的哨兵,昔日粉妆的女人们,也将成为保卫白洋淀的战士。  
四、暗示社会环境
优秀的作家,总是通过对特定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来展示独特的世态风情,为读者提供一幅社会历史图画。所以,小说中的自然环境,一般都带有作家的感情色彩,被当作是社会环境的暗示。
《党员登记表》中有一段写刑场的文字:“沉默、寂静。听得见寒风掠过雪地扬起的烟雾般的雪粒的沙沙声,听得见沟底下水在冰下流动的丁冬声,听得见不远处狗子们为争吃死尸的咆哮声,也听得见四面村落里雄鸡报晓的喔喔声……”黎明前的黑夜,寒风的沙沙声和狗子的咆哮声象征着罪恶势力的挣扎,而冰下流水的丁冬声和雄鸡的报晓声,则预示着春天和黎明的到来。这使人自然地联想到鲁迅的诗句:“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至于小说结尾写“春天,来到了五龙河两岸。南风吹皱了温柔的河水,山野见一片嫩绿”,则更是把自然的春天和社会的春天揉为一体了。这两例都是以自然环境来暗示社会环境的典型。   
五、深化作品主题
分析小说的主题,离不开对人物和情节的细致分析,也离不开对环境的认真考察。鲁迅《祝福》的最后一段,通过“我”的感受描写了一个祝福景象:“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
在这里,作者拿有钱人的祝福活动和祥林嫂的惨死作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边是鲁四老爷之流兴高采烈地为自己来年好运祝福,一边是被压迫者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祝福声中惨死在雪地里。
这样,就把“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和“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鲜明地摆到读者的面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增强了祥林嫂遭遇的悲剧性,加强了对旧社会杀人本质的揭露,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乙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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