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面环山，一面是浩瀚洞庭，在古代交通的语境里，湖南，是一方自给自足的闭塞之地。 只是，再闭塞的角落，总有河流能够通达大海，无论多高的山，总可以翻越。湖南，一次次用实际行动证明，闭塞并不可怕，只要你始终望向大海和世界。 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湘江东岸，石渚湖边。郑姓的窑主，端详着自家龙窑烧制的碗，对碗上“郑家小口天下有名”的广告词颇为得意。旁边的卞老板口气更大，他家的广告是“卞家小口天下第一”。 他们说的“天下”，远比九州宽广，是真正的天下。 窑工们将碗打包装船，目送着船只扬帆起航，船过洞庭、沿长江下扬州，然后沿海到达广州，从广州出发，漂洋过海，去往印度、阿拉伯、波斯……那是他们从未抵达过的远方。 长沙窑的瓷器，远不如同时期的越窑、邢窑瓷器精致，却创烧了很多造型、装饰充满浓郁异国风情的瓷器。长沙窑，是大唐第一个放下天朝上国姿态、主动迎合国际市场的窑厂，也因此成为“中国外销第一窑”。
于是，湖南的茶出现在英国绅士的午后，也出现在西伯利亚牧民的帐篷里；浏阳夏布引领朝鲜、日本的服装时尚；漂泊南洋的华侨，用浏阳的鞭炮、花炮纾解乡愁；湘西的“洪油”，作为战略物资，在世界最混乱的岁月，依旧通过驼峰航线运往世界各地；世界上每四个陶瓷杯子，就有一个来自于湖南醴陵……   什么是中国？是瓷器，是茶叶，也是丝绸，走向世界的物产，构成了世界对中国最直观的印象。 那么，什么是湖南呢？
安史之乱，乱了大唐。为避战火的中原人，一路南迁。一批来自中原的窑工，穿过洞庭湖，沿着湘江继续南下，他们没有选择在岳州窑落脚，而是选择了离长沙城不远的石渚长沙铜官窑。 中原窑工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长沙窑作为岳州窑附属小窑的地位。 石渚热闹起来。据考证，鼎盛时期的铜官窑，曾同时存在大大小小至少66座龙窑，如果它们同时生产，一次可以烧制210多万件器皿。在石渚窑遗存窑具和产品中发现窑工姓氏，有赵、张、周、庞、何、卞、郑、李、陈、戴、孔、黄、王、龙、冯、刘、廖、樊、罗、徐、田、杨、郭、高、许、元、杜、康等至少28个不同姓氏。
铜官窑开始出现岳州窑所不常见的东西，如瓷枕和玩具。风格也开始突变，生产出红釉、绿釉、黄釉、黑釉、白釉等多种釉色瓷，并创造性运用褐绿彩、黑彩、黄彩、蓝彩等。在瓷器呈现“南青北白”的中唐，长沙铜官窑成为唐帝国腹地一个色彩斑斓的“点”，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彩瓷窑，开创了彩瓷时代。 不同于同时期的越窑、邢窑，还有距离不远的岳州窑。长沙铜官窑就像那群漂泊的匠人一样，始终处于夹缝之中。 彩瓷的创烧，并不足以让铜官窑后来居上，占领市场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铜官窑的匠人们无疑是具备市场敏感的，他们迅速顺应市场需求，粟特人的风格、阿拉伯文字和图案都出现在瓷器上，甚至实现了订单式生产，以及按照外国客商的造型要求来生产。而当时，其他窑的外销是被动型的。而且，铜官窑瓷器价格相比于越窑、邢窑，要便宜得多。“有钱水亦热，无钱火亦寒。五文”、“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计伍文”，而同时期越窑产品动辄上千文。铜官窑，主打一个薄利多销。 夹缝之中野蛮生长的铜官窑，放下了大唐瓷器的骄傲，外国商人、订单接踵而至，他们感受到的除了便宜的价格，或许，还有大唐的尊重。
扬州、广州的港口，早已聚集翘首以盼的外国客商，船刚靠岸，物美价廉的铜官窑瓷器便被抢购一空。采购之后，等待冬季季风的来临，他们将踏上漫长而艰辛的归国之路。阿拉伯的商船从广州出发，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东海航线则多从泉州或宁波起航，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这是一段生死未卜的旅程，除了海上的风暴，还有海盗的袭扰，并不是每一艘商船都能顺利抵达目的地。宝历二年（公元826），一艘满载铜官窑瓷器的商船，就在暗礁丛生的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撞上了黑礁石沉没。那艘商船，就是我们熟悉的“黑石号”。 不过，更多的商船幸运地到达了目的地，长沙铜官窑的瓷器，出现在欧洲、非洲、西亚……当异乡的人们端起具有本地风情的瓷器时，是否也想起一个叫作长沙的地方呢？ 长沙铜官窑的荣光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唐末五代时期，长沙铜官窑逐渐衰落，起而代之的是湘江中游的衡阳窑、东江窑和湘江窑，均属湖南的青瓷窑口，始终难以重现铜官窑在世界市场上的辉煌。 但是，湖南瓷器与世界的故事还未结束。重塑铜官窑荣光的，是曾经毫不起眼的醴陵窑。湖南陶瓷，为此已经等待了一千多年。20世纪初，醴陵釉下五彩瓷横空出世，迅速成为风靡世界的东方瑰宝，将东方瓷器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如今，更是书写着“世界上每四个陶瓷杯子，就有一个来自于醴陵”的湖南陶瓷神话。
运茶人休息时将马栓在石头马栓上 图/金林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 图/安化县委宣传部 湖南茶叶的出口，最终都以中止结束，却让湖南开始真正仔细打量世界和更为广阔的市场。
需要面对世界市场的，随世界脉搏起伏、跳动的，除了茶叶，还有桐油。偏远的怀化小城洪江，通过水路与世界相连，时刻感受着世界的脉动。 当甲午战争的消息传到了洪江，小城的命脉桐油价格大跌。油商纷纷低价抛售桐油，庆元丰布号老板李岐山却大量收购桐油，这与其说是一场豪赌，不如说李岐山把握住了世界的脉搏。战争结束后，桐油价格大涨。李岐山凭借存油获利20多万两白银，他也因此从布业转向桐油业，很快跻身洪江四大油号之列。 桐油，是中国传统的油料，造船、建房、灯、油墨、油布、油篓、油纸伞都必不可少。湖南湘西，是桐油的重要产区，湖南也是重要的桐油输出省。湖南桐油，在明清时期早已名声在外，远销江浙，不过，湖南的桐油在近代以前，止于国内销售。 国门被迫打开，中国传统商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桐油，却因此迎来了它真正的航海时代、黄金时代。 据说1866年，一个美国船主从中国带回了少量桐油，经过工业试用，发现桐油是制作油漆的上好原料，以桐油为原料制造油漆，6.5小时就可干燥，远优于亚麻仁油、苏子油和大豆油。对于无限扩张军备的西方各国来说，制造军舰、商轮、飞机与汽车，桐油是最好的油漆原材料。功能的再发现，让桐油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湖南桐油，从此开始走向世界。 常德，湖南最大的桐油集散地，除了湖南，贵州、四川的桐油都在此集散，同时聚集过来的，还有美、英、法、德、日等国洋行。外国洋行，垄断着湖南、西南的桐油市场。沿沅水而来的桐油，在常德换乘轮船，沿长江而下，最终驶入广阔的海洋。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让湖南桐油进入到全盛时期，民国十八年，湖南输出的桐油达到51万担。抗战爆发后，上海、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湖南桐油依旧通过艰险的“驼峰航线”、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运往印度，再从印度运往世界各地。 桐油早已退出人们的生活，桐花还在绽放。当湘西深山被白色桐花点缀时，你是否会想起，它们也曾远渡重洋，与这个世界同频共振过。
浏阳花炮，远比桐花绚烂，也更“持久”。 鸦片战争后，浏阳花炮跟随着出国谋生者的脚步，开启鞭炮、烟花出口。发展到今天，浏阳花炮已经是出口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湖南特产，浏阳烟花，在全世界绽放。 浏阳花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据说，当时浏阳灾害连年，瘟疫流行。浏阳人李畋以小竹筒装硝，导引爆炸，以硝烟驱散山间瘴气，减少了瘟疫流行，爆竹因此流行开来，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 但是，浏阳花炮出口，却是近代的事情。第一个经营湖南鞭炮出口炮庄的，是江西人，姓丁，名字、事迹不详。光绪年间，他在浏阳开设培厚德号，设有专门的出口品牌“丁元记”。醴陵、江西萍乡、宜春、万载等地的鞭炮都有庄客贩集浏阳再转售外埠，所以外界统称为浏阳鞭炮。在长沙开埠以前，浏阳鞭炮的出口要经过民船、骡马驮运到广东佛山，在佛山加工、打包后再转销香港和外洋；长沙开埠后，才改道船运汉口再经海路到达佛山，然后销售到外洋。南洋、日本、美国、英国……浏阳花炮跟着华人的足迹，走向全世界。如今，鞭炮和烟花已不再是中国人专利，外国人也习惯了用绚烂和热闹来迎接或告别。但浏阳花炮会继续漂洋过海，绽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慰藉每一个游子的乡愁。
但是，夏布制作工序繁琐，人力成本高昂，“绝精者尺四五百，女红年余始能成一匹”，“又闻有更精者，一衫重止二两，累五六年犹不及匹，则未尝望见之焉”。面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夏布首当其冲。日本纺织工业迅速发展，很快转进口夏布为进口苎麻。洋布进入中国市场，成了压垮夏布的最后稻草。革命者谭嗣同特意写了一篇《浏阳麻利述》，“自昔吾浏阳以麻布战天下之商务，未尝遇敌”，把夏布的衰落原因归结为商人逐利，“舍麻言茶利矣”，还详细记录了夏布的生产过程，字里行间，充满失落与不甘。 夏布省级非遗传承人谭智祥正在晒麻 图/金林 + 与自然时序同呼吸
图片｜金林 长沙博物馆 安化县委宣传部 微信编辑｜顾畅畅（实习生）
湘江西，正在被会玩的人占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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