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下）

自1936年10月21日起，中央军汤恩伯部第4师、第89师以及所辖第72师已开始由陕北清涧、延川一带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动。

高桂滋第84师各部亦奉命向吴堡、绥德、安定地区转进。蒋并调门炳岳师集结咸阳，随时准备开赴绥远。

南京政府援绥部署业已展开。负责实施援绥计划的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根据蒋令飞往太原，与阎锡山等会商，劝说晋军将领实行出击。

陈诚到后，提出可由汤恩伯部中央军化装成晋军模样袭取张北，另由傅作义部攻取商都。

阎锡山等人对此仍表示怀疑，甚至认为：目前“绥境内并无伪匪军，我军现已在绥边之兴和、陶林等县驻有重兵，并做国防工事，其沿边之红毛营、玫瑰营、大六号、高家地等处亦并分扎军队”，绥远暂时看不出有太大危险。

而主动向察北出击，一来已经集结甘北的中共红军，会不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之局面，趁机打着增援绥远抗战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晋绥地区，令人忧虑；

二来大战一起，晋绥工事、部署准备不周，万一关东军大举介入，红军又近在肘腋，实难料想最后结局，所以，他们的意见仍是：

“非万不得已不可寻敌。”

10月底，阎锡山、傅作义等均聚集西安和洛阳为蒋介石祝寿，蒋趁机又反复劝说阎、傅等人，加紧准备攻势。

他还与傅作义具体讨论了在绥远实施军事防御的方案问题，说明我不攻敌敌必攻我，届时我将更加被动的道理。

而对阎锡山所担心的中共红军背后威胁之事，蒋也详细介绍“剿共”军事形势，保证有十足把握能将红军围困消灭，断不致给绥远抗战带来麻烦。

但是，阎锡山的态度并没有因此改变。回到太原后，他对于蒋建议“精研”进兵德王在绥之据点百灵庙一事，复电蒋：

若是发动对伪蒙军进攻，难免会成为德王宣布独立之借口。届时，德王以独立为由，要求日军协助抵抗，他“不免有挑动对日真面目战争之虑”。考虑到此举利害关系，他的意见是，既然蒋估计伪蒙军必会来攻，不如“俟其发动再由政府下令，较为有词”。

11月上旬，伪蒙军陆续开始由察北向绥远境内之百灵庙、商都、南壕堑大举调动，意在进攻陶林、兴和和集宁，绥远军事形势日益紧张。

5日，德王发歌电致傅作义，强硬要求：

（1）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即日归还察哈尔省，并归本会管辖；

（2）立刻解除对百灵庙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

（3）立即归还今春被诱骗叛变的原百灵庙保安队携去之武器弹药；（4）即拨付40万元以为蒙政会清偿债务；

（5）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人员及贵省袭击兵力更召之官兵，请一律拿解百灵庙，以便法办。

电报声明：

“以上五项系为蒙古生存逼不得已之要求，贵省以前种种压迫蒙古之错误即应一一承诺，如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不能不作最后之挣扎。设由此而演成事变，其责任均当由贵省负之也。”

与此同时，10月刚刚编成的西北防共自治军改名为“大汉义军”，王英以司令的名义，也于14日发表了所谓《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号召打倒国民政府和蒋介石。

伪蒙军的大举调动和德王歌电，清楚地显示日伪进攻迫在眉睫，傅作义除当即复电一一反驳以外，特告阎锡山：

“彼方于最近期内向我进扰已无疑义，拟请钧座当机立断，迅将部队集结于适当地点，准备使用。彼一发动，即迎头予以最大打击，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

他的看法与蒋相同：“倘出以迅捷手段，则日方或不及参加。”

眼见德王已掷下战书，阎锡山因而同意迅速集结部队准备应付，但依然坚持后发制人。

11月7日，傅作义与赵承绶联名电阎，主张：“绥东必出一战已无疑义，推敌袭我之期约为真日，我与其被动应付，不如先机袭击，打破其种种企图，或可戢敌之正式侵犯，似属一主动制胜之策。可否，祈速示遵，以便积极准备。”

但是，阎锡山却不为所动，坚持“俟其正式侵犯时，再依我原定计划相机应付可也”。

就在蒋、阎、傅还在就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争论不休之际，商都伪蒙军已经在13日，开始向兴和傅作义守军发炮袭击，并用飞机向傅部防地投弹。

15日，伪蒙军正式开始对绥东门户红格尔图傅作义部守军发动了地面进攻。傅随即调董其武旅前往增援，经过数天激战，成功地守住了红格尔图。

傅作义并向阎锡山报告称：

“战端既开，我应换得主动或先机制胜之势，对百灵庙拟应奇袭解決，以除后患，且必要时对商都亦应相机攻下，打破敌之企图。惟此单就作战有利而言，至对整个外交有否顾虑，须加审慎。如蒙准行，职当相机而行。”

鉴于敌伪已先发制人，“正式侵犯”，阎锡山亦再难犹豫。他随即电告傅作义：

“敌已进扰，我应以先机制胜甚是。已转电介公请示。”

但他仍主慎重，强调：“我意此事应熟为计虑。希对百灵庙之兵力布置及工事程度详为探查，俟汤军门师全部集中，并得介公复电后，再相机办理可也。”

就在得到傅作义电当天，阎锡山紧急召集各方领导人讨论应对办法。会上仍有争论。

徐永昌认为，不可急于做进攻的决定，提出：

（1）我方攻百灵庙，德王是否仍不令伪匪由庙方出扰，毕竟德王尚未公开向中央挑战；

（2）攻百灵庙是否将攻云王府包括在内，因云王府即在百灵庙左近，而攻云王府是否即是攻达尔罕旗；

（3）能否以三几团人一攻即下，百灵庙日来布置虚实如何亦未侦察清楚，况此时绥远左近兵力能用于袭击百灵庙者不及一团，故应先请傅作义切实调查清楚，并告以上顾虑，得其回电后再为决定。

百灵庙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面对伪蒙军大举进犯，与会多数亦不敢掉以轻心，阎锡山犹豫再三，还是主张转请蒋介石来做裁决。

蒋介石得到报告后，态度一如既往。他当即回电，毫不含糊地表示：

“应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趁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

蒋既有令，阎锡山虽心存犹豫，但亦照转给傅作义，只是提出：

“我意袭击百灵庙，须以三倍以上之兵力，出其不意，当日完全占领。否则，必多顾虑。希仍详侦熟计，俟汤、门两部集中完备后再相机进行可也。”

17日，为坚定阎锡山等人的抗战决心，蒋介石决定亲自飞往太原。临行前，他又得到正在与川越大使谈判的外交部长张群的来电，内中提到，日本有田外相及驻上海领事馆外交官员都明白表示，对察绥事日军并未介入，亦未援助，中国尽可迎击。

此一消息，自然更加坚定了蒋的信心。他特地要张群叮嘱日方：中国政府将对绥东事件作具体调查，并将给伪匪部队以痛击。

电称：“对于绥东发生之案，我方态度宜先须查明蒙伪军攻绥之真相后，方能再定与川越续会之时期示之。并非正式声明或间接宣传，察省蒙伪匪部如一日不肃清，则绥远与西北一日不能安定。

我军以保护主权与领土之职责所在，决不容蒙伪匪部存在察省之内，自当不顾一切对蒙伪匪部抱定彻底消灭之决心等意示之。”

17日傍晚，蒋介石飞抵太原。次日上午，即出席阎锡山主持的会议，详谈日方态度和举行绥远作战之必要，最终说服了与会者，并确定了彻底解决百灵庙、商都和张北三地之敌的方针。

蒋随即电令南京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空军做好参战准备，派轰炸机和驱逐机各一大队，以洛阳机场为出发地，在太原或大同加油后，参加百灵庙、商都、张北三地之进攻作战。

18日午后，蒋介石返回洛阳，仍不断去电阎锡山和傅作义，强调“我军出击日期愈快愈好”。鉴于傅作义要求出动空军支持，蒋亦承诺“空军三日内即可在洛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候令飞绥作战”。

不料，傅作义于19日电告蒋：

进攻红格尔图之匪被我击溃后，商都目前已到大部增援部队，故袭击商都时机已失，目前，只能先攻百灵庙，再行酌情夺取商都。

进而，傅作义加紧制订夺取百灵庙的作战计划，两天后，即通知阎锡山并报蒋：“职已完成袭取百灵庙之计划，预定24日袭夺。”

蒋对此甚感欣慰，他除详询部队行动情况与具体步骤外，仍然认为，同时夺取百灵庙和商都为好。

但是，由于中央军这时尚未到达绥远前线，以晋绥部队已有兵力，攻一百灵庙尚可，同时进攻商都几乎没有可能。

不仅如此，即使进攻百灵庙，当傅作义要求蒋为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和攻击帮助时，蒋亦发现，不仅空军准备尚未就绪，最早也要到26日才能飞抵战场上空，而且，在何时及如何使用空军上，也远不如早先预想的那样简单。

阎锡山、傅作义坚持空军必须给予支援，而空军毛邦初等则强调若现在就暴露我空军实力，以后对付敌人空军反为不利。

结果，蒋亦只能劝说阎、傅暂时不必坚持空中掩护与支援。在蒋看来，只要日本关东军不会马上介入，晋绥军对付伪蒙军实已有余。

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意见却不以为然。他明确电告蒋介石：

“昨得密报，日以飞机坦克车毒瓦斯等助伪匪军作战，如不得逞即以其正式军队加入作战，必得绥远雁北为旨。

此事似只好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防备万一计，应恳钧座再备五万人驻扎相当地点，以备应战。”

不仅如此，在晋绥开战，原非计划中事，各项开拔、粮草、补给和枪弹消耗的费用都需要大量款项。而以晋绥两省之力应付起来，不免会有相当困难。

因此，阎锡山还明确要求中央提供600万元经费的补助，以满足此次作战行动之初步需要。这时，蒋在对阎反复劝说之后，仍无法使其痛快出击，让蒋大为不快。

不过，无论如何，在蒋介石的反复督促之下，傅作义所部孙长胜的骑兵师、孙兰峰的步兵旅还是在11月23日夜按照作战计划，秘密到达指定地点，并于24日凌晨对百灵庙发起了进攻。

参加百灵庙之战的晋绥军一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激战至上午9时许，两部即成功地收复了百灵庙，拔掉了日伪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

当天，阎锡山即分报各方，称：“连日匪伪军大部集结百灵庙，谋犯绥北，昨晚开始向我守军进攻，我一面派兵迎头痛击，一面派出奇兵绕袭百灵庙。双方夹击，激战彻夜，卒将敌击溃，于今晨九时我军完全占领百灵庙。”

绥远抗战因此乃得以写入历史。

中国军队一举拿下百灵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各地上至政府高官，下至工人、学生，大家踊跃捐款捐物，发起援绥军民抗日运动。

蒋介石也更加跃跃欲试，他一面公开发出贺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亦即为我国家安危最大之关键”；

一面致电阎锡山，力主傅作义应再接再厉拿下商都和张北，以给伪军致命打击，以便能够在较长时间里使其不敢再骚扰和蚕食绥远、制造内蒙古独立。

但是，阎锡山等却并没有因为百灵庙大捷而特别欢欣鼓舞，他当即电告傅作义不要急于进攻察省境内的商都和张北，“对察战事静候我公办理可也”。

阎锡山的顾虑不是毫无道理。傅作义这时有报告称，关东军发出通告称：

“闻绥远军曾于十一月十八日侵入察省境内之互台，十九日侵入三道沟，原来在长城以北之察省区域依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与土肥原两氏之协定，曾有中国军队不得侵入该区域之一步之决定，绥远军此次之行动显系违反此项协定。故今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时，则关东军不论出任何行动，其责任亦归绥远负之。”

此则通告，显示对商都，特别是对张北发动进攻，将冒相当风险。傅作义根据南京中央和阎锡山的建议，公开否认有此协定，并表示：“际此大军进剿，当然对该通告应置之不理，以利军事。”

不过，实际上，阎锡山等人还是忧心忡忡。

徐永昌明确表示：“在我准备不足之今日，最忌贪功与浮躁。”阎锡山更是顾虑到南京方面已经准备动用70架飞机参战，担心再打下去，战事势必扩大，“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当设法阻止之”。

他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把傅作义要求对日作战的那封电报，转发给蒋介石，因此明确提出：“此时能用政治方法谋彼此停止攻击才好。”

他的意见是，百灵庙之役后，目前已不是再度扩大战果的问题，而是应把防备关东军的报复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应防其大批飞机轰炸及放毒”和防其“从平绥路进攻大同，截断晋绥”。

对于关东军的通告，蒋介石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示弱。他当即致电外交部长张群，令其就察绥事件起草宣言，“大意以冀察为我国领土，任何人不得干涉，凡非法不正当之任何协议与未经中央正式承认者，概不发生效力。冀东察绥行政主权，中央必求其彻底完成，虽任何牺牲亦所不惜”。

同时，蒋密告南京中央的何应钦等，要其做好日军卷入的准备，即“应预备察绥事态扩大，须准备一切，京沪与沪杭两方面尤应积极工作，并作（日军）进兵吴淞之准备，一面与外交部切商绝交之手续，并与冯（玉祥）程（潜）唐（生智）各同志密议筹备”。

他还致电河北秦德纯等，提出：“望与明轩（即宋哲元）兄切商察绥事态扩大后办法。中意察北应趁机收复，请其积极戒备以防万一。”

进而，蒋又电示阎锡山和傅作义：“对日本驻晋绥各特务机关人员，应准备监视与搜索其住宅。对其室内外所用之无线电机，尤应拆除。”

显然，蒋此时并不想就此收手，并且横下一条心，有意要摆出不惜与日本一战的架势。

25日，蒋介石电示阎锡山、傅作义，坚持要他们乘胜发动对商都的进攻，并表示将派空军协助，预先实施轰炸。

阎锡山自然表示难于接受。其复电称：“攻商都兵力不够，且非一二日所能调齐，山意轰炸亦可稍迟举行。”

蒋对此毫不妥协，当即电示：“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务望从速部署，最好能于三日内占领，否则绥远决不能安定。弟意南壕堑亦应同时攻取，如何请立复。”

对此，阎锡山还是坚持反对，依旧强调各种困难，并且特别指出，以商都所据位置，纵能夺取，占领和固守亦是问题。

眼见阎锡山等前线指挥官与自己意见分歧，蒋介石亦无可奈何，只能再度派陈诚前往劝说并督阵。

陈诚到达太原后，极力说明蒋之意图，但徐永昌等坚持攻商都有弊无利，在绥靖公署召开会议讨论攻商问题时，与会者一片反对之声，直要陈诚去电洛阳，劝蒋介石“从长计议”。

图片来自网络

占领百灵庙后，一连几天得不到下一步进攻行动的指令，傅作义深感困惑，接连电催蒋、阎，询问结果。

这时，蒋介石对阎锡山的态度亦无可奈何，只能暗自在日记中痛斥“阎锡山怕牺牲，不愿进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祸于宋哲元，而又借战争之名，来索大宗款项六百万元，其心究何若？”

事实上，他已经知道，继续争论下去不会有结果。

就在蒋介石已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的几乎同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国防部公开发表了谈话，威胁说“内蒙战事如危及满洲国或共党危及中国，将采取适当步骤以自卫”。

对此，蒋依旧表示怀疑。他一面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一面强调日军不过空话威胁，其必不敢因此对我开战，仍认为夺取商都、南壕堑，对整个晋绥，特别是对绥远的安全将有极大利益。

对此，阎锡山和徐永昌的态度也很坦率：“余意为不惜与日即时开战，或决其必与我开战，则可，不然仍以忍耐为上策。盖共党方张肘腋间，我力量不充，工事太差，统一亦未至表里，相信万一失利，国家殊有不堪设想者。”

为证明自己的担心不虚，阎锡山还再度向蒋通报了他所得到的日本关东军正在增援商都的消息：“据报某方军队约三千人携有坦克车二十余辆，飞机三十余架经过多伦，向商都增加，日内即可到达。”

鉴于此，蒋介石也只好委曲求全了。其29日复电称：

“对于此时政略，若对察北问题我方已有可进可退之余地，攻守皆可自如，至在外交立场言，当以收回察北为有利也。惟以顾虑引起敌方整个之战争，则准备当须待时，弟意以后战略之攻守当决之于兄，而政略之成败则由弟负其责也。但无论如何，惟须速决为盼。”

当然，蒋内心里还是相信，这时是千载一时之机，即使日本关东军有心干涉，亦需相当时日，若能即时进攻商都与南壕堑，渐次收复张北各县，不仅对晋绥安全有益，且于外交利益特大。

但是，既然蒋已明确表示绥远军事上的战略部署交由阎锡山来决定，阎自然也就懒得多费口舌，他对蒋的这种看法只是支吾其词，再不做正面回应。

12月2日，注意到东北军内部不稳，西北“剿共”有可能陷于停顿，蒋介石也就乘势改换了方针：“一、亲自驻陕督剿残匪。二、对倭缓和进行交涉。”

其对绥远战役的主导权，自然完全放给了阎锡山。而他自己则把重心转到了西安方面和“剿共”战争上去了。

此后，绥远的战事一度虽然仍很激烈，但受到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影响，也意外地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