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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某大师一篇文章，号称自己从业以来出手占卜、算命准确率近乎百分百，万不失一，甚至射覆也不在话下，文后所附的案例也是神乎其神，当然最后紧跟着挂出来的价格也是万里挑一的。不过其言辞之笃定，态度之自信让人恍然间不容不信。一时间我竟被唬的怅然若失。掩卷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为之呆若木鸡。想想我何德何能竟被推到这么一篇奇文，莫不是欺负我读书少？ 一、例证 占卜，或者说术数本身能不能做到万不失一，我之前有过几篇文章专门讨论过术数的局限性，那些文章主要是从人认知局限的角度出发去讨论的，那抛开人的认知之外，真有可能有这么一位全知全能的大师能够做到万不失一吗？可能有吧，但这个人的水平一定是已经超越了东方朔、京房、管辂、郭璞这些祖师爷们的高度了。 说到这些祖师爷，我不禁想起在卜筮高度发达，乃至被纳入国家决策依据的上古时代，在那个术数发展的黄金时期是怎么样的呢？ 东方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东方朔算得上是算命的祖师爷之一了，不仅种种神迹流传世间，就连各类术数书籍也都会托附他的大名以便流传。好在东方朔正好在正史里有传，而且幸运的是他的占卜案例也被生动的记载了下来。 《汉书》里记载过东方朔的几个精彩的射覆案例，或许能让我们略窥一二。第一次是汉武帝本人亲自出覆，用盆子盖住一只蜥蜴让群臣起卦推算，大家都没中，只有东方朔断了出来，他的断辞是“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随后又让他继续射其他东西，全部连中，这次经历也让东方朔给武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过射覆经历的人其实对东方朔的断语一定能够有所体会，即使强如曼倩，他也仍是在象数之内进行推断。三国时管辂甚至还据此还原了史书阙如的东方朔当时所得之卦，可惜未有流传。后世尚秉和也曾还原过管辂那些更为神奇的射覆卦例，也算是一种致敬了。 如果这个卦例还不能说明问题，随后记载的另一个卦例相信更能体现这一点。 第二卦的背景是东方朔借射覆引来关注的同时也招来了嫉妒，有人在汉武帝面前存心要他出丑，于是盖住树上寄生的藤蔓类植物让东方朔推断。东方朔推出来的结果是用草木编织的用来垫器皿的垫子。那人很得意东方朔断错了，结果东方朔反应很快，立马改口说：“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窭薮。”机警的反应过来及时更改了答案，说明即使强如东方朔也会囿于象数的局限，在寄生和窭薮之间捉拿不定。 如果说前面蜥蜴的卦例还略显神奇，但东方朔的这个卦例，相信玩过射覆的朋友，尤其在开覆前断出性质细节，开覆后拍断大腿当时怎么没想到覆底的各位老铁一定会心领神会。 这个卦例已经充分说明了术数之局限除人自身认知的局限外，还有一部分是象的局限，或者术数本身的局限。毕竟以象拟人，即便八卦能通神明之德，能类万物之情，那将这九州万物恒河沙数的物类全集中于有限的卦爻象中去总不可能是穷举尽数的。当然占而有准这其中又和对卦象的掌握以及卦师的唯心感应相关。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强如东方朔尚且不能万不失一，难道当代诸大师们对卦象的掌握和事体的感应会超过东方朔不成？ 二、理论基础的缺陷 说到术数体系本身带来的局限，就不得不再次提到汉武帝。武帝本人在两千多年历史无数帝王中，对巫觋鬼神的兴趣和探索绝对是名列前茅的，毕竟《史记》整个武帝本纪中，他不是在祭祀拜神就是在祭祀拜神的路上，更别说中国史上首次神鬼乱政的巫蛊之祸就是发生在他和亲儿子之间的。  而他又处于我刚刚所说的卜筮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卜筮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谋之国是，参以蓍龟的。刚才东方朔的例子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高人绝对比我们当今时代水平高的多的，汉武帝在这方面的眼界也绝对是超出我们远矣。所以他的术数实践的质量和可信度绝对是高于我们当今时代所有大师的一家之言的。所以我们不妨从汉武帝对术数实践的探索中来体会术数本身的局限所在。 第一个体现是在术数体系本身。这涉及所以术数本身的底层原理。 术数不同于化学、物理等现代学科体系，它们是基于底层公理下的推断证明而搭建的，它的底层逻辑是牢固不移的，就像水分子永远是氢与氧的结构，永远不会因为视角不同而有改变。万有引力也不会因为你主观状态不对就不起作用。 但术数不同，无论是星占也好、易卦也好，不管它法天象地的如何精妙，它始终是基于先验经验下有限推断构筑而来，甚至有时候这种先验经验可能也只是盲人摸象的一端。虽然它有阴阳五行这类底层逻辑，但这些更像是哲学基础，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公理理论。它并没有像万有引力、原子、分子、各类公理这种坚实无疑的理论基础，当然或许也有，只是今天的科学还探索不到。 正因为这种先验性所以我才会反复强调任何术数都是实践出真知的，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书房派，懂与不懂的边界永远得之于实践。汗牛充栋的典籍全塞进去的二脚书橱也只能是个门外汉。这一点上很像早期的禅宗传承。 但术数之所以能准，也正是因为其体系不同于现代学科体系，它的拟象系统和天人感应下人心的参与给了它极大的容错性。与其说是占筮体系有准，倒不如说是占卜之人能准。所以任何术数都离不开唯心，唯心在玄学体系不是个贬义词，这是一切机的基础，也是所有感应的根源。 又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武帝的玄学实践上来。《史记》里有段对汉武帝探索择日吉凶术数实践的记载很有意思。“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这段记载很有意思，择日吉凶不光我们今天聚讼纷纭，像光是一个风水方面就派系重重，其实早在两千年的汉代就已经是这种局面了。而且在我们现在看来非常高端的星占、堪舆、历家同样也拿不定注意，最后还得皇帝下诏，人为确定，官方认证以五行为主来定的标准。这个就是术数缺乏底层公理，而难得却论的明证。这其中堪舆、历家之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无比推崇的以实际天象拟吉凶，这个在汉代就已是如此。不过最后武帝仍是选择了阴阳家。毕竟大多数术数仍是以阴阳五行为底层基础的。 三、天机不可漏尽 如果说人本身认知的局限和术数理论基础导致了术数的局限性，那在此二者不那么显现时是否就能万不失一？让我们继续看看武帝的另一个术数实践，这个实践即使于汉武帝这种千古一帝而言，代价也是有点高的。 武帝之所以谥号为武，这个谥号是对他一生作为的浓缩。谥法曰：“刚强理直曰武，威彊敌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穷曰武。”可见他一生的穷兵黩武也在这“武”字上有所反应。 巫蛊之祸后，尤其是打匈奴丧尽精锐后，他发出了作为他晚年政策转向标志的“轮台诏”。在汉武帝亲作的轮台诏里我们可以将他这次代价惨痛的术数实践窥得一二。 所谓的轮台诏其实是在他攻打匈奴全军覆没，精锐丧尽后不得已为之的，那他为什么做出这次冒险的用兵决策呢？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跟他这次术数实践有关。如上所言，在那个时代卜筮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谋之国是，参以蓍龟的。武帝这次之前也去问了卦，而且问了不止一次。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 可见，不光是进行了易占，更是佐以星占、望气、龟蓍等等，把那个年代能用上的都用了，得到的卦象全部是吉。结果呢？“今计谋卦兆皆反缪”，所验结果跟卦象全是反的。当然结果出来后卜官们肯定全都掉了脑袋，但相信事前卜官们也不会不要脑袋的唯心奉承给出错误决策意见，而见多识广的武帝也未必那么好忽悠的。可结果为什么都错了呢？ 这让我不禁又想起了另一个卜筮参与军国大事的著名例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彊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 武王伐纣前占卜不吉，并且当时情形比武帝那时还要夸张，得凶兆同时又见上天垂象，疾风骤雨暴然而至，很像电影《封神》里比干占国祚的名场面。如此情景自然所有人都吓坏了，但姜太公力劝武王出兵，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虽然这两个例子除术数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比如李广利当时并未按卦象所指进行趋避，以及武王的革命鼎运等等。但只从最表面的结果来看想必是不难看出，即使是最顶尖的高手去卜，也不可能万不失一。这也是占卜本身的局限所在。 有过术数实践的人一定有过这种经历，当所占之事机端很浅，或者求卜、起卦之人思绪烦乱，或倾向性很强，或心有不诚时，所得卦象往往很难呈现出事情发展的面貌的。幸运的时候可能会有占此应彼的象在，但大多数时候可能得的卦就是个空卦，再去起也会是同样的结果，甚至即使状态很好时偶尔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这些种种经验跟上述二例虽有不同，但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问题所在。我一直秉承一个观点，天机不可能漏尽。此处所指并不是卜者所谓天机不可泄露，而是说天机所泄只在人事之内垂象以观而已，何况人参与的那一刻起它本身已处于一种变化状态，这也是所谓卦无法算尽的一个根本原因。类似薛定谔的猫，本处于叠加态时候，在意识参与那一刻已经有所坍缩。所以它是不可能像数学公式一样参数带入进来一定有个确切的结果输出的，这就注定了不可能有哪个大师能够真正做到万不失一（但这绝不意味着追求准确率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话说回来，对任何术数要求万不失一也未免太过苛求。有情众生，无论尊卑贫富，哪个能够身免无常？连佛陀都要终其一生去出离这种苦恼，何况芸芸众生？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一旦有了人的参与就永远不会恒定。于术数而言我们所要思考和追求的更多的是它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意义。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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