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 | 徐 勇 | “中间性格”与经验的勘探、阐释及重构 ——魏微小说论

● 摘 要

魏微小说的多幅面孔决定了阐释的难度，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中间性格”的表现。她的小说常常表现出反故事的倾向，倾向于把故事拆分为经验，通过对经验的勘探、阐释和重构，以表达其对个人与时代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乃至困惑。可能性命题和对可交流的有效性经验的追求，是魏微小说总体上的风格特征；可能性命题一旦具象化对过往经验的想象性重构，实际上就成为对当下重复性状态的确认。某种程度上，魏微的小说可以看成是文学当代性叙事的绝好表征。

● 关键词

魏微小说；中间性格；倾诉文体；经验写作

 一  问题的提出

某种程度上，魏微的小说是颇难定位的。她的小说，如《流年》（又名《一个人的微湖闸》），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微湖闸的人与事，小说看似在写别人——爷爷、奶奶、叔叔、邻居——但其实处处指向的是叙述者自己。她的这部小说倾诉色彩很强，称之为倾诉文体并不过分。在相关研究成果中，称魏微为代言人写作的，是为主流；这样一种定位当然没有问题。但这种定位也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魏微小说的矛盾复杂处：她在为（70后）一代人代言立言的时候，又始终对这种代言意识表示出警惕和怀疑的态度来。比如《烟霞里》（2023），一方面有为一代人代言立言的鲜明立场，同时又表现出对个体经验的迷恋的倾向。这种张力关系，使得这部小说表现出很强的隐喻色彩。同样，魏微的创作中，还有一部分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同样是不可忽略的，比如说《校长、汗毛和蚂蚁》。这部作品带有明显的先锋小说的味道，但与先锋小说又截然不同。小说并无意于解构或颠覆什么，而是想在带有先锋的架构中，展现生活的无限的可能，其中充满了对细节的迷恋。

如此种种，都表明了阐释魏微小说的难度。其阐释的难度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中的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命题上。魏微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与自己所处时代割裂开来，因此她的小说努力展现人物同时代之间的互文关系，但她似乎又想表现人物的主体性、主动性或独特性，其结果，她又会刻意让人物保持同时代的远距离关系。如此一来，就造成她的小说主人公与时代之间保持着一种既靠近又远离的奇怪关系。她的小说具有代言的冲动，但在这种代言的努力中又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理解，她在把自己纳入到时代的洪流中把握、定位和思考的时候，也表现出抗拒、犹疑和矛盾的态度。这是一种欲拒还迎，进退失据的矛盾性格。倾诉文体的形式特征，使得魏微小说的阐释难题某种程度上也是魏微本人矛盾心态的表征。进而可以说，这也是她所代表的“70后”一代的矛盾的表现。从这个角度看，“70后”一代可以用“中间性格”概况，其“中间性格”主要表现为态度上的犹疑、矛盾、不彻底和进退失据上；简言之，就是“既……又，既不……又不”的辩证关系。

二  中间性格与倾诉文体

“中间性格”的存在，使得魏微的小说常常呈现出两幅面孔来，一幅是以《大老郑的女人》《石头的暑假》《胡文青传》《情感一种》《拐弯的夏天》等为代表，倾向于讲故事和故事本身；一幅是以《流年》《父亲的来访》《烟霞里》等为代表，倾向于弱化故事和反故事的讲述。魏微的有意味的地方就在于，当她以纯粹的旁观者的姿态讲述他人的故事的时候，她会倾向于情节的细织密缝；一旦在他人的故事中揉入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时，她的作品就会表现出反故事式的经验书写的倾向。事实是，魏微并不彻底，她难以有效在两者之间保存具有张力的平衡关系。也就是说，魏微的小说大都可以看成是反故事体，但她分明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她并不拒绝故事的编织或曲折新奇，她拒绝的是人物命运的方向的单一和故事走向的明晰；她要在明晰和单一到来之前转过身去。她所要突出的是故事的讲述的过程。即是说，她的小说常常有一个故事的外衣，里子却是对故事讲述的多重可能性的探索。

这看似矛盾，其实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故事一旦落实到讲述的层面，经验的表征问题就被凸显出来。经验既是故事的构成元素，也与讲述过程密切相关。杜威提出的“一个经验”的“拥有”说，就内含了体验和表征两个环节：“我们在所经验到的物质走完其历程而达到完满时，就拥有了一个经验”“这一个经验是一个整体，其中带着它自身的个性化的性质以及自我满足。”魏微的小说所着力凸显的就是这“一个经验”的体验和表征过程；她并不十分关注经验与经验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还可以说，她并不十分关心经验背后的故事性。她的小说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体验的过程呈现出来。

这就涉及到经验体验中的个体性和类型学的辩证关系。表现为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命题时，就是远离或靠近时代的空间距离问题。当它涉及到表征的时候，就有经验的类型学和个体化的侧重问题：侧重于类型学时，就是经验的交流问题；侧重个体化时，就成为了独语或呓语写作。在这些问题上，可以说魏微的小说都表现出了矛盾性的品格来。其矛盾品格，集中体现在《流年》《烟霞里》和《父亲的来访》中主人公与父母间的奇怪关系上：既深爱着父母，又与父母势同水火；既渴望彼此间的亲密互动，又表现出几乎本能的拒斥和恐惧。心里明明深爱着父母，呈现出来的却是相反：或者失语，或者言不及义甚或言不由衷。这既是“表意的焦虑”——“表象”能力的失败，也是交流能力的缺失的表现。魏微的小说充分表现出了这一复杂过程。《流年》以旁观者的姿态，讲述了童年时候的人事和感怀，小说充满了对父母辈一代已逝岁月的留恋和缅怀；可一旦以介入姿态进入，旁观者的留恋、赞赏的距离变成了近距离的交往时，失语现象就充分展现了出来：“我和家人一起生活。”“我爱他们”，“我把这种爱表达了出来，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我把我的爱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所有人都不懂，我自己也是茫然的”（《流年》）。一方面是留恋和缅怀，一方面是爱的能力的丧失，两者构成紧张和互文关系。它所提出是这样的问题，即，大家都有爱的热望，也有爱的语言表达要求，但彼此的表达却是相互不懂的和充满隔膜的，交流的效果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魏微的小说表现了这一过程，也尝试着要去做交流能力的重建工作。

正如约翰·伯格所说：“一旦笔尖触及纸面，写作便成了赋予经验以意义的奋斗。”“写作不过是去接近所写经验的行为”“经验层层叠加，通过希望和恐惧的指涉，反复重新定义自身；此外，通过最古老的语言——隐喻，它不断地在似与不似、小与大、近与远之间比较。于是，接近一个特定经验时刻的行为同时包括探究（近者）和连接（远者）的能力。”这样一种勘探，就是经验的组合与重组，和经验的反复阐释。魏微的小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经验写作的。她的小说所做的就是经验的不断地阐释工作，同时也赋予了经验以建构主体性的功能。即，通过对经验的阐释，以重建个人乃至一代人的主体性。

这里有必要区分作为故事的经验和作为体验与表达的经验两个概念。作为故事的经验，指向的是“一个经验”的完整程度，以及经验与经验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可接受性。在故事中，经验与故事紧密关联，经验以情节的形态呈现，它以经验的可交流性和广泛接受作为前提。当我们讲述故事的时候，我们毫不怀疑其中蕴含的经验的共同接受能力。作为表达的经验，指向的则是经验的体验性和表征化。这个意义上的经验具有开放性和瞬间化的特征，它既拒绝可接受性又以可接收性为前提，两者的张力关系，构成了作为表达的经验的内涵。魏微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作为表达的经验写作。魏微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正逐步被剥夺“交流经验的能力”：我们彼此的经验与经验之间横亘着越来越多的障碍——集体认同越来越被群体认同所取代，个人认同有凌驾于一切认同之上的可能。所谓重建的工作，就是要凸显或达到本雅明意义上的“交流经验的能力”的获得上。魏微的做法就是凸显经验的可交流性，而不是经验的故事性。她的落脚点在于“经验”的“交流”上。在她那里，经验当然可以用来拼凑成故事，但她更为关注的是经验的交流性特征。

经验的可交流性不同于经验的可传递性。可传递的经验即“口口相传的经验”，它是本雅明提出的重要范畴，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的重要构成要素。“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此人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在本雅明看来，故事建基于“口口相传的经验”，其可能与自身经历有关，但“拒斥心理分析”，即是说，传统的故事凸显行动和情节；与之相反，现代小说则多倾向于不可交流的经验的表达，现代小说的诞生意味着经验的可传递性向可交流性的转变及其可能。从这个角度看，魏微的小说所显示的就是讲故事的人向写小说的人的转变。她的小说的倾诉风格和代言人意识，都表明其建构经验的可交流性的意图之所在。

魏微小说中经验的可交流性的重建，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话结构和理想读者的建构。魏微小说的代言意识充分表明了这点。就像研究者所指出的，“魏微是'70 后’代际作家中极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家。从 1994 年步入文坛以来，她始终将同代人作为写作的核心与重要题材。通过对日常生活 叙事、“时 / 空”叙事和情感叙事三个维度的书写， 她呈现出了一代人的成长、青春、情感、生活、命运及其与宏阔时代节奏同步的变迁。”她以她的创作塑造了对话的读者。这一读者，最主要的构成是“70后”一代。这是她被称为“70后”代表作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是同龄人，彼此具有某些共同的经验和记忆。但如果把她的小说仅仅认定为代言写作，似乎又不完全准确。因为，她竭力或努力塑造的，是一个共享某些共同道德判断和认识论基础的人。

其次是经验与经验间的适应性。比如说《流年》，看似一部长篇，其实是诸多短篇的结合。这些短篇，虽然讲述的是不同的主人公的故事，但各个主人公之间，虽然性格各异，却具有某些共通的地方。这些共通性，就是经验与经验之间的适应性和可交流性。为造成这一结果，魏微的小说善于塑造旁观者或讲述者。比如说《流年》以“我”的口吻讲述爷爷奶奶、叔叔、杨婶的故事，虽然故事的主人公彼此不同，但因为是经过了“我”的视角所观察、回忆和讲述出来，因而具有了经验与经验之间的适应性和可交流性。小说中，视角的一致是保证经验间的适应性的重要前提。

第三是倾诉文体与“可交流的经验”的阐发。有学者用“感伤”概括魏微，并视为理解魏微的一把钥匙，这是充分注意到了魏微的小说中“感伤”的文体学内涵：“'感伤’是魏微小说一抹浓浓化不开的味道。读魏微的小说，你会不由自主地随着那些绵密流动的文字、 喃喃絮语地诉说一起哀愁、一起忧郁。她的'感伤’是作品对个体生命体验现实之'伤’的多维叙事；她的'感伤’是作品根基的审美格调，于渐渐浮现之处，凉透作品的温度；她的'感伤’蕴含于萦绕的意境之中，同叙事技巧相得益彰，渗透着特殊的美学意蕴。”某种程度上，对“感伤”的过分沉溺，使得魏微的小说总体上可以用“倾诉文体”概括。魏微的小说中的“感伤”既是一种情调风格，也是文体风格，更是可交流经验的建构的表征。感伤如果仅仅是指向自身，充其量就只是“喃喃絮语”；她的小说的代言意识决定了感伤不是个人性的，而具有了代际甚或群体认同的内涵：她是从一代人或群体的角度，展开她的感伤的书写与表达的。倾诉文体也决定了魏微小说大体上可以称之为限制视角叙事，她的小说常常从讲述者或者说叙述者的角度展开，主观性较为明显。倾诉文体，使得魏微的小说常常聚焦在讲述上。同一个细节在叙述者的讲述中，会被反复提及和多次阐释。每次阐释，都因角度不同，呈现出的面目也会不完全相同。限制视角和倾诉文体的结合，使得小说中的经验书写既具有局限性又具有丰富性。局限性是因为第三者的观察视角，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甚了了。丰富性是因为事件的结果是可知和确切的，事件的视角是受限制的；结果的确定性与事件的视角的受限性，两者之间构成的张力关系，使得叙事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品格来。

三  非日常经验合法性的重建与经验的勘探阐释者

我们常常喜欢称某某作家为人性的勘探者，却很少关注经验的勘探的努力。这应该说是一种偏误。在这里，称魏微为经验的勘探者和阐释者或许更具阐释力。在魏微那里，经验是具有本体论价值的。她注重的是经验本身的价值。注重经验的本体价值，使得魏微的小说表现出一种整体风格上的反故事的倾向来。她的小说，都并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讲述和情节的起承转合；即是说，都不注重细节、情节和行动。她的小说专注于细节背后的讲述过程。讲述本身是魏微的小说的重点，藉此，以达到交流性的凸显和建构。在魏微那里，交流性是通过对经验的阐释实现的；所谓阐释就是对一个人或事件的想象、观察和解释。事件或主人公并不直接呈现，而是经观察者或阐释者的主观阐释表现出来。经过阐释后的事件或人物，已不复是原来的事件或人物，而是加进来了理解和解释的因素，因而也就具有了交流和对话的特征。比如这段：“他穿着黑蓝条子的衬衫，我刚才说过，他还穿着皮凉鞋，黑袜子。总之，你可以想象的，这是一个衣饰还算整洁的男人，他平庸，健全，语调沉着，没有任何特色，走入人群中，他很快就被淹没了。”（《流年》）这样一种叙事，与其说是主观性很强的倾诉文体，不如说是较为克制的对话文体，经验在虚拟的对话框架中得到阐释和呈现。

在当代中国，从事反故事写作的作家并不少见。魏微的小说无意要去反故事，而是把故事的讲述包裹在叙述者的讲述之中。这是把故事变为讲述的做法。故事经由讲述的口吻出之，就不复是自我展现的故事了。把故事变为讲述，其实就是在勘探经验的种种可能。

对经验的勘探，使得魏微的小说在故事情节上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流年》（《一个人的微闸湖》）中杨婶的离家出走。年届中年的杨婶离家出走了，据说是同年轻司机私奔。至于怎么私奔的，结果又如何？小说采用的是事后的猜测、推断和建构的方法。杨婶的丈夫不清楚细节，我们更不知道细节。大家都只能是猜测并尽可能地复原当时的细节。这就使得杨婶的出走有了多个版本。到底哪个版本更为真实呢？叙述者（也即“我”）并没有明说，似乎也不需要明说。因为细节到底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一个事实，即中年的杨婶同一个年轻男人私奔了。小说叙述想要探讨的是，杨婶的私奔何以成为可能？这就涉及到事实、细节和经验的关系问题。

通常意义上，我们都会对细节十分关注，我们的好奇心也大多倾注于细节的逼真上。似乎细节越逼真，小说给人的震撼就越强烈。但魏微的小说却与之相反。她并不太关注细节，或者说她对细节的描摹不及对经验的勘探更为关注。先锋作家也曾在经验的表达上，有极为明显的表现；但在他们那里，经验的拆解是为颠覆背后的总体性服务的，先锋作家的写作表明了无法抵达的总体性，经验的探索发展到后来往往沦为文本的游戏。先锋小说中有一种倾向，即事件的结果是确切的，但通向结果的实现的途径却很模糊，小说试图以途径的多重可能以达到对结果的意义的消解，比如说《迷舟》（格非）。魏微的小说同先锋小说有类似的地方，但她无意拆解事件的意义，她的小说在朝向先锋叙事的途中转向了经验写作的层面。魏微并不是要通过延宕过程以达到对结果的悬置，她想探究的是起点和终点之间无数的可能。不论她早年的作品，还是现在的作品都是如此，比如说颇具先锋色彩的《校长、汗毛和蚂蚁》。这种勘探就是对经验层面的耕耘。诚如陈晓明所说：“先锋小说的独特感觉并不仅仅在于攫取那些奇怪的主题或题材，也不只是表现在叙述方式上，最主要的在于接近物象的特殊感觉方式，这种特殊的感觉方式用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独特的语言风格。”如果说先锋派那里，是“故事向感觉敞开”的话，那么在魏微这里，则是故事向经验的多重性敞开。

魏微采取的做法是，将猜测和推断，置于小说的叙述之中，故事在讲述的层面具有了无限的可能。这种种可能性，都构成为日常经验的冲击。这样一种冲击是例外状态所带来的吗？超出日常经验的事实，是否也是经验的构成部分？这是魏微的小说所提出的命题。某种程度上，“非日常”在魏微那里并不等于“例外状态”，而是一种新的日常的构成部分。这种新的日常经验，需要我们的文学重新赋予其合法性。魏微的小说所要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点。

对经验的多重可能性的勘探，使得魏微的小说主人公们常常表现出对日常经验的反抗来。在魏微的小说中，对日常经验的反抗与其说是源于其本身的乏味或单调，不如说是源于想象的多重可能导致对日常的恐惧。她的主人公迷恋于对经验的多重可能性的想象中，常常获得一种生活在别处的幻觉；一旦面对直接的日常经验，就会表现出恐惧、惊慌和失措来。比如说《父亲的来访》。主人公小玉生活在远离父母和渴望父母来访的矛盾状态中。这中间的无数种可能，以及父亲说来而又没来的延宕，几乎构成了主人公的内心生活的全部内容。小玉和父母间生活在书信构成的话语世界，而不是实际的面对面的接触。在书信中，他们彼此无话不谈，彼此敞开心扉；可一旦直接面对面，就会变得失语和紧张，甚至逃避。这是交流能力的缺失的表征，也是对日常经验的拒斥。交流能力的重构因此成为魏微小说的重要关键词。

“可能性”命题是米兰·昆德拉提出的重要范畴，昆德拉的做法是在日常生活的自我重复中构想各种新变：日常生活的发展过程中孕育着各种可能，作家所要做的是探索、发掘并把它们表现出来。在他那里，可能性命题是日常生活的惯性中逸出的传奇部分。魏微的小说也对可能性命题充满了痴迷，但她的做法是以想象和推测的方式建构日常生活可能存在的多重面向：可能性命题更多是一种自我想象的存在。这种倾向在《在明孝陵乘凉》中表现明显。小芙十二岁，她是一个平庸的女孩，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毫不引人注目，甚至可以说是常常被忽略的那个。然而夏天的某一天，她和哥哥以及哥哥的女友，去明孝陵乘凉，哥哥的女友捡来一张妇用卫生巾，她那“不怀好意”的神秘的追问“你猜这是什么”，突然之间让小芙对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此时她的胸脯已经开始肿胀，她开始了慌乱而漫长的等待，等待那期待已久的一抹带血的艳红。然而一切并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世界仍旧是那样的明亮而苍白，母亲还是那样的蛮横，她仍旧是一个小女孩。

本雅明曾提出震惊体验如何被重构为日常经验的命题。魏微这里的非日常经验，却不是震惊体验。魏微提出的，仍旧是日常经验的范畴内的命题。在吉登斯看来，晚期现代性社会中，日常经验具有安慰人心的作用。但在早期现代性社会，日常生活则具有“庸俗之恶”的可能：日常生活构成为乏味的、枯燥的和千篇一律的可能，如果说生活在别处的话，打破这样一种日常生活之“恶”就成为早期现代性书写的典型例证。从这个角度看，魏微的小说创作带有早期现代性的风格特征。

对于早期现代性书写而言，其关键是要达到一种平衡状态。非日常的经验，不能作为日常经验的持久冲击，非日常最后总要回到日常中来；非如此，就不能建立非日常的合法性。比如说《流年》中的杨婶，只能以开放的状态呈现杨婶最后的结局：小说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杨婶的最后结局。我们只知道一点，随着杨婶的年龄的老去，肉欲会慢慢消失。“她从日常生活里逃离出去，辗转起伏，最终又回到日常生活里去”（《流年》）。杨婶的出走，如果是过得更好，就会构成为对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冲击；杨婶过得不好，又会使反抗“日常生活之恶”的做法失去合法性。为了达到平衡状态，魏微的小说常常预设了对话者的存在。倾诉文体是对话结构的重要表征，正因为对话者间彼此共享某些可供回忆的经验的碎片，倾诉才不会变成独语。但这些经验的碎片却是完整的花瓶的可供辨认的碎片，不是打碎后无法粘复的碎片。正因为此，她才乐此不疲地倾向于回忆性写作。回忆性叙述就是粘合可供辨认的碎片的过程，是经验的整体的重建过程。通过对过往经验的辨认、重述和组织，建立起的就是可供辨认的经验。魏微充分意识到，时间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得经验越来越贬值，经验的有效性被经验的瞬时性所取代。经验的可交流性其实也就是经验有效性的另一重表达。不具备可交流的经验，只能是僵死的经验。魏微的小说所要重建的是可交流的有效性经验——既指向时间层面，也指向空间层面。

 结  语

可能性命题和对可交流的有效性经验的追求，使得魏微的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怀旧的风格来。她的小说，可以用加速时代的怀旧书写来概括，但她的怀旧却与大多数人不同。大多数其他作家的怀旧书写，带有对怀旧时代的高度认同和毫无保留的肯定，魏微的小说却让人觉得现实固然让人沮丧，过去却同样让人伤痛。魏微的不彻底也就可想而知了。

魏微是矛盾的，也是不彻底的。这决定了她的满足就只能是想象中的满足，失落注定了是永远的失落。失落的轮回与反复决定了魏微的小说具有一种颓废的风格特征。因此，想象中的满足就既是想象的，也是暂时的。比如说《乡村、穷亲戚和爱情》，有着乡村谱系的叙述者“我”，努力摆脱乡村的记忆，向往城市生活的各种可能，但就像“我”所说，经历的数任男友都是同一个类型，“无数的恋爱在于我，就像一次恋爱”（《乡村、穷亲戚和爱情》）。当“我”沮丧地意识到这点，终于回到乡村，在乡村的穷亲戚身上发现“我”的爱情时，“我”获得了想象中的满足，但这种满足注定只是想象中的短暂状态：这次想象性的满足得益于回乡安葬奶奶，葬礼结束，“我”终究还是要回到城市。在这里，与其说是建构了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毋宁说是强化了过去与未来的二律背反关系。乡村联系着过去和记忆，城市意味着未来和发展，但未来并不总是充满各种可能，未来的各种可能也会是某一种可能的“可耻”（《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的重复。魏微的小说注定了要在未来和过去之间徘徊。就此而论，魏微的小说显示出来的其实就是加速时代的颓废写作：“高度的技术发展同一种深刻的颓废感显得极其融洽。进步的事实没有被否认，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着一种痛苦的失落和异化感来经验进步的后果。”魏微长期居住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一方面享受着时代加速发展的便利，一方面却显得“不合时宜”的恋旧。她的矛盾和不彻底充分表明，越是时代的快速发展，越容易陷入过去的怀想之中；因此可以说，她的沉迷于对过往历史经验的挖掘、勘探和重建，并不指向未来，而是意在当下：我们是以一种重复性的颓废的当下状态朝向未来的。某种程度上，魏微的小说可以看成是文学当代性叙事的绝好表征。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原载《当代文坛》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