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湖南省的益阳板桥周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是三国东吴大将周瑜之后,人称“美男子”的周扬(中国文联原主席)1908年出生在这个大家族。 当年显赫的周家大宅院早已不存在,只剩下三间陈旧的老木屋。 周扬是周家最小的儿子,人称二少爷。周扬在信义中学(今益阳一中)读书期间,房东姚仁涛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有一个女弟子是吴公馆的小姐,名叫吴淑媛,她和周扬年岁相当,人长得很漂亮。姚仁涛便对周扬的妈妈说:“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 据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回忆,当年周扬到吴公馆看亲,当时吴淑媛正在绣花,梳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周扬一看,就很满意,笑眯眯地回来了。 吴淑媛乳名娇娇,人称娇小姐,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对周扬,她也是一见倾心。1923年2月,15岁的周扬和16岁的吴淑媛成亲了。小两口感情好,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用一只杯子。 吴淑媛画像 不久,周扬由新娘子陪同到长沙读书,还带着一个男佣人和一个名叫瑞云的丫环。一家四口都住在旅馆里,开销可不小。此时周扬已与哥哥分家,他分得周家大屋的一半,40担田产和一些财物。给母亲过40岁生日把钱花得差不多了,他开始卖田,不用多久,名下的40担田也就全卖完了,幸好吴淑媛的娘家有的是钱,才免受贫穷之苦。 原来吴家祖上是当官的,据说吴小姐的父亲是打太平军起家的,因军功赫赫三次见过皇帝,在江苏某地当过水军提督,官居一品,人称吴军门。吴家不仅田地多,金银珠宝多,在益阳城里还有大公馆。 岳母大人非常喜爱年轻的东床快婿,她让女儿到长沙陪读,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此后周扬到上海读书,赴日本留学,岳母时常给女儿一包包金首饰或者银元,供他们开销。 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克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妈。你妈靠什么呢?靠你外婆给的首饰,金首饰一大包,就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 吴淑媛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对丈夫的感情深信不疑。 在上海时,她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里发现过异性写给丈夫的信,吴淑媛极为坦然地还给周扬。1928年,益阳有两个女共产党,因逃避追捕到上海寻求周扬保护,周扬与她们扮做夫妻、兄妹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20多天。这件事情,事先征求吴淑媛意见时,她也是不假思索地欣然同意。周扬夸她“世上少有的善良”,赞叹她“无私,少有的单纯”。 ◆ 痴痴等待的吴淑媛1933年,年仅25岁的周扬当上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时常到各大学的“左联”小组去做形势报告。 1934年春天,他到复旦大学演讲,认识了一个叫苏灵扬的女大学生。 苏灵扬 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 往常,周扬总要等到婴儿落地才返沪。但这次没有,他没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 临走时,他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的信笺纸,说:“你要常给我写信哦!” 吴淑媛万万没有想到,她和他之间以后只能是信笺上来往的夫妻了。 她当时更没想到,此行一别,和丈夫竟成永诀。 周扬在这一年从益阳再度返回上海,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穿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 转眼到了1935年春天,吴淑媛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来信,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就放心的等暑假到来了。 大儿子周艾若回忆: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子。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但他又没有回来。也在这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扬仍与吴淑媛保持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 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他做第四坛甘草梅子。 周扬的母亲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信的大意是:我现在在肤施(延安)当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 一张报纸结束了七年的等待1941年6月的一天,正读寄宿中学的长子艾若从学校回来,感觉周家大屋气氛紧张。从乡邻到家人都在传一张报纸,那一张报纸令全家人失色。艾若再看妈妈,妈妈则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只知道那张令全家人失色的报纸透露了周扬的消息。 原来那张报纸是桂林办的《救亡日报》,报上登了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信的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指苏灵扬))已上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 信的末尾这一句,无疑是一声晴天惊雷,让周家的老老小小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年迈体衰、极其宠爱女婿的岳母经受不住,很快就病故了。淑媛受到双重打击,悲痛欲绝,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带着三个儿子走十多里路,趴在母亲的坟上哭。 这时大儿子艾若已经十五岁,很记事了,他后来回忆说:
◆ 奇异的牡丹花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东侧院花圃有一丛牡丹花盛开。那牡丹多年不枝不叶,偏偏那一年突然从地里冒出来,长出枝叶并开出花来。 这牡丹开得有点蹊跷,老人们以为是异兆,深感不安。 大儿子周艾若回忆:
牡丹花盛开的这年深秋,吴淑媛死了。 吴淑媛病危的时候,已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她弟弟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已经吃不下了。 这是吴淑媛看了《救亡日报》后的第二年,年仅35岁的善良女人丢下三个孩子离开了人世。此年,三个孩子分别为15岁、11岁、7岁。 吴淑媛的墓就在周家大屋宅院的后山,距老屋仅百米之遥。吴淑媛的坟头长满青草与灌木,没有墓碑。 ◆ 没有勇气面对吴淑媛,哪怕只是一座无言的墓1980年春天,周扬回乡时,在田庄湾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当地人陪同下再去看吴淑媛墓,墓地很近,几分钟可达。而且已经走了一半了,吴淑媛墓就在前面了,只需几脚便可抵达。但是,老天突然下起雨来,这雨是38年前的雨,是38年前的那个女人没有落下的泪,这雨下得不是没有来由。不晓得是哪个随从建议:下雨路滑,还是别去了吧。 周扬听从建议,立即退步抽身,往回走了。 也许周扬不想当着众人的面去面对吴淑媛的墓。也许他想用回避了40多年的办法继续回避。他或许没有勇气面对吴淑媛,哪怕只是一座无言的墓。 周扬晚年回忆往事时还痛哭流涕,对儿子说: “我对不起你们妈妈”; “你妈妈真是善良啊!那是人世间少有的善良。” ◆ 后来呢?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周扬与苏灵扬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周艾若)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以后,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之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到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他和家乡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前没有任何交流。 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周扬后人回到周扬故居,纪念吴淑媛 上图:2007年3月7日,吴淑媛女士100周年的诞辰。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周艾若、国家教委原研究员周迈、河北经济学院教授周岳等周扬后人,前往周扬故居,深切缅怀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拓展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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