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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流行文化是人类演进过程中形态多变、历久弥新的文化类型。在新媒体时代，流行文化的样态与形式变得更加多样，流行文化生产和演进的内外条件更加复杂，多元的社会权力主体牵涉其中，需要传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确立与时代变革和社会文化环境相契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不同时期的流行文化研究的理论洞见为建立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知识基础。不同于传统文化研究流派偏重于对具体文本的意识形态解析，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将流行文化置于整体性的时代语境中，揭示流行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中涉及的权力关系，考察生产机制、运作机理、受众阐释及社会效应等维度，吸纳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知识资源，坚持审慎的批判立场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采用演绎与归纳并重的逻辑思维、质化与量化并行的研究方法，塑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流行文化研究。 / 关键词 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权力关系 / 人类因文化而演进，社会因文化而繁荣。特定的时代语境总是催生形态各异的文化类型，而流行文化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氛围宽松、媒介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流行文化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社会文化现象，也是社会运转和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研究流行文化对文化繁荣发展和文化研究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社会学家伯格（Peter L.Berger）提醒我们用新的目光去审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非常熟悉的世界。事物并非如表面呈现的那样简单，多一重阐释的维度，多一种解读的视角，就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启示。在互联网时代，受到时代语境的变革、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生态的演化、受众审美的更迭等因素的影响，流行文化的传播形式不断演变，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符号学、文艺学等不同学科都对流行文化的演变作出了回应，但是鲜有文献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确立流行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流行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正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言，“流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表演，如同市场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形式”。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流行文化发展的背后牵涉复杂的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动因。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有助于揭示权力关系与流行文化的纠葛，挖掘流行文本与符号背后潜藏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了解政治经济力量如何悄无声息地通过流行文化影响公共领域的话语与表征。在新媒体时代，流行文化的样态与形式变得更加多样，流行文化产生的内外条件也更加复杂，不同的社会权力主体牵涉其中，需要确立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环境相契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 因而，我们须建立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框架，为流行文化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视角，回应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提出两种文本解读方法，一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zation）的方法，即把理论与其所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考察其思想脉络；二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方法，就是将理论与时代背景剥离，分析其超越时空的贡献与意义。通过语境化视角，可以把流行文化的内容与生产机制等整体架构置于一定的时代语境、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之中，从而深度剖析流行文化的生成基础、动因和机制。这也契合了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界定传播政治经济学时所提出的主张，即采纳总体性的视角，将传播置于广阔的社会结构和语境中，重视对长时段社会变革和历史转变的透视与解析。从流行文化的研究视角来看，既有的文化研究较为重视受众接受和文本分析，注重围绕具体文本，剖析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意涵，这对于流行文化研究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文化研究“无意于进入宏观政治经济视角，在对微观文本意义的不断挖掘中，弱化了对文本与符号背后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进程的追问力度，以及对不合理政治经济结构权力网络的反抗”，而这恰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因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能够弥补既有文化研究的不足与缺憾，为流行文化研究开拓更为深入和广阔的研究空间。本文旨在借鉴流行文化研究的进路，阐明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厘清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期丰富流行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一 流行文化研究的理论演进 在当今世界，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处在流行文化的文本、观念、物品和符号的包围之中，流行文化的影响无远弗届，几乎无人可以逃离。从风靡一时的劲歌金曲到俊男靓女的时尚穿搭，从朗朗上口的流行语到五花八门的表情符号，流行文化已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流行文化兼具文化、商业与意识形态三重属性，其影响的深刻性日益凸显：在经济层面上，流行文化与商业主体合谋，创造了无数的消费神话；在政治层面上，权力主体加紧对流行文化领域的渗透，通过流行文化建构其合法性地位，并对流行文化进行“收编”和“规训”；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流行文化是协调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社会的黏合剂，由此衍生而出的各种亚文化圈层构成了新媒体时代的独特景观。从诸多层面来看，流行文化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断观察、审视、辨析流行文化，贡献了创新性的理论思考和学术洞见，由此不同理论流派的流行文化研究为建立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伴随着流行文化的演进，流行文化研究也经历了发展与转型，不同时期的流行文化理论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质。高宣扬将流行文化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理论学派为流行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建立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框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在19世纪末至一战结束，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商业繁荣促使商品流行化，同时推动了流行文化的繁荣。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中批判资本主义商业文化推行的虚荣的价值观，他认为人们追逐流行、一掷千金的消费行为是“有闲阶级”的一种“炫耀性消费”，比如人们购买流行服饰，是因为衣服能够显豁呈露，使旁观者对穿着服饰者的金钱地位了然于胸。在他看来，这种消费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商业属性造成的，显露了精英阶层的剥削本质。桑巴特（Werner Sombart）认为奢侈的生活也与流行文化密切相关，即人们的铺张浪费及其对奢侈的追求使时尚、衣着、风俗、举止和言语在没有恰当原因的情况下不断变化，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比今天更肆意挥霍。塔尔德（Gabriel Tarde）在其著作《模仿律》中聚焦风俗与时尚的论题，他认为“通过时尚，模仿就在生成的过程中得到释放”，流行风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正是借助模仿行为得以延续，并生成新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流行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备受瞩目。法兰克福学派普遍认为，流行文化产品不具备真正的艺术特征，在所有媒介中，流行文化真正的特色是“标准化、刻板化、保守主义、虚伪、操纵消费者”。流行文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量化生产的、用以操纵和欺骗普通民众的商业产品，是资本主体追求经济利润的工具，而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由此，文化“拒不妥协”的特征被消除，反而遵循着固定的程式，以文化产品的形式使人们沉迷于虚幻的满足感，抑制人们的批判精神，使人顺从于消费主义的剥削和统治集团的宰制。此外在这一时期，米德（George H.Mead）提出象征性互动理论，以此解释文化传播过程中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他认为自我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主我”与“客我”也随着社会互动的变化而不断置换并得到强化，个人角色塑造、人际关系互动以及社会结构运作潜藏在社会文化传播中。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当代流行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伯明翰学派重视受众的主体性与文本分析，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对文化权力的运作展开批判性分析。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研究过程中成立了许多研究小组，比如亚文化小组、性别小组、阶级结构小组等，研究内容涉及媒介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值得借鉴的成果。伯明翰学派后期吸收了葛兰西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开始关注流行文化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力量，将流行文化界定为不同主体“斗争的场域”，并揭示了流行文化中蕴含的政治因素：“霸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因为霸权“是统治群体和从属群体之间'协商’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同时具有'抵抗’和'整合’特征的过程；它从来都不仅仅是由上至下强加的权力”。在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概括和建构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该理论揭露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等优势向他国传输流行文化产品背后的政治经济动机，即经济上是为了通过娱乐文化产品输出获取高额利润，政治上是为了改造大众意识，实行思想控制。从根本上来看，西方国家的流行娱乐文化输出受到了西方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双重垄断。鲍德里亚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物体系》与《消费社会》两部作品，从商业经济与消费过程的角度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解析与批判。他认为消费的逻辑就是符号操纵，在消费主义的催化下，人们追逐流行风尚、争相购买商品并不是为了拥有其使用价值，而是在追求一种差异化的、象征性的“符号价值”，最终还是落入了资本主宰的“消费陷阱”。 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流行文化研究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晚期资本主义特点，流行文化也日新月异。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消费者自发地选择和决定什么是流行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将流行文化视为通往虚假意识的路径，目的是转移工人阶级对经济压迫的注意力；女性主义则一边谴责流行文化对性别意识的扭曲，一边将流行文化视为女性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而文化研究认为流行文化是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的象征性抵抗的关键场所。此外，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文化研究各具理论特色，比如法国思想家为流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阐释了受众在流行文化消费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理论则揭示了不同社会主体占据流行文化话语空间的规训动机。除上述理论与流派外，许多新近的思潮和理论也针对流行文化的新发展进行了讨论，比如符号学、媒介环境学派、后现代理论、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不同理论的交叉互鉴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解读、批判当代流行文化。随着流行文化研究的推进，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细分化的趋势，如根据媒介形态划分的影视剧流行文化研究、流行音乐研究、流行文学研究等，或是根据地理区域划分的亚洲流行文化研究、欧洲流行文化研究等，都有其诞生的特定历史语境、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具体的政治经济架构，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也存在诸多局限。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流行文化生产所依托的媒介与社会环境日异月殊，要建构流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必须立足当下情境，同时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各种流行现象。从流行文化的主体来看，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已经演化为生产与传播一体化、接收与发布一体化的新媒体“用户”，他们在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拥有较大的主动性、选择性和参与度，其影响渗透于流行文化传播链条中的方方面面。同时，新媒体用户在生产、传播和消费流行文化时，其内在动机、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更为复杂，这体现在对待流行趋势的从众心理、购买流行产品的冲动消费行为等方面。流行文化的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除普通用户外，政府部门、商业机构、社会团体等都能够通过对流行文化的渗透，使流行文化场域的权力纷争更为繁杂。从流行文化的媒介来看，当下丰富多样的媒介样态无疑为流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传播媒介的更新与发展使我们日常生活的“尺度”不断增加，流行文化元素也随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手机短视频里的变装挑战、微博上的最新热搜、让人称奇的3D户外广告等，都使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流行文化符号的包围之中。现代媒介技术的进化使流行文化带来的体验更为丰富，VR塑造的沉浸式场景让人在虚拟的文化空间流连忘返，智能化信息推送使人们最感兴趣的流行内容变得唾手可得，流行文化的传播效率大幅提高。从流行文化的内容来看，在新媒体时代，流行文化已经不再局限于早期的流行音乐或热播影视剧等形式，它或许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许是一种价值观或态度，又或许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内涵与外延已经大为扩展。流行文化呈现出越来越分众化、精细化的趋势，即面对特定群体的需求量身打造，小众化的内容也能获得受众的青睐，亚文化形态更加丰富多样。 综上，流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纵观流行文化的研究历程，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学者多有创见，既有深入细致的微观透视，也有高屋建瓴的价值批判，为流行文化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也为建立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新媒体时代，流行文化的受众偏好、媒介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需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确立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环境、政治经济体系相契合的全新的研究框架。 二 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阐释维度 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是流行文化与政治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在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研究流行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中，会涉及种种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因为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带有意义的实践都涉及权力关系。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不仅分析流行符号与文本当中潜藏的权力建构动机，也探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生产体制在整体上对流行文化产品的影响，同时关注各种权力主体如何影响受众对于流行文化的认知以及受众的阐释逻辑。其重点是通过批判性视角深入揭示流行文化中的操纵与宰制，使人们在接触流行文化时能够保持一定的批判性距离，促进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及不同文化的交流共生。 具体来说，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包括四个阐释维度：生产机制、运作机理、受众惯习和传播效果。流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主要涉及三方主体——权力主体、生产和传播主体、受众。权力主体通过各种运作方式不断形塑流行文化的生产机制，这一过程直接影响着受众的接收方式，同时，受众的阐释、认知和行为的模式会反向影响流行文化的权力运作与生产流程。在流行文化传播过程的末端，权力主体、生产和传播主体、受众三方的互动与牵制共同影响着预期的传播意图和长期的社会效应。 01 生产机制：劳动剥削与商业侵蚀 流行文化的生产机制主要着眼于流行文化的具体生产过程和其中涉及的政治经济因素。首先，关注流行文化创作者的劳动过程，分析他们在整个流行文化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考量其劳动付出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回报。比如，在新媒体环境下，资本主体、媒介平台与流行文化作者达成协议，三方分别提供资金支持、提供发布平台和提供文化内容，看似各司其职，但事实上协议内容牵涉多方利益与权力纠葛，暗含着对创作者的劳动压榨，使流行文化创作者沦为数字劳工。另外还应关注流行文化领域特殊的生产者——用户自身。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蔚然成风，无数的用户聚集于各大内容平台，为自己所钟爱的流行文化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或是通过视频剪辑、修图技术进行二次创作，或是改编成“同人文”。有学者将这一行为称为“情感劳动”，因为这些兴趣爱好者（hobbyists）的行动是由情感所驱动的，他们把劳动过程本身视为一个目标，由此获得轻松、幸福、兴奋、满足的感觉。这些用户完全出于兴趣爱好而生产的流行文化内容不求报偿，却为特定文化产品与媒介平台聚集了大量人气，带来了盈利的机会，而这其中包含的不平等的分利和隐性的剥削也是值得探究的。其次，关注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体与商业化属性对流行文化内容的侵蚀。最典型的便是广告，“广告是流行文化的一种形式，长期以来，我们很难将广告与其所关联和支持的文化区分开来”。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植入了流行文化的肌理，影响了文化内容的质量。同时，当资本的动态逻辑开始瓦解任何稳定或持久的知觉结构时，这一逻辑也试图给人们的注意力强加一种规训的律令，被资本逻辑浸润过的流行文化内容正在侵占受众的时间和注意力，也使受众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另外，资本主体通过精准把控特定群体的心理与需求，以意义赋予和符号堆砌来策划、打造时尚潮流，从中获取丰厚的收益，这是值得警惕和深入探讨的现象。最后，探究社会文化环境、受众需求、文化体制、文化政策等宏观层面的因素对流行文化生产环节的影响。“文化已然成为政策调控的对象，通过技术和政治渠道对其进行管理，为国家经济和政治目标服务”，流行文化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宏观的文化政策对流行文化创作、传播与消费各个层面都能产生重要影响。具言之，可以剖析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思潮等对流行文化潜在的形塑作用，比如在女性主义思潮促使“她”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大量以女性为主角的综艺节目涌现，引发社会对于女性话题的关注和讨论。此外，也可以关注受众需求对于流行文化生产的反向促进作用，探讨其中的利弊，比如个别流行文化生产者为了能够获得可观的收益，一味迎合较为低俗的审美趣味，从而创作出一些污染文化环境的文本和产品，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而受众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有必要深入解析的。 02 运作机理：权力延伸与消费宰制 在当代媒介化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共同行动”都必须通过社会形式（媒介形式），这些形式与高度不均衡的权力密不可分，而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共同行动”，其整体运作过程都与权力密切相关。因而，关注流行文化传播、交换、分配及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宏观权力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十分必要，可以从两个阶段分析这些权力主体的动机及其在流行文化运作过程中施加影响的策略与手段。首先，探究流行文化在传播阶段权力运作的特点与影响。斯道雷（John Storey）认为，对于今天的文化工业来说，以公众无法察觉的方式将权力延伸到其他社会领域绝非难事。在流行文化跨国传播层面，具有技术和资金等绝对优势的国际传媒公司将流行文化产品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低价倾销，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这些国家的文化市场，还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向其灌输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价值观，对他国民众实行思想操纵。一种文化创造的产品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它的印记，人们无法摆脱生产与销售这种产品的文化背景的影响，而跨国流行文化产品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流行文化大众传播层面，流行文化不断强化自身对权力场域的侵占，而权力主体则加紧对流行文化的收编与利用，权力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使权力变得更具掩饰性与欺骗性，也使文化更具诱导性和目的性。在流行文化社交传播层面，各种流行文化符号已然化身为一种象征性权力，人们看重的是流行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而不是实用价值，人们通过使用流行产品的行为去展现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观念、建构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与他人维系社交关系，这种使用行为与背后的动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其次，在流行文化的消费阶段，探究资本主体对流行文化的塑造手段和社会影响。一方面，揭示资本主体为销售相关产品而进行流行意义建构的动机，洞察其背后的利益价值链条，使流行文化受众在面对特定的流行产品、图像、叙述、符号时能够有清醒的认知，保持理性与自持；另一方面，要揭露媒体平台与商业主体的合谋关系，这正如席勒所言，“网络空间本身并没有把我们带入高科技的伊甸园，反而被现存的市场体系运作方式迅速殖民化”。虽然一些媒体平台为受众提供免费获取流行内容的便利，但却悄无声息地获得垄断性权力，获取受众的个人数据和隐私，从而强化了资本对于受众的消费宰制，这种强烈的不平等关系是必须正视和深入批判的。 03 受众惯习：阐释倾向与认知逻辑 受众是流行文化内容传播的终端，也是传播效果的最终检验者，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关注受众在接触流行文化时的具体行为特征，分析其背后可能的原因与潜在的影响。首先，剖析受众阐释流行文化文本的方向及原因。霍尔（Stuart Hall）提出，受众在解读文本时存在“主导式”“协商式”“对抗式”三种立场，这为我们区分受众的阐释方向提供了可借鉴的维度。受众接受是文化研究学派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的学者尤为重视受众对文本的抵制性解读行为以及受众快感与愉悦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膜拜受众的危险。近年来，许多学者批评了学界过分强调受众接受与消费过程的趋势，并称之为“文化民粹主义”。在受众对流行文化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始终存在文本话语与受众话语的双向互动，即不仅是受众创造了意义，文本也潜在地影响了受众的阐释立场，这是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所需要重点阐明的；同时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应该把受众的阐释行为放在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批判性分析，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去为受众的行为欢呼或哀叹。其次，探究受众对于流行文化的认知、态度、使用行为以及相关的心理活动，深入分析其中涉及的政治经济因素。比如，受众通过对流行文化文本的二次创作来获得愉悦和快感，有可能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强化身份认同，也有可能是为了维系自己的社交关系，或者是出于对这一流行内容纯粹的喜爱。需要注意的是，相关研究不应只是停留于浅层的描述性分析，而应深入流行文化的运作过程剖析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比如，资本主体与内容创作者对受众二次创作内容的无偿挪用，使原本的内容形成新的传播热点，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类似二次售卖的现象需要深入考察。最后，分析受众消费流行文化内容与产品的倾向、特点和心理，揭示资本主体塑造流行风尚的手段以及流行文化消费的实质。“商业成了对消费者需求的回应或是对时尚、风格和产品变化的积极推动”，商业化是流行文化的固有属性，流行、时尚、潮流等本质上是对受众消费欲望的培育，这是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当代人越来越少地将自己的生命用于劳动中的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不断调动自己的一切潜能、一切消费能力。”因而，受众消费流行文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如饭圈文化、“打投”（打榜、投票）行为、“野性消费”等数字化生存及其批判是流行文化研究的要点。 04 传播效果：主观意图与社会效应 流行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特定的传播意图、形成某种社会效应、诱使受众产生特定的消费行为。传播效果指的是短期的、直接性的、与传播者目的相关联的影响，社会效应指的是间接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可以从传播者预期效果和社会长期效应两方面对传播效果进行考察。首先，评估流行文化传播是否达到了生产者、传播者所预期的传播目的以及这种传播的效果对受众的潜在影响。费斯克（John Fiske）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给予大众的是宰制性的意识形态，是服从或被剥夺权力的体验，因而流行文化传播者的意图及其渗透方式是值得关注的。在政治领域，政治主体使用流行文化话语塑造自身形象、传达主流意识、宣传最新政策，流行文化成为其修辞手段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桥梁；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体制造一场又一场的时尚展演，不断制造流行符号，从中获得高额的利润。不同主体接触、使用、传播流行文化的目的各不相同，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要分析受众接受流行内容后的认知、态度、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要考量这些带有目的性的流行文化传播是否对受众造成了不良影响，比如是否存在对受众的欺骗、诱导与操纵，是否在强化“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的某些“虚假的需要”，是否使受众陷入虚幻的满足感而不思进取等。其次，流行文化内容的社会效应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但是影响深远，通常可分为一般效应与负面效应，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可对其予以考察。一般效应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从个人层面看，在社会化网络中，个人对于连通的需求，对于互动形式、表达手段和推销自我的控制越来越显著，而流行文化也是个人与社会连通、表达自我的方式，可以从流行文化是否成为呈现自我的重要符号装备、是否成为个人展现身份与阶层的重要指标、是否影响了个人的世界观与社会意识等内容进行评估；从群体层面看，可以从流行文化是否促进了阶层结构的变化、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影响等指标进行考量；从社会层面看，应思考流行文化是否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是否以及如何在协调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发挥作用、是否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表征等。而流行文化的负面效应则更为隐蔽，比如通过对流行文本、符号、图像、修辞、叙述的深度解读，分析流行文化中关于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手段及影响，或者从受众日常社交状态考察流行文化是否潜在地给人带来约束与压力。此外，在阐明流行文化社会效应的同时，还应提出相应的规避手段和改进措施，促使流行文化朝着人类解放和真善美的终极价值健康发展。 三 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与方法 流行文化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时，可根据具体的问题导向选取合适的研究路径。但万变不离其宗，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以政治经济学为立足点和圆心，坚守批判初心与立场，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以促进文化和谐作为最终目标，吸纳多样的理论资源，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建构一种面向未来的批判理论。 01 理论资源：博采众长 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交叉研究领域，应在文化研究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汲取不同学科的理论养分，获取理论支撑，顺应时代变革，根据最新的社会文化动向和媒介技术发展情况不断完善理论体系，利用各种研究方法和工具不断开拓研究视角。在微观层面，从流行文化的生产环节入手，分析流行文化文本与符号蕴含的政治经济因素，剖析在流行文化运作过程中权力因素是如何侵入与发挥作用的，发现权力运作的具体策略；在中观层面，从具体的社会背景出发，探究不同的社会群体与组织如何阐释与利用流行文化，考察流行文化在区分或融合不同社会阶层的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在宏观层面，解析社会文化环境、政治经济政策和国际文化传播现状对流行文化的影响，同时分析流行文化的反向作用。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应该具有比较的意识，通过纵向的历时比较，研究流行文化的历史沿革与走向，同时横向对比不同国家与地区流行文化的发展状况与理论进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现有的理论框架更加丰富和完善。 02 研究立场：审慎批判 在研究立场上，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应坚持对不合理现状的审慎批判态度。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存在于对其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因为人是一种在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其生存状况的存在物。在当下，媒介通过与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合谋，不断深化对流行文化领域的侵蚀与控制，在面对劳动异化、物欲膨胀、快感至上的流行文化内容时，批判理论的人文主义关怀以及脱离困境的现实指向是对当今时代的珍贵省思。保持对现实状况的追问与反思，是批判理论学者应有的姿态。在学界普遍赞誉流行文化受众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地位的情况下，批判学者要冷静地思索，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下审视受众行为，深入分析受众自主性背后可能存在的操纵力量。更重要的是，批判理论不仅是一种理论武器与工具，更是一种“认知路线”，它“指向社会和文化中那些可以挑战和变革的方面，从而试图告知和激发政治性的实践”。批判理论指引我们认识流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善流行文化传播状况指明方向，比如识别流行文化中的劣等作品，指出流行文化创作者审美或道德的缺失，批判文化产业中的精英主义和反民主的实体、结构和实践。批判现状、指出问题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改造而批判。批判学者把流行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影响社会，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彰显了批判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精神。 03 价值取向：公平正义 在价值取向上，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重视公平、公正与社会文化的和谐。“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文化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也应秉承正义的价值取向。批判政治经济学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超越了功效的技术问题，与公正、平等和公众福利的基本道德问题紧密结合。道德哲学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特征。在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学者关心的是如何传播、如何有效传播，重视的是传播效果；批判学派则追问为谁传播、如何更好传播，关注的是传播的价值与意义，着眼于从“物的标准”向“人的尺度”回归。因而，批判学者研究流行文化的目的在于深度揭露流行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中的权力控制关系以及各种支配性和操纵性力量，对此进行批判的同时寻求解决措施以弱化或消除控制性、垄断性的力量，塑造公正的传播关系，设定合理的理想价值目标，勾勒和谐的、自由的、民主的、有利于人们发展的社会文化图景。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为公共利益呼吁，而不是站在资本主体或权力主体的立场上，试图强化流行文化对公共领域和受众权利的侵蚀，因而流行文化传播过程中公众的切身感受及其权利的保障、传播秩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文化产品的内涵和品质、文化市场的公平性等都是研究的要点。 04 研究路径：质量并举 在方法论取向上，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应该坚持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视角。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认为，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阐释总是基于个人视点，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假定、价值观和局限性。当我们阐释一个研究对象的理论视角越丰富，这个研究对象所呈现的客观性就越完整，偏见与价值观所带来的偏差也可能越小。流行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社会存在，其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牵涉的社会构成与因素也非常广泛，单一的理论视角无法实现全面、清晰、深入的解读和阐释。因而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从不同学科有选择地借鉴相关的理论资源，丰富和完善现有的理论框架和阐释路径。比如，可采纳文化研究领域中受众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分析受众接受和构建意义的文化过程，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紧密结合能为研究人员提供更好的条件以应对当代世界愈发复杂的研究挑战。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其他理论时不应只是生硬地、静止地、片面地照搬，而应留意该理论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背景，具体考虑其适用性范围。 在研究路径上，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可以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说，流行文化研究可使用“演绎”和“归纳”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流行文化不同维度的研究中均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行性，但其研究性质、前提、程序与结果存在差异。演绎推理是从一般的知识（前提）推出特殊或个别的知识（结论），是指从具体的文化理论或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将流行文化的文本、符号和相关现象置于既有的理论框架内，对其进行解读与阐释，研究其中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向。演绎推理研究的前提是，虽然流行文化的形态多种多样，但其内在规律大多是相同的，因而可以使用现有的理论进行阐释。归纳推理是由个别或特殊的知识（前提）推出一般的知识（结论），是指在没有理论统摄的前提下，对不同层面的流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总结、归纳其中包含的一般性定律和本质性内涵，从而生成新的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反映流行文化的特殊属性。这一推理方法的前提是，当今的流行文化现象具有独特性，由于已有的文化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已然发生变化，适用性降低，因而需要推陈出新，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研究方法有助于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更新与发展，使其阐释力不断增强。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流行文化的主题、内容、维度多样且复杂，因而在研究中应该采用综合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传统的流行文化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偏向，比如“美国人对技术的热爱常常严重限制了美国社会学家进行调查的范围，他们选择的研究领域都是适用于调查研究的；欧洲人则走向另一极端，往往把整个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将任何一种方法推向极致都无法得到有意义的结论”。由此，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应该结合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论，采用量化和质化并行的方法。在量化方面，在充分的文献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可提炼流行文化文本的各个要素，建立合理的类目架构，对流行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了解其内在肌理；也可设定特定的研究主题，对研究对象派发问卷，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受众生产、传播、消费流行内容的行为特点和心理机制；或可通过大数据挖掘技术收集流行文化相关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总结流行文化的内在规律。在质化方面，可对流行文化文本、符号、结构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或文本分析，探究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渗入流行内容的策略及其产生的影响；或设定研究目标，通过民族志式的田野观察或焦点小组访谈获取一手材料，了解特定流行文化群体的认知特点、心理和行为方式。流行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既要通过实证方法获取可靠的一手数据，验证传播效果与社会效应，也要通过人文科学的研究进行解释性与批判性的分析，剖析流行文化涉及的政治经济因素和权力关系，同时提出充分可行的改进策略，促进流行文化的和谐发展，以理论研究引领新发展格局中的文化消费走向。 四 结语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阐释的方式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意义之网”至关重要。流行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但在当下，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流行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受众的消费习惯早已改变，流行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也得到翻新；同时，政治经济权力主体不断强化对流行文化领域的侵蚀，流行文化成为各方社会权力主体斗争的重要场域。社会现实有许多层意义，任何一层新意义的发现都会改变人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感知。流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阐释与理解流行文化的批判维度，帮助我们在日益复杂的文化环境中把握现实与真相，因而我们需要建立更符合时代特点和现实要求的理论框架，并对其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阐释，本文尝试为未来的流行文化研究搭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或是其中的一种探索。当然，流行文化的研究仍需要各方学者共同努力，继承优良的研究传统，吸纳和借鉴多元的理论视野和知识资源，创新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完善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原创性的流行文化理论，体现出流行文化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推进流行文化和谐健康发展，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文化氛围。 作者信息 陈世华，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330031； 徐嘉敏，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330031。 来源 《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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