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 洲 历 史 之 显 影 1929年秋，一个日本人的暗影出现在了满洲大地。他接受哈尔滨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贤二的指示，作为特务先后潜入吉林、哈尔滨，密谋暴动，制造爆炸事件，反污为中国人所为，以此为关东军侵略北满制造口实。之后，他潜身天津，乘天津制造暴动之机把溥仪扮成洗涤物品塞进柳条包里，让溥仪装扮成苦力硬是给塞到三等车厢，将其秘密挟持到长春，直到把他扶到“满洲国”皇帝的位置，这个人为了“满洲国”建国，在地下舞台暗中活跃着。在“满洲国”筹建过程中，关东军采纳了他的主张，作为日本的附属国，“满洲国”实行帝制而非总统制。“满洲国”成立之后，他历任伪民政部警务司司长、协和会总务部长和“满映”理事。与关东军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以及满铁的松冈洋右、岸信介等政治明星相比，他并不耀眼，但是他在“满洲国”扮演的角色之多面，就如同“满洲国”历史本身一样充满了谜团，而且他担当的每一个角色都发挥着对“满洲国”实际政治和文化情势的影响。故此当时风行有“满洲国夜皇帝”的说法——与此相对的，则是手握“满洲国”实权的“昼间皇帝”关东军。就在“满洲国”随着日本战败化为乌有之际，他也选择了自杀。这个与“满洲国”命运相始终的人，就是甘粕正彦（1891—1945）。 “满洲国夜皇帝”  甘粕正彦（1891—1945） 上面提到的“满映”，是战时“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37年7月，作为东洋最大的大陆文化生产工厂而荣耀一时。但成立不久，即因贪腐和权力斗争而陷入半黑社会化状态。当关东军政府下决心整顿“满映”时，铁腕人物甘粕正彦被认为是最佳人选，却同时引发了“满洲第一的非文化人统治满洲第一的文化机构”的争议。“满映”职员担心公司有可能在宪兵监视下而成为军事监狱，在满的日本文化人也热议：满洲文化是否有可能实施宪兵式统制。据说在日本战败之际，满洲流传着这样一幅漫画：用白纸红墨水画甘粕正彦自杀的情景，他左手举着李香兰主演的电影的宣传海报，右手拿着一瓶氰化钾，对手下说：“我们一起去死吧！”漫画里的甘粕肥头大耳，他站在一只被层层波浪包围着的小船上，眼看着就要翻了。漫画的题字是：滚回老家去！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野兽”甘粕正彦与风靡亚洲的名伶李香兰（1920—2014）足以代表“满映”那个时代，在日本败战之际作为侵略者的象征而广遭唾弃和舆论审判。 东亚名伶   李香兰（1920—2014） 话说甘粕执掌“满映”之后，他根本不理会那些反对的声音，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反而意外地放弃了宪兵式的国策电影制作方案，走娱乐电影的柔软路线来推进对民众的教化。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当初趁关东大地震的混乱之际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人，摒弃主义之见，招徕一批包括在日本国内遭到镇压没有生存空间而逃到满洲的左翼知识人等各种人材，着手在日本、台湾和朝鲜也不曾进行的电影实验，这也就是“满洲国”被称为“实验国家”的一个例证。在他的努力下，到了1943年，建成了以“满映”为主体庞大的企业集团。    当然，他的野心不止于满洲。以满洲为据点，以“满映”为主轴，不断向华北、华中乃至东南亚推进，构筑“大东亚电影圈”才是他最终的梦想。因此在甘粕成为“满映”理事长的次月1939年12月，由“满映”和中华民国伪临时政府共同出资筹建的华北电影有限公司成立，这个负责向华北占领区配给、输出输入、制作和普及电影的公司被视为“满映”的华北版。接着，他又开始觊觎“中国的好莱坞”上海电影界的霸权。于是以自己的靠山板垣征四郎就任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为契机，意欲收购上海的中华电影公司，取代川喜多长政（1903—1981）而执上海电影界的牛耳。 川喜多长政（1903—1981） 于是川喜多迅速采取行动，飞往东京向军部申诉。结果军部出示文书，要求中支那派遣军不得干涉中华电影公司的运营，只要不违反中支那派遣军的基本方针，公司的经营方针全部委托给川喜多。甘粕因而放弃对中华电影公司的干涉。出于国家利益考虑，1942年7月，“满映”、华北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汇集“新京”，召开大陆电影联盟会议，甘粕和川喜多和解，开始合作拍摄电影。当时天生貌美、嗓音性感同时又是语言天才的日本人山口淑子、也就是取中国名字的李香兰的出现，恰好满足了甘粕对一个能弥缝东亚裂痕的角色的所有想象。 李香兰在“满映”初登银幕，完成《蜜月快车》等系列电影之后，就迅速成为“满映”的招牌女星，1940到1942年间多次出演“满映”与东宝合作的影片，不久出演东宝和华北电影公司共同拍摄的影片，进而出现在上海的中华电影公司的银幕上。由李香兰主演的电影不仅仅风靡日本占领区和东南亚，就是在主权和意识形态迥异的重庆和延安也掀起了李香兰热，她成长为不折不扣的东亚明星。 然而李香兰对甘粕的印象并不佳，有恐惧，也有同情。在她的回忆录中，甘粕正彦更多地是以恐怖分子的面目出现的，在甘粕与川喜多矛盾激化的时候，疯传有人要暗杀川喜多，李香兰眼前马上浮现出甘粕的面孔。1944年秋，李香兰不堪自己中日身份的撕裂，决心退出“满映”，于是向甘粕提出申请。她本以为甘粕会为此大怒，他却出乎意料地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并且对李香兰说：“非常能理解你的心情。这么长时间辛苦你了。”李香兰还回忆，甘粕那敏感的神经紧绷着，一到酒桌上就撒酒疯，比如把吸了半截的烟扔到锅里，把做好的饭菜给扔掉，把酒泼到和服上，摔断酒桌上艺人弹的三味弦，种种异于常人的举动，似乎在发泄他在暗夜行动中的恐惧和压抑，性格极为扭曲。 甘粕正彦（左）在“满映” 甘粕正彦（前）在“满映” 1945年8月20日，甘粕正彦服用氰化钾在理事长办公室自杀。那天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 一场豪赌，血本无归，一无所有。 随着甘粕正彦一起被埋葬的，是“满洲国”，和他的“大东亚电影圈”的梦想——如果从这个层面上理解，那的确是“血本无归”。他带着决死之心，在苏军进攻之际，同满洲兴业银行交涉，取出数百万日元现金支付给满映职员，他把“满映”的运营委托给中国职员，在同中国职员告别时说：“不管这个公司由中共运营，还是国民党运营，请在座的职员务必仔细保管器材。”此举获得了中国人的热烈支持，在防止建筑物、器材的损毁和掠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同关东军交涉，索要车辆，使得日本职员成功撤离长春，而在日本战败之前，政府到处征兵，他曾经力阻关东军征召“满映”职员。故而他的死才让很多人震惊。据说葬礼举行当天，送葬的队伍一直从“满映”排到湖西会馆，长达一公里，有三千多人，棺材的一侧是日本职员，另一侧是中国职员。 湖西会馆 或许是“满洲国”留下的阴影过于沉重，战后几乎所有旧“满映”中国职员谈起甘粕正彦，都说他是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头子、蛮横、如野兽般残忍，如今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三层高的史料馆里，有关“满映”的历史也寥寥几笔轻轻滑过。我却好奇：一个杀害无政府主义者的奉“忠君爱国”为至上目标的日本人，如何在日本的殖民地成为左翼知识人的庇护者；一个留学法国、出访德国积极吸纳欧洲先进电影技术的人，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喊出“将’自由、平等、博爱’驱逐出日本”的口号；一个精神的锁国主义者，如何在日本离开它的殖民地时将其创造的遗产全部交由现地人；一个冷酷的刽子手，如何成为一个理解他人痛苦、庇护他人生命的“绅士”“教养人”和“文化人”。去揭示甘粕的人生轨迹和复杂的人性，或许可以触摸到仍然徘徊在黑暗处的“满洲国”那纤细的神经吧？从另一个角度讲，他参与缔造的“满洲国”固然血本无归，但曾经任职“满映”的日本电影人归国创办了东横电影公司，而“满映”留下的设备、技术和人员也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如果说“满映”是战后中日电影的起点，大概不会有什么疑议吧。 原文以《揭秘伪满洲国“夜皇帝”甘粕正彦》为题刊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9日，刊载时有所改动。 陈 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陈言，本名陈玲玲，江苏宿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日本占领区文学、战争时期中日文学关系、大江健三郎及冲绳问题等，兼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著有《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合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 1931—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主要译著有《冲绳札记》（台北联经2009；北京三联书店2010）、《京都流年：日本的美意识与历史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等，编有《袁犀作品集》（北方文艺出版社即出）等，发表学术论文若干。 12 月 12 日 周 一 图文｜陈言、丽霞 编辑｜隽文 Manchukuo Research Center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