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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为了有效管理生活在我国东北的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聚居区，遂对当地人民编设佐领进行管理，是为“布特哈八旗”。在其成立后，历经了200多年时间，不仅巩固了清王朝对东北的管理，而当地人民也充当清廷兵源，为清朝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就来说一说“布特哈八旗”。  红圈“布特哈八旗”编旗所在地 “布特哈八旗”之立及其管理模式所谓“布特哈”的词义，满语为“打牲”或“狩猎”的意思，是清廷对南迁到嫩江中游的索伦诸部落的统称。先简单说一下“索伦”一词，从狭义上看指的是鄂温克部族，从广义上看，则范围是相当大的，凡是鄂温克、鄂伦春、卦尔察、毕喇尔等当地民族的统称，“自索伦骑射闻天下，于是后编八旗之达瑚尔、鄂伦春等部，世皆'索伦’呼之”。而据史书记载，随着“索伦”一词因为知名度提高，和“英勇善战”这个buff相关联，指代范围进一步扩大，凡是黑龙江当地的人群都喜欢“以索伦自号说者，谓索伦骁勇闻天下，假其名足以自壮”，可见，广义的“索伦人”中很可能还有当地汉军旗人。  《黑龙江志稿》中对索伦一词的解释  《圣武记》 而“布特哈”的范围史书很明确，据《黑龙江舆图说》记载为：国初，索伦、达斡尔、锡伯、卦尔察诸打牲部落杂居之，总名布特哈。很显然，很显然是指在嫩江中游以打牲为生计的土著民族，由于长期在酷寒的环境以狩猎为生，使得他们吃苦耐劳、勇猛敢战的精神，长期的狩猎生活也培养了他们孔武有力的体魄和战斗技巧，使他们有了成为优质兵员的基础，“索伦则远在黑龙江以北，挽弓十石，能自缚于树，射熊虎洞穿，负之而归”。  《圣武记》  《黑龙江舆图说》 而在康熙初年，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逐渐加剧，清政府对嫩江流域的索伦诸部管理也逐步加强，对当地民族进行编旗设佐，以加强黑龙江地区的军事实力。早在康熙四年，就已知设立了29个佐领，归理藩院管理。所谓“那恩（嫩的谐音，嫩江流域）地方二十九索伦佐领温察太、木朱虎等，入贡貂皮”。康熙八年，定索伦总管为三品，相当于副都统品级，清廷对当地部族的管理日趋严密。 为了更加有效的管理当地这些嫩江流域的土著民族，清政府根据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的区域分布情况，将其分编为8个管辖范围，分为5个阿巴（满语：围猎场）和3个扎兰（满语：连或队），为设立布特哈八旗奠定了基础。在黑龙江将军设立后，负责布特哈地区的直接管理从理藩院转向黑龙江将军，而在康熙二十八年，清廷正式设立在布特哈地区设立总管衙门，驻防于嫩江右岸的宜卧奇地方（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治所尼尔基镇），当地日常的军政民事务，由满洲总管、达呼尔总管、索伦总管各一员统辖。  《布特哈志略》 值得注意的是，有清一代布特哈地区被称为“布特哈城”，但是据《黑龙江述略》记载，其地并无城池，只有总管衙门一所，以及一些辅助机构，“有昭忠祠，有军械库，有卡伦五所”。  《黑龙江述略》 雍正年间，在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的建议下，又在原有的5个阿巴、3个扎兰的基础上，将布特哈地区的少数民族正式编为八旗，并扩编佐领，几经变动，在乾隆年间才基本确定佐领数量，但史书记载却有所不同。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根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布特哈八旗有索伦佐领47个、达呼尔佐领39个、使马鄂伦春佐领6个、使鹿鄂伦春佐领5个，共计97个佐领。而在嘉庆朝《大清会典》记载，布特哈八旗有索伦佐领47个、达呼尔佐领39个、使马鄂伦春佐领6个，共计92个佐领。其中区别就是有无使鹿鄂伦春佐领。个人认为其佐领数量应当采信《钦定八旗通志》其佐领数量应该为97个，而其每个佐领人数分编30～40丁，比传统的满洲、蒙古佐领少很多。其披甲数量常年保持在2000人左右（注：使马鄂伦春又称摩凌阿俄伦春，满语意为“马上”；使鹿鄂伦春“散处山野仅以纳貂为役者”，又称雅发罕鄂伦春，满语意为“步下”）。  《东北边防辑要》中两鄂伦春释义  嘉庆朝《大清会典》记载的佐领数目  《钦定八旗通志》记载的佐领数目 其三总管下，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笔帖式——领催——披甲职级形成当地的组织结构。各旗的副总管由当地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中选取。如《钦定八旗通志》记载布特哈八旗组织结构如下： 总管3人：满洲总管1人，索伦、达呼尔总管2人。 副总管16人：满洲副总管8人，索伦副总管5人，达呼尔副总管3人。 佐领97人：索伦佐领47人、达呼尔佐领39人、使马鄂伦春佐领6人、使鹿鄂伦春佐领5人。 骁骑校96人：索伦骁骑校47人、达呼尔骁骑校39人、使马鄂伦春骁骑校6人、使鹿鄂伦春骁骑校4人。 笔帖式4人。 兵2000人：领催200人。骁骑1800人。 当然，不同年代各种文献记载还是有些不同，尤其是兵员数量差异有些大，下图是《黑龙江志稿》转引的各本史书记载的布特哈八旗官兵数量，供读者参考。 《黑龙江志稿》 布特哈总管相对于黑龙江其他驻防区有着独特之处，其管辖范围没有严格的疆界，而是随着旗下打牲部落狩猎范围的需要扩大或者缩小，所谓“布特哈专辖牲丁，其牲丁所至之地，皆布特哈总管巡查之地”。 《黑龙江舆图说》 布特哈八旗军事和经济差役自布特哈八旗军政机关成立之后，当地的打牲民众就开始承担各种军事职役，如应调出征、驻守卡伦等等。布特哈总管每五年就要在布特哈八旗中进行一次测定检查，凡是年满15岁、身高5尺的男子都要被编入“余丁”，待到18岁，再转为披甲，每年要在佐领、骁骑校的带领下进行定期的训练，以备战时之需。早在雍正九年，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就亲自前往前往布特哈地区挑选布特哈地区挑选壮丁3000名前往呼伦贝尔驻防，内有“索伦（此处当指鄂温克）一千六百三十六名，达呼尔七百三十名，陈巴尔虎二百七十五名，鄂伦春三百五十九名”。后由于局势逐渐稳定，被清廷部分遣回布特哈地区。 《黑龙江志稿》 除了被调动到呼伦贝尔，还被调到博尔德（黑龙江讷河县）驻防市。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驻防博尔德的索伦兵在晚清被编为了东路布特哈。“黑龙江将军卓尔海奏言：查打牲人共二千三百四十九名，请挑选一千名，令往齐齐哈尔城北本尔得地方居住”。 《清世宗实录》 在四处驻防并接受清廷的军事调遣的同时，还要巡查布特哈地区的卡伦，共计5处，分别是喀尔开图卡伦、乌尔布齐卡伦、吉尔吉哈诺尔卡伦、温托珲卡伦、喀喇山卡伦。 《黑龙江外记》 与黑龙江驻防八旗不同的是，布特哈八旗打牲人丁，除了要履行军事职能，还要履行经济职能，所有布特哈地区的旗丁凡身足五尺者，即入丁册，每年缴纳貂皮一张，“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貂皮一张”，这就是有清一代长期保持的贡貂之制，是清廷重要的貂皮来源。“贡貂之制”有利于保持当地土著的骑射技能，但同时也是强加在打牲人丁上的沉重负担。 《黑龙江外记》 值得一提的是，布特哈打牲人丁虽然承担着沉重的军事职能和经济职能，但当地少数民族官兵却多是只能享受“半俸”，“布特哈官，满洲全俸，索伦、达呼尔半之”，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计而已，这与黑龙江其他地区的驻防八旗比起来显然有很大的不公。根据《黑龙江述略》解释，那是因为打牲人丁是当地土著，在当地各有产业谋生，朝廷给发俸饷属于打赏性质，表个心意而已，当然不用计较多少。这话说的就不地道了，事实上布特哈兵丁平时既要训练，又要捕貂，又要出军事任务，面对沉重的差役赋役，仅靠自力更生真是够呛，饷银发的少，那不是把人往死里逼么。 资本家：还是大清懂我！！！！！
《黑龙江述略》 屡出征战，多树勋业布特哈兵丁吃苦耐劳、尚武有力使其有着成为优秀军人的基础，其性又朴实，“布特哈旗人性情朴厚而质直，见义忘利，为国忘家”，自从被编为八旗体制之后，自然常年奉命应调参加各种战事。乾隆年间，“十全武功”布特哈八旗兵丁几乎是打满全场，平准、定回、征缅、征廓尔喀都有当地索伦人的身影，身为清廷开疆拓土的主力之一，得到了清朝当权者的高度赞扬，所谓“打牲索伦等处兵丁，人甚壮健，枪箭敏捷，惯走山林，颇耐劳苦”。由于参加战事频繁，不少人晋级为了高级军官，成为了清军的骨干，“世代出将，号称贵种，咸丰、同治间，内省寇乱，以马甲积功至将军、都统，佩钦差大臣关防者，多出此两部（鄂温克、达呼尔）云”。 《黑龙江志稿》 如清朝著名将领海兰察就是西布特哈的索伦人，由一位普通的牧奴，屡立战功，至正一品的领侍卫内大臣。在征伐金川之役中，攻打萨斯甲岭，山中有两大碉，“削绝壁立，料我兵不能至，未甚备”，海兰察率领600索伦精锐“猱引而上”，攻克碉楼，尽歼敌军。 《圣武记》海兰察攻碉楼事 由屯，西布特哈达斡尔人，黑水营之战，随兆惠屡败回军，被乾隆赐予巴图鲁，“图像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位次”，最后，官至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乾隆为其作赞：本射生手，狼不暇走。杀之以贼，如探囊取。 《布特哈志略》 苏彰阿，西布特哈达斡尔人。同治年间，随军镇压陕甘回变，在金积堡与敌遭遇，“苏彰阿先登，殪其渠一人，手砍二人”。又率军攻破宁夏满城外敌军营垒，被赐予法尔沙泰巴图鲁名号。 《布特哈志略》 当然，这些都是功成名就的案例，更多的索伦军人牺牲在了保家卫国的路上，如乾隆末期的驱廓护藏之役，索伦将官英勇善战，伤亡很大，如台斐英阿、阿满泰、棍德依、贵英等都为保卫西藏牺牲。据《黑龙江志稿》记载，有清一代，索伦兵共出征“六十有九次”，“转战几达二十二省”，官兵死亡67730多人，大多战死疆场，“其庆生还者，十不一二也”。有些家庭因为常年的战事而绝户，以至于朝廷颁发的赏恤，无人承接，“恤赏渥颁，而无人承袭”。如此高烈度的战争，无疑让索伦成年男丁急剧下降，对当地的发展和边防的巩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黑龙江志稿》 附：贡貂之制使布特哈打牲人丁生活更加艰难。上文我已经说道，布特哈旗民凡身高满5尺者，每年均要贡貂皮一张。这项差役事实让他们苦不堪言，为了得到上好貂皮，布特哈旗民不得不远走外兴安岭捕貂，往往秋天出发，第二年春天才能返回，途中艰辛不说，往往还会空手而归。 即便是辛苦得一好貂皮，由于清廷政局日趋腐败，使得布特哈牲丁备受敲诈勒索之苦，无良官员竟然指鹿为马，将上好貂皮指作次品，逼他们以贱值出售，“入格者，故为掷还，阴以贱值逼买，无问大小，概银九钱，布特哈怒不敢言，而减价之议未己”。这无疑更加重了布特哈人民的负担。 《黑龙江外记》 尤其离谱的是，就连那些战死沙场官兵的遗孀或者遗孤也要继续缴纳貂皮。常年累月的战事、上贡貂皮加上其他名目繁多的差役，使得布特哈人民不堪重负，以至于黑龙江土地荒芜，民生凋敝，“为兵者一身应役，势难及于耕耘，而闲处者又多无力购牛、犁，以开荒于数十百里外”。 《黑龙江外记》 至晚清光绪年间，由于过度捕猎，布特哈地区已基本无貂可捕。而外兴安岭为沙俄割取后，捕貂区域更显局促，事实上，贡貂之制已经难以维持。光绪三十四年（1908），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上奏，黑龙江省民生艰难，“兵丁日形困苦，供亿实属艰难”，恳请暂缓征貂，清廷才让贡貂之制暂停三年再说。幸好1912年清朝灭亡，布特哈旗民才摆脱贡貂之制的束缚。 《周中丞抚江遗稿》 综上所述，布特哈八旗的编设，增加了八旗的兵源，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有利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客观上促进大一统局面。但另一方面，无休止的军事任务和贡貂等繁重的劳役也使得布特哈地区人丁锐减，民生受到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引用文献：《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钦定八旗通志》、嘉庆朝《大清会典》、《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圣武记》、《布特哈志略》、《黑龙江述略》、《黑龙江外记》、《黑龙江志稿》、《黑龙江舆图说》、《周中丞抚江遗稿》、《东北边防辑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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