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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次坞镇工作了七年有余，不可能没听说过柴先生，但仅仅知道他是位历史学家，师承“史学二陈”的陈垣（字援庵。另一位即陈寅恪）。连他作为历史学家处于什么地位、作为陈门弟子相承什么衣钵都一无所知，真是近水楼台未必先得月。尤为惭愧的是，之前我还得机会拜谒柴德赓次子邦衡，他虽是吉林工大的教授，却在动荡年代将尊人研习多年的《宋史》带在身边，肯定也是有着不少故事的，却一点没启发我去更多地了解这位学术大家。看似缘悭一面，实为黑发不知勤学早也，还奢谈什么发掘历史文化内涵？  全祖望（号谢山），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胡天游（字稚威），山阴（今绍兴市）人。两人“生则并时，地则同省，乾隆丙辰（1736）又同举博学鸿词（考拔文士之科）”，他们应该有交集的。然而，在各自的著作里，“均不见二人有文酒往还之迹”，这就是柴先生本文意欲考定之问。我想说的是，就这么一句话，说者至少得通读了全氏的《鲒埼亭集》和胡氏的《石笥山房集》。现在有些人动辄就说“翻遍《二十四史》”（发现了什么或者没发现什么），想想都害臊。 柴先生的依据远不止于此。全氏所著《公车征士小录》不见胡氏。又，《鲒埼亭集》有文称“浙有妄男子者”，参阅朱仕琇所作胡氏传、袁枚《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记载，则“妄男子非稚威莫属矣”。显然，全、胡关系并不咋的。问题在于，“谢山之与稚威，相处不满两年，而所以摈斥之者，如此其甚焉，是必有故”。  二是“稚威声望过甚，同时人誉之过情，为谢山所不喜”。有湖北黄冈人、御史万年茂将胡氏视为浙江第一人，连柴先生都觉得不公。与胡氏同科者，除了全氏，万经、厉鹗、杭世骏、齐召南，哪个不是“家怀珠玉，互称雄长”？而万年茂“仅知一胡天游，便目为浙江一人，则置诸君于何地”？ 如果止于这个层面，也就文坛一掌故而已，大概是柴先生不甘为之的。柴先生的学生刘家和谈及老师的史论观，谓陈门弟子白寿彝的“倾向是论”，“都是宏观的论”；而柴德赓“重的是考”。刘家和说的是柴先生另一部著作《王西庄与钱竹汀》（你看标题何其相似），可学术风格总是一致的，称“这里有史、有料、有论”，而且柴先生“还没有真考。要是真考的话，能写出大文章来，结果就没人看了”。如此，才明白“援庵先生的学术这时在柴、白二位先生中间是变成合一的了”。尤其是柴先生，既继承了老一辈“建立在考的基础上的论”，又“考得恰当，把问题都说明白了”，“也不算简单扣纯粹的帽子，分析入微”。  回头读《全祖望与胡稚威》，其旨亦远。对于当时社会对胡氏的过度赞誉，先生论曰：“夫誉同时之人，必当其分，庶受之者无愧，闻之者心折。”此非惊天之语，便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事实呢，这样的万年茂还少吗？“若标榜逾恒，抑扬太过，则旁观冷笑，讥讪随之，今古人情，均不能免于此弊”。全祖望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于普通人而言，历史上的人和事，多仰仗史家的公允之论。他们的节奏如果被带偏了，常常，普通人就无法接近真相。柴先生并没有像全氏一样，把胡氏一棍子打死，而是认为齐召南于胡氏身后为之作序，“诗文工且敏，磊落擅奇才，下笔惊人，矫挺纵横，不屑屑蹈常袭故，雄声环伟，足与古作者抗力，必首推山阴胡稚威”云云，“此盖棺论定也，稚威可以瞑目矣”。虽说“人贵自立”，带来的“性不相近”又“何可强同”？若是“喜则举之上天，怒则按之入地”，还不就是曹丕所谓“文人相轻”？ 柴先生此作发表于战乱之年，鼎革后自身又被视作“旧文人”，想必不太有人关注之、深思之、谨戒之。要不，随后的文坛纷争不至于如此惨烈吧？  柴先生又曰：“君子患所以立，求其在己，不托飞驰之势，不假良史之辞，姓名自足传后，是则可尚也。”柴先生就是这样的君子。当年以北师大历史系主任之身份，奉调至江苏师院，受命创建江苏省属高校第一个历史系，他就没有顾虑？但他在行政事务之余，仍孜孜于学问，一字一句抠史料，一点一滴垒史观，不倚势求腾达，不擅美以流芳，成就了学术，也成就了品格，所以后人至今称颂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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