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不跑回家？”
“跑了还不是一个样啊，俺认命了，俺就是这样的苦命人！”
当26岁已经被拐卖10年的罗小佳被问道为什么不逃回老家时，她的回答却令在场的人沉默了。
丈夫多年家暴，婆家穷得漏风，婆婆却笑着说：“给她路费她都不回去。”
被拐卖后的苦涩生活
2001年，胡杰导演在来到山东临沂某贫困农村拍摄素材时，与当地多位农村妇女交谈后，得知她们大多数都是从云南拐卖来的。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一个村子里被拐卖来的妇女居然多达40多人。
导演对她们进行了深入采访，最终选择了罗小佳作为典型代表，以她的视角讲述这些被拐妇女的故事。
导演最先了解的是她的丈夫张宝亮一家人的情况。
张宝亮是张家年纪最小的儿子，从小在父母和姐姐的宠爱下十分懒惰。
长大后，懒汉之名在附近的村子里可谓是臭名昭著，加上他们家本身也穷困，所以几乎没有年轻的姑娘愿意嫁过来。
张家的老母亲对儿子的婚事很是着急，尤其是希望找个媳妇儿传宗接代，于是便托人从人贩子那里买来了一个姑娘，她就是罗小佳。
看着对面皮肤晒得黝黑，咧着大白牙，总是带着一副笑脸的罗小佳，胡杰觉得她是被拐卖的妇女中最爱笑的一个。
但即便如此，她的笑容里也似乎隐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苦涩。
罗小佳是1993年来到山东的，她被一个被叫做二姐的远房表姐，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张家当媳妇。
刚到村子里没几天就结婚进了洞房，没有正式的婚礼，甚至没有没有宴请宾客。
“你一个云南人还想举行婚礼？净想美事吧，他家这么穷，他自己贴自己都困难。”
罗小佳打趣地说道，话语中似乎有些怨气，但笑容里却满是释怀和不在乎。
事实上，别说是婚礼了，丈夫张宝亮又懒又穷，连自己做家务干农活都不积极。
婆家的屋子也是坑坑洼洼，四面漏风，好在这里的土地比云南平坦肥沃。
两个人刚刚结婚，罗小佳第二天就被带到地里干农活去了。
近10年来，家里的农活家务基本都是她在操持。
而且，她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因此婆婆一提起她来总是满意地笑。
然而，张宝亮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婚后经常一言不合就要家暴。
甚至在当年儿子快要生下来的时候，他根本不顾妻子，自己在一旁呼呼大睡。
叫他去喊接生婆来接生，他都不情愿。
直到孩子生下来了，接生婆才匆匆赶到，给快冻僵的孩子剪脐带。
可即便如此，罗小佳都没有想过逃跑，却因为受不了丈夫的家暴和铁石心肠想过自杀。
那天她一气之下喝了两口农药，被人发现后及时救了回来。
自那以后，婆婆和村里人对张宝亮一通责骂，他这才不再家暴了。
罗小佳也被教育了一通：“你走了，孩子怎么办？”
她这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了，她也有了自己放不下的责任。
我认命了
明明已经这么苦了，为什么不直接逃跑回家？
提到这个问题，婆婆和罗小佳有相同的答案，也有各自不同的理由。
婆婆笑着说“她要想回去，我给她路费都让她回去。你要不回来咱们就散伙，只要把孩子搁下就行。”
罗小佳对于儿子张有福也很重视，那是她这辈子最重要的牵挂了。
她害怕自己走了以后，儿子被人指指点点，说是没妈的孩子。
回想起自己被拐卖后无依无靠的生活，她就怕儿子重复自己这个没有家的人生。
她还期待着将儿子养大，让他好好读书，以后不要和自己一样没文化，过苦日子。
当然，罗小佳偶尔会想念曾经的家和母亲，一想家就唱一首山歌。
但不逃回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自己称：“跑了还不是一个样啊，俺认命了，俺就是这样的苦命人！”
罗小佳提到村里的40多名被拐妇女，她们大多和自己一样沉默寡言，但都勤劳能干。
每逢过年过节，她们只有和命运相同的被拐妇女聚在一起才会有说有笑，仿佛当初被拐卖前的少女一样，流露出天真的模样。
当初的确有少数人逃跑并成功的，但她们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留下来，都和罗小佳一样认命了。
导演胡杰有些不能理解，什么叫做认命了，难道在自己父母亲人身边，不比在陌生人旁边更安心吗？
这让罗小佳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
她在1975年出生于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内的一个小山村，父母也是靠种田为生。
在弟弟妹妹出生后，作为大姐的她就开始学着干农活和家务。
在同龄小伙伴都上学读书的时候，父母却告诉她女子无才便是德
村里的干部想要劝说父母同意她去读书，也遭到了拒绝。
在父亲积劳成疾以后，罗小佳很快成了家里的青壮年劳动力。
但为了养活弟弟妹妹，给父亲治病，家里的穷根一直没有改变。
无论怎样努力地干活，她都买不上一件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只能穿母亲穿过的，或者打了补丁的旧衣服。
哪怕是从集市上买来的新发卡都能让她高兴好久。
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着女儿已经快成年了，父母本来想将她嫁出去，却又舍不得，想多留她干几年活。
那些从云南山村被拐卖的妇女们之所以认命，多数都和罗小佳有着类似的经历。
她们的家境本来就不好，那边的山区农田十分贫瘠，有的吃饱饭都难。
家里还重男轻女，女人的命运多是被家里嫁给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而且有的彝族地区有女人干活养男人的“传统”，在她们看来，那样的生活与现在没什么不同。
所谓的认命其实也可以叫做“向命运低头”，多数被拐妇女身上没钱，自身又没有文化和见识，即使逃跑了，也做不起车，跑不回家里，大概率还有可能再次被拐卖。
事实上，越穷的地方越不缺少人贩子，很多人都是家乡的熟人甚至亲戚，联合人贩子拐卖走的。
拐卖与回家
罗小佳还记得自己是怎么被拐卖的。
那是1993年春节的时候，她们家里突然来了一位远房亲戚的表姐，罗小佳叫她二姐。
二姐是去过的城里见过世面的，总是会带着罗小佳去城里赶集。
见识到了城里人光鲜亮丽的穿着和繁华的生活环境后，她就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
二姐却对她说：“这都不算是什么，在远方的的城市里，还有更好看的东西，有的东西你想都想不到。”
罗小佳深以为然，她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有多少见识，肯定想不到城里有多好。
她虽然也渴望城里的生活，但自己只会种地和做一些手工，想来在城里活不下去。
然而，二姐却对她说：“想去城里生活还不容易，你二姐我也没读过什么书，还不照样在城里生活。你要真想去，过完年跟着我去城里打工，那些活都不难的，你这么聪明勤快，保准一学就会！”
在二姐的怂恿下，罗小佳也不禁心动了，尤其是在听到打工赚的钱比种地多以后，一个去城市的梦就再也挥之不去了。
很快，罗小佳就向父母提了这件事，父母其实也有些心动。
哪怕他们不同意让女儿出去打工，她很快也要嫁人的，没办法在家里干多少活。
要是去大城市打工赚钱了，却可以把钱寄回家补贴家用。
就这样一家人掉入了二姐编制的美梦中，罗小佳也就此坐着车离开了。
那几天时间，她先后坐了大巴车、火车和三轮车，比她一辈子坐的车都要多。
辗转多时，罗小佳看到了火车站的繁华，看着被二姐带在身边的其他妇女，心里却产生了疑问。
很多女孩不像她这么乐观，多数看着都是灰头土脸，没有笑容。
其实她们中有些是被父母亲自卖掉的，自然知道自己的结局，也就因此非常害怕。
当罗小佳试图接近和跟那些女孩聊天的时候，却被二姐和其他人贩子呵斥了。
看到一直对她和颜悦色的二姐突然如此凶神恶煞，罗小佳非常害怕，立刻老老实实地不敢再交头接耳，只是疑惑地望着来来往往地人群，但心中仍然期待着大城市地生活。
期间，她的确在下火车站的时候看到过大城市的模样，但很快就被二姐带到了另一个偏僻乡镇和农村。
经过一路颠簸，罗小佳被带到了张宝亮家里，他比罗小佳大了9岁。
两人见面的一天晚上就被送进了洞房，而二姐早就拿着4000元跑路了。
2003年，在导演胡杰的帮助和婆家的支持下，罗小佳时隔10年卡起了第一次返乡之旅。
当被问到媳妇要是一去不回怎么办时，丈夫虽然面对镜头会满怀笑意，转头却一脸忧愁。
婆婆倒还是那么看得开，笑着说：“她回不回来全看她自己，要是不回来，就当没买过这个媳妇。”
而年仅8岁的小儿子面对这个问题有些不知所措，点着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不回来能怎么办，不回来又叫不回她来。”
又经历了如同被拐卖时的颠簸，罗小佳一路辗转终于回到了老家。
村民们听说她回来了，晚上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也算是用当地的特色欢迎她。
同样是穷苦的家庭，家乡却又自己割舍不了的亲人和乡音。
然而，罗小佳最终还是离开了，是母亲让她离开的，也是年幼的孩子在内心的呼唤让她离开的。
正如她自己所说，这就是她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