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研究——基于组织印记与社区嵌入性的考察

摘要：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企业作为结合市场手段与社会目标的创新型主体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重大，但鲜有研究对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进行总结与区分。本文从组织印记与社区嵌入性视角将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分为服务型参与模式、悬浮型参与模式、耦合型参与模式与经营型参与模式四种，同时结合案例具体分析了四类社会企业的行动特点与行动结果，由此探讨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最后从动态的视角分析了社会企业模式的转换机制以及转换路径，以便更好地推动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
关键词： 社会企业;社区治理;参与模式;

一引言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构成，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环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是社区治理的核心目标，而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社会企业作为借助市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和创造社会价值的新的组织形式，普遍被认为是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之后推动社区治理的“第四部门”（黄英，2021），近年来，随着社会企业的兴起，国内不同地区涌现出形式多样的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探索（崔月琴、母艳春，2021），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丰富了社区治理的内涵。

回顾以往研究，可以将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文献归结为三个视角。一是功能视角，研究认为社会企业将社会目标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的尝试能够弥补市场组织缺乏社会目标的缺憾，也能够补足公益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资源匮乏的短板（高传胜，2015），社会企业能够通过供给公共服务、推动社会就业、保护社区环境、提升邻里关系解决社区问题，推动社区发展（王天夫等，2017）。二是行动视角，案例研究发现社会企业可以通过赋权给邻里居民，促进邻里互助，创新社区服务供给的模式（张维维，2020），也可以充当社区经纪人的角色，通过开展社区经营活动活化社区资源，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链接资源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苗青、赵一星，2020）。三是制度视角，研究指出法律的空白与基层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是社会企业难以在社区中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崔月琴、金蓝青，2018）。而政府搭建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制度平台不仅有助于夯实党在社区的执政基础，也有利于促进居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李威利、马梦岑，2020）。总而言之，虽然已有研究看到了社会企业对社区治理的意义以及社区中社会企业的多种实践面向，但缺乏从类型学的视角对社会企业参与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部分成果缺乏理论上的深度提炼。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构成了本研究的关注点，基于此，本研究试图讨论以下问题：首先，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受何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哪些参与模式？其次，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不同模式的特征是什么？最后，不同模式之间能否相互转换？如何转换？怎样改进？由此，本文首先在文献梳理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从组织印记与社区嵌入性两个维度构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其次结合四个实践案例对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进行分析比较，最后，从动态演变的视角讨论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机制与路径。

二组织印记与社区嵌入性———一个分析框架
考察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化的行动进行分析，权变理论认为在不同组织特征下组织呈现出差异化的行动逻辑（Bradshaw,2009），其中，作为重要组织特征的组织印记尤为关键，因为组织印记一旦产生，便会烙刻于组织的价值观与结构之中，对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Stinchcombe,1965）。另一方面，嵌入性理论认为组织并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嵌入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实体，这种嵌入性的关系网络会给组织行动带来机会与约束（Granovetter,1985）。据此本文引入组织印记与社区嵌入性两个关键因素来构建一个类型学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不同的模式。

（一）组织印记
印记最早源于英国生物学家斯伯丁（Douglas Spalding）观察到的鸟类跟随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的趋势，强调早期经验在“本性中留下的印记”（Marquis&Tilcsik,2013）。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印记理论形成了两个关键的命题：一是敏感期的存在，强调敏感期发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二是敏感期的经验结果带来随后行动的稳定性，强调印记的持续存在（Immelmann,1975）。斯廷奇科姆（Arthur L.Stinchcombe）首次将印记理论引入组织研究领域，他将企业创业的初始阶段作为敏感期，认为初创时期的环境条件使得组织设置了难以改变的结构和惯例，从而影响组织的生存与发展（Stinchcombe,1965），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着眼于组织内部，指出创始团队的早期决策会形成初创印记，影响组织的行动（Baron,et al.,1999）。社会企业由于具有市场与社会的双重逻辑，因而在创始阶段可能形成市场印记或社会印记。市场印记指的是社会企业创始人或团队对市场使命方面的强调，推动社会企业形成商业化的组织结构与人员聘用模式，使得社会企业专注于市场实践，满足服务对象需求，从而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但也易于社会目标偏移。社会印记是创始人或团队对社会使命方面的强调，拥有社会印记的社会企业更关注受益人的利益，社会印记不仅能够引导社会企业招聘具有社会公益理念与背景的工作人员，也会推动构建激励实现社会使命的组织结构，通过这些方式，社会印记帮助社会企业维持对社会使命的关注，抵消社会目标偏移的风险，实现组织的社会价值（Battilana,et al.,2015）。

（二）社区嵌入性
嵌入性最早由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而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与埃文斯（Peter Evans）等人发展了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嵌入性指的是个体或者组织多大程度上嵌入一个网络的内部。嵌入性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讨论，分别是关系嵌入性与结构嵌入性，关系嵌入性是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关乎二者关系的内容、方向、延续性及强度等方面，而结构嵌入性则是互动双方各自成为更大结构中的一部分，主要涉及关系联结在整个网络中的位置、规模及密度等方面（Granovetter,1985）。对于社会企业而言，嵌入性在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拉什图（Addisu A.Lashitew）等人在对肯尼亚社会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嵌入性使得社会企业将社会问题内在化，也提供了实施和合法化社会创新的各种资源，从而推动了社会企业实现社会目标（Lashitew,et al.,2018）。在社区治理的参与过程中，社区层面的嵌入性尤为关键，研究表明，与居民、居委会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嵌入社区之中的社会组织能够获取社会层面的资源与合法性支持，维持与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合作，扩大社区治理的范围，为社会组织的目标实现提供基础（王名、张雪，2019）。反之，脱嵌于社区则会使社会企业的社区参与行动处处受限，甚至难以维持运转，最终退出社区（王天夫等，2017）。

（三）分析框架：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类型
根据组织印记与社区嵌入性的差异，可以将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化形态划分为“社会印记—嵌入社区”、“社会印记—社区脱嵌”、“市场印记—嵌入社区”与“市场印记—社区脱嵌”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社会企业的社区治理实践与市场经营实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了服务型参与、悬浮型参与、耦合型参与与经营型参与四种社区治理的模式。

1. 服务型参与模式
社会印记会指引此类社会企业形成有利于社会目标实现的组织制度安排，雇用具有社会使命感的员工，社会企业的注意力也会集中在社区服务实践上，此类社会企业一般借由社区支持通过服务供给嵌入社区之中。另一方面，虽然社会企业也会在社区中开展一些经营活动，但受制于社会目标与社区约束，社会企业不会投入较多精力在经营实践上，其经营收入大多也被用来维持组织运作。此类社会企业开展了大量的社区服务供给实践，可以将此种模式称作服务型参与模式。

2. 悬浮型参与模式
虽然社会企业具有社会印记并由此形成了利于提供社区服务的组织结构与人员安排，但由于并没有嵌入社区之中，缺乏社区资源与合法性的支持，社会企业的社区服务供给举步维艰。另一方面，社区中社会企业的市场经营活动往往依托于社区居民，此时社区居民也是社会企业的顾客，但由于难以嵌入社区之中获得顾客基础，社会企业的经营实践也仅仅是在形式上维持，此类社会企业的社区服务供给与市场经营实践都悬浮于社区，因而称为悬浮型参与模式。

3. 耦合型参与模式
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系统或逻辑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吴玉鸣、张燕，2008）。这里指的是社会企业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耦合。一方面，市场印记使得社会企业形成了有利于市场经营的组织结构与人员安排；另一方面，社会企业嵌入社区之中也会受到社区方面的约束，必须将市场手段与社会目标耦合起来才能实现双重价值，社区方面也会为社会企业的耦合市场经营与社会目标活动提供保障。因此，此种将社会逻辑与市场逻辑耦合起来的模式可以称为耦合型参与模式。

4. 经营型参与模式
此类社会企业具有市场印记并由此形成了利于开展市场经营活动的组织结构与人员安排，也倾向于将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耦合起来开展市场经营活动实现社会目标，但由于脱嵌于社区，缺乏社区资源与合法性支持的社会企业难以有效地通过经营活动满足居民的需求，于是，社会企业便倾向于其他经营活动获取资源以维持其组织运作。由于此模式下的社会企业相较于其他模式而言开展了更多的经营实践，因而称为经营型参与模式。

三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案例比较分析
由于需要比较社会企业的参与结果，选择同一类型的社会企业更易比较，遵循案例研究的最相似原则，本文选择了Z集团(1)1衍生的四个社会企业，分别是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调查发现，四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符合社会企业目标的社会性与手段的商业性两个根本特征（王名、朱晓红，2010）。首先，就目标而言，四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Z集团承接C市民政部门综合养老项目为长者提供服务的产物，其社会目标在于为长者提供专业的养老服务。其次，就手段而言，虽然四个社会企业都依托Z集团的资源支持开展了包括社区超市、长者餐厅、组团旅游与家政服务等在内的市场化经营活动，但其仅仅将市场经营活动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由于C市民政部门综合养老项目的约束，即使是有着强烈经营偏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也将公共养老服务的供给作为核心目标；二是四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通过市场经营获取的收入都用于维持组织基本运转或扩大经营规模，并没有用于工作人员的薪酬给付。

虽然衍生于企业，四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仍旧保持着结构的独立性。首先，从组织结构上讲，Z集团并未将衍生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纳入结构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支持其发展运作。其次，从人员结构而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不是Z集团的工作人员，其薪酬主要源于C市民政部门综合养老项目资金(1)2，由Z集团代为发放。最后，从运作结构而言，Z集团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成立之后便撤出，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负责组织运作并自负盈亏。

四个社会企业都是Z集团衍生的产物，因而具有相似的初始特征，同时都诞生于2017～2018年(2)3，面临一样的政策环境，这样就控制了其他组织特征与政策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这四个社会企业的组织印记与社区嵌入性有所差异，由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参与模式（见表1），反映在理论上就可以满足我们多案例研究理论抽样的要求。另外，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笔者在四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习期间对工作人员与居民开展的半结构化访谈、被访者提供的档案资料与二手资料，上述材料相互补充与印证，以增强案例的充分性和准确性。

  

表1 四个社会企业的组织印记与社区嵌入性情况  下载原图

（一）服务型参与模式：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调研发现，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具有较强的社会印记，其创始人兼负责人Y女士毕业于社会工作专业，她希望将自身的知识运用于养老服务领域，为老人提供专业服务。基于此，她与团队构建了有利于社区服务供给的组织结构与人员安排，并将大量精力投入社区服务供给之中。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块最主要的能力就是要有一颗对待服务对象的真诚的心，跟他们搞好关系，活动就比较好开展了（养老中心访谈记录DXF20200412）。

我们现在这主要工作有两块，一块是日常服务活动，这块是我管的，主要包括管理活动室呀，指导老人进行服务呀，另一块内容就是各类活动，这块小W和小L负责，主要就是制订服务计划，为长者提供服务（养老中心访谈记录DXF20200412）。

同时，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能够嵌入社区之中。在结构嵌入性层面，就权责结构而言，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S社区居委会签订了三年的服务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责关系。就空间结构而言，入驻期间S社区居委会腾出三楼办公场所免费租借给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作为办公室以及开展活动的场所，二者在空间上形成了互嵌结构。在关系嵌入性层面，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S社区居委会、居民通过互惠合作形成了持续的信任关系，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居委会一同开展了“健康义诊”“免费美甲”“便民服务”“八一慰问老人”等活动，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也与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

其实我们跟社区（居委会）都是一家人，比如他们有啥忙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去帮他们，他们也是每次给我们做活动提供很多资金和人员支持（养老中心访谈记录CN20200617）。

他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好，每次都带着我们开展活动，还给我们做免费体检，给我们提供康养服务，说实在的“远亲不如近邻”，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邻居”（居民访谈记录LS20200623）。

在“社会印记—嵌入社区”结构的影响下，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行动呈现出“服务导向”与“补充经营”的特征。“服务导向”指的是社会企业的实践行动基本都是围绕社区服务供给展开的，除了上述提到的公益活动，调研还发现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依托Z集团为长者提供康养护理服务，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与公益创投项目为长者提供公益性质的服务。“补足经营”则指在市场行动领域，社会企业的经营实践主要是为了补足组织缺乏资金的短板。例如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S社区居委会的引导与支持下建立了长者餐厅，其经营收入主要用于维持组织运转，以便更好地供给社区服务。

居委会告诉我们这边老人用餐困难，看我们能不能帮助建立个长者餐厅，然后我们就开始尝试，我们不赚钱，收入也主要用于维持组织运转（养老中心访谈记录CN20200612）。

从社区实践结果来看，调研发现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共承接了4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公益创投项目3项，累计为278位长者提供了包含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心理慰藉在内的专业服务，为2000余位老人提供了多样化的公益服务。此外，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还建立了3个服务微信群为社区居民解决各类问题。

（二）悬浮型参与模式：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创始人兼负责人N先生长期耕耘于社会服务领域，使得社会企业烙上了社会印记，他与创始团队构建了有利于供给社区服务的组织结构与人员安排。

你也看到了，我们这边就三个人，其中我主要负责项目策划、社区活动的开展，我们负责人N先生主要负责与集团那边对接，还有就是L阿姨，她协助我们开展社区活动（养老中心访谈记录XZC20200414）。

我们这边之前有两个员工，他们老想着进来赚钱，因为觉得我们是企业，希望能给他们多发工资，我马上给他们说，我们这边不是赚钱的地方，要去去别的地方，两个月后他们都离职了（养老中心访谈记录YMT20200618）。

同时，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没有嵌入社区之中。首先在结构嵌入性上，一方面，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离M社区居委会约3公里，二者在空间结构上并不毗邻，另一方面，虽然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M社区居委会签订了服务合同，但二者对合同的细节规定存在不同的理解，由此产生的嫌隙一直难以解决，二者的权责结构并不稳定。在关系嵌入性上，不愉快的合作使得M社区居委会与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二者互动逐渐减少，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也难以获得社区居委会资源方面的支持。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与沟通，部分居民并不知晓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位置。

我们刚刚进入社区的时候签订了服务合同，规定我们为居民提供服务而居委会给我们资金与场地支持，但居委会拿到街道给我们的资金后觉得这部分资金是给他们的，其实我也知道就是他们希望从我们这边拿点“好处”，然后我们不同意，所以关系一直不好（养老中心访谈记录XZC20200412）。

之前过来我还以为是社区的文化活动场地，没啥宣传，后来才知道是养老服务中心（居民访谈记录WY20200414）。

“社会印记—社区脱嵌”结构下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行动具有“服务悬浮”与“形式经营”的特征。“服务悬浮”指的是社会企业提供的社区服务浮于表面，难以落实。例如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虽然设置了舞蹈室、书画室、歌唱室、棋牌室与综合活动中心，但在这些活动室活动的老人并不多。“形式经营”则指社会企业的市场经营实践仅仅在形式上维持运作。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Z集团的支持下建立了社区超市，但由于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专注于社区服务供给，加之难以嵌入社区，鲜有居民前来购物，因此社区超市仅仅是形式上维持运作。

从社区参与的结果来看，调查了解到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月均服务人数为50余人，仅仅满足了社区部分长者的需求。其依托Z集团购买的医疗器械长时间没人使用，同时其设置的活动室也处于闲置状态。调查还发现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了“健康义诊”、“爱心理发”、“公益插花”与“健康知识讲座”等活动，但大部分活动参与人数不多。

（三）耦合型参与模式：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市场印记源于负责人M女士市场方面的工作经历，其市场营销的理念与工作经验推动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构建起了市场导向的组织结构与人员安排。

实际上，也可以把我们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理解成一个产品，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产品推销给社区与顾客，这就需要我们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养老中心访谈记录MYS20191015）。

之前有一个人就天天待在活动室，老人来了就做一点活，我让他跟我们跑营销去，他不跟我们跑营销，然后我们就在外面跑得热火朝天，他感觉不好意思过一段时间就走了（养老中心访谈记录MYS20191016）。

在社区嵌入性层面，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能够嵌入社区之中。首先，在结构嵌入性层面，H社区居委会与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签订合约，将自身的部分场地租借给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活动，二者因此在权责结构与空间结构上形成了互嵌。其次，在关系嵌入性层面，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H社区建立了良好的互惠关系，一起开展了多项养老服务活动，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居民也与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立了持续的信任关系。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社区那边很客气，喊我去吃饭，就渐渐熟悉了，有时候我也会帮他们做些事，而且每次活动都是我们一起举办的，他们（社区居委会）给我们场地与资金的支持，我们来办（养老中心访谈记录MYS20191018）。

之前我们这边没啥活动，他们（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一来，我们这里可热闹了，又是健康义诊活动，又是重阳节活动，我每次都来参与（居民访谈记录LSZ20191016）。

具有“市场印记”并且“嵌入社区”之中的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行动呈现出“双向满足”与“耦合经营”的特征。“双向满足”指的是社会企业所开展的供给社区服务、解决社会问题与促进社区参与等治理实践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市场经营实践的部分需求。例如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的便民大集活动，能够链接商户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的修菜刀、理发与义诊服务，但据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活动也为社区超市提供了顾客基础。“耦合经营”指的是社会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与社区治理目标耦合起来才能顺利开展。例如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与H社区居委会商议建立老人超市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社区超市便民助老的社会目标，社区超市因而顺利建立。而在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社区超市的过程中，居委会发现随着社区超市经营规模的扩大，社会企业存在目标偏移的风险，因而建议其凸显社区超市的服务功能，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随后便在社区超市设置了农村产品销售区，帮助贫困山区农民销售农产品，一定程度地防止了社区治理目标的偏移。

在社区参与结果方面，调查发现每天都会有20余位长者来到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康复训练，参与文化娱乐活动，同时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共承接2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公益创投项目1项，累计为139位长者提供了包含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心理慰藉在内的专业服务，基本满足了社区长者的需求。另一方面，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通过商业化的经营方式满足了居民、老人与村民的多方需求，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四）经营型参与模式：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创始人兼负责人S女士之前有两段企业工作经历，使其形成了市场化的思维模式与行事风格，为社会企业烙上了市场印记，她与创始团队构建起了有利于市场经营的组织结构与人员安排。

说实话，虽然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民非注册的，目标也在为长者提供服务，但是我觉得，它实际上是我们企业（Z集团）的一次社区化尝试，本质上还是企业的行为（养老中心访谈记录WS20190921）。

这边共有四个工作人员，两个负责老人超市与社区餐厅的运转，还有两个人负责做一些活动，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前来购物的人很多嘛，一直需要人看着，所以有时候其他两个人会帮助经营社区超市（养老中心访谈记录WS20190921）。

同时，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没有嵌入社区之中。首先，在结构嵌入性方面，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没有从空间结构与权责结构上嵌入社区，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距离辖区L社区居委会约为4公里，租借的是R物业公司的场地，与L社区居委会并没有空间上的关联。同时，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是面向整个街道层面的，因而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没有与L社区居委会签订合同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其次，在关系嵌入性方面，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没有与L社区居委会、居民建立持续与深度的信任与互惠关系，由于与社区居委会日常接触不多，甚至出现社区居委会部分工作人员与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互不相识的情况，由于缺乏有效的互动与沟通，部分居民并不知晓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位置，即使来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接受专业的养老服务也较少。

我们跟社区关系不怎么样，因为我们这边场地实际上就是租用的R物业的，不像一些服务中心它们和社区签订合同，社区给它们提供场地，因此我们这块就不用受到社区方面的约束，但有需要社区帮忙的时候，比如想让他们给我们提供社区长者的资料也很难（养老中心访谈记录CXF20190905）。

之前还不知道这里有个养老服务中心，还以为是社区（居委会）的地方（居民访谈记录FWH20190907）。

具有市场印记没有嵌入社区之中的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形成了“双向受阻”与“自主经营”的行动特征。“双向受阻”是指社会企业耦合社会与市场目标的行动受到阻碍。例如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早期开展了“便民大集”、“健康义诊”与“健康知识讲座”活动，但由于没有嵌入社区之中，活动鲜有居民参与，也难以为长者餐厅提供顾客基础。“自主经营”则指社会企业在难以耦合社会与市场目标后主动转向经营活动以维持组织运转。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原本建设了长者餐厅，希望在获取收益的同时满足长者餐食的需求，但由于没有嵌入社区，社区长者就餐人数较少，社会企业便自主决定将原本专为长者提供餐食服务的长者餐厅打造成对所有人开放的社区食堂，此外居民参与不足的书画室也被租赁给K公司开展儿童书画教育培训。但值得注意的是，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没有偏移于社会目标，调查了解到这些市场经营的收入主要用于维持组织的运转，开展耦合实践仍然是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主要目标，正如负责人S女士所言：

没有办法，我们开这个长者餐厅是亏本的，所以现在就对所有人开放了，主要的收入还是维持组织运转，当然等我们这个社区食堂运作比较顺利了，我们还会为长者提供低价餐品的（养老中心访谈记录WS20190922）。

从社区参与结果看，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的社区超市与长者餐厅实践难以维持，同时由于缺乏长者与居民参与，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医疗器械已经被转移到他地，其设置的活动室要么趋于闲置，要么被改造租赁，成为市场经营活动的场所，难以发挥服务功能。

通过前文构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对四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不同模式下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呈现不同的特征与结果，表2从参与模式、组织印记、社区嵌入性、行动特征与参与结果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表2 四种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特征与结果  下载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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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机制与路径
前文从静态视角讨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不同模式，并没有从动态角度考察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之间的转换机制，从印记理论视角出发，不同组织印记形塑了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之间的转换也主要源于组织印记的变化，虽然印记理论认为印记一旦产生便会对组织的现在与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印记都会无限期地持续存在，总的来说，环境的变化（Marquis&Tilcsik,2013）、绩效的变化（Boeker,1989）、管理团队的变化（Beckman,et al.,2007）与内外部的阻力（Eisenhardt&Schoonhoven,1990）都是影响组织印记的重要因素，下面将从环境的变化、绩效的变化与内外部阻力三个因素出发，结合案例讨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机制与路径。

（一）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机制
第一，环境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是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转换的诱发机制，面对突发的环境变化，组织在原有印记的作用下开始出现不适应环境的情况，因而产生了组织印记变化的萌芽（Marquis&Tilcsik,201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难以以原有的方式运作，负责人Y女士这样描述环境的变化对自身的影响：

2020年初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来得非常迅猛，我们这块虽然没有感染的，但也很害怕，因为有聚集风险嘛，就想着我们是不是也马上要关闭了（养老中心访谈记录DXF20200411）。

第二，绩效的变化。
绩效的变化是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转换的动力机制，当环境的变化使得组织绩效大幅下降，甚至威胁组织生存时，组织便产生了改变印记的倾向，即转变组织战略与结构的倾向（Hannan&Freeman,1984）。新冠肺炎疫情使得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难以召集长者，通过养老服务供给与社区活动为其提供专业的服务，社会企业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市场经营活动。

疫情开始后一个周左右吧，我们不能开展活动了，但也想为周边居民做点事情，然后我就想到可以通过我们的社区超市链接Z集团的资源为居民提供口罩、酒精与食品满足居民的需求（养老中心访谈记录DXF20200412）。

第三，内外部阻力的影响。
内外部阻力指的是阻碍组织印记转变的内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内部成员的传统认知与外部组织网络的约束，在组织绩效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内部成员与外部组织网络对改变并不认同，阻力较大，组织则倾向于保持原有印记；反之，组织便倾向于改变原有印记（Eisenhardt&Schoonhoven,1990）。对于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而言，团队人员较为年轻，内部成员的阻力较小，同时由于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能够嵌入S社区之中，S社区居委会以及居民也为其转变战略提供资源的支持：

当时我给我们的团队成员说，我们做不了活动与服务了，但可以利用这个社区超市，链接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平价的医疗用品与生活物资，他们都很理解并且支持我们这么做（养老中心访谈记录DXF20200412）。

我们知道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也不容易，新冠肺炎疫情来了之后他们也提供不了养老服务，然后就主要做社区超市这块，为居民提供一些医疗产品与物资，而且这也是为咱社区好（居委会访谈记录MJ20200411）。

在上述机制的共同作用下，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改变了原有的社区服务供给战略，将精力集中于社区超市的经营活动上：

现在我们主要的精力是把这个社区超市弄好，我们可以为居民提供一些医疗用品与生活用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也可以获取一定的收入，维持我们的运作（养老中心访谈记录DXF20200414）。

由此，可以将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转换机制总结如下：环境的变化使得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受阻，伴随着组织绩效的持续下降，社会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此时组织成员与外部网络支持下的社会企业便会调整组织战略与运作方式，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也因此发生转变。

（二）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路径
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投入更多的精力开展耦合经营实践，社会企业也从“社会印记—嵌入社区”的服务型参与模式转变为“市场印记—嵌入社区”的耦合型参与模式。那么是否还存在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其他的转换路径呢？答案是肯定的，另外三个案例的研究也证实，组织印记的变化推动了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下面将结合案例做进一步分析。

悬浮型参与模式向经营型参与模式转换。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下也尝试投入更多精力开展经营实践。但由于难以嵌入社区之中获得居委会的认可，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转变策略，建立了微信群，直接链接周边居民，吸引顾客购物，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也获得了一定的收入，并将这些收入用于维持组织的运转，由此，M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始从“社会印记—社区脱嵌”的悬浮型参与模式转向“市场印记—社区脱嵌”的经营型参与模式。

耦合型参与模式向服务型参与模式转换。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使得H社区居委会面临人手不足的困难，面对此种情形，H社区居委会主动尝试与运作困难的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沟通，并顺利推动其工作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协助居委会开展日常工作。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后，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主动申请每周派一位工作人员协助社区居委会参与社区治理事务，由此H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始从“市场印记—嵌入社区”的耦合型参与模式转向“社会印记—嵌入社区”的服务型参与模式。

经营型参与模式向悬浮型参与模式转换。面对突然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经营活动也趋于停滞，其负责人向所在的L社区居委会申请，希望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协助L社区居委会，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但由于没有嵌入社区之中，L社区居委会认为其参与治理的目的在于销售产品，因而婉拒了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帮助，由此，L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从“市场印记—社区脱嵌”的经营型参与模式转向“社会印记—社区脱嵌”的悬浮型参与模式。

总结而言，上述四种模式的转换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社会印记向市场印记转变引起的模式转换，即服务型参与模式转换为耦合型参与模式、悬浮型参与模式转换为经营型参与模式，转变后的社会企业可能出现目标偏移的情况，因此，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可以在二者的合作合同中增加市场经营的约束条件，同时社会企业应当建立制度化的自我约束机制防止偏移于社会目标。另一种路径是市场印记向社会印记转变引起的模式转换，即耦合型参与模式转换为服务型参与模式、经营型参与模式转换为悬浮型参与模式，转换后的社会企业更可能出现发展可持续性不足的情况，因而基层政府可以推动其嵌入社区之中，通过多元化的经营活动维持自身运转的同时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另一方面，社会企业在转变后也应当提升自身的经营水平，维持组织的持续运作。

五结语与讨论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对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总结不仅有助于了解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化形态，也有助于了解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助力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

本文构建了“组织印记—社区嵌入性”的类型学框架，尝试将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置于多元维度下进行分析。在该框架中将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分为服务型参与模式、悬浮型参与模式、耦合型参与模式与经营型参与模式四种，并通过案例对其行动特点与行动结果进行了验证。最后基于动态演变的视角分析了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机制与路径。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引入组织印记与关系嵌入性的概念，拓展了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将环境变化、绩效变化与内外部约束条件三个因素串联起来，解释了组织印记的转变机制。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案例的选择方面，受到资料来源与变量控制的约束，本文并没有考察不同发育路径与领域的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案例的代表性方面可能存在缺憾。而这一不足也是今后研究的提升之处，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结合社会企业的数据库进行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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