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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1976年1月刚刚含泪送走敬爱的周总理，到1976年7月发生了让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唐山大地震。 然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资料也逐渐被披露出来，人们也发现在大地震发生之前其实已经有了征兆，甚至有人早早就作出了地震预报。 那么，这些人在发现异常之后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呢？  煤矿科长提前9小时发出预警1976年5月，唐山开滦马家沟，正在做数据观察的马希融正在呆呆地发愣。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本数据很稳定的地电阻率最近一段时间数值突然下降，这让马希融深感不安。 马希融是1960年从北京煤炭工业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从煤矿的探测员、技术员，到马家沟矿地震台的科长，他在地质勘探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16年。 但这种情况，马希融却是第一次遇到。  地电阻率也叫大地电阻率，通常是用来测量地表以下岩石或者矿石分布和密度的一种数据。 这种数据通常被岩石的构成结构、地下水位、湿度、密度等等因素影响，但总体来说还都是相对稳定的状态。 从1976年5月份开始，马希融就发现数据的不稳定性。为了能够准确掌握情况，他开始到附近的野外观察地下水、动物以及昆虫是否有所异常。 然而野外的情况却并没有显示出有哪些异常，但经过沟通之后马希融发现，周边的其他地震台也出现了相同的数据异常情况，这就让马希融的心理和那些持续下降的数据一样越跌越深。  马希融持续观察了1个多月，这种数据异常的情况依然存在，而且还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马希融通过翻阅相关的书籍，结合唐山当地的地貌特征，他还是决定给上级部门汇报自己的判断：唐山附近将会有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14日，河北省地震局在派出两名专家到唐山检查之后，对马希融做出回应，称数据不稳是马希融并不专业的仪器受到了一定的干扰。  马希融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接受，他还和专家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唐山即将发生6级以上的大地震，可专家却认为大地震前应该有数量众多的小型地震，并且否认了马希融提出的大震在前小震在后的假设。 的确，按照以往的大地震经验来看，在地震之前通常有一些小地震，但是那也不过是事后回忆的“事后诸葛亮”，并没有人能够在地震之前做出准确的预测，所以这些专家也不过是按照以往的经验，否定了马希融的假设。  但马希融并没有就此放弃，作为地质工作人员的敏锐直觉告诉他，这次情况不同以往。 1976年7月27日，马希融根据26和27日两天的数据报告判断，地表以下的地壳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忍不住再次拿起了电话，向开滦矿务局的地震办公室报告自己的推断。这是当天马希融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那时候距离大地震发生仅仅不过9个小时。 大地震下的青龙奇迹正当马希融为测量数据异常感到纠结的时候，在国家地震局中其实已经乱成了一团。 当时在地震局中已经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判定不会出现大地震的老派； 另一组是以汪成民为首的年轻同志认为不应该完全根据经验武断做出判断，这样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尽管当时汪成民等年轻一派竭力陈述经验做法的危险性，但是他们的想法却始终没有得到重视。 然而，这次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有一名地方的地震工作负责人则在心里认同了汪成民等人的观点，一边抓紧时间做好记录，一边在记录旁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这个人就是青龙县的王青春。  这一次会议并没有通过对唐山地区进行地震预警的提议，但王青春却直接找到了县领导，把自己心里的顾虑说了出来。 当时王青春的这种行为其实可以算作是一种不合体制的行为，因为当时地震部门并没有发出地震预报，王青春越级联系当地主管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好在，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对王青春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事实上，不久之前冉广岐就接到了观测报告，报告中清楚说明，青龙县两个地震群测点观测数据异常。 只不过按照相关流程，应当由地震部门核查数据、确认消息之后再通知各地的地级领导，由地级领导进行安排。 冉广岐其实这时候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静等上级的通知，另一个则是在没有地震部门通知的情况下跳过流程直接进行抗震安置。冉广岐几乎没有犹豫，便选择了后者。  1976年7月25日，青龙县由上至下各级干部800多人全员出动，把可能有大地震的消息通过广播、公告以及乡村各地公社挨家挨户的敲门传达的方式，传到了青龙县的各家各户。很 快广场上、道路旁出现了人们临时搭建的抗震棚，大小商店的食品货物也都被搬到了门外兜售。 冉广岐和县里的干部们，并没有停下动作，在安排好防震工作之后还进行了防汛以及卫生防疫工作的准备。 可以说，如果大地震没有到来的话，冉广岐和县里的这些干部们以及王青春，都将会被追责。然而，正是他们这些紧锣密鼓的准备，创造了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零伤亡的“奇迹”。  1976年7月8日，那一场20世界最大自然灾害之一的唐山大地震，在凌晨3点轰然而至。 青龙县除一名老太太被倒塌的房屋吓得心脏病突然死亡之外，只有160多人在奔跑中受了不同的轻重伤。在那场24.2万多人死亡的大地震中，青龙县的确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捂不住”的反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王青春和冉广岐那样的魄力，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青龙县百姓那样的幸运。或者可以说，唐山大地震可以被称为不幸的灾难。 然而，毕竟有马希融提前发现了诸如地电阻率异常、地壳变动等地震的预兆，而且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山海关的吕兴亚也通过水氡含量发生异常判断将会出现地震，并对相关部门发出预警。那么这样要命的消息为什么又会被“捂住”呢？ 其实，马希融等人的报告在国家地震局中早已引起了唐山地震办主任杨友宸的注意，并且也作出了将会在1976年7月或者8月时有5级以上地震发生的预测。 然而在唐山向副市长王耐林汇报时，却是在“不许记录不许外传”的紧张氛围下进行的。  杨友宸的报告结束之后，不仅他本人被送到104干校去进行美其名曰“改造世界观”的劳动改造，而且还找来一个专业不对口的中学教师替代他的职务，甚至一连好多天地震观测记录表都是空白状态。 王耐林的态度并不是个例，汪成民在唐山地震当天时要求那些专家重新考虑一下唐山情况时，地震局局长去医院治疗鼻炎、副局长草草听完汇报之后表示“下周一再开会研究”，以至于一直到地震发生地震局也没有再次进行所谓的“研究”。 既然已经提前发现了数据异常，具体的相关推测结果也显示很有可能会有地震，又为什么会出现那些官员不想管、不愿管甚至把杨友宸调去劳动改造的情况出现呢？  事实上，地震预测原本就是一种概率性的预测，谁也不能确凿地说一定会地震。 一旦地震预报发出，必定会引发唐山以及包括北京在内的恐慌，正是这种心态影响了判断，造成后来的唐山大地震悲剧。 与相关人员要“捂住”预警相比，在震后的救援和重建中，“开滦奇迹”的出现则是另外一种光芒。 当时的开滦煤矿作为全国的生产榜样，当时正在抓紧时间下井生产，地震发生时在开滦煤矿的地面以下有1600多人还在工作，加上周围的吕家坨、范各庄、赵各庄等矿井，一共有超过10000人被困井下，最深的被困地点距离地面则由882米之深。 因为在这次地震之前我国已经经历过河北邢台、云南通海、辽宁海城等几次大地震，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防震经验。 在此之前，开滦煤矿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煤矿的防震设备进行了升级，所使用的施工管理办法也是干部带头的工作方法。 所以，当地震来临时矿井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坍塌，随后被困人员马上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在井下进行了合理、适当的自救和撤离安排。 最终，这些因为地震被困井下的工人们，只有赵各庄矿井2人遇难、马家沟4人遇难、唐家庄1人遇难之外，其余1万多名工人全部获救。 一方面是“捂住”责任而造成数十万人的伤亡，另一方面是扛起责任带领人们走出困境，两者对比之下，高下立判。 结语虽然现在人们经常对那一场大地震都是用“沉痛”来表示对逝者的哀思，但又不能忽视马希融、王青春、冉广岐那些有担当、有作为人们身上的亮点，同时也不能忘记对灾难的思考。 虽然天灾无情、地灾无形，但人却有情，也同样有责，也希望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提下以史为鉴，能够共同构建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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