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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利华 1928年，山西省原平县上庄乡郭姓的亲姐妹仨每人生下一个属龙的男孩子。姐仨中的一个是我的奶奶，她的孩子就是我的父亲。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三个普通的孩子会演绎出许多精彩的故事。  我的奶奶 奶奶叫郭凰英，出身于上庄南寨村一个比较开明的富裕中农家庭，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她和妹妹郭凤英，在父亲郭太保的支持下，毅然解开了缠脚布，一道进入崞县城一所女子学校，学习新文化、新思想。毕业后回村当了一名乡村女教师。她唯一的哥哥，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去过俄国，当过团长，只知道和周恩来认识，和续范亭、邓宝珊等是好朋友，在山东牺牲，回家安葬时，续范亭、邓宝珊参加了葬礼，续范亭致悼词。她的姐姐，1928年生子唐江后，即逝。妹妹郭凤英，婚后和奶奶一起上学、教书，1928年生子刘学基。奶奶1902年出生，爷爷赵满良，原平西头村人，也是1902年生，两人都属虎，姑姑说他们吵了一辈子的架。1928年生子赵子峰。 奶奶嫁到西头村后，与妹妹郭凤英一起在崞县女子学校上学，毕业后在都庄、薛家庄等村教学。姑姑回忆说，她五六岁时，奶奶带着她去教书，教书结束后常常很晚回家。有一次，她们在这个山梁上走，有只狼在另一个山梁上跟着她们，相距不远，她们走快狼也走快，她们走慢狼也走慢，一直跟了很远。1937年后，奶奶受进步思潮影响，积极宣传抗日，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村里首先组织了妇女自己的组织——妇救会，同时协助上级派来的工作人员，建立起抗日政权和农会、青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据《原平县志》记载，共产党东崞县县委住址就在西头村。赵尔陆（原平县北三泉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第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为发展中国现代化国防工业做出突出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马杰（曾任太原市市委书记等职）等就和她一起工作过。他们开会时，奶奶为他们放哨。她一边在村里教书，一边在邻村活动，成为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有一次，奶奶被日本兵和伪军包围，他们大喊着“抓女八路”冲了进来，当时房东情急之下，让奶奶藏在房子后面场上的谷秸堆里，躲过一劫。 又一次，因汉奸告密，日本兵将街门堵住，挨家挨户搜查逮人。那时，我的姑姑（赵俊兰，1941年生，山西国际电力公司干部，2016年去世）正在发烧，生命奄奄一息，奶奶无奈，只得把她放在院里一个瓦盆下面，抱着毯子，爬到两米高的后墙上，先把毯子扔下去，自己又跳了下去，从后街逃走了。第二天回来时，以为女儿已经没命了，不想掀开盆子一看，孩子居然还活着，烧退了，但满头满脸都是虫子在爬。常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姑姑后来一直跟着我父亲，丈夫张秉法曾任山西省政法委书记，这是后话。 还有一次，奶奶在路上与日本兵相遇，被翻译认出，她返身就跑，日本兵在后面追，一个拐弯碰到一个推着平车的老乡，车上垛着玉米秆，奶奶抱起一捆玉米秆，遮住脸面，像一对夫妻一样，走在推车人的旁边，与日本兵擦身而过。 1938年5月，边区来人要从崞县招一批文艺小兵。这个任务不同于一般参军支前等任务，难度较大，“孩子是妈的心头肉”，哪个母亲愿意把十来岁的孩子送到条件艰苦而且子弹不长眼的地方去呢！抗日县长马志远（我母亲的亲舅舅）接到任务后，想到了我奶奶，把她叫去商量，我奶奶说：“这事是有点难，我试试吧。”接受任务后，她先决定把自己仅有的一双儿女赵爱兰、赵爱园送走，接着把她姐姐的儿子郝玄黄也动员出来。自己带了头，就好做别人的工作了。没几天工夫，就动员出十几个娃娃兵，圆满地完成了征招文艺小兵的任务，受到了县政府的表扬。 当时我大姑赵爱兰13岁（大姑现名赵均，离休前曾任哈尔滨铁路总工会主席），我父亲赵爱园10岁，现名赵子峰。大老姨之子郝玄黄也是10岁，现名唐江，离休前任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军级待遇。 经奶奶动员出去的亲人，还有她哥哥的两个儿子，妹妹的一个儿子。他们分别是：郭世俊，上庄南寨村人，参加革命后曾担任崞县三区区长，后到边区工作，以后南下湖南，现厅级离休干部；其弟郭世康，曾任冀晋二分区警卫连长，后到延安，在解放西安战役中牺牲，时任一野团长。刘学基，西坪村人，是我三老姨的儿子，在部队工作60余年，离休前为宁夏省军区中将司令员。 那时国民党把共产党称为“共匪”，每当看到这段历史时，我就不由去想，哪群匪徒能从小培养自己的文艺小兵？宣传自己的主张？反而从心底赞叹共产党的伟大，在那样黑暗的时候，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还能想到培养自己的宣传骨干、文艺人才，只能说明共产党是一支文化之师！而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才是有前途和希望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940年部队打上封村时抓回伪属母女二人，县政府把我奶奶找去，说人抓回来了，既不能杀也不能放，想让奶奶出面把他们保释出来，暂住奶奶家，待后处理。这又是一个任务，尽管危险，奶奶还是接受了。几天后，其母以动员丈夫反正为借口回去后迟迟不归。为了不发生意外，县里及时将其女转移别处。一天清晨，其母带领几十个伪军包围了我奶奶家，当时奶奶正带着我父亲在枣坡村工作。伪军折腾半天也没有找到其女，更没有抓到奶奶，就把在家的爷爷抓走，关入坦庄据点十多天，吃尽了苦头。1941年我父亲在五台县碰到原崞县县长赵建邦时，赵县长还主动提起此事，并表示一直为此事不安。 奶奶还在区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走遍了北同川的村村镇镇。当年在崞县工作过的老同志，对我奶奶都有较高的评价。 解放后，人民政府成立，奶奶却表示不到城里工作。时任崞县县长的陈子圣让与奶奶一起工作过的薛召仙、赵青等专门到西头村叫奶奶出来工作。每次来，奶奶都抱着姑姑藏在邻居家里，听着她们在胡同里大喊着奶奶的名字，就是不让出声，她们来了几次，都找不到奶奶，只得作罢。我问姑姑为什么革命胜利了，奶奶反而不去工作了，姑姑说奶奶从来没有说过，她也不知奶奶到底是怎么想的，她说只有一个解释，因为爷爷不识字，又老实巴交，不能出去工作，如果奶奶当了干部，这个家就散了。虽然奶奶和爷爷吵了一辈子，但为了爷爷，奶奶放弃了荣华富贵，名声荣誉，选择了贫瘠的山区。说到这里，姑姑已泪流满面。虽然没有出去工作，但奶奶却没有放弃革命，解放后在村里成立了民校，组织了妇女识字班，培养了不少知识女性，有很多后来都参加了工作，像天水的李秀平、大同的裴玉环等。1958年，她又出钱在村里办了幼儿园。她常说“为人不怕吃亏，见人要做好事”。奶奶于1983年3月去世。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叫赵爱园，后来自己改成赵子峰，1928年4月5日出生。1938年6月，父亲和唐江、续桂峰、郭良玉等十几个娃娃兵，从东社出发，经宏道—东冶—五台城—扑子里—石盆口—耿镇—石咀的南坪，七天行程终于到达了晋察冀自卫队总队部所在地。路上还出了个笑话，过清水河时，因为踏石的跨度太大，常常需领队拉着孩子们过河。父亲舍不得新做的鞋袜被水打湿，就脱下来夹在腋下，结果领队一拉，鞋袜就掉到了河里，为此他还流了几滴眼泪。到耿镇后给他雇了一头小毛驴，谁知那地方路边有一种叫作蝎麻的野草，扫着皮肤就红肿发痒，还起疙瘩，可把他给治苦了。 孩子们发的军衣是从阎锡山那儿领来的，上衣过膝，裤子过胸，根本没法穿，队部只好给他们量体重做。大家开始学习唱歌、跳舞、演戏，正式演出那天，我父亲扮演一个鬼子兵，因为是初次登台，尽冒傻气，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他们还到五台山各寺庙慰问演出，受到了僧众的欢迎。  1938年6月，摄于晋察冀边区自卫队总队部所在地石咀镇附近南坪村剧社院内，从左到右依次是：唐江、赵子峰、郭良玉（曾任国家医药总局政治部主任）。 好景不长，转眼到了中秋节，日寇要大举进攻五台，组织上考虑带这么多娃娃反扫荡，的确困难很大，决定动员安排年龄太小的娃娃暂时回家隐蔽，这样我父亲和大姑还有一些人就回了家。 但是也有例外，唐江由于母亲去世，和上庄的郭良玉死活不愿回家，部队只好把他们留下来。1965年山西省水利厅长高晋财到我父亲当时工作的天镇县搞“四清”，说起当年的情况，高厅长说他那时在边区政府当警卫队长，上级交给他两个十来岁的小鬼，要他在行军路上保护好。原来就是他们俩！高厅长说：“我还亲自背过他们哩，我带头背了别人就得接着背。”我父亲告诉唐江后，他每次带战友文工团到太原演出，都不忘给高厅长送票。 回家以后，一次县妇联主任续凯到边区开会，奶奶让她把姑姑又带到了边区。而我父亲则一面上抗日高小，一面等待原部队的通知。1939年县里成立宣传队，他报名参加，在石地坪呆了几个月。 1941年春，冀晋二地委河北分委在五台红表开办群众干部训练班（名义为一中分校），县里推荐我父亲去，在那里学习了一年。1942年是敌后最困难的时期。春节过后，敌人最残酷的扫荡开始了，训练班只能以小组为单位分散隐蔽。一天半夜，他们向崞县北窑村转移的途中，在五台金山的一条道沟里与敌遭遇，他们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幸未遭受损失。当时年龄大的带有枪支，年龄小的只带一枚手榴弹。一天通讯员送来通知，指示带枪的学员到代县集中分配工作，其他人交出手榴弹就地疏散回家隐蔽，等待通知。当时只有13岁的我父亲又被安排回家。1943年春节刚过，环境稍有好转，县抗联就通知他出来工作。 接到县抗联通知，我父亲立即去老师村报到。抗联主任是上庄的郭步云同志。我父亲在那里当了一年秘书。虽说环境有所好转，但白天基本上还是敌人的天下。他们晚上钻窑洞，做群众工作，好在有群众基础，有时白天也能进村活动。 这年的七月，为纪念“七一”和“七七”，县里在西头村召开大会。大会进行中，上庄和福寿山两据点的敌人，从东西两面包围上来。当时正是麦收季节，负责保卫会议的河北区队四分队的战士们，一手握枪，一手拿着刚烙出的大饼，边吃边跑向预设阵地。在激烈的枪声中，一区区长郭开科镇定地指挥大家，按预定线路有秩序地分散突围。四分队以能打硬仗著称，硬是把敌人压到刘河底村全部歼灭。这就是有名的刘河底歼灭战。这一仗打掉了敌人的气焰，也给群众出了一口恶气，从此这块地面就成了我们的天下。 1944年3月，一次在北头村开会，县委书记孟广平也来参加。他见了我父亲后拿出一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小册子，让他好好读一读，并问他愿不愿意到县委工作。一个月以后，郭步云主任给他开了介绍信，要他到中三村找县委报到。到了县委，组织干事朱三柄让他填写入党志愿书，他问介绍人一栏怎么填，朱三柄说孟书记找你谈的话，就填孟广平吧！20多年以后的文革中，造反派怀疑我父亲是假党员，逼他交代。最终按我父亲交代的材料，从中组部查到孟、朱二人的下落，远赴广西、西康外调，得到证实后方才释疑，这是后话。 县级机关共有三个文书，除我父亲之外有县政府的刘汝明（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县抗联的郝书君（文革后曾任山西省化工厅机关党委书记），都是十五六岁，他们碰到一起就互相帮助工作，有时也拿油墨滚子“打仗”，后来都搞了机要工作，战争年代结下的友谊使他们成为终身挚友。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山西大学物理系上学，毕业时需要去北京实习，因为学校经费有限，求父亲让我去找刘汝明叔叔，他为我们联系了宣武区招待所，每日每人只需0.5元钱住宿费。 1944年10月，崞代两县合并。我父亲随孟书记、郭解部长回到冀晋二地委，他被分配到分区司令部搞机要工作。 在部队的八年，我父亲一直从事机要工作。在分区学习三个月后，1945年春节过后被派到43团当译电员。在那里他参加过几次战斗，打过宏道，打过崞县城东的孙家庄，还打过五台的团城。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到分区。当时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带着四个团在正太线作战。10月，军委命令赵尔陆进军东北，因机要人手不够把我父亲也调去。部队从盂县城出发，进入平张线后，赵司令带着作战机要人员，从下花园乘火车到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受领任务。几天后部队到达古北口一线。古北口是热河的大门，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之前，部队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疯狂进攻，成功地保卫了热河。每到一地，机要人员都需要马上支起天线，调整频率，接收上级的电报。有一次，战况紧急，他们接收完电报，急忙收好天线，这时赵尔陆脸色铁青地拿着刚刚由译电员译出的两份电报问他们，哪份在前哪份在后？原来两份命令南辕北辙，那时他们都没有钟表，无法确定前后顺序。赵尔陆火了，命令他们立即架好天线，又和上级重新联系。 1946年3月，赵尔陆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张家口第五小组中共代表，我父亲随之到张家口执行小组工作。内战全面爆发后，9月又随之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赵尔陆当参谋长，我父亲到机要处。不久傅作义进攻张家口，我军在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后主动撤出，迁往阜平的城南庄。恰逢朱总司令60大寿的日子，军区为朱总司令举办了隆重的庆典。1947年春节过后，派我父亲到野司工作，那时正打正太、保北、青沧战役。朱总司令也来到前方，和聂荣臻司令员一道指挥。在河北我父亲有幸亲耳聆听了朱总司令的形势报告。 清风店战役后，我父亲随罗瑞卿政委和黄敬同志又回到城南庄，担任办报秘书，专门负责为首长送阅电报。 1948年4月，毛主席率中央机关来到城南庄。一天半夜，主席的秘书把我父亲叫醒，说主席召见，吓了他一跳，紧张的连裤子都穿反了。谁知毛主席是那样的随和，那样的平易近人，见面后先问我父亲姓名，又向同志们道了辛苦，问大家是否已经休息，还和我父亲亲切地握手。随后才从桌上拿起一份指挥潍坊战役的特急电报，说如果大家已经睡下，明天再发也可以。我父亲回去急忙把同志们叫醒，一听说是毛主席亲拟的特急电报，个个都精神起来。在城南庄我父亲还有幸亲眼目睹了周恩来、任弼时、陈毅、贺龙等领导人的风采。 当时军区司令部小灶事务长被敌人收买，当了国民党的特务。他把毛主席的住所绘成详图送往保定，敌人派飞机连续三次轰炸城南庄主席住所。好在事前就为主席打好了穿山防空洞，保证了主席的安全。 不久他们伴随毛主席迁往平山燕堡，国民党又根据情报跟踪轰炸。只不过来得晚了，主席已到了西柏坡。可惜的是，把专为司令部盖的100多间新房全部炸毁，还炸死一名炊事员。大家不得不住进分散的民房。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后，军区和中央局首长因工作需要大都住在石家庄。我父亲和另一个同志，每天轮流乘吉普车往返于平山和石家庄之间送取电报。当时徐向前司令员身体不好，需要到和平医院给司令员送阅电报。医院的走廊是木地板，走上去会发出很大声响。第一次去时，一进走廊就见徐帅的夫人用手势示意我父亲放轻脚步，进了接待室就给他拿茶点水果热情招待，告他首长刚休息，要他稍等，并和他攀谈家常。 1949年元宵节，军区机关进驻北京，住进清朝贵族“庆王府”，东临辅仁大学。借此宝地为我父亲这些青年人，办了业余文化学校，还请艾思奇办了“社会发展史”讲座。在这里，我父亲开始学习代数和理论基础知识。支部号召他们努力学习，从书店买了不少马列原著，他们如饥似渴地看书作笔记，还连续收听了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广播讲座。我父亲说他的那点文化理论底子，就是那阵子打下的。 1950年秋，一天办报员收到一份特密电报，让我父亲和机要处杨自碧处长看，然后呈送唐延杰参谋长和聂司令员。两天后军委来人登记接触过这份“中国拟派志愿军赴朝作战”绝密电报的人员名单，说要归档，如有泄密就从这些人中追查。华北军区列入名单的就只有上述五人。这件事给我父亲再次敲响警钟，“守口如瓶”成为他从事机要工作的座右铭。 一天早晨，办公室主任通知我父亲打背包，他问什么任务，主任说从你们四个秘书中选一人赴朝，你有什么困难，他说没有。那时他知道他的两个表弟唐江和刘学基都赴朝参战了，他正高兴得跃跃欲试，结果中午又通知任务取消，他去不了了，他很懊悔失去了这次参加抗美援朝的机会。虽然唐江和刘学基都去了朝鲜，但他们彼此并不知道，他们都和我父亲有联系，是我父亲分别告诉他们的。 1951年7月，派我父亲到京郊通县华北军区机要训练大队第六期任区队长。  1952年，中央决定把原属地方军队系统的机要工作，统统移交给各级地方党委。5月派我父亲到中央机要业务研究班学习，军区去了三人，结业后都分派到各个省委机要处当业务科长。我父亲被分到了山西。研究班办了三个月，结业后给他们办了转业手续，并准许他先结婚后离京。我父亲和母亲赵俊婵（山西五台县槐荫村人，当时在华北空军司令部机要处任译电员）领了结婚证，9月13日机要处为他们举办了婚礼，杨自碧处长为他们证婚，我母亲的舅舅、时任内务部民政司司长的马志远作他们的主婚人，他正是当年领导我奶奶工作的崞县抗日县长。第二天他们就背着仅有的两个铺盖卷乘火车离开北京来到太原。  到太原的第二天，适逢欢送前任省委书记解学恭、欢迎到任省委书记高克林，他们参加了省委机关全体干部与两位书记的合影。我父亲在山西省委机要处工作了六年。中间到晋南地委当了半年多的机要科长。1955年任命他为机要处副处长，机要、秘书两个处合并，我父亲分管秘书处这一摊。 1957年，他同档案室主任到北京出席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正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关怀下，他们全体参会人员都有幸在怀仁堂观看了毛主席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举办的文艺晚会，会后两国主席还上台与梅兰芳大师合影留念。 1958年4月，省委第二批下放厅处级干部到基层工作。我父亲被下放到浑源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雁北、忻县和大同市合并成晋北专区，晋北要成立广播电台，10月调我父亲去当电台台长，第二年省政府又委任我父亲当专署广播局长。1962年回地委任宣传科长。1964年被任命为天镇县委副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因书记杨天才带队去广灵搞四清，地委通知由我父亲主持县委的全面工作。他首当其冲，是县里第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派。有一次，我和母亲去看他，发现他被关的地方窗户都用砖头封得死死的，连光线都没有，别说人身自由，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就这样过了三四年非人生活。 1970年曙光初现。经过八个月的解放干部学习班，终于获得解放。我父亲和卢功勋（曾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一起分配到左云县，他先下公社领导整党，然后回县当了通讯组长。等恢复县委的时候，问题又出来了，一是我母亲有亲戚在海外，二是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我父亲在省委党校学习时，在“三不主义”的感召下，讲过自己在浑源时对三面红旗的切身感受，成了反三面红旗、反毛主席的罪证，被判不能使用。好在当时的县委书记、武装部政委站出来为他讲话，和地委说：一个十五级干部，全县工资最高的人，放在我这个小县里，让我怎么办？积极要求地委予以安排。后来看到实在有难度，又力主送他到山西省五七干校学习。这样他于1972年到了忻县北兰台省五七干校。干校结业后他被留校工作，1973年春节过后，干校搬回太原市省委党校原址。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父亲一直担任干校和党校学员队、班的指导员，专职支部书记和班主任，直到1985年离休。离休时按规定批准他享受厅局级待遇。2006年1月26日，父亲去世，享年78岁。  我的父亲 刘学基是我三老姨的儿子，1928年12月出生，在家的名字是刘西园。1938年我父亲和唐江当文艺小兵时，他希望去打仗，于是我奶奶找到赵尔陆，直接把他安排到了部队上，当了一名小号兵。由他口述的回忆录《军号声的回荡》详细记录了他革命生涯的点点滴滴。194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中央党校警卫队及中直机关排长，晋察冀军区教导师第2团1连副指导员、队长，冀晋军政干部学校区队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警卫营连长、副营长，66军直属警卫营副教导员、营长等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抗美援朝一至四次战役，历任66军198师592团副团长、593团参谋长、594团团长，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青海省军区参谋长，宁夏军区参谋长、司令员等职，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出了贡献，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五届、第六届党委常委，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秋季反扫荡、张家口战役、解放北平、太原战役等数十次战役战斗。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国家恢复实施军衔制时，刘学基以宁夏军区司令员身份，被授予中将军衔，这是少之又少的事情，在各省军区是唯一一位授予中将军衔的人。他于 1993年3月离职休养，2010年去世。  刘学基 唐江是我大老姨的儿子，原名郝玄黄，1928年9月28日生于山西省原平市上社村，出生后不久他母亲就去世了。1938年，未满10周岁的唐江参加了革命，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小战士。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历任骑兵营勤务员、剧社社员、军文工团乐队队长、华北军区文工团研究室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委员、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常委、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战友歌舞团副团长、团长、艺术指导、艺术顾问、中国合唱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音乐指挥、专业技术三级，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全军高级职称评委会器乐、指挥组组长，荣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抗美援朝纪念章（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奖章（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5年），1993年离休。  唐江 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年代，唐江参加了三次反扫荡和百团大战，在攻打应县、蒋村、归化战役中，在解放定县、石家庄、张家口、平津、太原战役中，以及在抗美援朝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中，英勇作战，出生入死，数次荣立战功。1951年代表志愿军文艺工作者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暨中国青年艺术团赴东欧八国访问演出。1953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完成作曲、指挥两个专业的学习。1960年毕业后长期担任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指挥及领导职务，谱写了《小红帽》（合作）《露营》《这话一点也不假》《长征》《沁园春·雪》《蝶恋花》《三千里江山云和月》《我心中的金达莱》等歌曲，并广为流传，指挥的大型作品有舞剧《雁翎队》、交响组曲《星火》、电影音乐《槐树庄》、毛泽东诗词组歌、战备组歌、舞剧合唱《风从太行来》《椰林怒火》等，还多次担任全国全军文艺汇演作品的指挥。1964年担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组副组长和执行指挥之一。1965年担任《长征组歌》首席指挥。1966年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艺术团出访东欧。1976年担任出访罗马尼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副团长兼艺术指导，1976年唐山大地震带领全团积极参加抢险救灾战斗，1988年带队赴老山前线慰问演出。参加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合唱节均获得演唱一等奖和指挥一等奖。2003年，国务院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为全国五大指挥家严良堃、秋里、胡德风、唐江、聂中明举办《峥嵘之光》系列音乐会，表彰他们以毕生精力为中国音乐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 唐江的艺术人生，与《长征组歌》密切相关。他为长征组歌倾注了大量心血，长征组歌凝聚了他的指挥特征和艺术成就，包括他在团队建设和合唱艺术方面的诸多建树，他对“战友”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都在长征组歌中得到了典型体现。 长征组歌是他的艺术长征。 长征组歌是他的生命之歌。 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战友歌舞团创作排演肖华将军作词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首任指挥，他以满腔心血浇灌和激情打造红色经典，在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四位音乐家原作曲的旋律基础上，深入开掘主题内涵，在旋律的拓宽、和声的立体推进、复调的多层次变化及曲式的不规则结合上，精心编排合唱，并大胆使用美声与民族相结合的唱法。在舞台表现上，他和同志们一道对合唱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和改革，使红军形象的群体造型，冲破了城墙式的传统合唱模式，加上幻灯天幕的运用和平衡协调的中西混合乐队演奏，达到了诗、歌、乐、画的完美结合，最终使这一作品立体呈现于舞台之上，成为领导、专家、群众通力合作的典范。同年8月1日，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首演，立刻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军委的称赞和肯定，被誉为“革命的大合唱，大合唱的革命”。是年，指挥家唐江37岁。 几十年来，长征组歌演出逾千场，魅力常在，不仅成为战友歌舞团的艺术名片，而且成为中国合唱史上里程碑式的精品，荣获金唱片奖并被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1975年，刚刚复出工作和大病初愈的唐江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复排《长征组歌》，并在北京展览馆连演40场，成为风雨苍茫的年代中一声希望的号角。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他又和八一厂合作，坚持将长征组歌拍成电影，为首演阵容留下了珍贵的完整电影资料。1991年，他担任艺术指导，第三次创作排演《长征组歌》，在两年的时间里，精益求精，精雕细刻，两易其稿，使这一红色艺术经典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自从与指挥棒结缘，艺术便逐渐成为他生命中的唯一。他对艺术极为认真与执着，不仅苛求自己，甚至也苛求所有的演职人员。现代合唱艺术是集体形式，作为指挥，他对所有环节都要求完美。他平常生活非常简朴，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艺术就是他的生命。离休之后，他仍然心系合唱，梦萦舞台。1998年，他牵头组建北京老战友合唱艺术团，担任团长及指挥，带领一群六七十岁的老战友，踏上晚年的艺术长征。古稀之年老当益壮，第四次创作排演《长征组歌》。没有经费，他自捐启动资金；没有服装道具，就回团去借去凑；没有管弦乐队，就创造了钢琴伴奏长征组歌。他像对专业团体一样领导和管理这支老年合唱队伍，用专业艺术标准进行排练和演出，率先垂范，一丝不苟，被大家视为艺术团的主心骨和学习的典范。10年中，白发苍苍的老艺术家们到部队、工厂、农村、学校、社区演出长征组歌音乐会200多场，社会各界无不为之感动，双重的长征精神激励着千百万人，获得全国歌咏比赛一等奖、全国老年文艺调演金奖、第五届中国老年合唱节金质奖。10年中，他亲自指挥演出长征组歌上百场，80岁高龄时，他还上台指挥长征组歌，风采依旧，壮心不已。 和着《长征组歌》的经典旋律，他龙腾长生天。那边厢，或许他又站在了指挥台上，扬起双臂。君不见，随着指挥棒划出的优美弧线，低吟长歌的彩虹凌空飞扬…… 2008年，香港凤凰台对他进行了专访。2013年，唐江去世。 我父亲和唐江、刘学基弟兄三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几乎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但他们都同时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争。当时我父亲在冀晋纵队当机要秘书，唐江和刘学基随各自的部队直接攻打太原。攻进城后，唐江和刘学基居然在太原街上碰到了，他们抢先入城的目的竟然都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把好军号。因为一个是号兵出身，一个是文艺宣传队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赵利华，赵子峰长女，1957年4月生，高级工程师。1974年插队， 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物理系光电子专业。1982年分配到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山西大学工程学院）任教。后调入山西电力职工大学，任基础部副主任、科研科科长、培训处副处长等。参与编写《电动力学》和《电动力学教学辅导》，任《电动力学教学辅导》副主编，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组织编写全国技能培训教材《锅炉工安装》上、中、下集，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2007年组建山西维民生科技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被评为山西省十佳科技创新企业。同年，科技援疆到兵团农六师，成立新疆光合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几年来，主持完成国家农转资金项目（2014G41000001）《光合菌复合肥料的中试与示范》，主持完成兵团科技支疆项目（2014AB036）《光合菌、芽孢杆菌复合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研制》，主持完成六师科技项目《芽孢杆菌等生物杀菌剂的中试及产业化》。获得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兵团赛区）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承担国家工信部2017年工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资金--中药材技术保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项目中药材标准化施肥平台建设。发表论文10余篇，申报发明专利4项，其中2项为第一发明人。 转载说明： 我们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少年英雄故事寻访、爱国主义精神宣传队”目前正在寻访“少年英雄故事”，首站山西省忻州地区。为此，这里转发“原平这三个小八路同年生都属龙，他们的母亲还是亲姐妹”一文，是拟把这三个小八路也彰显在我们编辑、制作的“致敬英雄”展览中，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后人听…… 期望大家提供少年英雄好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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