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吴舒洁：革命文学的“科学”与中国的“现代生活”

后知后觉无所谓 2024-04-20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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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文学急剧分化，“无产阶级文学”和“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对立形塑了此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格局。吴舒洁老师指出，此时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其它各类“新兴文学”（新感觉派、现代主义等）的涌现，与西方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入使文学家们对资本主义生活的体验变得敏锐起来，他们开始审视资本主义的技术、物质、情感以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借助社会科学所带来的批判性分析视角，“新兴文学”在审美先锋性的探索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置身于这个“社会科学的时代”，革命文学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转变，从关注自我的变革转向对社会与大众的再现，丁玲创作的《水》、茅盾创作的《子夜》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作为左翼文化战线的组成，革命文学与社会科学、历史学共同内在于革命形势的转换，也在彼此互动中生成了科学地认识现代中国的新语汇和新语法。

本文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5期，感谢吴舒洁老师和“现代中文学刊杂志”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吴舒洁

革命文学的“科学”

与中国的“现代生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文学急剧分化，“无产阶级文学”和“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对立形塑了此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格局。在“方向转换”的大众化目标推动下，革命文学激进地在表现主题和创作方法上作出一系列变革，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值得指出的是，此时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其它各类“新兴文学”（新感觉派、现代主义等）的涌现，与西方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马克思主义、福本主义之于无产阶级文学，精神分析、现代医学之于新感觉派，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入使文学家们对资本主义生活的体验变得敏锐起来，他们开始审视资本主义的技术、物质、情感以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借助社会科学所带来的批判性分析视角，“新兴文学”在审美先锋性的探索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然而，当新感觉派和现代主义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分野逐渐显露之后，社会科学便逐渐被划入革命文学的领地，成为“革命”的某种必要条件。国民党文人曾讽刺革命理论的盛行造成了“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对此鲁迅则以“硬译”的果决予以回击，强调革命文学须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以此“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1]对于革命文学而言，左翼的社会科学理论也是文艺理论的组成，因文艺的社会属性必然要求着对于政治经济关系的把握。然而在“革命的浪漫谛克”泛滥的“无产阶级文学”初兴之际，福本主义对于阶级意识的强调将无产阶级构想为一个绝对的他者，革命文学家汲汲于主体的自我改造，虽然高谈着社会科学理论，眼中却并没有“社会”。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

郭大力、王亚南译

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初版

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时代”的来临是在1930年代。出版家王云五曾就出版与国势之关系进行过一番考察，认为“新兴的国家多侧重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老大的国家多侧重于文艺或历史”，以1934年上海的出版情况来看，比例最大的是社会科学，其次是文学，而日本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占据前位。[2]从中便可一窥中国老大而欲求变革的动向。代表新旧两极的文学与社会科学在1930年代的结合，也就更富有意味了。所谓社会科学时代的展开，不在于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扩张，而是理论与现实中国的结合产生了认识论的总体变革（更带来了政治路线的激辩），左翼文学运动也内在于这场变革中，并共享着社会科学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为这场变革提供了现实的准备。在这场持续数年的世界性大萧条中，中国初见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几近夭折，农村经济更是毫无抵抗之力一溃千里。金融信贷的危机不是首先威胁到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而是直接冲击了早已被卷入世界市场的中国农村。如果说大萧条宣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那么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则致使农民因债务信用的破产而沦为无产者。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支配下的农村，其半封建化的生产方式与农民急剧变动的阶级身份构成了中国社会性质中最难解的问题，也成为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所遭遇的最大挑战。

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时间在这里凝固了。柄谷行人提出经济恐慌应作为一种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视差”，恐慌（危机）暴露出资本自我增殖中试图回避的非理性的“赌命的一跳”。[3]正是依靠这种视差，马克思观察到了资本主义不断自我扩张（歇斯底里）的无意识机制，这是无法仅靠国家经济干预来解决的。然而对于中国来说，经济恐慌所提供的视差，却是半殖民地化的资本渗透与半封建化的生产关系构成的二律背反，跨越于两者之间的，无疑是中国通往现代之路上那迫不得已的赌命一跳——以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为代价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周期性循环。大萧条重创了中国的工商业，但更重要的是城市和农村之间信贷关系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信贷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赖以维系其脆弱的共同体想象的一个支点。

《移动的批判：康德与马克思》

柄谷行人著、林晖钧译

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就已做出决议，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4]，同时，“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5]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首次较为明确的认定。“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合并使用，本非马克思社会性质论述中的固有概念。随着20世纪亚洲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世界殖民地格局的变化，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两半论”逐渐为中国革命者所采用以表述中国社会特殊的过渡形态。[6]与此同时，中国又处于一个世界革命所共享的“资本主义第三期”历史阶段。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指出，帝国主义“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从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作为它的历史继续而生长起来的。它使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趋势和运动规律、一切根本矛盾和对立尖锐地表现出来”。“它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7]

“第三期”理论与“两半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同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纲领并行不悖，这也与列宁关于亚洲国家叠合发展的论述一脉相承。[8]正如共产国际六大所承认的，“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反映在革命的国际性上，而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发展不平衡性则反映在各国革命的不同时间上。”[9]但大萧条及其在30年代中国引发的连锁危机，使得“世界的方向”与“民族的方向”[10]之间的错位或视差日益扩大。中国社会不平衡且叠合的生产关系不仅仅是作为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更有着自身交换与分配的逻辑。大革命失败之后，各式各样的“左派”知识分子（托派、国民党左派、中共等）就开始投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唯物史观给寻求变革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解释中国危机的有效方法，但理论与现实、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冲突也日渐凸显。在这场大规模的认识中国的思想选择中，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革命政治的现实、策略、理想以及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交互碰撞生产出了充满分歧的中国论述，但也在交锋中一层一层打开了被高度压缩折叠的中国“现代”时空。

置身于这个“社会科学的时代”，革命文学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转变，从关注自我的变革转向对社会与大众的再现。在1931年这个“沉潜到了地底”的一年，“一方面是最后的挣扎，一方面是新生的前奏”。[11]“立三路线”失败、革命斗争陷入低谷、“左联”五烈士遇难、东北沦陷、江淮水灾……在重重危机绝境中，“左联”虽然仍强调“布尔什维克化”的领导权斗争，但也开始承认“无产阶级文学”在过渡阶段的多样性。[12]丁玲创作了《水》，其意义不仅在于展现了一名小资产阶级（女性）作家“左转”的实绩，而且将视角移向乡村，看到了与自然紧密依存的中国农民。天灾的可怖被转化为大众“自身的自然”而爆发出革命的伟力，作者惯用的革命都市动力学笔法，与古老而全新的书写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再现关系，使所谓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传递出动态的政治感觉。

《水》，丁玲著

上海湖风书局1931年初版

“要产生适切于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必然地是只有从运动的实践中去探求。”[13]在30年代的大动荡与大论战中，革命文学的视野和创作方法也开始移动起来。正如柄谷行人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不断的移动与转向，马克思的思想是不可能形成的。”[14]革命文学也只有通过不断地暴露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发现对象与对象之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够克服机械论与目的论的制约。作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重要收获，茅盾的《子夜》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构引入了小说创作，试图通过文学的现实主义逻辑去印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如何理解《子夜》在科学和文学之间所构筑的“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其实也是如何理解动态的现代中国的题中之义。

瞿秋白将《子夜》和左拉的《金钱》相提并论，指出虽然“茅盾不是左拉”，但二者以小说书写现代生活的雄心却有很大的相通之处。[15]拉法格曾如此评价左拉：“在敢于有意识地表现人如何被一种社会的必要性所控制和消灭这点上，左拉是唯一的现代作家。”“他有了勇气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巨大的现象和现代生活中的大事件；他试图描写那些经济机体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16]茅盾当之无愧也是这样的一位“现代作家”。在《子夜》这部小说中，“资本主义第三期”这个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获得了肉身再现，[17]从小说标题便可看出“第三期”历史时间的隐喻。资本狂欢般不可遏止的流通、变换和自我增殖，贯穿起了1930年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资产阶级与劳苦大众，整个中国都被卷入一场不可抗拒的总危机中。《子夜》从最初计划的“农村与都市的交响乐”缩小为只写都市生活，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情节无疑是上海公债市场的“斗法”。小说使我们看到了公债买卖如何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缩影：以殖民制度为温室的公共信用、国家与私人投机家的勾结、资本对下层人民的暴力剥夺……马克思关于公债作为强有力原始积累手段的分析，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展演着。

公债“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18]金融资本的狂流赋予了小说以加速度的节奏感。暴起暴落的加速冲破了现实主义写作在表现总体性生活上的科学和克制，导致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迅速膨胀、相互吞噬。《子夜》因此被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批评残留着自然主义的影响，但这种“残余”与其说是不够“理性”，不如说恰恰是在贯彻“第三期”理论时与现实产生的搏斗，是这个挣扎于上升与沉沦之间的中国所给定的笔法。公债买卖的炼金术诱使中国的资本家们走向堕落，却也荒唐地提供了一条进入资本主义普遍时间的通道。因此当吴荪甫的野心和实力一步步陷于债务关系的控制中时，反而愈加使人体会到他那骑士般的现代主体精神。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到，“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19]然而《子夜》却是“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政治经济学的精细解剖同时也召唤出了属于中国“现代生活”的审美形式：这里是资本着了魔似跃跳的舞台，但也是各阶级孤注一掷奋力求生的人间现场，这里就是罗陀斯！

《子夜》，茅盾著

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

《子夜》过早地让吴老太爷这具“封建的僵尸”风化了，到了“农村三部曲”中，茅盾才补绘了货币经济冲击下的中国农村。不过，“三部曲”和《子夜》采用了极为相似的笔法。如茅盾所言，农村的叶（桑叶）市交易与城市的公债投机如出一辙，[20]债务关系仍然构成了“三部曲”解释农村社会性质的基本线索，至于“半封建性”所指涉的土地问题则几乎未有展开。因此在“三部曲”中，我们又看到了《子夜》所塑造的那种属于城市的豪赌性格，“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同时又是大希望”，以及希望最终的大破灭（《春蚕》）。

很明显，受限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第三期”理论，茅盾对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书写仍处于同一性的视野中；然而重要的是，城市与乡村作为两种社会结构的差异独立性在革命文学中已经显现。社会科学的引入使左翼作家们获得了现代的视角与概念体系去再现农村社会的变化，观察农民如何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吸纳和组织。乡土社会也动起来了，并且与城市交相传动紧密依存，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个异质性的存在，而不再是此前乡土小说中那个静态、寓言式的中国农村。沿着这条书写道路，30年代形成的“社会剖析派”文学进一步吸收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成果，揭露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地主、高利贷、商业资本”三位一体的剥削，尤其是将笔触更多转向封建剥削在超经济和非经济层面的表现，为阐明土地革命的意义提供了具象图景。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特点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中国社会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21]正如汪晖所指出的，“20世纪中国的理论形态主要是以战略、策略探索和围绕战略、策略探索而展开的历史分析——实践方略的形式——呈现自身的。”[22]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也从来不是停留于得出某种结论或给定一个科学结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双重属性的共生，实际上包含了质变与量变、沉沦与上升、内部与外部的矛盾形式的转换，也突破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二分法则。因此，它也意味着一种非线性时间的显现，意味着中国式的现代无法在单一范畴或经典模式里予以界定。在30年代的革命文学版图中，我们几乎不曾看到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或“农民文学”，这即是“两半”社会所决定的文学形态。社会科学视野的引入，使革命文学在启蒙视角之外培养出了观察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另一种现代视角，尝试将那些前资本主义的生活组织进由经济、政党、革命、民族、国家和阶级等范畴所构成的现代世界里，进而发现了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依赖。这个重新组织生活的过程也是寻找出路的过程。在狂飙的话语之下，“退却”逐渐成为30年代革命文学隐而不彰的方向，但退却的同时却打开了现代中国的时空，打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压缩叠合及其普遍的特异性（universal singularity）。“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23]作为左翼文化战线的组成，革命文学与社会科学、历史学共同内在于革命形势的转换，也在彼此互动中生成了科学地认识现代中国的新语汇和新语法。所谓的政治性便诞生于其间，通过动态、辩证地把握书写对象，进而指向对象的改造。

本文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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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2]王云五：《出版与国势》，《东方杂志》，1934 年第32卷第12 号。

[3]柄谷行人：《移动的批判：康德与马克思》，林晖钧译，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292 页。

[4]中央档案馆编：《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 年7 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336 页。

[5]中央档案馆编：《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 年7 月9日），第339 页。

[6]据研究者考证，在中共文献中，最早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是在1926 年9 月23 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原文为“我们长久困居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受尽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军阀的双重压迫”。参见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 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7]《共产国际纲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8 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第268 页，第272 页。

[8]托洛茨基将其总结为一种“叠合规律”：“历史上起步较晚的国家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历史进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叠合，其轨迹在整体上具有无序、复杂与混合的性质。”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丁笃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16 页。

[9]《共产国际纲领》，第274 页。

[10]托洛茨基在评价1928 年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时认为，“在目前这个时代，在比过去大得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只能从整个世界的方向中找到自己本民族的方向，而不能加以颠倒。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和主要区别正在于此。”托洛茨基：《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断淦、李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年。

[11]冯雪峰：《一九三一年之回顾》，《冯雪峰全集》（第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第59 页。

[12]吴舒洁：《“旧的东西中的新的东西的诞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丁玲“转变”的辩证法》，《文艺理论研究》2021 年第1 期。

[13]冯雪峰：《一九三一年之回顾》，第59 页。

[14]柄谷行人：《移动的批判》，第301 页。

[15]乐雯（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申报》1933年4 月2 日—3 日。

[16]拉法格：《左拉的〈金钱〉》，《拉法格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331 页，第332 页。

[17]《子夜》的写作与沈泽民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第三期的中国经济》（《布尔什维克》1931.2）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参见桑岛由美子：《茅盾的政治与文学的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袁睽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 年第3 期。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865 页。

[1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 页。

[20]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 年第4 期。

[2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188 页。

[22]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上）——薄弱环节的革命与二十世纪的诞生》，《开放时代》2018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