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耘~ 1947年11月出生于无锡、1952年4月来到上海、1956年9月～1959年4月在山西太原就读“铁匠巷小学”、1959年4～7月上海襄阳南路第三小学就读、1959年9月～1962年7月住读“上海小学”、1962年9月～1965年7月“上海市北中学”、1965年11月奔赴皖南“上海市黄山茶林场”、1973年2月“上海合成橡胶厂”（1980年与高桥石化公司“高桥化工厂”合并）至1995年11月退休、2002年4月～2017年底“上海科技馆科普志愿者”……
2023年1月12日，我很高兴拨通了我住读在上海小学时的恩师——陈雅萍老师的电话，她当时是上海小学的教导主任，现已九十四高龄了；但她还记得当年去我家家访的情景。她鼓励我把我童年的坎坷经历写下来，她的的话语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闸门……。 想到我今年也近七十六岁了。我必须赶快把在我的生命中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写下来，我的生命中拥有过六位母亲！
一．我与生母 我出生于1947年11月。我的生母，（1915——1969/1月）就职于无锡东门亭子桥小学，是一名音乐老师。 生我时，她和我父亲的感情已近破裂。“如果你是个男孩，你父亲可能还不会和你母亲离婚”（这是我姑婆于我时在黄山茶林场返沪探亲，去探望她时，对我说的话）。据她说：我生下后，父亲就从上海赶回无锡老家。未进房门就问“生了啥？”旁人告诉他:“毛丫头”（无锡话）他扭头就走。我母亲隔着窗户喊他，叫他取名再走，他头也没回，就甩了二个字“二玲”（我姐当时名*菱玲） 我一岁多点，无锡解放了（1949/4月）。有一些解放军就驻扎在我们家。我依稀有印象：那些解放军抱着我，把我举过头。我咯咯地笑着，我母亲也开心地看着，笑着。这是我看见的我生母最开心的笑容。
分 离 我二岁多一点，我父母离婚了。我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我们姐妹二人在无锡生活。期间我生了大脑炎，差点死掉。医生已放弃治疗，是母亲把我渐冷的身躯捂在她胸口，不肯放手，终于我活过来了。（这是我母亲在临终前告知我的情景） 我四岁多一点（1952年4月间）一个上午，我母亲把我和姐姐（她当年也才七岁多点）带到上海，把我姐俩送到我父亲工作的厂门口的门房间（当时的上海寅丰毛纺织厂），说去买些东西，就扭头走了。左等右等，母亲再未出现。我和我姐都哭闹起来，厂里闻讯而来观望的工友，一拨又一拨，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小小的门房间挤得密不透风……
二、随父亲与继母的生活 在门房间，我们从上午一直等到工人们都下班回家了，同在“质量监督科”的父亲和继母才现身。我姐站在我背后，在我耳边恨恨地说：“狐狸精来了！”。我看着继母走来：她白皮肤，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个子也高，确实比我无锡姆妈长得漂亮多了。我心想：怪不得父亲不要我妈妈了。继母打量着我们，虽然脸上似乎有笑容，但那双眼睛却看起来冷冷的，让人不寒而栗！父亲板着脸对我们说：“你们无锡的娘，不要你们了。今后，也不许你们和她再来往……”他指了指继母“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叫她姆妈。”我看看姐姐，她侧着头，不知在看什么，默不作声；我低下头，不敢看他们。“叫啊！”父亲大喝一声；“算了，算了，回去再说。”继母一边客气地与门房师傅打着招呼，一边拉了拉父亲，就往外走。父亲似乎一肚子的火没处发，大声呵斥道：“跟好！”我和姐也只能磨磨蹭蹭跟着往外走去。 继母坐上马路上一辆已等候着的三轮车，跟那师傅说了什么，只见那刚要踩轮的师傅，下车转身向后招了招手，又来了一辆三轮车，指着我们问：“是她们二个？”那师傅前来二手一托把我抱上了车，待姐姐坐好后，两辆三轮车就一同出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辆等候着的三轮车是继母常包的。我父亲通常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 他们把我们带回了家。（地处当时是襄阳南路452弄86号的三楼。说是三楼，因每层楼中间都隔有一个亭子间，所以三楼实有五楼的高度。）房间又高又大（约有二三十平米）；淡天蓝墙面，满印着疏落有致，银色光亮雅致的花纹，非常的漂亮。房间南面明亮的六扇落地窗外，是个罗马立柱式外栏的大阳台。往下看，是一个竹篱笆围着，有篮球架的大操场。操场左面弄堂拐角处，是一间简陋木板房的“给水站”；隔着一条不宽的“弹格”路，整排高低不齐、各式简陋的平房绵延向西延伸
（反差极大的房屋，让年尚幼小的我，感受到了贫富的差别）。 大房间门对面，隔着走廊的西侧，是个宽敞的卫生间：湖色的地砖，对开的窗户，斜照进来的阳光，把墙上雪白的瓷砖照得锃亮；靠门旁是一个白色的大浴缸、错落有致的四个毛巾架的中间，是个有大镜面的梳妆橱……靠卫生间墙一侧的走廊拐角处，摆放的是邻居刘家姆妈家的炉灶；右上八格，楼梯拐角，是我们家做饭的炉具、橱柜……向东，经走廊，再上三格楼梯，打开门是一个足有十三四平米的露天大晒台（这是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最喜欢独处、疗伤、冥想、放飞心灵的地方）：南面半高的墙上，是向南斜升，红瓦覆盖的屋顶（可晒干货、鞋子……）东面连绵的屋顶下，是二扇半圆形顶的大窗户；再过去是相对着我们，相同大小的84号楼的晒台……往北看：偏东侧是“海光小学”连片的暗红屋顶，正北和西侧可看到一个绿草茵茵的大花园（我们在底下弄堂走的时候，看到的是高大的水泥北墙，在二楼走廊的窗户看出去，是花园南墙上紧密交叉高耸的黑漆圆竹篱笆）我们三楼的晒台，则可看到大花园美丽的景致——花园尽头有一个大理石的硕大露台（后来的日子里，时不时的晚间，大露台上会灯光璀璨，人影绰约，美妙的音乐隐隐传来，不禁让人心驰神往！）远处绿树环绕着红顶橙墙的别墅，时隐时现，我感觉那真是一个神仙居住的地方！ 我和姐姐被安排睡在大房间外走廊走下八格楼梯的“亭子间”；与隔壁邻居“刘家姆妈”的老保姆（我叫她'婆婆’的）住在一起。） 没几天，我就被安排寄宿进了“上海私立培新幼儿园”中班（1952年）。（从此开启了我和姐姐聚少离多的生活。）一个学期后，我又把被转到了“上海私立醒华小学附设幼儿园”寄读（于1955年7月才毕业）。 期间，1954年1月，我的大弟弟出生了，我很喜欢弟弟，想与他亲近，但父母不许我靠近他。 寒假的一天，父亲和继母去上班还没回来，我听到弟弟在哭，我就进大房间去看（他们规定，未经允许，我和姐姐不能随便进大房间的。）睡在小床里的弟弟大声哭着，不知怎么，二舅妈（继母的嫂嫂，常年住在我家，管理家务的）；连保姆孙妈也不在。我就赶紧跑向小床：见他挥舞着小手大声地哭；“哦，哦……”我轻轻拍着弟弟，哄着他。弟弟的小手一下抓住了我的中指，就吮吸起来。我立时感觉手痒痒的，感到弟弟可爱极了！正出神看着，突然，脸上挨了狠狠一巴掌，顿时热辣辣的。我抬头惊恐地看到了继母横眉怒目的那张脸：“你想毒死我儿子啊?”我捂着脸连连辩道：“我没有！我没有！”“你把你的手指放在他嘴里，手上全是细菌，不是想害死他吗？”“是弟弟自己抓住我手指放到他嘴巴里的”我哭着嚷嚷，“他那么小，他懂什么？”继母厉声喝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的话音未落，只见父亲三步并着二步，冲了进来，上来就是一记狠狠的耳光，打得我晕头转向，踉跄不稳；闻声而来的二舅妈及时前来扶了我一把，说：“是我不好，没看好……”父亲对我喝道：“去'立壁角’不承认错误，不许吃饭！”
我罚站在门口，不断低声抽泣着。不一会，我小便急了，不由得两脚扭动起来。父亲见状，不问缘由就喝道：“立没立相!”上来就是一脚，正中下腹；我一下尿失禁了……父亲怒不可遏，对我劈头盖脸又是一顿毒打……还不许孙妈帮我擦地，我必须自己换洗收拾。从那晚开始，我再不敢去看弟弟了。夜里噩梦常常纠缠着我——我开始控制不住，令人讨厌地遗尿了… 孙妈每每看到尚还幼小的我，费力地在晒台上晾衣被，就会来帮忙，嘴里总絮叨：“真作孽！”“宁肯跟讨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爷！”“你妈真是狠心，把你们送出来，真是受罪！”我一直以为孙妈，只是冷冷地看着我们来这里过程的陌路人，没想到她常趁无人之际会伸手帮我。她的举动让我在这个家中感受到了一丝的温暖——我流泪了。她多次慈爱地摸着我的头，叹息着说：“你呀，小姐的身份，丫头的命；还不及我这个老妈子！至少他们对我还算客气的……” 从到这个家
我父亲从没对我有笑脸。我做任何事都不入他们的眼：喊“姆妈”声音轻了，说我:“哽在喉咙头里，像蚊子叫”；声音响了，说我“一点没礼貌！”;每天对我是非打即骂。东西少了，说是我偷去给“无锡姆妈”了；我只能在他们的床、沙发底下满地去找。 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父亲抡起丫杈就抽，我的手背立时红肿起来，痛得钻心；第二天，我的右手背肿胀得像个馒头，无法握拢，连筷子都拿不了。我遗尿了，父亲逼着我在晒台上，头顶着被子站在太阳底下晒……我越来越怕看见他们，越来越仔细地尽力做好任何事，动作也越来越慢。我越来越显得木讷，呆板；二舅妈开始叫我：“木玲”了。我害怕过暑、寒假，宁愿待在幼儿园。我心里越来越孤独，简直不想跟人说话了。 升入小学，我就读于我们弄堂口拐角的“海光小学”（后更名为：“襄阳南路第三小学分部”）老师对我的评语是：“敏感，孤僻……” （小时候，我对这个家，充满了怨愤；多年后，我懂事了，明白了千百年来封建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是深深印烙在中国人心中的习惯势力。“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啊！） 我爷爷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他们有六个儿子，二个女儿。我大伯伯结婚多年没有子嗣。我父亲排行老二，三叔早已夭折；那时四叔在“同济大学”、五叔在“立信会计”求学；小叔尚读高中。我父亲重担在肩，更是把传宗接代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和继母均近40岁时盼到了第一个儿子，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碎了”格外的宝贝了。哪还会在乎我？……
去山西太原的经历 二年级刚开学，我的小弟出生了（1956年9月）。为此，又请了奶妈来，家里人更多了，很热闹；但我却不敢去看。没几天，家里来了个客人——来自山西太原的堂姑（她的父亲和我爷爷是堂兄弟）她是我叔公的大女儿，来上海出差。周日的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大房间：“你准备一下，大姑要带你去山西太原叔公家……”我望向大姑，她梳着二条长辫子，清秀的脸，正微笑着望着我，看着很亲切！我心里一下感到暖暖的，我点了点头。跑回亭子间，开心地告诉我姐，“我要跟大姑去太原了。”姐姐却一脸不高兴，恨恨地说：“他们就是一直在想把我们俩分开！”“你知道太原在哪？很远、很冷的……”我心想：“能离开这个家，冷、远我都不怕！”出发前，继母让裁缝为我做了一套花布的绵袄、裤，我好高兴啊！（从小我一直是穿姐姐穿不下的旧衣服，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的新衣服）我爱不释手，摸了一遍又一遍。那几天，我特别开心。我清楚地记得:大姑在临行前，还带我去上海电影制片厂，看望冯笑，与他告别（当时，大姑是他未过门的嫂子）。冯笑很亲切地摸了摸我的头，给我吃苹果和糖。我乐滋滋的。（多年后，我才知道冯笑就是在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扮演“小坡”——颇有名气的电影演员。） 出发那天早晨，在火车站站台上，送行的姐姐一直在哭，我却在笑；但火车开动的那一刹那间，我突然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了。 列车向北飞奔，在南京长江边却停滞了下来。我好奇地看着：我们的列车不断开开、倒倒；一节节的车厢脱钩，并排都上了一艘好大的船（大姑告诉我：那叫“车船度”）轮渡缓缓驶向了北岸。然后，又重复了多次开、倒、停，一节节的车厢从船上到了岸上，又串成了列车（这过程大约有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列车继续北奔中，列车广播骤然响起，播音员告知：“前方我们即将通过黄河大桥……”我赶紧趴到窗户边看，恰在转弯的一刹那，我惊奇地看到：黄河大桥是一座雄伟的钢铁大桥，铁轨就悬空铺在钢架桥上。瞬间，列车就隆隆地驶上了大桥，我清楚地看到：黄河水就在我们的列车下，打着一个个冲天巨浪的漩涡，如千万头雄狮在奔腾、咆哮着；黄河水倾泻向前……看着真是惊心动魄！广播里正播放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大合唱的雄壮歌声，激荡着我的心灵！那一刻，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深切感受到了几千年来，孕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的伟大和壮观，那情景，我此生难忘！ 列车没多少时间就驶过了黄河，我问大姑：“为什么长江上没有大桥，要用'车船渡’？”大姑告诉我：武汉现在已经在造长江大桥了，南京估计也快了。（武汉长江大桥于1957年10月15日通车；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9月铁路通车。这凝聚着多少各路建设者们的辛劳、智慧的结晶啊！） 第三天，列车在华北大地上飞奔，过了石家庄站，大姑说：“我们快到山西了。” 我们近中午时分，抵达了太原。我发现太原城十分古朴而宁静：没有高楼，公交稀少，行人也不多。一辆辆载货的马车、牛车、驴车从我们身边掠过，我惊讶地看到：一坨坨的牛、马粪随处可见，可人们却熟视无睹…… 我跟着大姑走进一个大巷子，我看到：两边有不少人家。有些人端着饭碗，在家门口吃着黑黑粗粗的面条；有一位大爷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由停步驻足观看起来：他正掰着黄黄的（大姑告诉我：这是玉米窝头）放入碗中，然后撒上一层红红的辣椒面，再一层窝头块……我看呆了:这样就能吃？那不辣吗？我有点害怕！大姑告诉我：这里很多人家就是这么吃的；但我们家从没这样吃过。我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巷子走到底，右拐是一个大院子，院子中间有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后来的我才知道：这是块天上飞来的陨石），紧靠着石头边有一棵小树（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洛生叔叔种的）。走进挂着门帘的门，我逐位见到了:叔公、叔婆、二姑、二姑夫、洛生叔叔，还有三姑、小姑（小我半岁）、及二位小叔（当时我很不懂事，不懂辈分之礼：面对着分别比我小四、五岁，个头矮我一大截的二位小叔，我没有称呼他们为“叔叔”，而是随他们家，叫他们的小名：“大狗”、“小狗”；他们俩整日黏在一起，跑进跑出的，特调皮。因为面对尚还幼小的他们，我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不肯尊称他们叔叔，为此他们很不高兴！背着叔婆，他俩或用脚踢我，或在外用“弹皮弓”弹我。叔婆看见了会呵斥他们；但三姑却会纵容他们……） 这个家里，大姑尚进修于医学院，在学院住宿；二姑已成家，也难得回来；日常连我是八口人住在一起。叔公在邮政局工作，每日早出晚归。在我印像中:叔公看见洛生叔叔总是喜形于色的——洛生叔叔是叔公叔婆第三个孩子；是他们家的大儿子。他学习十分勤奋（他于1958年考进了中国最高的学府——“清华大学”。那段日子，家里好不热闹：祝贺的、讨教的来客络绎不绝……我十分敬佩、喜欢洛生叔叔! 在那个暑假里，他还特意单独带我去游玩了太原唯一的公园，看了老虎和猴子。虽然这个公园规模上难以与上海的”西郊公园“相比，但也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叔公对三姑、小姑和我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对二位尚幼的小叔较为严厉——因为他们太顽皮了。二位小叔对叔公还是毕恭毕敬的，只要叔公在家，他们会收敛许多…… 叔婆忙于的操持一大家子的家务，整日忙忙碌碌；但她总是和蔼可亲的跟我说话。她善于各种粗粮细作，我喜欢喝她熬的小米红枣粥，爱看她做饭：我印像中有一种叫“簧”（音）的玉米饼子：锅是上凸下凹厚厚圆圆的（形状如同倒扣的锅）叔婆将调好的玉米面舀一勺，玉米面就自然流下，形成一个圆圆的玉米饼子，特别香，我很喜欢吃。叔婆常夸我：一点不像南方来到的，不挑食……。有一次我听见她在厨房跟我三姑说：“你们不要老是嫌弃她，要不是她是南方来的，每月有照顾的大米，你们也吃不到那么多次的大米饭……”从那时起，我就自觉抢着吃窝头、饼子了。（后来，无论在何处，我常年好发过敏——皮肤病，直到2012/9/25日才确诊是：“大米过敏”。医生说是我基因突变造成的。我想来想去可能就是在太原产生基因突变的吧？） 三姑是叔公叔婆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女儿。她很能干，是叔婆家务上的好帮手。她关照妹妹，很袒护她的二个弟弟；但她比较嫌弃我，对我从没好脸色，可能因为我给她们家带来生活中的麻烦多点吧？ 小姑小我半岁，无忧无虑，爱打扮：常喜欢对镜涂口红；有时还会追着我，要给我抹口红。我总是左躲右闪，快速跑开去……。我们俩就读是同年级，但不同校。可能我们俩年龄相仿，挺谈得来，是家里和我最要好的一位。 我在太原就读于“铁匠巷小学”，我记得：当时的音乐老师特别喜欢我，常在班上夸奖我歌唱得好。放学后，常让我去她宿舍与她一起唱歌。她长得很清秀，梳着两条长辫子，我喜欢和她在一起（她弹风琴，我唱歌；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记得是三年级刚开学（1957年9月），我兴冲冲又去找音乐老师，没想到她不仅不让我进门，还凶巴巴地吼道：“你以后别来找我，我是'右派’……”说着，她哭了。我手足无措，也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我不懂什么是“右派”？但那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再没见到她，就这样，我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可倾诉的老师和朋友！ 记得那年学校组织秋游，叔婆特意做好了“千层饼”让我带上。——面饼撕开是一层层的花生酱，夹杂着些许肉糜抹在面饼里，又软又香，这滋味我至今怀念！难忘！ 记得寒假过后不久（1958年3月间），学校要求人人参加“除四害”运动，我既开心（爬上了屋顶，看见了太原城的风貌）又害怕（屋顶是斜坡）我战战兢兢，不敢站起；只敢坐着拿着根树棍，盯着天空飞来的麻雀，使劲敲打铁簸箕；胆子大的男同学则是站着，使劲挑动着插着三角红旗的竹竿，吆喝着赶雀；不少大人们有拿锣的，有敲鼓的……那热闹场景，引人发笑，令人难忘！ 在太原那段时光，放学后回家必经的巷子里，总有人会拦住我，好奇地问这问那：“不夜城上海，晚上咋样的？”“上海的车水马龙啥样？”……问着问着，就一群人围上来了。我最讨厌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一上来，就摸我的衣服说：“上海布料就是细……”“上海小姑娘就是白，水灵水灵的……”他们一边说一边还喜欢捏我的脸，摸我的手，甚至有的还要来抱我……我瞬感受到侮辱；不堪、愤怒、尴尬的情绪会急剧膨胀，感到胸口发闷；那时，我只得左躲右闪，涨红着脸，奋力拨开人群，拼命逃回家，躲在叔婆身边。后来，我每逢放学走过巷子，总是尽量快跑，以躲过那些尴尬的场面…… 1959年4月的一天，叔公笑眯眯地告诉我：二姑夫即将去上海出差，要带我回上海了。我既高兴，又留恋；我对叔婆说：我还想吃您做的各种杂粮面食，叔婆笑着告诉我：山西面食有几百种呢！有机会再来，我做给你吃。但后来，我却再没机会去过太原…… 叔公家有七个孩子，大姑为什么要不嫌添麻烦地把我带到他们家？我在山西太原生活了二年七个月后，二姑夫怎么又把我送回了上海？因为当时我还小，也不敢问，其中原委我无法知晓。我离开太原之后，一直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直至2022年1月18日我终于和已安居在广东珠海的洛生叔叔通上了电话，建立了微信联系。很可惜，他也不知情。所有知情的长辈们都已在天堂了。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迷。我感恩叔公和叔婆在当年物质相对匮乏的环境中，对我二年多的养育和关怀！感恩他们全家当时对我的关照！
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大家笑我是一口的山西话，我发现不会说上海话了。我返回插读于452弄马路对面的襄阳南路第三小学四年级。同学们都称我是“外地人”。当时，我很难融入于班级中。但一段时间后，记忆很快恢复，我又会说一口的上海话了。我如鱼得水般的逐渐融入同学们中间了。我参加了朗诵、独唱表演，就在那年“六一节”我终于带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少先队，别提多高兴了。
小弟失踪 回来不久，我发现家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弟比较张扬，稚幼的小弟却比较寡言。他不爱搭理大弟，却喜欢跟隔壁近七十岁的婆婆在一起。婆婆常要到亭子间来拿东西（她们家的菜橱就放在亭子间），上上下下地忙，小弟就跟着一趟趟地跑（二舅妈说小弟是婆婆的“跟屁虫”） 放学后，我基本都在亭子间做功课。一来二去的，小弟也喜欢跟我玩了。我挺喜欢小弟的，他与他母亲长得很像:大大的眼睛，特别的可爱！ 一天中午放学，我回家吃午饭。刚到家，就见隔壁婆婆和舅婆（继母的母亲，我们从小继母就规定我和姐姐这样称呼她；二个弟弟则一直叫她“亲妈”）在大哭。我诧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们告诉我：小弟失踪了。我大惊！赶紧放下书包，沿着弄堂去找（我们452弄是个三通弄堂可通三条马路：东——襄阳南路；在弄堂中间与一条往南面至建国西路的大弄堂相通；西——太原路；北面就是我们84号…100号的笃底大弄堂）因为我是从襄阳南路方向刚走进来的，没见到小弟；我就先沿着弄堂往建国西路方向找了一遍——没有；折返再向太原路方向找，也没有。我不知该怎么办，只能返回家中。得知父亲和姆妈都已从厂里赶回，到派出所去报案了。二舅妈显得六神无主，两眼发直；大家都急得团团转，没人有心思做饭，我也没心思去上课了。没多久，脸色铁青的继母也回来了，大家都大气不敢出；我缩在亭子间里，不知如何是好？……一直到下午二三点钟，终于爸爸抱着小弟回来了，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大家都饥肠辘辘，二舅妈这才赶紧弄饭，简单炒了个青菜，结果还盐放多了，菜叶都炒焦了。 爸爸告诉大家：是在永嘉路、近襄阳路口找到的。穿着淡蓝色倒穿衣，才二岁多点的小弟，正两手夹在咯吱窝里，慢悠悠往交叉路口走着呢！他那么小的人，近四个小时，独自跑那么远，如果碰到坏人怎么办？马路上车来人往的，这有多危险啊！想想真是后怕呀！ 父亲是在派出所报案后，骑着自行车，沿马路从襄阳南路——建国西路——太原路——永嘉路；一路骑，一路问询路人，终于在交叉路口看见了小弟的身影，真是喜出望外！如果再慢一步，真是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后来经过父母仔细耐心的询问，大家才知道原委：小弟是跟在隔壁婆婆身后出去的（婆婆是去对面弄堂的小店去买针线的。小弟习惯地跟着婆婆身后，幼小的他不声不响，独自走下三楼，出门了。婆婆年岁大了，耳朵有点背，不知晓小弟又跟在她身后。婆婆买好针线，也没看周围，转身返回了。小弟看见弄堂里其他几位小朋友在玩，就走过去看了一会；后来那些小朋友各自被家人喊回家吃饭了。小弟辨不清方向，就沿着弹格路弄堂走到太原路去了。幼小的他，没感到害怕，也没哭叫，走得也较慢；他沿着太原路走，又慢慢走到了永嘉路。好在被骑着自行车，不断沿路寻找的父亲找到了。）真是万分侥幸！ 傍晚，隔壁刘家姆妈下班（她是时为“广慈医院”——后改为“瑞金医院”的牙科护士长））回家后知道了原委。她关起房门，把婆婆狠狠地骂了一通。（她们主仆二人一直关系很好的：刘家姆妈是婆婆从小一手带大的，刘家姆妈结婚时就把婆婆从娘家带过来了。上海解放时，刘家姆妈的丈夫抛下刘家姆妈，带着姨太太和子女去了香港。刘家姆妈没有子嗣，她们主仆相依为命，情同母女一般。）婆婆平日四平八稳地过日子，这一天之中受了惊吓又挨了骂，气急攻心，血压一下子升高了。哼哼唧唧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刘家姆妈慌了神:平时不进亭子间的她，楼梯上上下下，给婆婆又是打针吃药，又是喂粥……婆婆躺了三天，她的脸明显瘦了一圈，虽然说话还显得有气无力的，但终于能起来，下床忙活了，刘家姆妈这才去上班了。 这件事后，亭子间楼上的楼梯口加装了一道木珊栏的弹簧门（防止小弟再往下跑）家里的气氛也明显沉闷多了。 打这以后，我每次出门、上学，走到弄堂口拐弯处，我总会回头看一下，害怕弟弟们会跟在身后，而我却不知情……
大弟飞剪刀 那年暑假开始没几天，早晨，爸妈都已上班去了。我一人在晒台上晾衣服，见大弟推开了阳台门。我大惊！（通阳台的楼梯拐角有炉灶，万一烫着了，那就不得了！）我急了，赶紧好言相哄，小心翼翼地护着他绕过了炉灶，走下楼梯，送他到大房间的门口，让他进去。没想到他却一把拉住了我，一定要我陪他玩。面对处处张扬的他，我哪敢呀？我说我要去做功课了，急急甩开他的手，赶紧就下楼往亭子间跑。没想到，他竟然拉开了栅拦门（才五岁多的他已高出栅拦门一头了）又追了下来。硬要我陪他玩。我说明我要做功课，没理他，请他上去。没想到他:“哼！”了一声，抄起婆婆放在桌上针线箩里的一把大剪刀就朝我扔过来。我猝不及防，剪刀就扎在我左眉梢上，顿时鲜血直流。血糊住了我的眼睛。我又痛又怕，以为我的眼睛要瞎了，眼泪止不住往下掉。大弟这才慌慌张张去找二舅妈来。二舅妈一看我身上全是血迹，也慌了，赶紧叫婆婆帮忙捂住了血口，二人架着我，叫了辆三轮车，就往医院跑。医生说:“怎么弄的? 伤口这么深?”
二舅妈谎说是摔跤磕破的 。医生不信地仔细看了说:“像是刀口划的。要缝四针，小姑娘会有疤痕……”医生给我打了麻药，缝好针，护士给我擦干净脸上的血迹，包好了绷带。我睁眼看了看，还好，眼睛能看见，这才松了口气。昏昏沉沉也不知怎么回来的，醒来已在亭子间床上。姐姐泪眼婆娑地望着我，问清楚原委，就冲上楼去，大骂了大弟一通：你无法无天了！下次你再敢欺负你二姐，我饶不了你！……
我在亭子间听着:平日里骄横的大弟，可能也吓坏了，竟然没吭一声。傍晚父母回来，破天荒，来亭子间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我。继母竟然对我说：大弟要跟你玩，你就陪他玩玩，不要逃……唉，还是我不对！姐对她怒目而视。他们说大弟太小，不懂事，竟然没有责备大弟半点！
我昏过去了 我拆了绷带二周左右的一个星期天早上，父亲叫我去买大饼油条，我拿了个篮子和一根筷子，捏紧了父亲交给我够数的粮票钱款，就往建国西路口的一个小吃铺走去。那天早晨刚下过一场雨，我觉得路有点滑，身感轻飘飘的，走路有点费劲。到那儿，已有十几个人排着队。我排在后面，不知怎么的，身上直冒冷汗，头昏沉沉的。不一会，我感到眼睛发黑，只听到一阵嘈杂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朦胧中，只听得父亲怒喝的声音：怎么？跟人打架了？我飘飘然听到一位男士的声音: 没有。小姑娘排队时昏过去了，手里捏的粮票钞票都不肯放……我们够数帮她买好大饼油条，有人认识她是住在这里的，我们就送过来了。……快点帮她汏汏，让她睏觉。……我浑身软绵绵的，眼睛也无法睁开，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声音。不知谁帮我洗了澡。睁开眼已是午后了。姐姐见我醒了，喜出望外，赶紧去告诉了父亲。我喝了点粥，下午继母带我去了襄三小学旁的一家私人诊所看病。医生说我是低血糖，给我打了葡萄糖针…… 几天后的下午，二舅妈又叫我去倒垃圾了。我倒好垃圾，习惯性地到底楼的大厨房里的水斗去洗手（继母规定：倒好垃圾，必须在下面大厨房里，把手洗干净，否则手摸扶梯，扶梯脏了，会把细菌带上楼的）二楼的谢家姆妈和宋家姆妈及底楼的周、袁二家姆妈都正在忙着，见我洗好了手要走，谢家姆妈冲我招了招手，另三位姆妈也都围着我，仔细看了看我眉角的伤口，感叹地说：“真作孽！”“小小年纪，哪能会昏过去的？”“唉! 吃的苦真是不少啊！”“你爷真是狠心！”“小魔王无法无天，他们也不管管！”……我眼里噙满泪水，强忍着没掉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谢家姆妈转身端了个锅上楼了。宋家姆妈附身抱了抱我，轻声说“自己要当心点！”我好不容易压下了胸闷，说了声“谢谢！”转身向楼梯走去。踏上楼梯的一刹那，泪水扑簌簌直往下掉。走过二楼亭子间，楼梯上一抬头，见谢家姆妈正站在她家房门口，朝我无声地招手。我不知就里，跟着她，进了她家的房间（这是我第一次进她家，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家布置很雅致，阳台的落地窗边，靠墙有一架大钢琴……我正看着，谢家姆妈让我坐下，端了一碗红枣赤豆羹给我吃，我忙站起摇手；谢家姆妈轻声说:“勿烫的，吃脱吚，补血的……”我又泪水盈眶了…… 谢家姆妈看我吃完后，走出房门去楼梯口看了看，反身朝我摆了摆手轻声说：“没人！回去不要讲!”就送我出门了。我回到三楼亭子间，回味着刚刚那一幕幕：平时，我们这幢楼的邻居们似乎都互相不搭界，我见了她们也只是礼貌地叫她们一声；原来她们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我们。有那么好的邻居，关心着我，我心里暖暖的……
住读上海小学 1959年的暑假，我父亲把我转到了“上海小学”住读了。 “上海小学”位于上中路，紧靠在“上海中学”（简称“上中”以下同）旁。与“上中”仅以疏落的竹篱笆间隔。我们隔篱经常能看到学姐学哥们在篱旁的小道上来回踱步的身影，能听到他们背诵英语单词、朗读的声音。 当时我们“上小”（简称，以下同）大部分的学生来自三大块：一是“上海中学”教职员工的子女，他们的家近在隔壁（在我们住读生宿舍右边的走道上，有一扇常开的竹篱门直通“上中”门的对面，是“上中”品种齐全售货的“小卖部”。他们基本都从那个门进出上下学的）；二是“华东化工学院”教职员工的子女，他们有“华东化工学院”提供的校车专门接送至校门口（如乘公交车，有二站路，两头还要各走一段路的）；三是附近一些农家的孩子，人数明显少于上面二大块。（我们“上小”不算“上中”的附小，但我们的校长“毛诗”是“上中”叶克平校长的夫人。大家戏称我们二个学校是“夫妻老婆店”。我们“上小”的学生确实享受到不少的“实惠”。诸如：通过常年敞开的竹篱笆门，我们可以自由地进出“上中”；每周日晚上，我们寄宿生可以去“上中”的大礼堂看国产电影。我多次看了《刘三姐》；还看了《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夜半歌声》等等影片；最喜欢的还是《刘三姐》。那时，这影片中的歌，我都会唱……） 我们住读生大约有三四十人，分插在从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各个班级中。我记得，住宿生中有华东局、上海市政府、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干部的子女；有父母是外交官的孩子（以上这些同学回家返校基本都有家庭派来的警卫员或保姆等专车接送的）；有印尼排华，祖国接回的归国华侨（他们的父母大都还在国外，休息天一般是去亲戚或哥姐住读的学校去团聚。他们是和我一样坐公交的）…… 印象中，很明显：住读生中，干部子弟有股傲气（这些同学的父母大都因工作关系互相熟悉。女生中有位名为何平为核心的一个圈子；一帮人同进同出的，不大搭理一般家庭同学的）。但也有例外：我们班当时是二个住读生，一个是我，另一位是个男生，记得名叫龙江虹。他的姐姐当年刚从“上小”毕业考入“上中”，名叫龙江榕。她经常来看她弟弟，时常也会和蔼地与我聊聊。 升入五年级时，我们班又转来了一位住读生，她叫“唐海明”，来自海南。她父亲时任海南专署署长。她热情而善良，和我挺谈得来的。 我住的宿舍，靠墙两边，各有一排三张相连的上下铺木床，（我睡在靠门口的第一张床的下铺）。宿舍里共住了三至五年级的十一位女生。六年级和另一部分五年级的女生住在隔壁。 学校每天放学后，走读生基本都回家了。这时，是我们住读生最活跃的时候。男生大都在操场上自由地打篮球，练单、双杠；我们女生则跳橡皮筋、踢毽子、玩沙包……我常常喜欢去荡秋千。这时秋千架边人最少，不用排队和限时间。我能自由地越荡越高，这是我最放飞心情的快乐时光！ 在这些住读生里面，我是家庭最普通的一个。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我显得孤僻而又倔强……
生母来校探望 我在上海小学四年级的住校生时（1959年）再见了生母。 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寄宿生的生活老师通知我：今天可以别回家，明天有个人来看我。我既开心（这星期可以不回家了）又纳闷：谁会来看我？ 周日早晨，我早早起来，一人在宿舍忐忑地等待着。吃早饭也是急吼吼的。（我们学校是礼堂兼食堂的。那天住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回去了，所以我是直接跑去学校的厨房用餐的）厨房间的师傅笑嘻嘻地问我：“你怎么不回家呀？”我回答了一句“有人来看我”就急急溜走了。 大约十点多钟，终于值班老师来通知我：“到校门口去，有人来见你……”他话音未落，我已似百米冲刺般的冲向了校门口。我怔怔地看着来人，似熟悉，又陌生。她张开双臂叫了一声：“二玲……”这声音似乎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泪水夺眶而出，我哭喊着：“姆妈……”扑到她怀里，痛哭着。气喘吁吁的值班老师，拍了拍我的肩:带你妈妈去花园坐会吧。就离开了。我泪眼婆娑，抽泣着带领妈妈慢慢走向花园，妈妈的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背，我终于渐渐停止了哭泣。我问我妈妈：怎么一直不来看我们？妈妈叹了口气，她说：其实她偷偷来看过我和姐姐几次，但没见面。“为什么？”我问。“你爷不让……”（无锡话）她告诉我：自从她把我们送到上海，她就失去了我们的抚养权。我父亲跟她约法三章过，不得与我们见面。这次要不是她联系了学校老师，她也没机会来……“那我跟你回无锡！”她又叹气，还拿出了香烟抽起来。我讨厌地道：你怎么抽起烟来了？她掐灭了烟，幽幽道：我也没办法，离开了你们以后二年后，我再婚了，现在你无锡也有二个弟弟了…… 我默然，不知说什么好。妈妈提议:你带我参观一下你们学校吧…… 我沿路带她看了另一边的大操场、小桥二边的小河，教学楼左边道旁的的秋千架、沙坑等游乐设施；我们的菜园、宿舍，大礼堂……到学校厨房吃了午饭，她感叹地说：“你们学校环境条件太好了！无锡可没有这么好的小学，现在我放心了。” “可我却要重读一年四年级”我委屈地说。“我知道，那是因为你去过山西太原了。转学回来，各地学习进度不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无锡也一样的。”我无话可说。默默走了一会，她从包里拿出一包开了封的饼干（那时，买饼干是除了钱还要粮票和点心票才能买到的。我估计是她买了路上垫饥吃的）给我，说要回去了。我不要，让她回去路上吃。她还是塞给了我。她拉着我的手，一再叮嘱：照顾好自己，有空就给她写信…… 我送她到50路车站，把饼干塞回她包里，目送她离开了。不知怎么的，我没难过。 从那以后，我不再渴望母爱，似乎心情也好些了。我没给她写信，因为我觉得没什么话要对她说。我感谢学校老师们给我创造了机会，在老师们的帮助下，让我见到了我多年未见的妈妈。
阅读——感悟！ 从那时起，在老师的引导和帮助下，除了上课、完成作业外，我如饥似渴地不断看书（因为无奈，复读了四年级，我学习上感觉特别的轻松，有大把的时间看书）。除了作家草明著的《小加的经历》；《卓娅和舒拉》《高玉宝》等少儿著作，我还开始阅读了长篇文学：《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的心灵沉浸趟漾在一本本书中，汲取着书籍中的精华和力量。这些，对我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观，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 书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书中，我开拓了视野，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不断汲取着向上的力量，心渐渐开朗起来……
恩师，我心中的母亲——教导主任陈雅萍老师 1961年寒假开学后的一天，我们晚自习后回宿舍，发现我们宿舍中间，横放了一张钢丝床。不一会，陈雅萍老师（我们“上小”新来的教导主任；以下简称“陈教导”）笑咪咪地抱着铺盖来到我们中间。她亲切地告诉我们：从今天起，她和我们同住一室。我们起先有些拘束，但不一会，大家就都高兴起来了——有老师和我们一起睡，大家都安心多了。 在过了没几天的夜里，突然我被床剧烈的摇晃惊醒；睁眼一看，宿舍灯亮着，我们这边床大部分的同学都已起身，对面床的同学也有被惊醒的，从帐子里探出了头；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边的床仍在剧烈地摇晃着。陈教导对大家做了个噤声的动作，然后掀开了靠后窗顶头的上铺的帐子，只见那位同学正做着跳绳的动作，快速地跳着。有一位同学不禁发出“啊！”的叫声，陈教导迅速再次对大家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轻而快地爬上床，从那同学身后轻轻地抱住她，让她睡下。接着轻轻下床，没说一句话，按了按手，示意大家睡下。关灯不一会，我又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早餐前，陈教导抓紧召集我们宿舍（除了半夜在床上跳绳的那位）的同学们到她办公室开了个小会。面对满腹狐疑的我们，告诉了我们一个常识：那位同学昨夜是梦游了，这是一种病症。面对梦游的人，千万不能惊醒她，而只能悄悄让她睡下；也绝不能告诉她睡梦中所发生的病症，否则会反复……
我们似懂非懂，但都明白了这事决不能声张，要放在心里。随即，陈教导就为那位同学调整到了下铺床位；而那位同学也没再犯过病。这事，我印象极为深刻！ 我们住读生，每晚集中在一个教室自习，由专管我们生活，年轻的邓化民老师监导的。一天晚上，邓老师来看了一下，就出去了。不一会，不知哪位男生拿出了当时已故去的电影演员“周璇”的照片，男生们哄笑着，传看着；正做作业四年级的“周民”（“周璇”的儿子；是电影演员“赵丹”“黄宗英”的养子）一下涨红了脸，趴在课桌上哭了。有同学去报告了老师，邓老师匆匆赶来，批评了那些同学。哪知那些男同学不买她的账，还揶揄了她。邓老师气得转身出了教室。不一会，陈教导微笑着进了教室，她柔和的目光扫视了那些哄闹的高年级男同学，教室里一下安静了下来。她的神情开始严肃了起来。她说道：可能有些同学还不认识我，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新来的副教导主任陈雅萍。对教室里刚刚发生的事情，我感到很遗憾！竟然有个别的同学恶作剧，把同学已故母亲的照片，拿到晚自习的教室中来取乐。这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错误行为！说到这儿，那拿照片给大家的同学，一改傲慢的神情，低下了头。那些跟着起哄的男生们，也露出了羞愧的神情。陈教导接着说：每位同学的家庭无法选择，来到学校，每位同学应该是平等的，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每个人应该具有同情心，大同学要设身处地的爱护小同学，而不能嘲弄小同学。大家知道，周民同学的母亲长期体弱多病而去世，这对周民来说，缺失了母亲的关爱，已非常痛苦，邓老师负责住读生生活，平时给他多点关爱，这是应该的，无可厚非。如果哪位同学有意见，可以到学校教导处反映……那些同学听了陈教导的话语，主动向周民同学道歉了。以后在住读生中，再没看见发生公开嘲弄同学的事件。 陈教导和风细雨般的的教育方式，滋润着我们每一位。 记得那年乍暖还寒，春寒料峭。同寝室从印尼归国，就读在三年级的“郑桂柿”同学（我们都爱称她“小华侨”）晚上常会喊“冷”， 陈教导就让“小华侨”和她同睡一床，用自己的胸口去温暖她冰冷的脚。这情景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陈教导的影响下，我们寝室的每一位都把
“小华侨”看作小妹妹一样都关照着。她姐姐（住读在“市八女中”）为了感谢我们，特意还请我们去她学校玩。在那儿，我出了洋相：把她姐姐给我的一块纸包着的黄油，当做点心，咬了一口，油了一嘴。我叫起来：这是什么东西？她姐姐哈哈大笑，告诉我这是“黄油”，应该刮一小片，夹在馒头中，才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品尝黄油，想想真是好笑！后来“小华侨”还又给我带来一块黄油，说是她姐姐特意给我的。我心里暖暖的。 一次，陈教导偶然发现了我用粉笔在我粘皮木箱上写的“我为什么没有母爱？”的字句，就关切地问了我家庭的情况。我简单叙述了些。陈教导告诉我：不要怨恨你的父母，这是旧社会封建的制度和千百年来封建思想所造成……。要好好学习，走好自己的路。有什么不开心，随时和老师讲……。 别的同学每逢周六，就特别开心，盼着早点回家。我却害怕回家，我总是磨磨蹭蹭，最后走出宿舍。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划，我成功地独自在寝室中度过几次周末（我们早餐一般供应稀饭和馒头，我每天悄悄地把馒头省下，带回寝室，用纸包好放于枕旁。就解决了周六晚至周日中午三顿的吃饭问题。周六中午我会去灌满宿舍里
的四个热水瓶，解决这一天的喝水和用水问题……。）但有一周六的下午，我因在图书室借书时，挑书慢了一会，心急慌忙，没来得及把阿姨洗干净，晒在外面走廊边的马桶拎进宿舍，就见管宿舍的阿姨在逐间锁门了。我急急溜进寝室，躲进了帐子中。不一会，阿姨把我们寝室也落锁了
…… 周日下午，我终于盼来阿姨的开门声，我急着上厕所，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把开门的阿姨吓了一大跳！接着她哭着去找校长“毛诗”检讨（把我锁在寝室）了…… 知晓我的情况后，校领导极为重视，陈教导特意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找我谈话。她首先检讨自己工作的疏漏，并仔细询问了我不回家的原因和经过。我很惭愧给学校老师和管宿舍的阿姨带来了麻烦；但不后悔我不回家的行动。 又到周六下午放学，陈教导在寝室特意等着我，说要陪同我一起回家。我一听心感害怕，撒腿就往教学楼跑；没想到差点撞上毛校长。我继续往教学楼跑，躲到了教室的课桌底下。被发现了，我又跑向另一个教室；毛校长和赶来的陈教导一起，在一个个教室中围截我，最终我还是被截住了。倔强的我还是不肯回家，毛校长问我为什么不愿回家？我说骇怕爸爸打我。陈教导向我保证：以后绝不会！ 在陈教导耐心地劝说下，我和她一起坐上50路（到徐家汇终点站再转42路）公交车回家了。一路上，陈教导与我不断细聊，再次了解了我家的情况，到家已近傍晚六点了。父亲还没回来，陈教导就先和继母先聊了。那晚，我在亭子间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直至晚上八点多才到家，和父亲见面后，陈教导就建议让我先去洗嗽睡觉了。我不知陈老师是什么时候走的。 第二天早晨，父亲温和地对我说：“你们陈老师真是好！她和我谈到十一点多钟才离开的。这时候车子（公交车）都没了。她家住在虹口区，真不知她是怎么回家的
…… 你今后要好好学习，对得起你们的老师！”我深深地震撼和感动！我从父亲对我说话的态度上，感觉到了陈教导这次家访的成效。 回校后，陈教导一见我就问：父亲对我的态度怎样？我告诉她：父亲对我说话温和多了。陈教导舒心地笑了！我赶紧问她我和父亲担心的问题：昨晚您怎么回家的？她笑了笑，简单地回答我：要回家，总会有办法的。她拍了拍我的肩，转身忙去了。二天后，邓老师还通知我：我家给了我四元的零用钱在她那儿，可自由支配，随时启用。我别提多高兴了！ 陈教导不仅实践了她对我的保证：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打过我。而且还让我感受到了与同学们之间的平等（因为她们多少都有零花钱，而我除了够数回家的车费，是没有一点零用的）我高兴地去“上中”的小卖部，买了一些橡皮筋，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根橡皮筋，和同学们一起跳了，心灵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快乐！ 我为我周六下午鲁莽冲撞毛校长和陈教导的行为深感惭愧和不安！同时也深切感恩她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捆喜糖纸袋 记得那年的寒假，春节临近。我父亲和继母带着姐姐和二个弟弟一同回无锡老家过年，家里就剩下二舅妈和我看家。父亲厂里发了不少电影票，平时是轮不上我的；但在那个春节中，我和二舅妈几乎天天都能去看电影，有一天我们还像赶场子一样，跑了二个电影院，连着看，真是过足了瘾！我印象深刻的有：《圣彼得的伞》《三剑客》等外国片……。二舅妈常常看着电影就睡着了；而我则看得津津有味。过了年初三，二舅妈说：父母他们快回来了，可他们吩咐的事情还未做过，她让我赶紧打扫大衣厨后面的角落，关照我以后，她急着去看她的二个儿子了（她的大儿子当时就读“电力”中专，小儿子则就读“水利”中专，他们的生活是由继母资助的）。二舅妈走后，我就认真仔细地打扫起来。我用半干半湿抹布，把大厨后面的一个个箱子，爬上爬下都擦干净，然后再扫清地上的灰尘垃圾，在拖地时，拖把带出了一捆糖纸袋（那时结婚发喜糖都用有囍字的纸袋）我没拆开捆扎的绳子翻看了一下，只见每个糖袋都写着字：“糖是甜的，但心是苦的！”“二个孩子，命比黄连苦！”“面善心狠，拆散人家，这种糖吃不下”“黑良心，糖吃不进”……我看着这些写着谴责话语的一个个糖袋，心突突地跳起来，我似乎一下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和继母那么讨厌我们。他们之所以收留我们，并非情愿，而是他们结婚时尴尬的处境，迫于舆论漩涡中的无奈
…… 我不敢再看下去，赶忙拿了张报纸包好，眼见隔壁婆婆背身正在烧饭，我按捺着心跳，急急跑到亭子间，塞进床下杂物缝隙中。二舅妈傍晚回来，看了看，还表扬我打扫得很干净。 父亲一行回来后，我心里忐忑了好几天，见父母未有动静，心里才渐渐安下心来。临开学前，乘着父母已上班，亭子间没外人，我把这事告诉了姐姐，打开报纸让姐姐略略看了一下，姐姐阴沉着脸，叫我赶紧放好，嘱咐我在家不要看，我赶紧塞回了原处。 开学后，我心里一直惦着这件事，有点心神不宁。周六回家急急去摸那报纸包，没了。我吓坏了，怎么办？正着急，姐姐也到家了。我赶紧告诉姐姐:报纸包不见了。姐姐笑了笑说：我带去学校了（姐姐当时住读在“南洋中学”）。我问：“你都看过了？”“嗯！”姐答。“那你什么时候带回来？”“我看过后交给老师了”姐答。“啊？我还没看全呢！”“内容大致差不多”姐姐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我一时语塞了，心里十分怨闷。 周日回校，晚上我破天荒地没和大家一起去“上中”礼堂看电影，而是躲在帐子里，胡乱翻书，生闷气。陈教导很快察觉到了我情绪变化，她在周二的放学后，在她的办公室里，关心地问询了我。她关切的眼神打动着我，我望向她，一股脑儿把在寒假中发生的事情倾诉了。陈教导耐心听着我的讲述，一边过来搂着我的肩，让我靠在她身上。她轻声告诉我：你父母的恩怨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结果，既然那些“糖纸袋”你姐姐已经交给了老师，你就不要去纠结了。从现实看，你父亲和继母是在无奈之中留下了你们，这一段经历，他们从感情上确实也有怨恨，特别是你的继母要与你亲近是勉为其难的。你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事情，才能轻松地前进。把学习放在首位，你年纪还小，将来一切都在变化中，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 陈教导如同母亲般的搂着我，她轻轻的话语，温暖着我的心！内心的郁结渐渐散去，我又全身心愉悦地投入到了新学期的各项活动中。 在“上小”，我时时感受到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似乎感受到“母亲”就在我的身边！陈教导的行动，铭刻在我心中，永远难以忘怀。感恩陈教导！她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母亲！
恩师——六年级班主任陈慧兰老师 转眼1961年的暑假后，我们6/1班换了的班主任:陈慧兰老师（她当时被评为“上小”的优秀教师）。开学没几天的放学后，陈老师就单独找我聊谈，她说：对于我的情况，她早已有所耳闻。现在，她任班主任了，有什么不开心，尽管跟她讲，别闷在心里。她肯定了我的优点：学习认真、踏实，肯帮助同学，独立意志强；但敏感，孤僻；自尊心太强，会影响与同学之间的关系……
她的话语中肯而又循循善诱，说到我心里。她说;现在是毕业班了，学习不要放松，继续努力；生活、学习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找她。 不久的放学后，她乘无人之际，给了我一件看上去像新的一样（她说是她大女儿穿过的）。看上去清新而雅致、胸口绣花的白衬衫，二双全新的袜子和手帕（陈老师有二个女儿，大女儿比我大一岁，小女儿比我小二岁）。我非常感激！衬衫我在“六一节”特意穿了一回，洗干净后就放入珍藏了起来。（临毕业离校时，我把已压平整的衬衫和二双仍保持全新的袜子及一块手帕，也乘无人之际，捧给了陈老师）。我说：陈老师，这衣服我只穿过一次，袜子和手帕还是全新的，您还可以给您的小女儿穿用，一块手帕我留下作纪念了。非常感谢您这一年多来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您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我永世不忘！我会牢记您的教诲，继续努力学习，做到天天向上的。陈老师眼里泛起了泪花，紧紧拥抱着我说：“你真是懂事得让人心疼！” 小学的老师们希望我能考上海中学，这样我们还能经常见面，老师还可以照常来关心我。（原先，陈老师预计我们班有三位能考上“上海中学”，我是其中的一位；后来陈老师告诉我：我们班有十二位考上了“上海中学”）。 难忘那年（1962）暑假，全市中学发榜的那天，陈慧兰老师就特意打了传呼电话，问我收到入学通知书了吗？我告诉她还没有。她放心不下! 那年闸北区中学的发榜时间比其他区晚了整十天。 收到通知书的那天中午，家住乌鲁木齐路淮海路口的陈慧兰老师，以她瘦弱的身躯，顶着炎炎酷日，汗流浃背地急匆匆特意赶来我家。当她得知我考入了五年一贯制的市重点——市北中学，她一边擦着眼镜上的汗水，一边连声说：“好，好，这我就放心了”说完，她连口水也没喝，就匆匆要走，我热泪盈眶，内心的感激和感动无以言表。 在送老师到公交车站的路上，陈老师语重心长，仔细地嘱咐我：“你以后走读了，我估计你爸妈不会给你什么零用钱的。去市北中学路远。你每天都要经过北站（火车站），那里商店多，诱惑力大，你不要去看。要珍惜时光，每天可利用走路的时间，背诵课文、背英语单词、思考学习题……” 陈老师还反复叮嘱我：“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临上车时，她又回头看着我：“以后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看着车开了，我热泪盈眶，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在市北中学的三年里，我牢牢记住了陈慧兰老师的谆谆教诲，实践着老师们的嘱托，不断克服困难，激励着自己向前。 感恩已在天上的陈慧兰老师——难忘的，我心目中又一位母亲！
感怀师恩，浸润人生 据说是继母要与娘家人住在一起，1962年初，我家离开了徐汇区的大房子，搬到了西藏北路21号工房。（就在西藏北路桥旁，一桥之隔，就是黄浦区了。） 我父母和二个弟弟住在102室；我在201室——与三舅舅（继母的三弟；他家住二间）一家为邻；我和二舅妈、舅婆睡在另一间。 小学毕业前夕，上海小学的老师们，希望我考上海中学，继续住读。但父亲和继母，说开销大，不同意我住读，让我考就近时为闸北区的中学。虽然继母再三阻扰，我还是听从老师的建议：我考取了闸北区唯一的市重点，当时实行五年一贯制的市北中学。 踏入市北中学，同学们的脸上充满阳光；可我的心中却布满愁云：在小学，缴费不用我劳神，都由老师们处理。现在则必须由我自己开口向继母要。开学前，她就给我定了三条：1、学校所需任何费用，都须由老师写条子说清用途、金额；2、不提供任何车费；3、不提供任何零用钱（说是怕我学坏）。对于后二条，我无所谓，能自己克服；但第一条我无法自己解决，迫不得已必须向老师开口。当我万般无奈去教师办公室，找班主任陈韵林老师，请她帮我“写条子”的时候，陈老师只是温柔地看了我一眼，“哦”了一声，说“那我去总务处了解一下，就写给你。”我脸上热辣辣的，在其他老师诧异的眼光中，逃也似的离开了他们的办公室。 记得中学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题，是“写给母校的一封信”，我把对母校上海小学的深深的思念——从美丽校园说起，到老师的和蔼可亲，师生情谊的感念都融入了作文中。陈韵林老师认为我写得好，作为范文，让我朗读。我只读了一个开头，对小学、老师们的深深眷恋、思念、这些天心中的愁苦就涌上心头，忍不住的泪水直往下掉，哽咽得念不下去了。陈老师让我坐下，请别的同学替我朗读了这篇作文。可能陈老师在作文的字里行间中看出了我家庭的特殊，她在批语中写道：虽然离开了小学老师，但老师还在你的身边，有什么困难、难受，尽可以找我……当我看到这亲切的话语，一股暖流沁入了心田。 在当时的中一（6）班同学眼中，我可能是个“另类”——外区考入、性格孤僻、举止古怪（念作文会哭），一日三餐都在学校搭伙…… 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放学后，班主任陈韵林老师与我深谈了一次，记得我们绕着校园的操场，慢慢走着，说着，走了一圈又一圈，在这次谈话中，陈老师全面了解了我家里的情况，她告诉我:家庭不可选择，但自己的前途可以由自己选择；她告诉我: 你的学习基础很好，中考的作文分是班里最高的，数学也不错，对自己要有信心，现在什么也别想，一如既往地把学习放在首位……
她建议我：你家住得较远（在西藏北路桥下，过桥就是黄浦区了），你每天到校吃早饭，出来早，可顺路轮流叫上班里的女同学，这样你既熟悉了她们，也能让她们了解了你……（初中三年，我认真实践着陈老师这一用心良苦的建议，可以说，我跑遍了班里每一位女同学的家，还得到了她们母亲的认可）。 为了不伤我的自尊心，细心的陈韵林老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每个月头上总不忘把需交的饭费、粮油票数额，写在纸条上悄悄地交给我，以不让继母为难我。在陈老师细心、耐心的帮助下，我渐渐开朗了起来，融入了班级。
寒假中的春节 升入中学的第一个寒假很快来临。春节（1963年）前家中扫除事务繁杂，继母每天都有打扫的任务，要求我必须完成。我连天天的寒假作业都无法去看，别说做题了。心里虽着急，但也无奈！只能留待节后赶了。忙完大年夜，我心里总算松了口气，心想明天可以开始赶作业了。 年初一一大早，我从201室下楼，刚进102室的房门，还未及向父母拜年，说“新年好！”就见父亲脸色铁青，父母俩人横眉怒目地瞪着我，我心一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人就僵立在门口了。继母厉声问我：“油票你偷到哪儿去了？”我莫名其妙：“什么？邮票？”继母喝道：“吃的油票！”“我连看都没看见”我答。“你每月学校付饭费，不是都要拿粮票、油票的？”继母再问。“那也是按老师写的条子上的数目，您给我的，我又没多拿。况且这个月还没交过饭费呢！”我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这时姐姐也下楼了，她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是默不作声地站在我身后听着。这时父亲板着铁青的脸大声说：“这个月家里的油票，一下子全没了，肯定是你偷的。”“我要油票做啥?真是无稽之谈！” 我反唇相讥。“你偷了可以给你无锡的娘啊！”父亲道。“真是莫名其妙！我连她现在的地址都不知道，我怎么给她？真是好笑！”我这时不气反笑了。父亲见我不恼反笑话他们，气急败坏地嚷道：“你偷了油票，给你姐，你姐可以寄给你们的娘，给她吃。”我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冲到父亲面前，厉声说：“血口喷人！拿出证据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偷偷跟你娘通信！”父亲怒目对她。“通信又不犯法，难道写信也要你们批准？”姐嚷道。“大年初一，就如此栽赃陷害我们，你们伤天害理！”姐说完，怒目扫了一下继母，就冲出房门，跑出去了。我大声补了一句：“天理难容！”就急急去追我姐了。 跑出大楼大门，已不见姐姐的身影。我赶紧跑上“泥城桥”（西藏北路桥）的最高端，往两边看：只见往来马路上，三五成群，脸带喜气的人群络绎走过，却难见我姐的影踪。楞了一刻，我不知该如何去找我姐，无奈转身，直接去201室我们住的房间，摊开了寒假作业本。担心着姐姐，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幕幕，心里堵得慌；七上八下地，一个字都没写下来。闷了半日，头脑晕沉沉，我不禁躺下了。中午时分，小弟来到我床边，叫我下去吃饭，我确实也饿了。想想从年三十到年初一的中午，我和姐姐还都粒米未进，不禁悲从中来！想着姐姐不知身在何处？看着眼前的饭碗，我扑梭梭的泪水直往下掉，难以下咽…… 大清早我家的一出闹剧，左右邻居们都看在眼里。大家虽都不言语，但对父母都少了节日的寒暄，更多的是侧目而视。午饭时，父母都没再吱声。饭后他俩就锁了门，带着二个弟弟出去了。 姐姐一直没回来，我心神不宁，一次次到桥头高处张望，但都失望而归。姐姐比我大三岁，她的性格比我刚烈，因为她是父亲第一个孩子，相比我来说，他对姐姐的态度要温和一些；继母从不吩咐姐姐干这干那的，但也从不和她多说一句话。和我不同，姐姐要什么，从来都是只跟父亲说，不用经过继母。我则一切都要经过继母安排，任由她摆布。所以姐姐常常说我：懦弱，可欺；见我饮泣时，她常气愤地喝道：“哭大声点，让大家听到！”我敬佩姐姐，但我做不到像我姐姐那样。因为自小我们姐俩聚少离多的境遇，我们之间缺乏应有的交流， 我对姐姐的心事知之甚少。我不知姐姐会去哪儿？只能焦急默默地等待。……天渐渐黑了，还不见姐姐的身影。晚上九点多了，我一直在201室外面的楼梯口徘徊等候。我越来越焦躁，终于听到了来自头顶上一声熟悉的声音：“妹妹……”我抬头一看，姐姐在四楼的楼梯口。我赶紧跑上去，搂住了姐姐，一连串的问题抛向了她：“你跑到哪儿去了？害我里里外外跑了几十次也不见你踪影，急死我了！吃过饭没？你一直在楼上？……”姐姐只回答了一句:“我在'上海图书馆’待了一天。”（当年“上海市图书馆”是在南京西路325号，现为“上海历史博物馆”）“你干嘛要跑出去？我们又没做错事！”我说；“我不想看见他们！”
姐气呼呼地说。“那你这一天吃什么了?”我问；“买了个面包……”（我庆幸：好在姐姐身边还好有些钱）。我挽着姐姐的胳膊，一边和姐姐说着话。走进201室，迎面碰上三舅妈从他们房间出来，她关切地问姐姐：“饿坏了吧？”她一边把我们拉进了厨房，一边麻利地把搁在煤气灶的汤锅点上火，一边又从菜橱里拿出的几碗菜蒸上。她让姐姐坐下说;“天嘎夜了，就不要下去了；就在三舅妈这儿吃点，好在年初一，三舅妈这儿总有些年菜的……”（上海话）不一会，她把一碗热腾腾的鸡汤端给我姐：“先喝口汤，暖暖！”我看姐姐眼眶红了，我不禁也滴下泪来，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三舅妈把饭菜都摆上桌后，说了声：“慢慢吃哦。”就反手带上厨房间的门出去了。在那一刹那，我真切地听到她叹气说道：“真作孽！”…… 年初二清晨，我正犹豫是否拉着姐姐一起下去，就见小弟来说“爸妈 叫你们下去吃早饭。”我顺势拽着姐姐的胳膊下去了。爸妈竟然像昨天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一句也没问姐姐，就说了句：“吃早饭。”就再无话了。真是奇怪！ 午饭后，我照例转弯到国庆路边的垃圾箱去倒垃圾，返身就见同住“102室”的鲍家大女儿“小燕”（她比我小一岁）在等着我。疑惑间，她到我身边告诉我：“我妈真真切切听到，你家的油票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我问。“就在你妈的大衣口袋里。他们昨天下午出门，穿大衣时就摸到了。你爸还指责了她说'没摸清楚，就瞎话三千’”“啊！”我惊讶！愤怒！无语，五味杂陈！他们对我们竟然连个交代都没有！真是欺人太甚！我悄悄拉上姐姐，走到桥上，边走边告诉了此事的真相。姐姐气得要回去跟他们理论，我阻止了她，因为这会牵扯到邻居的好心。我说：“不要气，只要记！”
…… 春节过后，新学期很快来临。陈韵林老师在忙碌中，不忘抽空关切问我：寒假中过得怎样？我忍不住一五一十地向陈老师倾诉了我们年初一的遭遇。陈老师听后，沉吟了一会，抚着我的肩说：人都会犯错，你父母也不例外。不要为他人的错误而生气，要学会原谅！记住：你原谅了别人，也就是放下了心中的不快，就能给自己多点快乐！和其他同学相比，你缺少了父母的爱；但你更独立懂事一些。“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你现在好好努力学习，光明前途就靠你自己努力去争取。每一个人“性格决定命运”，你要学会开朗、乐观起来，迎接将来美好的新生活
…… 陈老师的一番教诲，扫除了我心中的阴霾，扬起了我心中的风帆，笑容开始挂在我脸上了。 陈韵林老师处处似母亲般地关心我，记得为了增强我的自信和快乐，陈老师让我和部分同学，一起参加1963年国庆游行的排练，但因为我偏胖，负责游行操练的辅导员把我编在替补队员行列。陈老师一再鼓励我：刻苦训练，人在替补，心要自信；动作别输，只有做得更好。整个暑假，我顶着骄阳酷暑，按照老师的要求，认真练习正步走，练习正确翻举红、白颜色的花球；功夫不负有心人，临近国庆之际，经过再次挑选，我成为正式队员。当我手持红白相间的花球，以标准的动作，行进在少先队队徽队的行列中，我的心中充满了快乐和自豪。这段难忘的经历，对我的人生是一次重大的激励。我知道，如果不是班主任陈韵林老师的坚持和鼓励，我很可能早就被淘汰了。 曾记得，初二开学不久，周日的一个早晨，如常，我从马路对面的里弄食堂吃了早饭回来，父母及两个弟弟正围坐吃着早点，而陈老师坐在一边。一见我，陈老师就和蔼地问我：“*二玲，你一大早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不在家吃早饭？”我正不知该怎么回答陈老师的问话，小弟冷不丁抢着说：“二姐在食堂吃饭的。”我继母一脸尴尬地说：“两个弟弟胃口大，怕占了她的口粮，所以就让她星期天也在食堂吃。”陈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二玲目前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一日三餐在学校吃，周日应该让她和你们一起，感受一些家庭的温暖啊……”陈老师的一番话，激起了我内心的酸苦，不禁热泪盈眶。陈老师又说：“里弄食堂还需付搭伙费，如果把这每月的搭伙费，给二玲作为零用，那就不用我每次组织看个电影也要写个条子了。是吧？”父母应付似地答应着：“对、对，让老师费心了……” 陈老师一边起身，一边说：“今天抱歉打扰你们用早点了，你们继续。我的建议，你们好好考虑一下。”我送陈老师走出了大楼的大门，陈老师搂着我的肩膀说：“二玲呀，要不是同学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周日你都是一个人在里弄食堂吃饭的，那你周六晚上怎么解决的？（学校周六晚饭是不供应的）”我答道：“也是在这食堂吃，姆妈每个星期给我一斤饭票，贰角菜票。”“贰角怎么够？”陈老师问，“礼拜六晚上买两个淡馒头，不吃菜；礼拜日早上一两粥，一个淡馒头；中午三两饭，一个素菜加一个荷包蛋就正好了。”我答道。陈老师听了沉默了一会儿，看了看我露出大脚趾的跑鞋说：“二玲呀，老师没想到，你两个弟弟吃的、穿的那么好，而你的生活却这么不容易，经过接触，我才知道你妈妈确实是个厉害角色，看来我今天来，你的境遇也很难改观啊！以后有什么事，别憋在心里，有困难还是来和老师说说……”陈老师的话没说完，我的眼里已噙满泪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把陈老师送上18路电车，回家的路上，碰上两位邻居阿姨，她们说：“你们老师太好了，前头来过两次了，今天礼拜日还一大早还赶过来家访，老关心侬的。市北中学的老师就是不一样，是好，是好！”我这才知道陈韵林老师为了我，已多次与我父母交谈，今天是特意为我周日的吃饭问题，一大早赶来的。后来我才得知：陈老师这时已怀有身孕，我的心里充满了对陈韵林老师深深的感激！ 初二下学期的最后时期，陈韵林老师休产假了，我们的语文课由华东师大的实习老师代课（时间久远，二位老师的姓名都想不起来了）。他们年轻，活力十足，课也上得有声有色。听说他们都是华东师大的优秀生（不知他们二位后来是否到市北来任教了）。估计是陈韵林老师的关照，我每月饭费的条子，他们也是细心地如期悄悄地递到了我的手中。 记得暑假中，他们还邀请我们部分同学去参观华东师大，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我们在大操场上尝试走荡板，玩“伏虎”。记得，我不敢滚“伏虎”，老师硬是把我扶进去，慢慢推了两圈，突然用力推了一把，“伏虎”快速转动。我吓得大叫，老师飞快跑来，止住了“伏虎”的滚动，把我搀扶下来，笑着对我说：“现在不怕了吧？人生就是要不断大胆尝试各种事务，磨练自己！”这句话给了我此后的人生很大的激励和鞭策。 初三，我们的主要任课教师都换成了男老师。语文是黄正尧老师，数学老师陈迪卿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对他们，我心里有一种疏远感，心里有话也不再找老师说了。可饭费还得交啊，班级的生活委员吴树范催我交饭费，问我：“不包饭了？蒸饭？……”我不得已，只得去找班主任陈迪卿老师。走进教师办公室，只见陈迪卿老师正埋头批作业。我慢慢蹭到他身边，低头低声说：“陈老师，麻烦您帮忙写一张饭费条子……”“哦，开学工作一忙，我把这事给忘了。哎，我正想问问你，你怎么会和你的父母关系搞得那么僵？缴费每次还要老师写条子？”陈老师抬头推了推金丝边眼镜，望着我。我一直压抑的屈辱感一下涌上心头，眼泪夺眶而出，一句话也说不出话来，转身飞快跑出了教师办公室…… 陈迪卿老师很快在操场的角落找到我，说：“我不太了解你的情况，没有恶意，只是想问问你，没想到你的自尊心那么强，老师跟你说声对不起……”陈老师的道歉更让我胸口堵得难受，实在说不出话来。陈老师轻轻拍了两下我的肩，把写好的缴费条子交给我，转身走了。不一会，班里两位女同学来到我身边，我知道，一定是陈老师叫她们来安慰我的…… 事后，倔强的我，除了上数学课，我总是尽量躲着陈老师的目光，不和他多说一句话；可每月陈老师总是及时把缴费条子交给我。虽然陈迪卿老师不再问我什么，但我感觉得到，他始终在默默关心着我。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临近初三毕业时，陈迪卿老师得知我打算不参加中考（期间，他多次家访，与我父母交流），决心要去新疆时，他多次找我谈心，而每次他都会首先检讨自己：对我不够关心，不了解我的家庭情况，伤了我的自尊
…… 老师的每一次自责，都让我心中深感内疚！我知道，鉴于家庭的特殊境况，我是个给老师添了不少麻烦的学生，让老师为我操碎了心。但无奈和自尊包裹着我，我的歉疚，尽管在心中盘旋着，却始终未向老师表白。现在，我只能对已在天国的陈迪卿老师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了！” 我深深感谢我的母校！深深感谢培育我们的每一位老师！！ 我深切感恩、怀念已在天国上的陈韵林老师——我心目中眷恋着的又一位母亲！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我们班的同学，学习上个个勤奋好学，尽管是在初中阶段，他们的学习目标，是冲着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而努力着。他们和我说起自己的理想职业是作家、律师、教师、科学家…… 我们班级的同学不仅学习好，而且德智体全面发展。当时，我们班级有“学雷锋”“学毛选”小组，放学后，大家聚在一起学习（我退休后能16年如一日地参加志愿者活动，离不开那时的学习）。记得，班里第一批共青团员陆百荣、丁爱美、郁铭武、王佩容……都是这两个学习小组的骨干。 我们班有不少同学是校排球队的成员，放学后的操场上，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我不太好动，每天放学，做完功课，离学校食堂晚餐开饭还有一些时间，我就坐在教室里，静静地看着学校的图书馆借来的各种书籍。我的心灵在书籍中趟漾，汲取书籍的精华和力量，这些，对我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观，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 难忘初三那年，在紧张的备考阶段，大家还热烈地讨论，毕业在即，以什么为母校献礼为好，最后一致决定：排演歌剧《江姐》最精彩的第一、六、七场次，献给母校的文艺汇演。大家说干就干，热火朝天地排练起来：形象、气质好的薛明玉和傅传芬担纲“江姐”A、B角；何美华扮演孙明霞；陆芳、王佩容等同学担任绣红旗“狱友”；擅长表演的郁铭武则扮演反派人物“沈养斋”；平日言语不多的学习委员黄玉宁则扮演了“叛徒甫志高”……其他的同学，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负责乐队演奏的，有负责剧幕背景的，有合唱的……而我担任的是幕后“江姐”独唱时的帮唱（“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这首歌对我的人生有着深刻的影响，2014年我录制的16首歌碟中就有这一首）。为了演出成功，全班同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天天放学后留下来排练。班主任陈迪卿老师还拿来了自己考究、笔挺的西装给黄玉宁穿上，演活了“穿西装，扛皮箱”的场景。那段时日，我们班级里，一到下课时分，乐曲悠扬，歌声阵阵，欢声笑语不断，热闹非凡。原本互不搭话，青涩的男女同学关系，也都融洽起来。经过反复的排练，一致的努力，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得到全校上下一致的好评。
市北中学毕业前夕 在我升初三那年，学校五年一贯制又改为了六年制。 1965年5月，同学们都踌躇满志、跃跃欲试，迎考本校高中；唯我却准备响应祖国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班主任陈迪卿老师、政治老师、教导处的宗主任轮番先后找我谈话，要我：“一颗红心，二种准备。”首先要接受挑选，参加中考。（我们重点中学，中考要保证升学率。）我仍向他们表达了我“一颗红心，一种准备”不参加中考，立志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意愿。恰在此时，上海《文汇报》刊登了
“上海市青年突击队”的优秀事迹，我姐姐也在其中，我姐姐还被当选了崇明县的人民代表。他们的事迹激励了我，更坚定了放弃中考的决心和勇气。为表达我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耕耘的决心，我去派出所申请了改名为：*耘。 这以后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放学之际，同学们大都回家了；我则照例一人在教室里，看着图书馆借来的书。忽然，我们班主任陈迪卿老师匆匆跑来说：你妈妈来了，你们好好聊聊，就又匆匆走了。我诧异地看着走过来的她：“你怎们来了？”她说：“我听说你要放弃中考，去新疆？你们学校是市重点，要保证升学率的，你还是听老师的话好！”“关你啥事？”我抢白道。她愕然地看着我：“你现在脾气怎么这样？”我没好气地答：“环境逼的！人家说'宁跟讨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爷’你既然在我幼小时就抛弃了我们，现在你就没资格来管我！”“你既然不想在上海，那也不要去新疆，你可以到无锡来！”“呵！我现在大了，你倒要我去你那儿？你那个家对我来说，我算啥？”我愤愤地说。她默然，低头不语。僵持了一会儿，我说：“好了，时间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我边说边两手推着她的肩（这时的我已高出她半头了）把她送出了教室，反手插上了门。她在门外说：“我带来二个水蜜桃还没给你呢！”“我不要，你自己吃吧！”我背靠着教室的门，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掉。学校动员了生母来劝说，真是良苦用心啊！但我多年来的家庭经历，促使我内心强烈地要尽快自立。这压在心头的苦酸，生活的坎坷，作为生母的她知道吗？我有点站不住了，忍不住趴在课桌上痛哭起来……
在皖南山区的上海市黄山茶林场 一番周折，我没去成新疆，（当年的新疆驻沪办事处明确：不招收应届初中生）于是，1965年11月我奔赴了位于皖南山区的上海市黄山茶林场（当时新建的上海战略战备的后方）： 一声汽笛离沪岸，经由南京芜湖转； 午路青阳汽车颠，翻越鹊岭心胆颤！ 秀丽黄山景怡人，山绿水清风光赞！ 竹林摇曳入眼帘。车进南山欲下车，三人拍手迎面欢。 首餐供应夹生饭，糖精烧就萝卜片；腹中饥饿难下咽， 面面相觑苦难言。茅草铺就卧地铺，煤油灯盏挂室间； 打开行李被连被，一人翻身惊两边。 出门下坡又上坡，劳动人站半山间。 上下床铺陆续到，蚊帐一挂享稳安。 砍除草带施肥忙，除草松土培茶根。 身背茶篓双手舞，春茶嫩芽催人奋！ 晴天露水湿裤腿，雨天淋透水全身。 连日阴雨无衣换，晨起湿衣贴上身。…… 同去的小伙伴们大都会因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常常哭鼻子；可我却感到很开心，整日里唱着，笑着，享受着自立自强后生活的快乐！艰苦的劳动，磨练了我们的筋骨和意志，母校老师们传输给我的理想和信念，使我在艰辛中自信、坚强和认真。 没过半年，我没想到：姐姐作为上海团市委派驻充实各农场的青年干部中的一员，也来到了黄山茶林场。虽然是我在五连，她则在二连任副指导员；但休息天，我可经常去看姐姐了，我心中好快乐啊！
基干民兵夜班值岗 ~ 人生中第二次晕厥 到茶林场一年后，我转正正式成为茶林工人。同时，参加了基干民兵的训练。当时战备气氛渐浓，据介绍：皖南山区是台湾蒋介石的重点空头区域。在我们四周的山头上，已几次看到了信号弹的发射。有一天晚上，我们连队的后山上，传来了阵阵婴孩的哭声…… 我们四连和五连基干民兵紧急集合，要求以班为组合，分散搜山救人。大家在漆黑的山上，循着声音，摸索着前进，搜索了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阵阵婴孩的哭声仍在继续……。这时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回到连队，才知四连的副指导员挂彩了（不知哪位在搜索时，踩中了一块滚石，那滚石砸中了吕银华的头部……自此他就有了“开花头”的绰号） 后来场部的一位土生土长的副场长告诉大家：这阵阵婴孩的哭声是一种山间的鸟叫声，这种鸟叫在夜晚叫起来，在山间回响，确实像处处有婴孩在哭。真瘮人！让大家忙活了大半夜，还有人受了伤。 根据安排，我们基干民兵开始轮流夜间巡逻值班。我和唐浩江同值，他人很正直，我很放心。当天收工后，我抓紧睡了一觉。晚十点前，有人叫醒了我。我们准时到队部值班室签名报到，然后开始了第一轮的巡逻（从连队口的竹林，绕至仓库、牛棚……柴房、食堂……各排宿舍……公路上排的家属宿舍……）一圈兜好也近一个多小时。一晚上五轮巡逻后，天已见晨光。我站在广播喇叭下面一小块平坦的高地，环视着四周渐显清晰的山林，深深舒了口气，想对唐浩江说句话，但却不知怎么就晕厥倒地了。后来她们告诉我，唐浩江见我突然昏厥，吓坏了！赶紧叫醒了副指导员陈翠芳，和我们的小队长徐红英，她们赶紧和几个被惊醒的伙伴，一起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宿舍，帮我搽脸洗脚，安顿到床上。继而及时汇报给张指导和潘队长。……从那以后，连里再没有安排我基干民兵的夜间值班了……
姐姐得病了 1966年，快乐的日子没几个月，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们黄山茶林场大部分的知青都纷纷回沪闹革命了。我姐姐作为连队干部，苦口婆心地劝阻他们留在茶林场，抓革命促生产，结果被他们贴了十四张大字报，定她为“保皇党”“走资派”批斗后，他们还是回上海去“造反”了。我姐不死心，，一个人追到上海，一个个去劝说他们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结果，造反派们把她抓了起来，拉到卡车上，挂上了“钢杆保皇、走资派”牌子全市游街；完了，又扭送她去了市公安局；同时这报导，在茶林场的广播里通告了全场。 我在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同时也接到了姐连队打到我们连队的电话，告知我姐连行李都没拿时，我十分震惊、害怕：不好！我姐精神出问题了！事不宜迟，我匆匆赶去二连，拿上我姐的换洗衣服，赶紧准备出发。 半夜从连队独自走四十多里山间公路去谭家桥，我还是头一遭。我硬着头皮，心里想着孟子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断默唱着歌，给自己壮胆。坐上了谭家桥去芜湖的长途汽车，才放心。颠簸一路，我累极了，但不敢闭眼。还算顺利在芜湖买好到上海的火车票，我才松了口气。可车站周围的小吃店空空如也，什么也没买到，饥肠辘辘也只能忍着了。 芜湖到上海必须在南京转车，可我发觉不对劲了：整个南京站，乱哄哄的全是人，却不见一个铁路员工，也听不到通知发车的广播声…… 我打量四处，终于看到了一面“北上返沪第四兵团”的旗帜，我赶紧挤过人群，跟着那举旗的人跑。有个人气喘吁吁来告诉那举旗人：那里有辆火车去上海…… 话音未落，那举旗人大旗一挥，一大群人跟着跑向那辆列车。车门没开，有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从几扇开着的窗门爬了进去，然后不断打开着其它的窗户，很多人从一个个窗户中爬了进去…… 这时我急坏了，我拎着二个旅行袋，怎么爬？我赶紧扯了一下举旗人的衣襟央求：“叔叔，谢谢您帮帮我好吗？”那人侧头看我：“小姑娘，你跟着我们干什么？你要到哪儿去？”我拿出了我买好的“芜湖——上海”的火车票，给他看，跟他说：我急于回上海，一个旅行袋是别人的衣物，她病了，必须赶快给她送去。没想到南京站这么乱，看见你扛的旗，就跟着你跑了……
“哦，这样啊！”只见他大手一挥：“过来二个人！”我赶快奋力往车窗上爬，那二人一人一边，举着我的脚踝，把我顶进了车厢。接着那大叔把我二个旅行袋扔了进来，又把旗帜递给我，我刚放好，只见他向上一跳，把住车窗沿，身体一跃，一个鲤鱼打挺就翻进来了。我好佩服啊！ 坐稳后，我上下眼皮直打架，瞌睡了。可那位大叔又把我摇醒，说这列火车不去上海的，催我赶紧下车。没奈何，我懵懵懂懂地跟着他们，又上上下下连爬了五辆列车，总算传来消息说：这列火车肯定开往上海的。大家这才松了口气，这时已是清晨五点多了。我撑不住，睡着了。醒来，刚睁眼，吓了一跳！只见车厢里挤满了人：行李架上、走廊里、相对座位间隙的地上，坐着人、座位底下躺着人…… 我想动动我那已麻木的腿，但无法——踢到二边的人了。那大叔说：你睡得好香；已过了安亭，快到上海站了…… 列车进站，已是下午一点多了。 终于下了如闷罐似的列车，我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的空气。无心看街上游行的各色人群，急急向家里赶去。一进家门，见只有二个弟弟在家，我匆匆问：大姐回来过吗？他们告诉我：公安局的人把大姐送回来的，要爸妈赶紧带大姐去看病，现在还没回来……
我这才舒了口气，喝了杯水。我问他们：有什么吃的？我已二天没吃东西了。大弟给我下了一大碗面:虽然夹生、粘牙,没什么菜，但我呼噜呼噜一下全吃完了。抓紧洗了个澡，这时，我感到人瘫软下来，迷迷糊糊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近傍晚。看到父母和姐姐都已回来了，但心里却难以轻松；经医院诊断：姐姐已确诊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医生说：外界刺激导致，不是家族遗传的，经过治疗，只要三年内不复发，就能痊愈的。我心头沉甸甸的，唯祈祷姐姐这以后的三年内能安然无恙。 可没过几天，父亲和姐姐大吵起来，我在201室得知消息，赶紧下楼，他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起因是姐姐骂了父亲是“工贼”父亲气得直拍桌子，说：“造反造到家里来了，你给我滚！”我对父亲说：姐有病，不要与她计较……
姐又骂我阶级立场不稳…… 家里气氛水火难容！这对姐的病不利，我当即收拾了行李，哄着姐踏上回茶林场的返程。 上火车前，我设法给姐姐服了药，到南京转芜湖的火车上，虽然她多次在车上高唱革命歌曲，但当时这种现象还算普遍，而且在车厢里，还算顺利。火车到芜湖已是深夜，我们只能在芜湖的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乘上到谭家桥的班车（我们那时，从上海到黄山茶林场，真是不易：在芜湖清晨坐上长途班车，中午到青阳县，半个小时在小饭馆：站着吃午饭——没凳子；吃饭时，猪、狗、鸡、鸭，就在脚下钻来窜去，（战斗的午餐）实在让人提心吊胆！。饭后再上车，三个多小时后，到太平县谭家桥镇下车——时间总长七个多小时；然后马不停蹄，再走40分钟公路，到达连队，天已黑了） 本想着，在候车室能闭眼养养神，打个瞌睡；没想到姐姐兴奋起来了，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周围的人不明就里，还拍手叫好；我也不敢拦。眼看清晨快上车了，我只能看着行李，躲在一边暗暗垂泪（买了回程车票后，身边已没什么钱了，如果姐姐坚持不上车，怎么办？……我真的不敢想！）。一位好心的大姐，看出姐姐的不对劲，悄悄问我怎么回事？看她关切的神情，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简要地说了些我当前的窘境。她听后，思索了一下，告诉我：她是附近机械厂的，她们厂恰好与黄山茶林场有业务往来的。她让我等一下，然后匆匆走了。过了一阵，她急急走来，先帮我把车票退了；然后上前好言劝我姐姐休息一下，哄姐有革命任务需要她去完成。然后，把我们带到她厂里的招待所，让我们先好好休息，等到上班时间，她会打长途电话与我们黄山茶林场联系落实我们返场措施。大姐一边说着，一边还给我们倒好温水，示意我赶紧给我姐服药。她拉着我姐的手，和她亲切地聊了一会，还陪同我们去她们厂的浴室洗了个热水澡，又去食堂吃了早餐；然后让我们放心睡下，她为我们关上门才走。 姐姐药性到了，她沉沉地睡着了。我舒适地躺在招待所床上，想着这一夜的经过，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在困境中，让我碰上这么好的大姐，老天有眼啊！一天一夜的奔波、劳累，担心，在这一刻似乎化去；虽然还隐隐有些担忧，但我很快也睡着了。 醒来已是下午，还好，姐姐还在沉睡中。看到桌上扣着的饭菜已凉，我知道大姐已来看过我们了。我问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才知道：大姐姓郝，是这机械厂革委会的副主任，为人热心豪爽，群众中威望很高。本来今天她是要去汤口出差的，遇见了我们，她就临时安排他人去出差而赶着解决我们的事了……正说着，就见郝主任过来了。她高兴地告诉我：已与黄山茶林场领导通过话了，场领导知道我们情况后，明天会派一辆卡车过来（正好有一些货要从他们厂拉回去）场里怕我姐姐路上出意外，会多派几位随车前来护送的。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拉着郝主任的手，我热泪盈眶；对她的感激，我无以言表！郝主任拍了拍我的手背说：“妹妹，放心！一切会好起来的。”我悬着心终于放下了…… 第二天下午，场里卡车到了，随车来了六人，其中四位是我姐熟识的；他（她）和姐姐有说有笑的，我感到我肩上的担子一下子轻多了。大家在机械厂招待所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晨，郝主任特意从食堂拿了些馒头，让我们路上充饥。临别时，我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给她，千恩万谢，唯对郝大姐深深鞠躬致意！ 素昧平生的郝大姐，在我面临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情景，让我时时感动！时隔多年，我难以忘怀郝大姐！她值得我永远的感恩！ 卡车毕竟比长途客车快多了，除了中途二次稍作休息，一路跑得飞快。姐姐一路高歌，好在有多人陪同与她交流，倒也没出其他状况。五个多小时后，我们就到达了场部。姐姐所在的二连就在场部边上。我感谢他们这一路的照应，与他们告别，独自回五连了。 回来没多久，二连给连部来电话，告诉我，姐的犯病厉害了：她手上甲沟炎滚脓了，她自己用剪刀把病甲剪下，把手放在火上烧（我听了心疼得掉泪！）大家看了都心惊肉跳；她晚上不睡觉，还唱歌，影响了同宿舍一干人的睡眠；没奈何，大家只能把她送至场部医院。 我赶紧赶往场部医院，去看望姐。我看着姐手上的包扎，心疼地问姐：“手痛吗？”她则笑嘻嘻地回答：“不痛的。”吃过晚饭，姐提出去公路上走走，径直就往外走。我跟护士说了一声，赶紧去追她。只见姐昂首挺胸，大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脚下似乎有“风火轮”，步伐越来越快，我气喘吁吁，眼看她就没影了。我吓坏了，赶紧跑回医院求助。医院即刻打电话给场部，调来了一辆吉普车，急急追去，开了近二里多路才发现她的身影…… 医生给她服了药，见姐睡下，我才在一旁床上睡了。没想到，我一觉醒来，只见姐的床上空空的，。赶紧报告值班医生。找遍医院角角落落，也不见她人影。医院赶紧报告场部，场部领导半夜调集周边的一连、二连，紧急搜寻，大家折腾了大半夜，天亮了也无任何消息。我害怕极了，恐有不测。谁知近下午二点多时，姐竟自回病房了。问她去哪儿了？她说：她在凤凰山上呆了一夜，听到大家在喊她，但不想回来……后来到了“留杯荡”（一连附近的）想跳下去……想想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大家，就回来了…… 大家让她赶紧吃饭，医生加大剂量给她服了药。第二天一早，医院加派人手，一同护送到上海的精神病院去了…… 这事，我想想都后怕！精神病患者怎么如同魔鬼附身，会想出常人难以想象所思，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举动，真是匪夷所思！我告诫自己：思想决不能钻进死胡同里拔不出来！生什么病也不能得精神病！这病实在是太可怕了！ 事至此，接出院后，场领导鉴于姐姐病后不适于再担任副指导员的领导岗位工作，拟调任窑厂会计一职。我去看望姐姐，发现她为此而烦恼。我怕姐姐因此而加重病情，为了便于照顾，经过与场领导洽商，我提出了把她调到我们连队的申请获批了。 姐姐搬来我连那天，好家伙，竟然有一个班的女生，也带着她们自己的全部铺盖，拉着满满一板车的行李，一起来到我们连队，要求和我姐一起调来。这事再一次惊动了场部领导，经再三做工作，这一个班的女生才勉强同意回二连。她们再三嘱咐我要照顾好姐姐，才悻悻然拖着板车回二连去了。这事足见我姐姐在二连工作时的为人和她在群众中的威信。我深有感触！ 姐姐来到我们连队，考虑她上山不安全，就和我一起调在蔬菜班。当时： 文革风起返沪潮，大半知青离茶林。 鸡鸣狗盗时传闻，唯我五连好名存。 眼见茶园无人理，蔬菜叶黄缺肥根。 急向场部討肥源，姑娘挑粪公路行； 满担上坡急步走，不晃不撒浇菜根。 蔬菜有肥叶返青，喜煞辛劳姑娘们！ 艰苦岁月练筋骨，坚毅铸就心红人！
茶林新生添干劲 1968年的夏季，传来好消息，我们黄山茶林场要来生力军了。 8月6日我们连队迎来了几十名上海徐汇区几所重点学校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干劲高，风气正，一下子把连队的各项生产、活动振兴起来了。9月20日，我们又迎来了虹口区几所学校的六六届初中毕业生： 六八喜迎新知青，肩挑手提场部迎！ 欢声笑语连队闹，新风新语暖心情！ 一声号子廿人扛，电线泥杆成排行； 一朝通电齐欢呼，自豪自力光明享！ 带领“复兴”女生班，再整茶园添力量！ 砍除草带遇“蜂巢”，斗胆砍除遭蜂蛰； 疼痛难忍头瞬大，即赴场医急打针； 星期恢复心余悸，再不敢碰“黄蜂巢”……
三 封 电 报 1968年初冬的一天，连部通知我有一封电报。对于只有一些来信，而从未有包裹和汇款的我，真是破天荒的消息。很快全连都知道了。拆开电报：“母病，速来无锡。”我蒙了；姐姐却与我哭闹起来：“你从不跟她通信，我一直和她通信的，姆妈病了，为什么电报发给你，而不发给我？……”连里的伙伴们见状，一通劝说，好不容易姐姐才平静下来；我却犯难了。去还是不去？去，我实在不想去母亲那个现在的家；不去，姐姐犯病了怎么办？…… 犹豫之中，第三天又接一封电报：“转医上海，速达淮海中路526弄X号”看来生母已到上海就医，避免了我们去无锡她家的尴尬，我如释重负。赶紧请假，动身去上海（好在：自1968年10月1日起，由公交三场承办的上海至黄山茶林场的客运“三线车”已启运。每天一班，往返直达。我们只要早晨在场部上车，傍晚就可到上海人民广场，真是方便快捷多了。） 按照地址，我们找到了住在“和合坊”四阿姨的家（我们一直不知道：生母有四妹一家在上海。）见到了已患胃癌晚期，病入膏肓的生母和她的丈夫（事已如此，我们只能客气地称呼他一声“俞伯伯”。）生母见到我们到来，很高兴！精神似乎也好些了。那几天，姐姐一直很高兴地陪着姆妈说说话；我则不断从三楼房间到底楼的厨房间，上上下下来回跑，递饭送开水……
事无巨细，忙得团团转。有瑕时，四阿姨就在厨房间里，见缝插针和我说些生母的过往事。在她的叙述中，我才得知：生母在她们家排行老二，她的三妹，仅比她小半岁。生母与三阿姨（姨太太生的）虽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但年龄相仿，小时候同进同出，姐妹之间感情最好。三姨奉父母之命，嫁给了米行小开，她丈夫对她起先还可以。但在无锡临解放时，她公公一家却抛下了三姨和她未满周岁的儿子，变卖了家产，逃往了香港。三姨一下子从衣食无忧的少奶奶，跌落了底层。她无奈找了份低年级的教师工作，生活和精神的压力，加上营养不良，导致她染上了肺结核。更不幸，她的肺病传染给了她的儿子，可怜未满三岁就夭折了。病入膏肓、万念俱灰的三姨在临终前，拉着我生母的手说：“千万别傻了！你干嘛要拖着二个女儿去成全他们（指父亲和继母）？带着二个“拖油瓶”（指我们二姐妹）是嫁不到好人家的！你要硬硬心肠，把她们送到他们厂里去，寻找自己舒坦的新生活……”三姨的离世，给了生母极大的刺激，加上生活的种种艰辛，促使她下决心抛弃了我们，把我们姐妹俩送到了父亲和继母同在的厂门口。但她内心一直是不安的…… 四姨悄悄告诉我：我妈是在把我们姐妹送到上海二年后，与现在的丈夫（俞先生）成婚的。俞在银行工作，看到我妈在银行不菲的存款（按当时的米价算有十几石米钿之多，其中一大部分是我父母离婚时，父亲曾付于我们姐妹的抚养费）这在当时，我妈可算是富婆了。俞见财生意，穷追不舍，赢得了我妈的心。他们家经济负担重，加上平日的大手大脚，单靠他俩的工资，不够一大家子开销的。一直靠我妈存款的不断贴补在维持生计，现在当时的存款都已捉襟见肘了。这么多年来，我妈过得并不如意……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四姨家弄堂南临淮海中路，马路对面就是有名的“上海土特产商店”；北通长乐路，地段绝佳（我们因为害怕碰到上海的家人们，基本不出门）
四姨家的生活很是滋润的: 一幢独门独户的楼，一家人居住，煤卫独用，朝南均是大房间，一楼大房间原住公婆，现时四姨夫妻居住；二楼是儿子起居；三楼原是二个女儿的卧室，现临时让给了我生母夫妻住宿。朝北的三楼亭子间本是储物间，现安排我和姐住宿；三楼大房间对面朝上走三格楼梯，推门是沿墙种着花草，晾晒衣服的大晒台。二楼亭子间是个大卫生间。我们的到来，把四姨家的生活节奏都打乱了。四姨夫仅在我们到来的那晚，见了一次面，后来到我们离开，也没再见过他。 四姨有三个孩子，二女一男；大女儿67届初中毕业了，面临分配，上山下乡尚难择去向。听我讲了我们黄山茶林场的风光场景，她很是动心，她给我了一张照片，四姨托我联系，让她也来茶林场，但那时茶林场没有招生指标，我难如她愿，实在难以交代，故此在生母见治病无望决定返锡，我和姐亦即返回了茶林场；离开后，我未与四姨家再有联系。 1969年的元旦前夕，我和姐返回了连队。这次回上海，姐姐状态还好，我心里也松了口气。这次在四姨家，姐姐多于陪伴，我忙忙碌碌的，与生母没什么时间交流。虽与生母的感情不深，但心里总还担心着她会有不测。一月中旬，我接到了第三封电报：“母危，速来锡，人民路X号”心中十分无奈。前二月，我们到上海探病，基本已掏空了我的积蓄。我这时深叹：实在囊中羞涩啊！ （我们农场知青那时的待遇相当的低：初到茶林场，我们每月只有一张内含12元的饭卡；半年后凭表现有了2元的津贴；一年后正式留场，有了18元的工资，扣除12元饭费，实到手是6元）（1967年11月增资：一般为22元；我算表现好的一档是24元～实到手是12元。1968年11月我刚增资至28元～实到手为16元。） 犯难中，我们班和一些与我交好的伙伴们看出了我的难处，一个个把一张张十元钱币悄悄地塞在我的枕头底下，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连队领导也特批让我借款三十元。在连队领导和朋友们的关怀和帮助下，我和姐再次请假，乘坐三线车到上海，再连夜坐火车，深夜赶到无锡。 再见我生母，她因大量吐血，已脸色蜡黄，骨瘦如柴，我深感她时日不多了。俞先生向我哭诉：“我上有老下有小，当中断了根横梁了……”（无锡话）“你妈生病以后，我日夜看护，现在我肝也肿大，筋疲力尽了……”看了他家的境况，我深感生母过得相当的不如意! 到了无锡，我才知道：俞先生在与我生母婚前有一段婚姻，据他说是女方有了外遇，跑了。有一个女儿（名叫俞钟礼）和我同年（1947年6月生，比我大五个月）钟礼长得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长得像他父亲）但可能一直受她奶奶的管束，寡言少语，整个人看起来缺少活力。一直和他们共同生活的，还有俞的父母（老太太身板硬朗，和钟礼同住一屋，只把孙女管护得牢牢的；老公公已瘫痪在床多年，一人睡在客堂间里，没听见他说过话，如同一个活死人，怪吓人的） 俞与生母育有二个儿子，大儿子叫元元（比我上海的大弟小两岁）小儿子小弟（比我上海的小弟小一岁）。元元从小被父母骄宠，尚在年少，只顾自己（母亲病重，未见他有丝毫照拂之心，只知要钱买吃喝……）小弟才八岁，但少于教养，打架、逃学，不服管（我在时，就有二次是我去派出所把他领回）我感到我生母管顾这一大家子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 看到他们生活的状况，出于同情，我跟俞先生约法三章：1.我既然来了，我会尽全力照护好姆妈的最后一程；2.他们家的其他事，他自己处理照应，我不会插手去管；3.合力关顾好我姐姐的情绪，不要让她受刺激而发病。俞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并积极互相配合，使他家的生活也顺畅起来。 我说到做到，从到她家的第二天起，姆妈医院的送进接出，都由我一力承担：到锡的第二天清晨，我观察到附近水果店门口有一辆劳力平板车空闲着，我即与水果店老板商量借用一下，那老板出于同情，爽快地答应了。我赶紧拖上板车，打扫干净，铺上报纸和被褥，把已十分虚弱的姆妈扶上车躺好，我一人拉着板车，把姆妈送到了医院，吊针输血。同时跟医生讲述了家中同时有风瘫病人的困难情况，与医院商量：让母亲能住院治疗。医生同意了我的请求，待吊针输血后，让她住进了病房。乘空隙，我赶紧把板车拉回，谢还给老板。接着马不停蹄赶回了医院，陪伴母亲。这段时日，为了让姐姐宽心，我与俞先生商量：尽量不让姐姐操心，让她舒心去游玩。毕竟童年时就离开了无锡，近十七年的离别，让姐姐乐游其中，似乎忘记了悲伤和忧愁。她的状态，让我和俞先生都放心不少。 在医院这期间，无论日夜，基本是我独自陪伴着姆妈。在这段与她独处的时光中，我与她开始有了心灵的交流。她除了昏睡时间，只要醒了，跟我提得最多是让我原谅她。我反复告诉她：事已既此，已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生我一场，我尽心送你一程，互不亏欠了。你现在安心养病，别的不要再去想。……我和她提了“钟礼”的问题。她说：“钟礼和你年龄相仿，她六岁时来到我的身边，我看到她，就会想到你，我怎么会对她不好？但阿婆（她奶奶）把她看得很紧，我难与她亲近，她性格过于内向，我又忙于照顾二个儿子，时间久了，我也就放弃了……”我与她交流了她的二个儿子：元元的自我，小弟的顽劣是她和俞先生教育产生的问题，她默然流泪了。我转换了话题，提出了一直困惑在我心中的疑问：为什么
你和父亲这边，怎么会消息一直都相当的灵通？你们双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没过多久，你们双方都会知道对方的确切消息。姆妈告诉了我“耳报神”的真实情况：
“耳报神” 原来，在我父亲决定与我生母离婚，与我继母结婚那段时日起，“上海寅丰毛纺织厂”全厂上下就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二大派：一大派是相当同情我生母和我们姐妹俩的一大群厂里各阶层各年龄段的职工们；一小派是年龄相对年轻，崇尚婚恋自由，支持父亲和继母的一群工友们。 “寅丰毛纺织厂”原是私营厂，厂内的职工大都是“亲搭亲”的方式介绍招进厂的，他们的老家基本都在无锡，与我们老家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父亲和我生母双方生活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二大阵营的“耳报神”就会自然起着作用，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双方的耳边。 继母原有一位相当要好的“闺蜜”～厂医务室的薛医生。在我父亲与生母离婚前，不知情的她还和当时尚在热恋中的继母作为父亲的好朋友，到无锡老家一起来玩过。她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二个月。当我父亲决定抛下我们姐妹，与生母离婚，继而准备与继母结婚的消息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时，她曾苦口婆心劝过父亲和她的“闺蜜”，但无效。薛医生和厂里同事们，十分同情我的生母和我俩姐妹，她及时与我生母取得了联系，了解到了生母一人带着二个幼儿生活的艰难困境，她和厂里一群“耳报神”们策划了：让生母在父亲和继母新婚期间，把我们姐妹俩送来厂门口门房间的闹剧。而后，她又怂恿继母把我送到她儿子所在的幼儿园。这样她可给我适时的关怀和照料。（这我依稀有印象：在我刚进幼儿园时，她的儿子对我很友好，像个小哥哥一样，带我一起玩。薛医生每次来接她的儿子，总会同时看看亲亲我，给我好吃的。有一次，继母难得和她一起来，薛医生看到我看见继母害怕的眼神，她当时就提议带我到她家去玩。我继母当时脸色就难看了。没多久，就把我从“上海私立培新幼儿园”转到了“上海私立醒华小学附设幼儿园”。这以后我再也没机会看见过薛医生和她的儿子。） 在生母病危住院期间，对我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心中的疑团，一个个被打开了。我明白了：我虽从未与生母通过信，但我幼、童年时的生活经历，之所以生母能知晓得很清楚；以及生母生活行踪，父亲一边事无巨细的知晓，是拜厂里两大阵营“耳报神”互相渗透和传播所赐。薛医生以她厂医工作中的便利，也成了大阵营“耳报神”们的信息中心。我一直以来，备受着她的关心，因为她对我的关爱，继母与她这一直要好的“闺蜜”决裂，但还保持着面和心不和的关系。 姐姐从离锡开始，一直和生母保持着通信关系，继母拿她没办法，一直冷对她。而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了我的身上。所以，生母在临终期间，深感她最对不起的是我，而一直念叨着要我原谅她。而我在明白真相之后，心里一切都释然了。 我从心底里感谢薛医生和所有关心和爱护我们的“耳报神”们！
生母的最后时刻 我几次奋力拖着劳力平板车，周转在医院中。虽然经多次输血治疗，但生母病情仍然难以好转，病情直转其下。医院已基本不再收治她，表示回天无力了。隆冬，一天下午，我观察到姆妈的眼神不对了——瞳孔散开、放大了。赶紧告知俞先生，他急得直掉泪，我说赶快安排后事吧！我心里也很害怕，但怕姐姐伤心，我瞒着她。当晚，筋疲力尽的我，不敢睡觉，俞先生看出我的害怕，让他的母亲陪我守夜。午夜时分，姆妈双手向空中不断挥抓着，口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叫喊声。她似乎有太多的不甘，有太多的放不下！看着她无奈挣扎的摸样，我害怕极了！但那老太太坐在椅子上，却仰头张着嘴，打着吓人的呼噜声，熟睡着。没奈何，我只能在客堂间的水缸里，不断去舀水，用哗哗的水声以驱散我心中的恐惧。终于熬到天亮，看到大家起床了。我已疲累不堪，倒头睡下了。 刚睡着，姐姐猛烈摇醒我：“姆妈走了！”我一下惊醒，甚感寒冷透骨，浑身索索发抖，手颤抖得难以扣钮。钟礼忙帮我穿好衣服，我整个人似乎虚脱僵直，什么也不会干了。 当晚，大家把姆妈入殓（据俞先生说，姆妈留有遗嘱：要睏“棺材”；但当时文革中，禁止一切“封、资、修”行为，根本无处去买棺材；只能偷偷请乡下亲戚用稻草编了个形似棺材的一“草窠”）安放其中。乘着预先雇好的船，深更半夜赶往乡里安葬。天蒙蒙亮，“草窠”已安然放入事先挖好的土坑中。没有墓碑，只是在那土堆上，做了个标记。大家鞠躬告别。我心中凄然！ 姆妈生我一场，而在我幼年时，她抛弃了我们姐俩；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尽心尽力送了她一程。我们母女缘分就此了了。那时，我刚满二十一岁不久…… 我和姐打算当日返回上海，但俞先生及他母亲和钟礼竭力挽留说：我自来锡，没一天休息，无论如何留住二天。没奈何，我确也深感疲惫，我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我又强打精神，把姆妈床上的被单、套，帮他们洗了（俞先生所托）。傍晚，我们姐俩坚持离锡，乘火车返回了上海。 灯火中到家，我们只说是回来探亲，父亲和继母都说我脸色不好，我说路上累了，就洗洗睡了。哪知第二天早上，我就高烧39度4，起不来了。连着三天的高烧，把姐姐吓得不轻。我自己知道我是这段时间的连续的疲累、惊吓和乘夜船受寒导致。 没过二天，父亲当面问我：“你无锡的娘，死了？”我知道他们厂里的“耳报神”们又在发挥作用了。我只是轻声说了句：“是的，你们的恩怨应该了了。”父亲没再问，我也没再做解释。 身体初步恢复后，我赶紧走访了我带的“复兴”新队员们的家庭（因为那年是她们到茶林场的第一年，没有探亲假的。）她们的母亲和家人们，如同看到亲人般的，特别的高兴！同时都不同程度，让我给她们带了食、物品。赶在春节前，我姐俩就乘“三线车”返回了连队。“复兴”的小伙伴们拿到了家人带给她们的东西，都十分高兴！我分享了她们的快乐，心情也舒畅起来。
慰问“茶坛村”贫下中农 1969年的春节，因为新队员来场是第一年，不能享受探亲假，所以连里比以往三年的春节热闹得多。节前刘浩德（原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前不久分配到茶林场革委会）曾来我们连倡议过革命化的春节——排练节目，春节去“茶坛村”（在我们连队东面的高山上，遥看能见一棵大树挺立着所在的村落）慰问贫下中农。大家热情高涨，我也报了名。节前，尽管下了一场大雪，但我们没有因“大雪封山”而困扰，天刚放晴的早晨，我们二十多人在连队潘队长等领导的带领下，踏雪而行，沿着“徽青古道”的青石板路，意气风发地扛着红旗，向上进发了。为了省力，我踏着前面开路的一个个雪印走，起先，雪窝没过脚背，随着渐渐往上，雪窝已及膝盖了。艰苦的雪中跋涉，大家都累得气喘吁吁。终于在中午时分，看到了“茶坛村”。我们裹着山袜的裤腿、身上的内衣都全湿了；村民们看着一个个的眉毛都挂着霜的我们，感动得分别忙往家里迎，让我们站进中间放着炭火盆大圆桶内烤火，烘干裤腿……
淳朴热情的村民拿出了各家尽有佳肴，招待我们吃了午饭。而后，我们尽情表演了我们排练的节目，村民们还为我们演唱了“黄梅戏”选段。联欢会其乐融融，结束已近天黑了。简单吃了晚餐，我们分散各家，几人一盆热水烫了烫脚，老乡们拿出尽有的被褥，我们是四人睡一床，盖一被，挤在一起。山高风寒，虽然床前放有炭火盆，我仍觉冷，好不容易眯着了一会。清晨，大家不约而同都起来了，看来大家都没睡好。简餐后，村民们热情地聚在村口与我们告别，大家依依不舍，目送着我们扛着红旗下山。走过一段山路，转弯回头望，远远望去，村民仍在村口的大树下聚集着。他们一直目送着我们，见我们回头，都不约而同向我们再次挥手了。我们都好感动啊！这次踏雪送慰问的行动，此生难忘。 回到连队已近下午，食堂的伙伴们还在等着我们，特意热好了饭菜，大家心里都暖暖的。下午，连队“老虎灶”专门给我们供应了热水，让我们洗澡更衣。我赶紧去 “老虎灶”（我们宿舍下面一排房是食堂兼会堂，食堂隔路的对面是“老虎灶”）拎了一铅桶热水，再加二热水瓶，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换下了身上几番湿了干，干了又湿，浸透过雪水、汗水的衣裤；然后就沉沉地睡着了。
姐姐再次发病了 可能是又冻又累了，第二天我发起高烧。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在议论：我姐又发病了。她们在犹豫是否赶紧告诉我…… 我听得明白，但身觉瘫软，眼睛也睁不开；心里急得不行，但身体不听使唤，不知怎么的，我又迷糊过去了。高烧了两天后，我终于清醒。才知我姐这段时间的不正常举动已全连皆知了：有几个喜看笑话的不良知青，看见我姐往“突击排”的男生宿舍跑（我姐盯着一位一直好心关心、照顾她的一位六六届高中生知青，坚持要给他送饭票，洗衣服……
吓得他，避之不及。）就在高处起哄、笑骂。我劝姐不要这样，可她执拗地不要我管，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我就是喜欢他!”“这是我的恋爱自由……”
“你懂什么？”我真是又羞又气又恼！是啊，那时，我姐虚岁25 了，已青春懵动，我怎么办呢？伙伴们劝我赶紧想办法，无奈，我只能赶紧写信，向所有的长辈、亲友求助。好在我在上海的姑婆知道了我姐喜欢解放军，想到了一个人：他是姑公的侄孙，当时是在越南战场当兵，即将复员回无锡老家了。 好在我姐看到姑婆回信来附寄的照片，倒也欢喜。经劝解，遂就放弃了在队里追求的那位男知青，忙着与姑婆介绍的那位通信联络了。我们大家这才松了口气。这事进展还算顺利，他们一来二去连续的通信，互相真就恋爱，并已将结婚提上议事日程了。 我盼望的好事还未临，姐姐的幻听幻觉病情却厉害起来，我叮嘱她吃药，她不仅吵闹，竟还抓起一装满白砂糖的玻璃罐向我头上扔来。幸亏旁边的伙伴眼疾手快，一把拉开了我，糖罐擦着我耳旁飞过，摔得粉碎。大家直呼后怕！我直心疼那掺杂着玻璃碎片、撒了一地的白糖——不能吃了。（那年月，我们每人每月只供二两糖票。因为姐姐患病所服用的“氯丙嗪”医嘱此药伤肝。为了姐姐护肝，我自己一点糖都不沾，全省下来，好不容易储存了一罐，让她每天吃药后，吃一勺的。）我伤心极了，大哭起来。大家看了都心痛不已。连队领导看我姐发病厉害，设法把我姐哄进场部医院，场部医院即设法把我姐直接送往了上海精神病总院（零陵路600号）。这时距我姐第一次发病是三年差二个月。我好伤心无奈啊！ 没奈何，我只得写信告知了姑婆等诸多亲友，说明了我姐当时的病情，恳请未来的姐夫慎重考虑他们的婚事。没想到，回信没多久就来了。未来的姐夫表明:既然我姐这次发病是由他而起，他们乡里都相信我姐这病结了婚会好的。事至如此，我虽感忐忑，心中唯祈祷他们今后会幸福！ 姐姐婚后，起先还好，生了一个女儿。场里对姐姐也十分照顾，任其在无锡的家和场里，来去自由。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未如我所愿：姐再次怀孕，在胎儿七个月大的时候，她在去无锡途经常州时，竟然从一桥上，跳到一艘正在行驶中的货船上。一时间把桥边、岸、船上的人都吓得不轻，轰动了整个常州…… 一番周折，姐姐再次住进上海精神病院，并由精神病院牵头送至上海第一妇婴医院，将近八个月大的婴儿引流…… 为此，我无奈再次从场里赶回上海，照顾我姐姐，我看到了那引流下来，已完全成形的婴儿，心情几近奔溃！ 回到连队，我心情十分沮丧，我不明白为什么厄运总是如此缠绕在我们姐妹身边？……伙伴们见我久久的沉默，都十分关心！常来开导我。那段时间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我明白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我们面对着“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在不断学习和思索过程中，我时常想起我的恩师对我说过的话：“'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你现在好好努力学习，光明前途就靠你自己努力去争取。每一个人“性格决定命运”，你要学会开朗、乐观起来，迎接将来美好的新生活。……”我对自己说：矛盾客观存在，躲不掉，避不开，那只能在实践中努力解决。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处事的原则，那就是凡事：“作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实践出真知！”我心中时常默念一副我喜欢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尽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遍天下可笑之人。”在大家的帮助下，我逐步改变着自己：放松自我，我学会了大笑；我尽力少想个人，多为集体、别人着想，多做好事，努力向前。如此以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生命中第三次的晕厥 1969年4月24日下午，正值春茶采摘大忙。广播喇叭传来了“中共九大胜利闭幕”喜庆通知。要求大家晚上前去场部，参加庆贺大会。我那天，身感到特别的累；从山上下来，饭也不想吃，跟伙伴们说了一声：“到时，叫醒我”倒头就睡下了。熟睡中，被人剧烈摇醒，说马上去场部参加“九大”闭幕庆贺大会。我昏沉沉跟着大部队如同急行军似的急急前行，好在到场部全是下坡路，不怎么累。渐渐我也清醒，情绪高涨起来，和大家一起站在会场中说笑起来。会场主持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喧闹欢腾的会场一下安静了下来。当《东方红》乐声响起，不知怎的，我竟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见了，一下晕厥倒地。慌乱中，一伙人把我送到了场部医院，医生说我是“低血糖”引起的晕厥，给我注射了葡萄糖针剂。我渐渐醒来，虽感身体发软，还是在伙伴们的搀扶照顾下，坚持跟着开完大会的大部队回到了连里。此事我终生难忘。
山洪暴发 1969年的7月5日清晨，连日的暴雨，茶林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山洪暴发：平日清澈的泉水，瞬间夹杂着泥沙，裹挟着石头、大树咆哮着，如黄河奔涌般的猛涨起来： 洪水来袭水猛涨，“十一英烈”瞬间丧！ 广播喇叭悲声响，放下饭碗奔跑忙； 赶赴四连物资抢，水没胸口人晃荡； 指导员泪流下命令，撤离仓库人安恙； 桥沉路断车难上，浸水霉米半月尝。 风雨侵袭战天地，凝聚情谊心红亮！ 扑灭山火 1970年3月26日中午，我们刚上山劳作。队里的广播喇叭忽然响起，急促地连续通知各连：紧急赶往十三连支援救火。大家急急从各山上奔下，拿着砍柴刀、镰刀，一路翻山疾跑，气喘吁吁地赶往二十多里远的雀岭山间。大伙眼见山火肆虐，谁也没敢松口气，都以最快的速度，马上钻入茅草杂丛、灌树林立的山凹之中，竭尽全力马上开出一片防火道来。谁知，这时风向突变，火势急速向我们这边扑来。危急时刻，听得有人大叫，赶快撤离！但是却没有一人退却。大家都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连续战斗，很英勇地拼命扑火，我的眼镜掉了，马上有人眼明手快帮我捡起。真是山火无情人有情！大家用最快的速度，努力烧出了一条防火道。山火终于被我们扑灭了。那时刻，刻骨铭心，难以忘却！
首次教师抽调 1971年7月，茶林场首次有了一批抽调我们知青回上海充实教师岗位的名额。我也被连队推荐，参加了充实教师队伍的选拔队伍。但在体检时，我被测出左耳的听力是3米（正常应是5米）。我当即表态：当教师听力不好，会影响教学质量，耽误教习学生的。因此我主动放弃，退出了选拔。我心里明白：这是因为我从小经常挨我父亲的大巴掌，扇耳光所留下的后遗症。很多人为我可惜，但我不后悔我作的决定。8月下旬，我们欢送了连里十位女生，回沪培训，奔赴了教师岗位。 再次带领新生——普陀区的七零届女生班 1971年11月23日，我们连队又迎来了新生力量——普陀区的38名七零届毕业生。连队决定让我带领一个女生班。在和她们共同生活和劳动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她们年轻的活力和朝气！劳动之余，她们依然那么精力充沛，活泼地爱唱爱跳，嬉笑打闹。可我却累得只想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看书籍而已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爬山已不如年轻人那么利索了。只有以加倍的努力，克服困难，不断前行。
加入共青团与上调工矿 艰苦的劳动，磨练了我们的筋骨和意志，母校老师们传输给我的理想和信念，使我在艰辛中自信、坚强和认真。二天后，1971年11月25日，在连队团支部召开的审批会上，我正式加入了共青团。连队领导多次把带教新队员的工作交给我，并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在黄山茶林场五连，我以赤诚和勤奋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1972年12月25日 （1973年春节前夕），我享受了茶林场最后一次的探亲假。但这次是所有行李均由厂里运回了。我离开了皖南山区，与连里共十位伙伴一起抽调至上海合成橡胶厂，回到了上海。 回首当年激荡久，层层茶园山依旧； 青春汗水洒山秀，青春热血黄山留！ 当年奋战情犹在，知青再续奋战重。
落实户口 所有的同伴上调回沪，家里人都十分兴高采烈，开心不已！回沪后，户口都已一个个欢欣鼓舞地迁回了家中。而我却面临糟心事——家里不欢迎，拿不到户口簿：我无法迁入，只能揣着那张十人一联的“户口迁移证”成了“袋袋户口”。没有落实户口，那每月的粮、油、糖……各种票证都领不到，吃饭都成了问题。（食堂吃饭买饭票，都得有粮、油票的。）是同伴们了解我家的情况，伸出来援助之手：你半斤，我一两的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但大家都有定量，这不能是长久之计。（我们离开黄山时，每个人都只发了一个月定量的全国粮票，全国粮票是含有粮、油的。） 问题出在我父亲和继母身上：我这次上调回沪，我一直没声张。因行李都由厂里托运回沪，所以我还是如同以往探亲那样，提着个旅行包回家了。刚进门，继母还笑吟吟地迎上来问我：“你好几年没回家过春节了，这次可多住几日吧？”我笑答：“这次回来，我不走了。”继母脸色马上变了：“捺能？……”
我笑答：“我上调了。”继母立刻冷脸：“那你户口报在哪儿？”我答：“按规定，报在家里。”继母板脸：“那不行！”我问：“为什么？”她接着说了二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一是小弟马上要面临技校毕业分配，如果我的户口报进，会影响小弟的分配，有可能会被分配到外地；二是我现住的房子（201室）是三舅妈家的，我住在里面，以后结婚会引起纠纷。我听了真是气愤！因为我和姐姐都在农场，我的大弟（七0届）已直接分在了上海单位；小弟也直接上了技校。他们没有一点感恩，却还算计着我户口进来会影响小弟的分配（何况这当时还是没影的事）。至于201室的房子，更是无稽之谈：我连朋友都没谈，哪来结婚占房子的事？可继母就是压着户口簿，不拿出来。我再怎么跟她说，她就是不理这茬。 伙伴和同学们听说此事都义愤填膺，嚷嚷着要为我出头，到派出所去反映，为我讨个公道。但我想，我刚回上海就和继母他们闹得不可开交，以后还怎么相处？况且春节临近，我也不想让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劝下了。伙伴和同学们都说我太软弱，为我愤愤不平！ 春节中，我的大姑母（我们无锡人称“大伯”的）（1919——1992）得知这事后，也十分气愤！她说：“子女争争气气上调回上海，做父母的应该高兴还来不及，哪能做出这种事情？”大伯果断在我急难之时，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决定让我把户口迁入她家中。我这才松了口气。 春节后，待派出所上班，一早，大伯就陪同我前去办理报户口之事。没想到，那派出所不同意，说：“你户口的根在哪里？当年从哪里迁出，就应该报回哪里。我们不能受理。”那同志把大伯家的户口簿往接待的窗口上一甩，就不理我们了。我沮丧不已，大伯很是愤愤不平！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姑父看我大伯和我整日发愁，实在可怜（没有粮、油票，吃饭都成了问题）。就找了他们单位的治保干事，细说了此事，那干事也为我抱打不平，去他们派出所反映了此事，那所长十分同情我的遭遇，答应前去我家所在的派出所调查情况，后确认情况属实。遂同意我的户口可报入我大伯家。 得到消息，我喜出望外，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我喜滋滋赶往大伯家，感谢姑父和他朋友的出手相助！当我和大伯再次来到那派出所，那为我们办理手续的女同志对我说的话，我此生难忘！她说：“鉴于你家的特殊情况，你的户口给予落实到我们这里。”我赶紧说:谢谢！她接着说：“现在上海结婚是根据女方分房子的，我们这儿是铁路职工的派出所，所以你以后结婚分房，不要来找我们。”我一听脸都红了，一下低头，羞觉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缝能钻下去。我低声说了一句：“我连朋友也没谈过……”她冷着脸，打断了我的辩解：“你今年也要到26岁了，这是现实的事，我们必须告知你清楚。”……一种羞辱感占据了我全身，我不知道后面怎么办好的手续，怎么离开的派出所。……大伯劝慰我：别在意她说的话，她这是公事公办，好在户口终于迁好了。大伯一路陪我领到了粮、油、糖、布……种种票证，我这才舒了口气。我终于可以把欠人家的粮油票还清了。 这以后，我所有的票证都是大伯领好，交由给我。大伯如同母亲般的关心着我，我内心的感激无以言表！ 大伯和姑父育有四个子女：大女儿53年10月生，当时已赴云南插队；二女54年12月生，刚到上海铁路局工作不久；三女56年4月生，在邮电技校就读；小儿58年8月生，尚读中学。（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大伯连续生育了四个孩子，生活的繁杂和艰辛可想而知。）大伯在上海铁路一小任教，工作忙，家务重，可还时时关心操劳着我的事，我无以回报。 当时，每个家庭有一本小的“日用品购物证”。每一户凭此证，可购买一双皮鞋和一些日用品。我户口报好没多久，我去大伯家，她正忙着做饭。抽空她拿来了“日用品购物证”交给我，让我赶快去给自己买双皮鞋，我哪肯要？我说：“一户今年只能买一双皮鞋，大伯您自己有四个子女，加上姑父和您，一家六口，这双皮鞋还是您自家买吧，我不要的。”大伯说：“你现在在厂里上班了，不能像在农场，老穿着跑鞋，要给人家看不起的。”我说：“没关系！我无所谓的。”大伯说：“你今天不去买，那要我以后抽时间帮你去买？”一边说着，一边把“日用品购物证”就塞进我的包中，命令我：“吃过饭，就去买！”我难以再推辞，唯将此恩牢记心头。下午，我到“鹤鸣皮鞋店”，买了双心仪的棉皮鞋。这是我此生穿上的第一双棉皮鞋，别提多高兴了！ 我的户口，自1973年2月起，一直在大伯家。直到1979年5月，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才从大伯家迁出。这六年多的时间里，大伯无微不至的关心着我，操心着我的事。即使在我成家、生了女儿之后，大伯还经常关心，来看望我。大伯对我的恩情，我此生难忘，永远铭记！她是我心中的又一位母亲！我深深怀念我的恩亲——大伯！愿在天上的大伯，安遂！祥和！
初进厂 1973年的春节后，2月10日一早，我赶到地处浦东，正在兴建的上海合成橡胶厂机修车间仪表组报道。走进宽敞明亮的仪表组，迎面看到的就是墙上挂着的仪表线路图，带教我们的老师傅劈面就指着二极管符号问我：“这是什么符号？”“三角形”我老实作答；“连线路图都看不懂的人，还想修仪表？”老师傅一脸的不满，气哼哼地回头对着带领我们同是农场上调的十人来的劳资科干部说：“我要的是十名男的高中生，你给我的却是五个高中生，五个初中生，还有五个女的。真是的，时间那么紧，基础那么差，我怎么教？”说完，扔下一句话：“一星期速成培训，考试不合格的，你帮我换人！”掉头走了。我们这些来自各个农场、不同连队、相互还不熟悉的十个人尴尬地站在这幅电路图前，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当时，对于一个既是初中学历，又是女生，从没摸过电，要一下速成看懂电路图，学会简单测试由三极管、二极管连成的电路，并判断出故障，困难真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星期里，我上课认真听、记，不懂就问，课后起早摸黑地背，努力操作，所幸市北中学三年打下的扎实的学习基础，让我不落人后，考试得了93分。师傅没奈何，留下了我。 当然，这一星期的速成，要想完成修理全厂测量化工设备的压力、流量、温度、液面各种仪器仪表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我们机修车间“仪表修理组”在领导和工人眼中，是厂里技术上的“高、精、尖”班组。没有捷径，只能不断地学习。连续二年半，每逢周一、二、四、六，我下班后，就花一个多小时，赶往黄浦区业余工大《自动化仪表》班学习（那时过江只能乘轮渡）。见缝插针，我还到杨浦区夜校补习高中课程。期间，厂里还让我参加了举办的“七二一大学”；通过不断努力、艰苦的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拿到了业余高中的文凭，也完成了《自动化仪表》二年半课程的学习（当时，黄浦区业余工大不发文凭的）。后来上海合成橡胶厂与高桥石化公司化工厂合并，我们“仪表修理组”并入高化厂的仪表车间。几年后我又被调入厂计量室。工作需要我不断地学习，尽管孩子小，家务忙，我还是挤出时间去业余大学旁听，终于获得了大专文凭。我一贯坚持努力地学习和认真的工作精神，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一致的好评。回想这段过程，我要感谢母校老师们给我们打下的学习方法和灌输的学习精神。
住厂里的宿舍 到厂上班不到半月，继母又似以关心：“你厂远，天天来回跑，太吃力了。还是搬到厂里去住吧。”我知道她话说得好听（这是她一贯的作法），她实是想办法尽快撵我走。但当时合成橡胶厂尚在基建，厂里的宿舍大楼还未建成。我现在搬去厂里，住哪儿呢？我只能跟厂里有关领导提出了有关请求。领导有点为难，恰在此时有一位家住闵行的女同志也因家离厂太远，也想住在厂里（她也来自茶林场，是二连的，名叫钱婉仪）。领导觉得我们俩有伴，就同意我们俩先在建好的碳四车间（尚未开工）仪表室内暂住。我们俩就在那仪表屏后的夹弄里放了两只钢丝
床，住下了。 继母见她计谋得逞，又生一计：“你箱子放在家里，换季衣服还得来来回回的拿，太不方便了。”大有把我从家里彻底扫地出门之意。我告诉她“厂里宿舍大楼还未造好，等宿舍建好，我的东西自会全部搬走的。”她一脸悻悻然，这才无话可说。一个多月后，厂里的宿舍大楼竣工交付，我和钱婉仪优先住进了宿舍大楼（因不同车间，我们分住不同房间）。过后，我抽了一个星期天，悉数把我在黄山茶林场带回的行李，统统搬到了厂里。厂里不少的同事不解，纷纷问我：“你农场的集体生活还没过够？”“你怎么还要过集体生活？”……知情的，不禁为我唏嘘不平！ 我则感到从未有的轻松和坦然：我终于可以与父亲与继母他们这个家彻底脱离，不会再有对他们的任何的依靠了。想想从无锡来到上海，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开始全托，过的都是集体生活。到现在，和我所有的朋友，同龄人相比，我过的集体生活，可申请“吉尼斯之最”了。 自此我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之中，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退休后，我致力于为科普奉献，我深深感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催促着人们不断学习，不断更新。可是科学普及还远远落后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普工作要真正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2002年4月，我通过了上海科技馆的笔试、面试、政审和培训，成为了上海科技馆首批注册市民科普志愿者中的一员，坚持至今。服务社会,奉献他人,普及科普知识，让观众有所收获，是我退休后生活的追求和快乐的源泉。在这过程中，年过花甲的我，不断挑战自我。通过自学，从一个电脑盲到能熟练应用E-mail与大家交流，并学会了做 PPT,以进行科普宣传。 上海科技馆志愿者花絮 2002年4月，我通过了上海科技馆的笔试、面试、政审和培训，成为了上海科技馆首批注册市民科普志愿者中的一员。
通过自学，从一个电脑盲到能熟练应用E-mail与大家交流，并学会了做 PPT,以进行科普宣传。 1、志愿者上岗培训；2、讲解培训； 3、地壳探秘分队合影。4、金馆长参与考核。
5、“神州五号”展览～降落伞前。6、“获奖”感言。 7、与观众交流。8、“地壳探秘”分队赴“小洋山”科学考察。
这整整十六年里，我在上海科技馆付出奉献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少荣誉：——“荣获2002年上海市优秀志愿者”；“2002年～2003年上海科技馆志愿者优秀组织者”；“2002～2017年上海科技馆志愿者活动优秀志愿者”等称号。 2002年获取的“上海市优秀志愿者”证书、奖杯、以及“上海科技馆志愿者地壳探秘分队优秀集体”奖状：
01
2006年，获得上海科技馆志愿者征文比赛一等奖。（书名原定“志愿者风采”后出版时就以我的文章题目命名）奖金我捐献给“上海科普教育基金会”没想到“左焕琛”副市长还给我发了个捐赠的“荣誉证书”。并让我写下了捐赠感言。
2005～2007年，我还担任了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者督导员，与年轻的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志愿者们，共同为前来参观的观众们服务。而我在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认真的讲解过程中，吸收、填补了对这方面知识的空白，学到了不少祖国悠久、宝贵的中医药知识。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志愿者督导员:1.一排右二；2.我在倾听
2007年中医药博物馆志愿者督导员。
荣获连续十年的“优秀志愿者”的证书和颁奖时刻。后面二张是讲解及与国外观众互动的照片。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又和年轻人一起，活跃在世博志愿者队伍中，以真诚的微笑，热心服务，把快乐带给了一批批的观众，受到了观众们的首肯、感谢和赞扬。，同时也升华了自己的身心。被授予：“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优秀志愿者”称号。 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获奖证书、优秀志愿者勋章。
2011年底，我又在全市六百多人的报名中，通过面试，荣幸成为著名的艺术圣殿——上海音乐厅40位中的一名音乐志愿者，为热爱音乐艺术的观众们奉献服务，得到好评，荣获了“2012年度'知音’领位员荣誉证书”，同时也得到了高雅音乐的熏陶，丰富了自己的人生。1
2012年元旦佳节，在“上海音乐厅”担任“知音领位员”（志愿者）
在南京路“艺术节”独唱
我们母女志愿者的合影
科普示范家庭 1.科技馆 2.自然博物馆
3.2014年“最美家庭”奖盘 4.2013年“科普示范家庭”证书 11 1
1
2017年度的这本荣誉证书，是我在科技馆连续十六年科普志愿者服务的收官证书（十六年，十六本盖有五个章的荣誉证书）三个奖杯，一个奖盘。绝无仅有。
人类美好有我一份力量 （歌词） 我们的生活多么不寻常， 不断奉献、学习、向上。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和谐之光，处处闪亮。 感人的事迹涤荡心灵， 正能量升华社会风尚； 相互的帮助凝结情谊， 友谊的花朵心头绽放。 笑对生活焕发青春吔， 人类美好有我一份力量； 千万张笑脸铭记我们奉献， 快乐的歌声传遍四方。 真诚的微笑送达八方， 人类美好有我一份力量； 与时俱进，精彩生活， 赤诚的热望在心中荡漾。 大众的首肯激励我向前吔， 声声道谢是最高褒奖！ 千万张笑脸暖我心田， 快乐的歌声传遍四方。 快乐的歌声传遍四方……。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2014年6月，我和茶林场的伙伴们赴北欧四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三地（圣彼得堡、莫斯科、金环）旅游。感慨万千，感受颇深。回来后写下了歌词《美丽中国梦》 美丽中国梦 （歌词） 人人心中有中国梦，实现靠你我都行动。 国民素质再提高，优雅文明多从容。 品格高雅有素养，才能赢得世界尊重。 礼貌周全，不用常叮咛；见面就微笑，生活乐融融。 心中的祝愿，就像彩信捎来的情话， 心中的祝福，就像彩铃深情的表达。 水珠辉映太阳光辉，树叶映衬生态丰荣。 不断努力实现梦想，共筑美丽中国梦。 清清河水蓝蓝天空，绿荫花香祖国繁荣。 深深的爱恋，不用你来报答， 守望着你一生，青丝变白发。 心中的祝愿，祝愿你感觉到了吗？ 心中的祝福，祝福你听见了吗？ 心中的祝愿，祝愿你感觉到了吗？ 心中的祝福，祝福你听见了吗？ 祝福你听见了吗？……… 贾耘 2014. 7.6.
回望我的经历：我的生母，给以我生命，养育了我仅短短四年，就抛弃了我们，让我和姐姐自幼年、童年起饱受了世人的冷眼，饱尝了寄人篱下的苦痛和辛酸。她希望自己得到幸福，但她生活却一直坎坷，导致短命。她生了我一场，我送了她生命最后的一程。缘散心尽了。 我的继母，在她极不情愿的状态下，无奈接纳了我们。但她毕竟与父亲一起，断断续续地养育了我们。虽然在她身边，我经受了种种磨难，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明白这是人性使然，也理解到她的苦衷。他们让我从小学会了种种做人的规矩，我逐渐懂得了忍让和约束；学会了自立和自强。我感谢他们对于我的养育和种种教育！ 我感恩从小学到中学的三位恩师：陈雅萍老师、陈慧兰老师、陈韵林老师对我的关爱和教导：是她们，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爱的力量和无私的奉献，使我逐渐懂得了理解，学会了宽容。从而培养了我开朗、乐观、不断向上，孜孜不倦学习的品格。她们是我心中永远崇敬、难忘的，我心中的母亲！ 我感恩我的恩亲——我的大伯（大姑）在我急难之时，肩担着家中的繁杂，及时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帮助我度过了人生的难关。关爱着，扶我走向了新的人生之路。慈恩慈情，永生难忘！她是我心中的又一位母亲！ 在一本书中，我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人的一生，拥有幸福的童年，可以一辈子回忆童年的幸福；不幸的童年，则会以一辈子，不断的去弥补童年的不幸。 我经历过太多的事。年岁大了，打字又慢，难以一一细说。此文只能按时间，脑中印像深刻的事件，略而所记。最后以我的一首诗，献给我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的爱心不变——献给我同龄的朋友们 我们，即将迈入“耄耋”之年，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 额头的皱纹早已显现， 岁月的风霜把我们磨炼： 我们的童年，紧敲着大跃进的鼓点； 我们的少年，饱尝了自然灾害的辛艰； 我们的青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洗炼。 我们的青春，为建设祖国的农村.山区.边疆而贡献！ 我们的足迹，踏遍了神州的山山水水； 我们的热血，洒遍了祖国的各条战线。 祖国，记忆着我们清纯的追求， 祖国，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虽然，我们的头发已经变白， 我们的体力也大不如前； 现今，我们已步入体迈老年； 但是，我们的激情依然澎湃。 我们当年的热情不减， 我们的爱心依然不变。 我们永难忘却“缘”结下的情谊， 携手并肩，开创“夕阳”美好的明天！ 贾耘 2023年7月26日完稿 2023年8月9日再次修改完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