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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28日，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与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以及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两军会师之后，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即红4军），毛主席任党代表以及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 队伍合编之初，自然要宣布一些政策、纪律以及指示，其他的倒还好说，但在这其中，毛主席所制定的有一项政策，让不少战士们十分疑惑。 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战士们在战场上抓到俘虏后，必须有对他们优待，如何优待呢？有三个基本准则。 第一，不许打，第二，不许骂，第三，不许搜腰包。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要求大家，对于俘虏中有伤的，还要给他进行治疗，并且，对于去留不做强制，愿意留下来参加红军就吸收进来，不愿意留下的，那就发放路费遣送回家。 这些规定，让战士们不仅感到新鲜，同时也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优待这些俘虏？ 之所以不理解，其实原因倒也不复杂，当时红军的主要成员有两种，一种是备受压迫的农民，他们受尽了地主劣绅们的压榨和迫害，不少人的亲人要么死在地主劣绅手中，要么是死在军阀混战之下，因此在看到敌人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报仇雪恨。 所以，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理解为啥要优待俘虏的，毕竟对方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哪里有优待这些敌人的道理？ 再一种，就是旧军队吸收来的官兵，他们之所以不理解为啥优待俘虏，是因为他们在旧军队中的经历，过去打了胜后抓了俘虏，那么就是搜腰包发小财的好机会，至于对待俘虏本人，那骂几句、打几下，更是家常便饭。 因此，毛主席在宣布宽待俘虏的政策后，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理解也不明白，不过，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在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得大家逐渐开始明白了为啥要定这个政策。 1928年6月，朱德、陈毅率红4军主力第28、第29团向永新外围的酃县发起进攻，并顺利将该地攻克，而在攻克之后，国军杨池生部问询而来，向28团据守的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此战打的十分激烈，连朱德都亲自上阵指挥。 最终，在红军战士的英勇还击下，杨池生部大败。 而看到自己的部队节节败退，杨池生也是大为恼火，命令督战队上阵，威胁前线的官兵死命抵抗，这些督战队在后面拿着手枪，胁迫溃败的士兵调转方向继续进攻，为了防止士兵继续溃败，督战队干脆大声说，“顶住，不许跑，共产党抓住你们是会剥皮抽筋的”。 随着当场枪毙了几个逃跑的士兵，杨池生部的其余溃兵也吓得慢慢止住了脚步，无奈之下，只得继续向红军发起进攻，但最终还是被红军彻底击败，有不少士兵都成了红军的俘虏。 这些俘虏在刚被抓到时，一个个面如死灰，绝望之情溢于言表，为什么呢？一来，俘虏周围围着好几个红军战士，这些战士一个个虎视眈眈的看着他们，这本身就让俘虏感到十分害怕，觉得自己随时都会被一枪干掉。 二来，成为俘虏之前，督战队也说了，“被共产党抓到就会剥皮抽筋”，这如今真的成俘虏了，因此在这些人心里就觉得，即便没有“剥皮抽筋”，但想活着肯定是不可能了。 所以，这些俘虏一个个吓的瑟瑟发抖，眼神中也透露出绝望的神情。 恰好，时任红4军28团1营四连连长的杨至诚（开国上将）来到了押俘虏的地方，他想检查一下战士们对于宽待俘虏的政策，因此，就朝着几个俘虏走了过来。 来到俘虏面前后，杨至诚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俘虏们，“红军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这句话，让俘虏们将信将疑，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嘴里欲言又止，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句场面话，刚才在战场上打的你死我活，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自己呢、 其中，有一个叫做曹福海的俘虏，壮着胆子对杨至诚说，“求长官放了我，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饶我一命就是救我全家”。 曹福海这么一说，其他几人也学的有模有样，纷纷开始求饶，等到他们说完了，杨至诚再次提出，红军是不会杀了他们的，并且还会对他们进行宽待。 咋宽待？这帮人带着疑惑，跟着杨至诚来到了团部，而在这里，红军对他们的所做的事情，可以说是让他们着实开了眼。 当时红军的条件并不好，尤其是物资方面十分紧张，但即使这样，还是尽可能的让这些俘虏住的舒服一点，对于有伤的，红军还拿出珍贵的药品帮 他们治疗，平常红军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丝毫没有区别。 到了这群人伤养的差不多了，红军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28团的领导再次详细的讲解了红军的政策，对愿意加入红军的，热烈欢迎，而不愿意加入的，每个人发了几块钱的路费，让其自行回家。 临走时，28团的首长对这些人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红军和其他部队的士兵都是兄弟，所以回去之后，该做工做工，该种田种田，即便还要参军打仗，枪口不要再对准自己的兄弟。 最后，红4团组织干部和战士，敲锣打鼓把这些人送出去很远，而眼前的一幕，加上这几天的经历，让这些人大为感触。 他们没想到，红军不仅将他们“剥皮抽筋”，反而还像亲人一样对待他们，有吃的先让他们吃，有伤想办法给他们治，这在国军队伍中，根本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所以，这些人就感慨的说，“以后打仗再碰到红军，我要是伤到了他们，我就不是人”。 类似的话，不少红军战士也听到了耳朵里，他们开始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要求他们宽待俘虏了，这些俘虏虽说没有参加红军，并且还很有可能会回到国军队伍中去，但他们会把自己的经历“广而告之”，从而击破那些所谓红军“剥皮抽筋”的谣言。 难道这不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吗？最起码，可以让一部分人在以后打起仗来，不会和红军拼命，而这就是宽待俘虏的好处。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战士没想明白，加上他们也遇到过把俘虏放回去后，这些俘虏照样和 红军打的十分激烈，造成了红军出现伤亡，因此，他们的想法就是，“俘虏不能放走，放走了还是敌人”、“消灭一个就少一个敌人”以及“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之类的想法。 在了解到部分战士的这种情绪之后，毛主席特意召开了一次会议。 会议上，毛主席除了再次强调要继续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外，又耐心的战士们解释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毛主席的一番话，说的大家连连点头，这番话没有什么大道理，讲的通俗易懂，就连部队里没读书书的小战士都能听明白，大家对宽待俘虏这个政策，也有了更深的认知。 自此，大家不再抵触宽待俘虏的政策，开始认认真真的执行起来。 俗话说凡事主动去做和被动去做，是有很大区别的，而在大家的主动之余，宽待俘虏的政策真正做到了极致。 除了对待俘虏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外，对于战场上牺牲的敌军士兵，红军还尽可能的将其收敛，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会把对方的尸体用装进棺材，写好姓名和战死地点，委托老乡们送回去。 而红军的所作所为，国军普通士兵看在眼里，加上被放回去的俘虏“宣传”，很快就起到了奇效。 在1928年的秋天，红4军与国军杨池生部在七溪岭遭遇，双方展开激战，但此战仅仅打了半天就以红军胜利结束，而胜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方的很多士兵还没打几枪后就纷纷主动缴械，剩下的顽固分子看大势已去，便只得溃散。 而这一次，杨至诚在俘虏中见到了一个“熟人”。 谁呢？正是上次那个求他饶命的曹福海，经过上次的经历，曹福海对红军印象大好，而出于不是特别了解，加上看到红军部队里生活艰苦，且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甚至还用着梭标，所以最终没有答应参加红军，而是又回到了国军队伍里。 但这一次在“又”成为俘虏后，曹福海主动找到杨至诚，当场表示，自己要参加红军。 当时杨至诚就问他，怎么想通的？曹福海回答说，原先当兵是为了一个月挣点钱给家里，但发现每个月的钱还不够被克扣的，所以左思右想，还是觉得杨至诚说得对，“穷人要想过好日子，那就必须把头顶上的“大山”给推倒”。 而当杨至诚笑着问他，“红军生活艰苦，能不能适应？”时，曹福海说，“为了让家里的老人、孩子以后不苦，现在我自己苦点没关系”。 就这样，一名国军士兵成为了红军战士，不仅是他自己，还有越来越多的类似曹福海的人参加了红军队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国军士兵在原来的部队里，是那种兵油子、兵痞之类的人，但到了红军队伍中后，却如同变了一个人。 不仅变得不再愚昧无知，也变得自信勇敢，工作上和战斗中，表现的格外突出，比如像曹福海，他在加入红军队伍之后，靠着优异表现，很快就当上了排长。 而在1929年的大庾战斗中，曹福海为了掩护部队撤退，主动担任后卫，最终壮烈牺牲。 试想，仅仅在一年之前，曹福海还是一个当兵只为拿钱、打仗能磨洋工就磨的人，却能为了掩护队伍，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什么让他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正是毛主席所领导的红军队伍。  而宽待俘虏这箱子政策，我军不仅在红军时期坚定不移的执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同样也是如此，而这项政策，也为我军立下了诸多“奇功”。 辽沈战役中，国军东北“剿总”47.2万大军尽数被我军歼灭，其中，起义、投诚9万余人，而俘虏敌军人数，则达到了32万余人。 而在战役结束后，中央对于如何改造东北国军俘虏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应的指示：
从这个指示中就能看出，相较于红军时期我军的俘虏政策，解放时期的要更有针对性，而在东北我军经过一系列的甄别工作之后，合适的补充进入部队，成为解放战士，而不合适的则直接放走，前后共放走了约有6万余人。 当然，这被放走的人中，也不是都是那种顽固分子，当时东北我军全部满员，仅步兵纵队都是每纵队为4个师五万余人，所以，要不会点特殊的能耐，还真的只能被放走了。 这就导致，不少被放走的俘虏，极为羡慕那些加入解放军的“前同僚”，但这也没办法，最终，他们只能返回关内，其中一小部分回到了家乡，而另一部分则重投国军队伍，成为了傅作义的部下。 对于能接收数万名兵源，傅作义开始还是很高兴的，毕竟就当时的形势来看，手里兵力多点总比少点强，但在接收后不久，傅作义却笑不出来了。 这些俘虏在回到关内后，很快被补充至天津，而由于见识过东北我军的厉害，这些人回去之后，开始“大肆”宣传起来。 在他们口中，东北的“狗皮帽子大军（即东野）”，打起仗来犹如神助，再强的国军对上“狗皮帽子大军”后，完全不是对手，最终都会被一一击溃。 当然，东野打仗确实是所向披靡，而在经过这些人的“广而告之”之后，就更让国军对东野害怕至极，甚至产生了心里阴影。 不仅仅是普通士兵如此，就连国军高官也是如此，包括傅作义本人同样也有这种想法，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一旦东野大军入关，那么自己就带着起家的35军、104军撤回绥远的准备。 而当得知东野大军真的入关，尤其是随着新保安战役以及张家口的解放，可把傅作义给吓坏了，不过比他更害怕的，是当时驻守在天津的国军。 本身，由于当初被东野放走的数万俘虏持续不断地宣传，就让驻守天津城的国军有心理阴影，如今，“狗皮帽子大军”居然真的来了，加上新保安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中国军的连连失利，更让这些人吓破了胆。 与此同时，那些从东北被放回来的俘虏继续“添油加醋”，到处说“傅作义根本挡不住狗皮帽子大军”、“新六军没放几枪就完蛋了”、“赶紧想想后路吧”之类的话，导致恐惧就如同瘟疫一样，迅速传遍了天津城。 不得不说，这些免费的“宣传员”，着实帮了我军大忙。 在他们的“帮助”下，东野参谋长果断出击，仅用29小时就攻克了天津，而在战前，国军中有人曾宣称天津“固若金汤”，认为解放军三个月都不可能攻克，而这结果，实实在在的打了这些人的脸。 他们只知道天津的城防无比坚固，但却不知道的是，被吓破胆的天津国军，就算给他们再坚固的城防，也是白搭。  天津战役只是“优待俘虏”政策出奇效的案例之一，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也正是我党我军坚定不移把这个政策认真执行到位，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国军曾经也对这个进行过研究，试图找出破解办法，但研究到最后，也只能哀叹不已：“这招数，太毒了”！
宽待和优待俘虏，是我军自井冈山时期就定下的基本政策，而这个政策的背后，是毛主席军事思想中重要体现，也是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法宝，在优待俘虏的同时，还能将我军的强大宣传给敌人，而放在现代，此政策同样还可以起到彰显我军正义性、维持我军官兵士气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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