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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学术的文风与气度 题记：我们现在的学术著作是越来越不好看了，过去学者的文章多数能作为散文来读，今天学者的专著已很少有这种特质了。这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在学术上的体现。一个时代说话的方式变了，这个时代的文风也就变了。 一、学术著作的文风 重建学术规范的问题已经提出好几年了，我们以往在说学术规范的时候，较多强调的是学术研究中的技术和道德问题，如学术著作的注解、索引以及尊重他人学术成果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以为真正解决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因为纯技术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个习惯问题，现在我们有许多学术著作，这些问题早已解决了。我认为重建学术规范的难处，其实是一个文风问题。 我们现在都得承认，我们的学术著作是越来越不好看了，我们的学术在文风上出了问题，这是为什么？ 学术著作的文风，是最能见出学者所处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精神的，我们现在的文风比不上50年前，这不是哪一个学者个人的事，我们现在要反省的是我们在这些方面退步了，如何改变。现在的学术著作，要是从数量上说，都比过去多，比过去大，但这些大而多的东西，生命力却不一定和他们的大和多成正比。不说胡适他们了，钱锺书、费孝通先生那一代人也都是从外面回来的，要说见世面，今天的学者好像也不好和他们比，他们在外面也是大师的学生，可回到中国来，无论做什么研究，写文章都是以明白、简洁为目的，他们知道文章是让人看的。费孝通先生的名著《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禄村农田》、《生育制度》等，都是由短文组成的，看起来很轻松，我们总不能说，那不是学术著作吧。还有《江村经济》，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但从现在翻译过来的译文看，那种叙述的方式，也是很自然、简单的，几乎没有什么生造的名词，过去学者的文章多数能作为散文来读，今天学者的专著已很少有这种特质了。这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在学术上的体现。凡是对一门学问真正有了解的人，总可以把深奥的东西说明白，也就是说，凡那些说不明白的人，多数是不大会的。只有会的人，才能说得少，才能说得好。 现在许多做学问的人，都想把书写长，写大，以为大和长才是学问，学界也多以著述的大和多来看一个学者的水平，这是一个坏习惯。有了这个坏习惯，才有了坏文风。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对于学者的评价，就是以论文为主，比如他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其发表的论文有……”然后举出了陈寅恪的六篇论文，说周一良“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贡献之多，仅次于陈寅恪先生。”只举出了周一良的三篇论文。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是十余万字的薄书，但顾颉刚的评价却是：“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坏文风，都是由大而空引出的。现在许多学术著作的叙述方式是很成问题的，为了大而长，他们不得不说很多废话，这是坏学者的习惯，好学者都是一上来说要害，从不废话。谢国桢的名著《民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开始就说：“在明代末年，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党’和’社’名词虽然不同，但都是人民自觉的现象。如今我把党、社的意义和他简单的趋势公开来说。”如今做学问的人是多了，但好学者却少了，一个时代说话的方式变了，这个时代的文风也就变了。现在的学术著作，很少有梁启超、顾颉刚、谢国桢他们那种说话的方式，也就不会有他们那样的学术了。 二、学者的气度 今天活跃在学术界的知名学者，从教育背景上说，都是在新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开始学术训练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学术还是有问题的，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学术气质，在这个时代开始学术生涯的人，天然具有局限。在这个有问题的环境里长期生活的人，不可能不受影响。从思维方式上说，许多学者因为从小没有学会容纳不同意见，所以在他们的学术成果受到挑战的时候，心理总难免失衡，有时还更严重一些，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这里可能有个性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时代的关系，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习惯，所以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就以为人家是不怀好意。 我们总希望从政的人要有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要有容纳异己的胸怀，其实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又何尝不应当有这样的气度呢？听不得不同意见，这不是一个理念上觉得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学术生活的习惯问题。谁也不可能穷尽真理，人家提出不同意见，总是为了学术能有所进步，要相信，学术界还是与人为善者为多。胡适过去常说，政见可以不同，但我们不能轻易怀疑人家的人格。现在我们也可以说，学术观点可以互异，但我们也不要轻易怀疑别人的人格。在这一点上，新学者我以为要向旧学者学习，他们那时也不是没有问题，但大体上说，他们那一辈人还是学会了在学术上要多听不同意见的。他们是有意识从自己开始就要学会这一套现代人的文明习惯的。这从他们当年办《独立评论》所具有的风度就可以看出来。《独立评论》的创刊“引言”是胡适写的，现在看来，这些话虽然平实到了极点，但它的意味还是很深长的。胡适说：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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