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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事起后，曾国藩精心训练的湘军应运而生，迅速崛起，成为清政府唯一可信赖的军事支柱，他亦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具权势之人。于是，众多目光聚焦于曾国藩，许多人视其为即将崛起的新君主。鉴于曾国藩当时的权势、地位及号召力，再加上众多部将与政客怂恿他称帝，他完全有条件披上皇袍。然而，曾国藩却对此念头心存敬畏，更不敢应允下属的劝进，坚守忠诚，成为大清朝的忠臣。  在劝进曾国藩的行列中，湖南才子王运始终如一。他在经史文学方面均有卓越成就，并致力于将所学应用于实践，尤其渴望寻找机会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王运曾多次向曾国藩上书言事，并得到重视。此后，他三度造访曾国藩驻地，共商大计，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然而，曾国藩视其为狂放不羁的文士，虽以礼相待，却很少采纳其意见。  当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后，原咸丰帝的遗言本是克复金陵者封王，但新朝廷以慈禧为首，仅赐予他一等侯的爵位，并下诏命令其和各级将领迅速办理军费报销。此诏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人便将其视为紧急命令，秘密策划拥戴曾国藩反抗清廷，并召集三十余名高级将领于深夜求见曾国藩。而曾国藩则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作答，虽双方均未明说，但曾国藩的对联却巧妙地化解了四人的意图。  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部将便已有劝进之声，胡林翼、左宗棠均属劝进派。其中，劝进最为积极的当属郭松焘、李次清。例如，李次清曾借贺功之机向曾国藩进献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胡林翼则在曾国藩寿诞时献上对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左宗棠也曾以鹤顶格题神鼎山联云：“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更是直接写信给曾国藩，询问：“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此时，一向自负的王运也来到安庆，再次向曾国藩施展其“纵横术”，为他指出两条道路：一是拥兵入京，申明垂帘听政违背祖制，请求行使顾命大臣之权；二是干脆在东南地区举义，为民做主。同时，他还警告曾国藩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  最后一位劝曾国藩称帝的还是王运。那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并主动裁撤湘军一年之后。此时的王运已成为名满天下的学者，他以探讨学问为由，劝曾国藩效仿曹操。然而，曾国藩却平静地装作不知。王运最终明白其帝王之术已无法实现，只得悻悻而归。曾国藩之所以不听从劝进，拒绝称帝，固然受到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他不敢承担这个皇帝的重任。  1、曾国藩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显得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范却极尽老谋深算之能事。当时湘军虽在江南数省占据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守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别驻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之间，这明显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 2、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因劝进不成，已与曾国藩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拢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剑。 3、湘军号称三十万，但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十余万。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栽培，但在关键时刻，他未必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曾国藩忠心耿耿，甚至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 4、湘军经过长期征战，已不复当年之勇，军纪败坏程度甚至超过当年的绿营。依靠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争夺天下，又有谁会跟随呢？  5、即使曾国藩真的黄袍加身，恐怕也会上演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他的弟弟曾国荃性格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胜过赵光义多倍。他能带头劝进，把黄袍加在曾国藩身上，也会随时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最终挨骂的是曾国藩，得实惠的却是曾国荃。 正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曾国藩才不敢听从劝进，去当皇帝。也正因如此，他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削弱自身势力，以消除清廷的疑虑。试想，如果当年曾国藩真的听从劝进，打起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旗号，历史或许会被重写。但历史就是历史，无法由现代人去假设。最终，曾国藩只能选择做一个对得起清朝的忠臣，让现代人去评价他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千古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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