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宗教与医学的关系素来十分密切。单以中医学而论，不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都曾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其中又以道教的影响为大。
在人们印象中，道士往往也通晓医术，所谓“十道九医”。此言不虚，医史上的确有许多修道而兼通医术者。特别是在汉唐之间的数百年中，道医几乎成为了当时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除了熟悉的葛洪、陶弘景之外，还有鲍姑、雷敩、孙思邈、王冰、杨上善等也都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如果说到此时期的医学，道医的层出不穷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道教的理论构成、宗旨及其形成过程等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本土宗教，道教的思想渊源虽然复杂多端，但均在中华文化土壤生发，与中医学本来就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历来便有“医道同源”的说法。像先秦诸子思想、黄老之学，乃至于原始的巫术，都在二者的身上留下了印记，而气、阴阳、五行等理论概念，也都为二者的思想体系所吸纳。 因此道教与医学，虽然性质不同，但二者的思想渊源，实际上多有交叉之处。所以不但道教经典《太平经》中会有“草木方诀”、“灸刺方诀”这样专章的涉医内容，甚至于像《黄帝内经》、《难经》等不仅是医家的经典，而且也都被后世的《道藏》视为道家的典籍而收录其中。
此外，在道教的形成与创立过程中，医疗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道教兴起于东汉末年，其时天灾人祸不断，疫病多发，下层民众患病者甚众，却苦于得不到救治。而新兴的道教团体虽然具体主张有所差别，但不约而同地将布教活动与医疗活动结合起来，将医治疾病作为吸引信徒的重要手段。比如太平道的首领张角，常通过让患者跪拜首过，吞服符水、咒语等替人治病。
据载，太平道在十余年间，便发展徒众达数十万人，当然不能将这全归为医疗之功，但医疗活动无疑是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以医传教的方式在五斗米道以及后来的帛家道、李家道、清水道等各道派中也均被广泛采用。
二
当然，道医兴起的最重要原因还是与其教义与宗旨有关。虽然道教内部亦门派众多，但是其宗旨归根到底，就是要得道成仙，追求长生不老。按照其教义，神仙并非异类，人们只需通过特定的方法进行认真的修炼便能实现。 而在修炼过程中，医药则是重要的手段与工具，不论是炼丹还是服食，都与医药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汉唐之间，外丹术盛行，炼制原料不仅有金石矿物药，也包括各类草木药，炼制的过程中各类药物的采摘、炮制、加工等均离不开必要的医药技能。
正因为有着多重的因素，所以道医在汉唐之间方才盛行起来，对于医药的发展带来了新生的力量和动力，尤其是在养生学及药物学领域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养生而论，道家特别着力于长生之道的研究，不论是早期的炼丹，还是后来逐渐兴起的内丹之术，均对中医养生学有重要的影响，而辟谷、服饵、调息、导引、按摩等各类养生方法也多被道教学者采纳加以总结和改进。至于药物学方面的贡献，只需以葛洪、陶弘景为例，其重要性便可一目了然。
自然，由于道风所及，外丹、服石等在社会上普遍盛行，导致此时期热病盛行，外科痈疽病的发病率大增，遭受疾病痛苦折磨的例子举不胜举，给患者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促进了医家加强对于此类病症的研究，从而不断总结经验，丰富了相关的诊疗方法。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道医的医疗实践非常丰富，与医药学也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在医理上的解释与医家也有相通之处，但因为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所以与医学的基本取向有很大不同，这一点在对医理的阐述上更体现得格外明显。
三
中医学自春秋战国以降，就已经逐步摆脱了原始巫风的影响。不仅医家在实践中提出“信巫不信医者”不治的原则，《黄帝内经》中也提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的观点，因此，对于医理、病理等是结合阴阳、五行等理论进行阐释。如关于病因，中医学认为是体内阴阳失衡的结果，治疗也是采取药物、针灸等各种手段来促使体内重新恢复到动态的平衡。
但作为一种宗教，道教有其特定的教义和信仰，对于疾病、医疗的认识也有其特殊性。 以其早期经典《太平经》为例，其中颇多涉及医药的内容，从中可略窥一二：对于当时瘟疫流行、人民多病的情况，《太平经》多归为凶神在作祟。而凶神之所以降祸人身，则是因为人的言语行为等犯了过错，所以上天才会派来惩罚人类。
具体到人身的疾病，则是身体内有各种神常驻，如五脏内皆有五脏神，人如果有所过错，乃至于有邪恶的念头，五脏神便会向上天报告，从而派遣各种凶神来进入体内，由此人便会生病，而如果犯的错误太严重，甚至会致人死亡。 而治病的手段，固然也有部分采纳药物等医疗手段，但较多的则是通过忏悔、符水等来“感动”上天。
显然，《太平经》中对于疾病等的解释与治疗和医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出发点不同。 对于道教而言，医疗只是弘扬教义、探求教旨的手段与方法，而非追求的目的。当然，这并不能抹杀道医对于养生、医药发展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与贡献。
四道医基本理论
道医是以《道德经》中的“道”和《黄帝内经》为基本理论及阴阳五行学说为辨证施治手段。
中医是依据《黄帝内经》及阴阳五行学说为辨证施治手段。道医与道教的关系：道医是上至道家，下至宫观大德道士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累积。
道医借用了道教文化，同时也采用了传统中医的文化，运用一系列独特的内容，医术和方法，在道教中脱颖而出，形成了一个由教内宫观大德道士、教外的道家学者组成的特殊道医流派。道医古称“大医”。孙思邈祖师指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
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养生之道， 中国养生文化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国文明史的记载大都始于黄帝，《黄帝内经》就是以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养生（包括医学）为题的著作。
其后老庄、孔孟、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养生著述，逐渐形成医家、道家、佛家、儒家四大养生学说体系。因此他们的学说包含更多的养生内容。
1顺乎自然
道家养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摒绝一切外来因素对生命活动的干扰，求得身心的解脱。因此，崇尚自然成了道家养生的基本原则，道家的观点认为，以自然界的秩序变化为法，摒弃人的理性因素，在养生中采取顺乎自然的行动，就能维护健康，延年益寿。
2清静虚无
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排斥人的一切欲望、排斥外界事物给人带来的诱惑。且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通过柔弱无为、虚静自守来排斥干扰，以达到返朴归真的目的。虚静自守——即庄子的养生方法：养神、守形忘我、无欲、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
《庄子养生主》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3、“道医学”并非“中医学”
自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黄帝论医道以来，上古圣哲智慧的结晶——道、易、医，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其深远，尤其是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大道之源。《黄帝内经》讲：“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同源于一气，道教把天地当作一大宇宙，而人身则是一小宇宙，其中包含着人与天地同源同构、互感互应、共为一体的天人观。天人合一观、天人感应思想，是道教医学建立的重要理论基础。所谓“先明脏腑，次说修行”，除了运用基本医理药性，古圣先贤通过实证实修，还掌握了沟通天地神明能量的法则，并以此来修炼、治病。特别是内修，以人的身体为鼎炉，修炼“精、气、神”，须以医理为指导。因此，道士追求“长生久视”，就必然要同医学发生密切关系。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继承了传统文化精髓，远溯黄老，兼综百家。想要成为真正的道士，门槛非常之高，不仅必修道经、道术，往往还要懂得易与医，甚至有“十道九医”之说。在中国古代，没有“中医学”和“道医学”的区分，医家与道家在关于人体的基本结构及生理病理的认识上是一体的，所谓“医道一家”正是在这一点上说的。在今天，道医学可以看作是与道家有更密切联系、并强调运用道家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疾病的研究、预防与治疗的医学体系。这样一个体系与中医学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是在对医学本性的理解上
是在对医学本性的理解上，中医学主要是从人体生命疾病的治疗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更接近当代医学中所谓的“生物医学模式”；而道医学则强调从完整的人体本性来认识和处理与疾病相关的各种问题，更接近当代医学中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2）是正对人体基本结构的认识上
中医学偏重脏腑；道医学则偏重形气神；同时在对经络的认识上，中医学更强调十二正经，道医学则更强调奇经八脉，且对经脉有独到认识。
（3）是在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上
中医学主要是从自然生理方面来加以认识和把握；道医学则还强调从心理及社会层面来加以认识和把握。
（4）是在诊断方法上
中医学主要依赖一般的四诊方法；道医学则除了运用四诊方法外，还借助特殊的内功、内视、体感等方法
（5）是在疾病防治上
中医学强调“治未病”，强调药物针灸等各种有形的治疗方法；道医学则把养生放在第一位，虽然也使用药物针灸等治疗方法，但更注重非药物治疗方法，如导引、调摄、行气、守一、内丹等及一些特异疗法和心性调养，同时还把社会文化的养生治疗、道德情操调养及信仰疗法放在重要地位。
鲍姑(309-363)，小字潜光，陈留郡(今开封陈留)人。其父亲鲍靓，字太玄，曾任南海太守。319年(东晋太兴二年)，鲍靓在越秀山南麓建越岗院(即今三元宫)，供鲍姑居住修炼。与葛洪结为夫妻后，共同研究医学和炼丹术，一起炼丹制药，并到广州一带采集丹砂等20余种药物，作为原料。现南海西樵山附近的仙岗还存有他们早年炼丹的遗址。鲍姑一生行医、采药，足迹遍及广州所辖南海郡的番禺、博罗等县。医德高尚，擅长灸法，尤精通艾灸法，善于医治赘瘤与赘疣等病症，为百姓解除病痛，被尊称为"女仙"、"鲍仙姑"。鲍姑的灸法经验主要记载在葛洪的《肘后要急方》内。全书记有针灸方109条，其中灸方占99条。该书较详明的记述灸法的作用、疗效、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丰富了中医学的灸法内容。原存于广州市三元宫的"鲍姑艾灸穴位图"，对人体骨节经络、五脏六腑均有详细叙述，大致符合现代医学原理，是中医学的宝贵遗产。363年(建元元年)，鲍姑患急病辞世，一说在罗浮山玉鹅峰千丈岩采药坠岩身亡。父亲鲍靓，亦名静，晋代道教徒，字太玄， "禀性清慧，学通经史，修身养性，学兼内外，明天文河图洛书。原籍东海人(今江苏省邳县以东至海人)约生于公元260年。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鲍靓于蒋山遏真人阴长生授尸解术。多次奉命争战，升官至黄门侍郎，南海郡太守，(当时广东广西两省分为三个郡:南海郡、苍梧郡、象郡)。带他的独生女潜光(世称鲍姑)赴任。
其夫葛洪字稚川，江苏句容人，生于公元 282年，是我国一千七百多年前的科学家，曾从郑隐学习，又拜鲍靓为师，学丹术，尽得其传。元帝召为丞相掾，以功赐爵关内侯，又选送他做散骑常侍，他坚辞不就，长期隐居广东罗浮山冲虚古观，过着丹鼎兼综医术生活。生平著书立说颇丰富，约有五百三十卷，主要著作有《抱朴子》《肘后救卒方》等书。鲍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和环境，耳濡目染，专功道学医学，学有所成。
雷 敩，南朝·宋时著名药物学家，以著《雷公炮炙论》三卷著称。其中有的制药法，至今仍被沿用。著有《论合药分剂料理法则》等。其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雷氏对药物炮制多有研究，撰《雷公炮炙论》(一作《炮炙方》)三卷，原书已佚，其中大量内容被收入《证类本草》，今有多种辑佚本刊世。《雷公炮炙论》中药物加工炮制的内容十分丰富，可分为药物加工与药物炮制两大部分。对药物的加工，首先是要去除杂质，除将药材上所带泥土、杂质等去净外，也包括去掉连在药物上的一些非药用部分与有毒部分，如植物药若根部药用，则当除去茎、叶，若所用为地上部分，则须去根，其余还有去节、去蒂、去皮、去尖、去子、去瓤等，对动物药，则常见有去头足，去爪肠等。加工的第二步则是要粉碎加工，包括手掰、刀切、用锉子锉、用槌子槌、用刀刮成粉、在臼中舂等多种方法。第三步则须洗净或干燥，洗净包括水洗、醋洗及温药水浴等，干燥则有阴干、风干、日光晒干或曝干等。药物炮制，则是比单纯的清洁、粉碎更加进一步的加工，可以改变药性而达到增效减毒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水制、火制或水火共制等不同的过程。水制主要是把药材浸泡在液体中，包括水浸、酒浸、甘草水浸、米泔水浸、蜜浸、牛乳浸、童便浸、猪脂浸等。火制则是用各种加热的方法来加工药材，包括煎、炼、炒、干熬、炮、炙、焙、煅等。而水火共制则主要是对药材进行蒸或煮，其中的液体则除用水外，还可用酒、醋、盐汤、蜜、浆水、麻油、生羊血等，也可使用其它的药汁。《雷公炮炙论》中所述的药物炮制方法，有很多内容是非常科学的，如炮制剧毒药巴豆时，"敲碎，以麻油并酒可煮巴豆子，研膏后用"，经此法炮制，则巴豆所含毒性蛋白质因受热而变性破坏，而其有效成分巴豆油则溶解于麻油当中，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又如大黄，要求锉蒸后晒干，这种加热处理可以破坏酶的活性，防止大黄有效成分蒽醌甙被其共存的酶所分解，延长贮存时间。此外，书中还指出一些炮制的禁忌，如蒿类药材"勿令犯火"，可减少其中挥发油成分的挥发;而含有鞣质的药物如芍药、没食子等不可用铁器处理。这些经验历经上千年的考验，直至今天仍在应用。
杨上善 ，隋代、初唐时人，享年93岁。正史无传，官至太子文学，编有《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此书保存了早期的《素问》风貌，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是研究《黄帝内经》的重要参考书。
《太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文类编注释《内经》之作，为杨上善奉敕编撰。近年来，有学者对《太素》一书是否为杨上善所类分编撰，提出了异议。但是，从注文中的有本、一本非指《太素》的别本;注文援引《素问》、《九卷》并非用于校勘《太素》;对杨上善撰与注的分析;对《太素*水论》注文"太素经论"的分析等4个方面，对《太素》的经文与注文进行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太素》的类编，确系出自杨上善之手。
《太素》一书在北宋后失传，但在十九世纪时，日本学者在日本仁和寺发现《太素》残卷23卷，引起日本学界的重视。据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载，该本系日本仁和三年旧抄本，由丹波赖基抄录，时当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原本由唐鉴真和尚传至日本。后清朝杨守敬出使日本时取回这个版本，共二十三卷(缺第一、四、七、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共七卷)。萧延平以此为底本，并参考袁昶的通隐堂本校勘而成，世称兰陵堂本或萧延平本。后日本大阪オリエソト出版社《东洋医学善本丛书》加载影印仁和寺古钞卷子本，又增加后来找到的两卷，即第十六、二十一卷，共二十五卷，是目前所知最为完善的《太素》版本。
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杨上善共有专著和注释书76卷。
其中道家类三十三卷。
1.《老子》二卷，杨上善注(《新唐书·艺文志》作《杨上善注老子道德经二卷》)。
2.《老子道德指略论》二卷，杨上善撰(《新唐书》作《老子指略论二卷》).注云太子文学)'
3.《略论》三卷，杨上善撰(《新唐书》同)
4.《庄子》十卷，杨上善撰(《新唐书》''撰"作''注")。
5.《六趣论》六卷，杨上善撰(《新唐书》同)。
医家类著作四十三卷:
1.《黄帝内经太素户三十卷.杨上善注(《新唐书》同)。
2.《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杨上善撰(《新唐书》同)。
《黄帝内经太素》是隋代杨上善撰中医学著作。原书30卷，今国内只存23卷残本。此书是《黄帝内经》早期传本之一，包括《素问》、《针经》(即《灵枢》)两部分内容。杨氏据其内容性质之异同，各归其属，分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泄、伤寒、邪论、风论、气论、杂病十九大类重予编次、注释。编撰体例取法皇甫谧《甲乙经》，而无编辑害义之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