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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1931年7月出生,1950年3月参加并从事税务工作,1991年退休,退休前曾任绵阳市税务局副局长)
1949年底四川解放。1950年初,我放弃三台师范学校的学业,报考了川北(川北行署所在地为南充市)人民服务团。后来,服务团改名为川北人民革命大学。作为革大第一期学员,学习两个月后,我与另外7名学员一道被分配到川北税务局工作,我被分在会计科,协助1名女同志发放税票。此后的4年多,我与税票工作结缘,至今留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押运税票 1950年4月的一个下午,川北行署胡耀邦主任来局里视察刚走,川北税务局下属的南充专区税务局的同志来领税票。局里的人一齐动手帮忙把税票装上汽车后,刘光汉科长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给你两天伙食票(当时机关通用的一种含金票证)、1张通行证和1支步枪,把这车税票押运到岳池(当时南充专区驻地)。”我说我不会用枪,刘科长说我教你。刘光汉科长是山西人,南下干部,他把枪抓在手里给我讲如何拉枪栓,怎样上子弹和瞄准目标,这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是小儿科,可对我来说真叫做临阵磨枪啊! 我持枪上了车(坐汽车也是头一回),和领税票的同志坐在税票箱上，默记着三点一线的瞄准原理,两眼张望着四周。那时汽车过嘉陵江没有桥,是由人工渡船把汽车和人一齐渡过彼岸的,花时虽然较久,但还比较顺利。由于车况和路况都差,只好以慢速摇摇晃晃不停地往岳池开,一路上没有看见别的汽车通行,行人也很少。当时社会秩序混乱,敌我难分,担心税票闪失,我和领票的同志商量不在路上吃午饭,他和司机都同意。下午4点钟我们顺利到达岳池县,再次交清税票,吃过晚饭后,在南充专署招待所由于没有汽车返回南充,早上6点钟没吃早饭我就独自背着步枪沿着公路找小路走,想用1天时间赶回南充。我边走边问路,饿了在路边店买点干粮吃了喝点水又走,天黑了还是只走到南充县境内的南溪口。这时天已经是一片漆黑,街上也没有行人,没有店铺开门。我找到乡公所,一个人拿着一盏没剩多少桐油的油灯接待我,他看了我的通行证后给我一间屋子住下。乡公所和街上都没有吃的,灯盏内的油也快没了,我只好放弃找晚饭吃的念头,把步枪放在枕头下,和衣而睡。 我早上6点起床,在没有人可以告辞的情况下踏上了归途。这时天空飘着小雨,走在又湿又滑的小路上,连问路的人都找不到1个,因此走了一些弯路,耽搁了一些时间。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猛然抬头,濛濛细雨中隐隐约约显现出了南充市的轮廓。一路上没吃没喝的我,已经是饥肠辘辘，头昏眼花了,浑身也被雨水淋透。好在目标就在前方,可以望梅止渴了。于是我打起精神朝下渡口走去,乘渡船过了嘉陵江,先找了一家米粉店充了饥,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机关。 刘科长看到我落汤鸡般的样子,笑了笑。一边把步枪、通行证和余下的伙食票收下,一边对我说,你走后,我想过不该派你一个人去,现在你回来就好了。我不解其意,也不便问。过了两三天,我在川北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大意是:南溪口发生恶霸、土匪暴动,窝子(指挥所)就在乡公所。我这才理解了刘科长说话的内涵,当然,也感到有些后怕! 监印税票 毛主席《为扭转财政经济基本好转而奋斗》的文章发表后,全国都在学习,国内形势也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西南税管局印制的税票已不能满足各省的需要,于是放权由各省印制完税证,查验证、印花税票等较难印制的票证仍由西南税管局印制。 刘科长找到南充市最大一家印刷厂,由其代理人马经理单独设厂承担全川北完税证的印制任务,指派刚从二野军大分来的刘金柱、王某某和我3人代表川北税务局监制税票,同时调来1个班的解放军保卫印刷厂。我们监印税票的责任是:按时完成印制任务,保证税票的质量,不能有1张税票很大。因为当时电力紧张,经常停机待电,印刷设施简陋、机器陈旧,经常要检修,工人的技术操作水平参差不齐,经常返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督促承包商外,还和工人打成一片,帮助核对,并向他们学习圆盘印刷机的操作技术。如用废纸学印刷,帮排版师傅找字钉,向装订工学装订技术,有时还用手指拨动的简易编号机一页一页地编完税证的号码。尽管我们使出了全身解数，仍有多页、少页、重号、漏号、错字等情况出现,与重庆印刷的税票相比差距很大。面对这种一时也改变不了的落后状况,怎样能够提高税票印刷质量,马经理叫苦,我们监印人员也很犯愁。 就在这时,1950年11月,川北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我们机关刘科长和我以及其他十几个同志被抽调去参加南部、仪陇、南江三县土改运动,直至1952年5月回到机关。这时的川北税务局各方面条件都大大改善了，我又回到票证股工作。
分库管票 1952年9月,四川的4个行署撤销,合并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北税务局的同志,一部分要去四川省税务局工作,一部分要留在基层局工作。当时我是想到成都去工作的,一来我在最艰苦的地方搞了1年多最艰苦的工作,到省税务局去,可以换换环境,也可以学习税政业务;二来到省城去工作,过大城市生活,心里也是很向往的。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留在四川省税务局遂宁票证分库工作。我是8月份才入的党,是中共川北区党委直属机关公开发展的第1批党员,全局80多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3个新党员在川北区党委院内参加的宣誓。在此时我怎么能跟组织上讲价钱呢!?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工作分配。 分库设在遂宁专区税务局内(专区税务局在天上街的天上宫庙宇内办公),分库有4间房子,我用3间存放税票,另1间作办公室兼寝室,这几间房子与其他办公室和宿舍一样,都是篾顶棚,老鼠不分白天和夜晚都在上面追逐游戏,繁衍后代,经常落下许多灰尘。为了防尘,我把旧报纸、牛皮纸铺在票箱上和床上。为防鼠咬税票,我安放了一些灭鼠的器具和毒药，起到了一定效果。票库房屋破旧,既漏阳光更漏雨,小雨小漏大雨大漏,虽经翻盖,仍不能解决漏雨问题。我只好用洗脸盆接着漏下来的水,自己的盆子用完了就在别的同志处借盆接水,以免雨水漏在税票和地板上,千方百计保证了税票的安全。 分库要负责原川北30多个县的完税证、查验证和印税票的发放。发放的方式:一是距遂宁较近的县,派人来领取;二是距离较远的县,量大的在汽车站托运,量小的在邮局邮寄。由于当时税票种类繁多,发放面宽，有时还要发生领多了近期用不完的税票退回的现象,保管账必须做到近百种票证在数量、页码、面额、金额方面账实相符,工作量确实很大。省税务局先后派了两人来分库工作,没多长时间他们就离开了。 1953年8月,我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被中共遂宁专区税务局支部(由专卖局、新华书店、煤建公司、石油公司的党员组成)选为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负责全局早晚政治学习的组织、辅导工作,组织稿件办黑板报,参加专税局的义务劳动(如种桑苗发给农民栽桑养蚕,植树造林等),专区税务局的同志也经常帮我卸车和搬运税票,这样不仅减少了费用开支，而且增进了相互感情,工作、学习、生活、劳动,融洽而又愉快! 1954年10月,在税票种类简化,用量减少的情况下,省税务局决定撤销遂宁票证分库。先把大部分税票按需要发到各县,其余的税票,我在车站要了1辆大卡车运回省税局。在给会票科交接时,所有印花税票1枚不缺,分文不差,各种查验证1枚不少,各种完税证不仅数量账实相符而且页码与账上完全一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我承担了30多个县的税票领、发、保管任务,最后做到账实相符、完好无损地交割完毕,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科里上下对我的工作都很满意,我内心也感到十分欣慰。 后来,组织上尊重我要求学习税收业务的愿望,安排我到税政科工作，从此,离开了熟悉的票证工作岗位。
(王颖,1931年7月出生,1950年3月参加并从事税务工作,1991年退休,退休前曾任绵阳市税务局副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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