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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王希教授翻译的埃里克·方纳所著《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一书所写的“译后记”，感谢作者和出版社授权推送。 ▲《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4月出版。我第一次读《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 —1877）》（以下简称《重建》）是在 1987 年。那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研的第二年，方纳教授开了一门重建史的阅读课，指定的阅读书目包括了重建史研究的重要著作，《重建》是其中的一本。当时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出版社允许方纳在图书馆放一份打印版的书稿，仅供学生阅读，不能借出，也不准复印。白天阅读的人多，要预约和排队，我就选择晚上去读。打印稿很厚，至少在千页以上。有好几个夜晚，我坐在哥大法学院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一页一页地翻动书稿，浮想联翩，偶尔眺望窗外，映入眼帘的不是 20 世纪曼哈顿的灯火辉煌，而是 19 世纪后半叶发生在美国南部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改革故事以及随之而来的腥风血雨。多年之后，那种读书的场景终不能忘，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
在阅读中，我深深地为方纳书稿中描述的那些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重建故事所吸引，为他娴熟高超的组织和解析材料的技艺所折服，为他拥有的近乎“天才般的文采”所震撼。[1] 我第一次感到，一部主题严肃、规模宏大、布局复杂、史料深厚的历史叙事竟然也可以写得如此的生动，让读者有一种欲罢不能、流连忘返的感觉。我不仅被这个叙事深深地吸引，更为叙事者在叙事中流露出来的道德激情所打动，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两年之后，我选择了重建时代共和党与黑人选举权的关系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应该说，这个决定最初是在夜读《重建》时做出的。三十年后，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我终于有机会将《重建》翻译成中文。2020 年 12 月 26 日，我将完成的译稿寄给了出版社。等待近三年之后，责编张艳丽女士告知：《重建》译著终于可以出版！读到小张的微信，涌上心头的感觉不是激动，而是庆幸。我感到庆幸，并不是因为我的努力将不会被浪费，而是因为更多的中文读者将有机会读到《重建》。根据我有限的阅读，一部能够被称为是经典的史学著作具有这样的几个特征：一是它能以最诚实的态度、最扎实的研究、最优秀的写作呈现最接近真实的历史；二是它具有一种超越时间、地域、国界和文化隔阂的思想性，能在不同背景的读者中引发共鸣；三是它能在方法论上树立起一种专业标杆，产生一种里程碑的效应，为后来的研究者指引新的探索方向。我认为，《重建》就是这样的一部经典著作。所谓“重建”，指的是 19 世纪后期美国内战（1861— 1865）之后美国人再创国家、重建宪法、更新民族的一次非凡的但同时又充满争议的努力。如果说美国内战的发生证明了美国人“第一次建国”的失败，“重建”（1863 — 1877）则开启了美国人“第二次建国”的历程。较之第一次建国，重建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在经历了四年的血腥内战、南北共付出 62 万人（一说是 75 万人）生命的代价之后，如何修复战争创伤，如何化解区域敌意，如何在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南部 400 万从内战中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转化成为享有平等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的公民，这些成为重建时期美国人面临的巨大挑战。更为困难的是，重建没有先例可循，整个过程反而深受第一次建国的遗产—— 内战前的宪政成规、经济格局和社会传统（包括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的羁绊与限制，并且是在一个国家体制极度脆弱、价值观极度对立、政治冲突频繁诉诸暴力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战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不同群体的美国人—— 同时包括了怀抱理想主义的北部改革者，新近获得解放并期望全面得享自由和平等的自由民，力图阻止过度改革的现实主义政客，丧失了奴隶财产的前奴隶主，战败但拒绝认错的前南部邦联死忠分子，长期处于政治劣势的南部白人自耕农，力图将资本主义推向南部并从中获利的北部经济投机分子等—— 构成了一支比第一次建国时更为多元和复杂的演员队伍，在重建这场历史大戏中围绕重建的目标、策略和期望的结果，在不同层面展开了激烈、有时候甚至是血腥的谈判与博弈。重建的过程也因此变得十分复杂，跌宕起伏，充满了意料之外的转折，先后经历了“总统重建”、“国会重建”（也称“激进重建”）、南部重建（也称“黑人重建”）和“救赎时代”等阶段。▲1875年左右，密歇根州苏必利尔湖铜矿中，一名男子站在矿车上。尽管短暂，重建却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意义伟大、影响至深的改革时代，它取得的成果为美国在 20 世纪的发展与崛起奠定了政治与经济基础。重建期间建立和生效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修正案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国家目的和政府功能，将拥有自由、成为公民、享有同等权利宣示为所有本土出生美国人的宪法权利。获得投票权的男性黑人公民在激进重建阶段参与了创建南部州政府的工作，第一代黑人政治家得以产生，当选为国会和州议会议员，被任命为地方官员，使美国成为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跨种族民主政治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前种植园主阶级在南部的经济垄断被打破，自由劳动经济体制得以建立，与北部的资本力量一起，改变了南部单一和封闭的经济形态。重建期间建立的黑人社区成为新的非裔美国人文化建构的基础，公立教育体制（包括重建时代建立的黑人大学）则成为培养非裔美国人知识和政治精英的摇篮。然而，重建的改革既不是彻底的，也并未能够坚持下去。经济重建止步于对劳动力使用方式的改变。绝大多数自由民没有获得土地，只是成为了可以控制自己劳动时间的“自由劳动者”，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内战后出现的新地产阶级和商人阶级。激进重建引发了南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强烈反抗，围绕州一级政治领导权的竞争最终演变成了频繁的暴力冲突，导致黑白合作的基层共和党组织的崩溃。而由北部共和党人主导的联邦政府则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撤退，给了南部白人至上主义者全面夺回州政权的机会。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保守性的判决，压制和扼杀了重建宪法修正案所蕴含的革命性内容，以隐性和公开的方式支持了南部州政府剥夺黑人选举权、建立种族隔离法的做法。到 19 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候，出生在内战后自由时代的南部黑人发现自己并没有享受到父辈曾经争取过的权利，而是处在二等公民的位置。直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联邦政府才重新启用重建宪法修正案，进行“第二次重建”，激进重建的政治目标才得以部分实现。因此，重建成为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它留下的遗产如同重建本身一样也充满了争议性。重建一代人曾经面临的问题—— 政治民主、经济正义、公民权利的内容与界定、联邦与州政府的权力划分、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的冲突、种族关系的政治性等——也成为延续至今的美国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美国的立法和现实政治。借用方纳教授的话来说，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 21 世纪美国人面临的挑战。[2]重建的历史评价与书写自然也未能逃脱“政治化”的影响。在《重建》出版之前，美国历史学界关于重建历史的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积累，先后出现了数种不同的历史评价，包括传统学派、进步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等。方纳在《重建》首版的前言中对此有十分详细的梳理与介绍。[3]在早期的重建史研究中，传统学派（也称“邓宁学派”或“唐宁学派”）曾经长期在该领域写作与教学中占主导地位。该学派将重建视为美国民主历史上的一次彻底失败，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激进重建的乌托邦幻想、黑人的无能和重建政府的腐败，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政治回归视为对南部的救赎。在传统学派成为标准叙事的时代，只有为数不多的黑白历史学家对此进行反驳，其中最为瞩目的是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伊斯(W.E.B. Du Bois)在 1935 年出版的《黑人的重建》。[4]杜波伊斯将重建视为一场围绕界定黑人的地位和权利的政治斗争，在著作中凸显黑人对重建的贡献，并将重建视为 19 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和经济革命的一部分。杜波伊斯的著作长达 700 多页，掷地有声，但白人主流学界对其视若无睹，权威期刊《美国历史评论》甚至不屑于发表一篇专业书评（若干年后，英国历史学家波尔将此事视为美国专业历史学界的一桩“铁证如山的丑闻”）。[5]然而，杜波伊斯的著作激发了对传统学派重建史观的反思与批判，成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声势的修正学派的先声。修正学派站在截然对立的立场上，将重建视为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改革，肯定了重建在宪政改革，改善南部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成果。修正学派的学者依循传统学派的研究思路，重新解读传统学派使用过的文献和讨论过的事件，逐条反驳传统学派的结论。随后出现的后修正学派则对修正学派的结论提出异议，认为其矫枉过正，夸大了重建改革的短暂成功，忽略了重建改革内在的保守性，不能解释旧联邦主义和种族主义在美国长期盛行的原因。由此可见，当方纳在 1975 年接到莫里斯教授的重建史写作邀请时他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他不仅要处理重建这个极为复杂、极具争议的历史题目，而且还必须面对同样复杂的和充满争议性的重建史学史传统。处理好两者，即便是对在重建史领域内已有建树的资深学者来说，也是一种分量不轻的任务。而当时的方纳只有 32 岁，虽然在内战史研究方面已经享有盛名，但在重建史方面只发表过一篇研究激进重建领袖人物的论文。[6]最终出版的《重建》属于著名历史学家康马杰和莫里斯教授主编的“新美国国家史丛书”。这套丛书的组织与编写从 20 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由著名的哈珀出版公司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将近 50 种书目，覆盖从殖民地到 20 世纪的美国史。在新美国国家史丛书之前，哈珀公司曾在 20 世纪初出版过一套“美国国家史丛书”，共有 27 种书目，也是以断代史和主题史相间的方式，覆盖当时美国史的内容。[7] 两套丛书的组织与出版相隔半个世纪，但目的都是一样的，即为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一批综述性著作，在内容上带有权威性，在观点上带有指导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原始美国国家史丛书中，传统学派的领衔人物、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宁（William A. Dunning）所著的重建史名列其中，是该丛书中影响力最为久远的一部著作。[8]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新美国国家史丛书中重建史卷的作者人选的敲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方纳之前，丛书主编曾先后邀请两位在内战和重建史领域内享有盛名的资深历史学家比尔（Howard Beale）和唐纳德（David Herbert Donald）担纲，但两人最终都未能完成任务，退出了这一项目。[9]莫里斯最终为何转向邀请方纳加盟，至今也是一个谜。或许是因为他见证了年轻方纳的学术成长（莫里斯于 1946— 1973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任教，方纳于 1959年进入哥大，从本科读到博士，并在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助理教授），或许是他希望延续哥大历史系在重建史研究方面的领衔传统，因为该系曾经产生过邓宁（传统学派）、比尔德（Charles A. Beard，进步学派）、麦基特里克（Eric McKitrick，修正学派）等重建史研究不同学派的领衔学者。无论莫里斯的理由是什么，方纳的《重建》令他和康马杰非常满意。在为《重建》写作的主编前言中，两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史大家将方纳与邓宁、杜波伊斯和内文斯(Allen Nevins)等前辈学者并列，称他们都是“极为出类拔萃的重建史研究者”。根据丛书的设计，方纳可以选择一种相对便捷的写作方式—— 将现有的重建史研究成果进行提炼与整合，写一部综述性的断代史，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创作了一部崭新的重建史。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从中学时代输掉的一次重建史讲课的“竞争”中扳回一局（他当时输给了他的历史老师），但真正推动他做出如此选择的动力却是来自时代的召唤—— 他立志要为经过民权运动洗礼的美国和美国人写作一部新的重建史。用他的话说，这不仅是一项学术任务，还是一项“政治任务”。[10]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方纳深入南部各州的档案馆，从基础研究做起，获得了重建时期黑人政治的大量一手史料，其中多数不曾为历史学家使用过。与此同时，他对不同学派的重建史学史成果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阅读，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提炼有益的启示。他对杜波伊斯在《黑人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 重建是一场将前奴隶转化为公民的现代化运动—— 尤为重视，不仅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对之进行确认，而且将之扩展和改造，形成新的重建史观的一部分。方纳还利用到英国访学的机会，汲取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关注加勒比海英属殖民地的奴隶解放进程及其结果，并将之与美国重建进行比较，使他的重建研究拥有了一个国际比较的维度。档案研究和对既有成果的全面梳理帮助方纳找到了将新社会史、激进主义传统、非裔美国人史和联邦国家宪政转型结合起来的书写框架，并形成了自己的重建史观。最终写成的《重建》共 12 章，长达 690 页。从结构上来看，较之传统的重建史，方纳在纵横两个方面扩展了重建史叙事，他将重建的起点定为 1863 年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的时候，不再将重建视为一场局限在南部的改革，而是将其定义为一场影响全国的、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其核心内容是决定如何将前奴隶“变成自由的劳动者和平等的公民”。在这个新的解释框架下，方纳创造了一种新的重建史叙事，将南部黑人带入到重建舞台的中央，讨论他们如何有效地参与重建政治议程的设置和实施，如何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争取经济自立和政治平等，又如何不遗余力地创造自己的社区与文化。方纳还使用大量篇幅描述共和党内各个派别之间、国会与总统之间、联邦与州政府之间围绕黑人地位与权利的界定展开的博弈，以丰富和生动的细节展示了黑白改革者在南部创建新的种族政治的过程，揭示了内战后白人群体内部围绕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而发生的阶级冲突。在分析重建为何失败时，方纳列举了多种原因，包括共和党内的分崩离析、联邦政府的退却、现代执法官僚机制的缺乏、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厚、经济重建的有限以及南部白人社会施行的暴力活动和政治恐怖主义等，但他强调，重建的重要性并不是它的失败，而是它为什么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产生并坚持数年。换言之，重建为 20 世纪美国宪政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黑白改革者之间的合作开创了先例，应该成为重建留给后来美国改革运动可以利用的政治遗产。《重建》不仅展现了方纳驾驭和组织多元史料的非凡能力，而且也树立了一种同时将综述性写作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和将宏大政治史叙事与精湛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写作典范。这可能是方纳在方法论上最具有原创性的贡献。1988 年《重建》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学界好评如潮。来自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的同行都写作了长篇书评，赞扬《重建》对学界和更大知识界做出的独到贡献。佐治亚大学的麦克菲利（William S. McFeely）认为方纳将重建开启的时间推前到1863年奴隶获得解放的时刻极为重要，等于重新界定了重建的历史意义，而《重建》本身也因为博大精深、研究扎实、写作中肯而成为过去四十年出版的最重要的重建通史。伊利诺伊大学的珀曼（Michael Perman）对此深表赞同，称方纳凭借《重建》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重建史的领衔学者。在他看来，方纳的最大贡献是对过去几十年原本杂乱无序、相互矛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融会贯通式的梳理和整合，结合自己的新研究，以令人信服的书写方式彻底葬送了传统学派对重建的解释。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本尼迪克特（Michael Les Benedict）并不完全接受方纳的结论，但他认为《重建》写作精湛，评价中肯，见解深刻，兼具“气势磅礴的视野”和“细致入微的细节”展示，堪称重建史研究中“一种极为壮观的成就”。[11]重建史研究的元老级人物、哈佛大学的唐纳德教授（当年曾接受但后来又退出撰写重建史的任务）虽然批评方纳对重建时代南部白人史着墨不够，但他毫不吝啬地称《重建》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写作”，对复杂的重建时代做了“技艺精湛的研究与写作”，为新美国国家史丛书增添了一部“极其精彩的”著作。唐纳德还将《重建》与邓宁的重建史做了比较，称前者的行文优雅、叙述生动，读起来犹如“一部情节复杂且精心策划的小说”，而后者则如同“一份律师文摘”。[12]重建出版之后，一年之内斩获了多项学术大奖，包括班克罗夫特最佳美国史著作奖（Bancroft Prize）、帕克曼奖（Francis Parkman Prize）、洛杉矶时报历史著作奖（Los Angeles Times Book Award for History）、特里林奖（Lionel Trilling Award）以及奥斯利奖（Frank L. and Harriet C. Owsley Oswley Award）。早期的书评者中曾有人迫不及待地预测该书将成为一部学术“经典”，这些随之而来的专业奖项证实了这一预言。[13]但《重建》的真正影响力在于它改变了重建时代在美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使其成为与美国革命、制宪、内战、二战和民权运动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转型时代。《重建》也为内战史、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和19世纪美国史的研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推动了美国政治史研究的基层转向，敦促历史学家将眼光放在基层黑人群体之上，观察他们如何在变革时代领悟和习得政治意识，又如何运用政治体制去争取和捍卫权利，并在这个过程创造新的政治。这个被方纳称为“政治化”的命题对非裔美国人史和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极富启发性。2014 年，哈珀公司出版了《重建》的 25 周年纪念版，在新写的前言中，方纳对《重建》出版之后重建史领域出现的丰硕成果进行了梳理，并预测只要公民资格、公民权利、自由、民主这些重建时代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关于重建历史的研究就会继续进行下去。对于中文读者而言，《重建》将会有什么帮助呢？这是我从翻译本书的开始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想至少有三种帮助：知识的补充，认知的深化，方法论的启示。首先，从了解和认识美国历史的角度来看，《重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及时、有效的知识上的帮助，弥补中文学界目前还没有一部重建史通论著作的缺憾。当代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过去 70 年中成就丰硕，但重建史的研究成果却十分稀少。黄绍湘教授的《美国简明史》（1953 年原版，1979 年修订版《美国通史简编》）是中国学界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作品之一，因研究条件和时代的限制，仅用了 12 页篇幅来讨论重建。刘祚昌教授的《美国内战史》（1978 年）注意到重建的重要性，专辟两章来讲述重建史，并参考了杜波伊斯的《黑人的重建》，但同样因为材料和写作时代的局限未能展示重建史的全貌和丰富内容。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集体作品《美国通史·第三卷》（1990 年初版，2002 年再版）对重建的讨论也没有超过 30 页，局限于概览式的介绍。在 21 世纪出版的国内学者的专著中，以重建史作为背景的研究有高春常的《文化的断裂》和吴浩的《乡村借贷》，前者专注这一时代黑人文化的形成与建构，后者讨论由商人与种植园主共谋建构的借贷体制如何在内战后将南部的黑人和白人佃农置于终身贫困的位置，并阻止了南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知网提供的学位论文信息显示，研究重建史的博士论文不超过 5 篇。[14] 最近几年国内出版社引进了几种美国学者关于重建史的译著，包括方纳本人在2019 年出版的新著《第二次建国》，[15] 但这些译著无法替代《重建》，无法提供《重建》所覆盖的重建史知识的宽度与厚度，也不具备基于这种宽度和厚度的知识之上的思想性。而对于有志于从事重建史研究的新一代学者而言，《重建》可以成为入门的起点，其“精选参考书目”中所列举的总共700多种史料文献、专著和期刊论文更是价值无比的研究信息。其次，阅读《重建》的意义远不止于了解重建的历史，而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解释当今美国的许多问题—— 最突出的是，当今困扰美国的种族冲突的深层原因所在；其他问题则包括联邦政府权力的定义与扩展，围绕公民资格与公民权利的界定而产生的政治冲突，政党政治（包括恩惠制）在基层、州和联邦层面的运作，资本与政党政治的联姻，区域（尤其是南部）政治与联邦政治的关系，政治保守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的形成与持续，以及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的现代美国问题，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重建时代。方纳对重建成败的观察与分析（尤其参阅《重建》的结语）还会激发我们去思考一些更深层的美国民主问题，包括：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关系（在没有进行具有关键意义的经济改革的情况下，政治民主是否或如何能够持续下去），政治民主的实效性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在缺乏一种具有“永久性监管”能力的联邦执法体制的支持和保护下，一州公民是否或如何能够在州或其他势力的刁难与阻挡下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以及同一“民主”体制下不同“民主”诉求的竞争（即谁的“民主”更具有政治和道德上的正当性，更应该得到政府的保护）。这些问题同样源自重建时代的改革实践，但它们对所有企图追求政治现代化的社会也有一种普遍的启示意义。换言之，如果我们把重建视为“前现代美国史”与“现代美国史”的一道分水岭，重建则是将“现代性”（modernity）注入到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包括种族关系）之中的重要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的现代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最后，方纳的写作可以在多方面带给我们方法论上的启迪，包括如何处理宏大的历史叙事，如何将宏观史与微观史结合起来，如何将草根政治史融入到意识形态的解读和立法政治的描述之中，如何想象和发现新的材料，如何公正地对待以往的研究成果，如何带着道德立场但不违反学术公正地讲述富有争议的历史故事等。《重建》的最大亮点是采用了新的切入视角，重置了研究的问题框架，将被传统重建史学埋没或歪曲的黑人推向了重建历史的中央位置，让他们作为改革者发出声音，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自由观，在讴歌他们的勇气与理想的同时，也不掩饰或回避他们的局限与失败。据此，方纳讲述了一个更完整、更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新视角并不是方纳的发明——他坦承自己的写作受到杜波伊斯的观点的启发——但他使用了数量空前的原始史料来支持依据这种新视角写作的重建历史，从而使书中的每一种观察都是建立在坚实雄厚的史料之上的，正因为如此，它的结论才具有无懈可击的力度。在这一点上，方纳的《重建》成功地超越了杜波伊斯的《黑人的重建》。与此同时，方纳并没有将《重建》当成一部单纯的“黑人重建史”来写作，并不将黑人重建与白人重建的经历分离开来，而是将两者融入同一叙事之中，在方法论上，这是一种超越，是一种更有长远意义的研究整合，更是一种对美国史写作方式的更新。在处理重建史学传统方面，方纳也表现了同样的眼光和智慧。他虽然不赞同传统研究的结论，但并不无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抱着极认真的态度去甄别和处理，汲取有益之处，即便对邓宁学派的研究成果也是如此。正是这种诚实、中肯的治学态度才使得《重建》成为重建史学研究中的集大成者和精华中的精华。我相信，阅读《重建》会激发读者去思考如何书写其他的改革故事和革命故事，不光是美国的，也包括中国的。《重建》的翻译主要是在 2020 年进行和完成的。这是特别值得铭记的一年，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美国交织在一起：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白人执法警察的膝下窒息而死，在美国各地爆发的街头抗议中白人至上主义者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呼吁者持枪对立，在任总统特朗普拒绝接受败选结果，其在国会内的共和党支持者建议组成选举仲裁委员会来决定选举结果（令人想起 1876 年总统大选在美国南部造成的灾难性结局和激进重建的终结）。因为同时要完成在北京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的教学任务，我只能将翻译工作安排在夜间 8-12 点来做，这样我可在白天分担人类焦虑之后安静地工作几个小时。因为先前翻译过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和《给我自由》（上下卷），我对他的写作方式和语言习惯比较熟悉，加上重建史也是我的专业，所以翻译始终是一个接受和享受知识的愉悦过程。我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能够使用同等优美动人、铿锵有力、结构紧凑的中文来准确而可信地传达原著的思想和文采。对任何译者来说，这几乎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这的确是我努力争取的目标。在翻译过程中，方纳教授对我提出的疑问做了详尽的答复。他对南部俚语的幽默解释令我大笑不止，对阿迪斯·鲍尔小姐担任邮政局长（见本书第 902 页照片）的说明让我认识到 19 世纪政党恩惠制的任命竟然也会延伸至尚无选举权的女性（这不能不说是激进重建令人难忘的创举之一）。许多年过去了，每次与老师通信，仍然在学习新的知识，我为此感到幸运。在争取出版许可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赵梅教授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杜华教授为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我表示感激。我要特别感谢张艳丽责编的耐心与细心。在漫长的等待时间里和对译稿清样的反复阅读中，我只能想象她对这一项目的信心与坚持，否则读者不会读到这里的文字。[1] “天才般的文采”一语的原文来自康马杰和莫里斯为《重建》写的主编前言。原文为：“Mr. Foner has brought a prodigious body of evidence, organized it not only
skillfully but also, we may almost say, with stylistic genius, and produced
what is a scholarly convincing reconstruction of what is indubitably the most
controversial chapter in our history.” Henry Steel Commager and Richard B.
Morris,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1st ed. (The New American
Nation ser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xvii-xviii.[2]〔美〕埃里克·方纳：《19 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王希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9 页。[3] 见本书第 1—14 页“前言”。关于重建史学早期学派的中文讨论，参见王希：《美国“重建”史学述评》，见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1— 310 页。[4] W. E. 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An Essay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Part Which Black Folk Played in the Attempt to Reconstruct Democracy in
America, 1860 – 1880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35).[5] J. R. Pole, “During the War and after the Wa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1, 1990,
(https://www./the-paper/v12/n01/j.r.-pole/during-the-war-and-after-the-war).[6] Eric Foner, “Thaddeus Stevens, Confis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 eds., The Hofstadter Aegis: A Memorial(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154–183.[7] 关于“新美国国家史丛书”(New American Nation Series) 与“美国国家史丛书”(American Nation Series)的介绍与比较，见：Arthur P. Dudden, “The New American Nation Series”,The Historian, Vol. 18, No. 1 (1955), 83 – 104; 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Richard Brandon Morris,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Arthur S. Link,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10 –1917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4), xi – xiii.[8] 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 Reconstruc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1865
– 1877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07). 邓宁的著作是美国国家史丛书的第 22 种。[9] Eirc Foner, “Writing about Reconstruction: A Personal Reflection”, in
Winfred B. Moore, Jr., and Joseph F. Tripp eds., Looking South: Chapters in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Reg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2 – 13.[10] Eirc Foner, “Writing About Reconstruction: A Personal Reflection”; 王希：《方纳：一个伟大学术时代的写照》，见〔美〕埃里克·方纳：《19 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王希编译，第 19 页。[11] 部分书评见：William S. McFeely, “A Moment of Terrifying Promis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2, 1988; Vernon Burton, Review of Reconstruction,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 91, No. 3 (July 1990), 217 – 220;
Michael Perman, “Eric Foner’s Reconstruction: A Finished Revolution”,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17, no 1 (March 1989), 73-78; Randall Kennedy,
“Reconstru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holarship”,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98, No. 3 (January 1989), 521 – 539; Edward L. Ayers, “The Heart of American
History”, 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Vol. 65, No. 4 (Autumn 1989), 735-742;
Michael Les Benedict, Review of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5, No. 4 (March 1989), 1336 – 1337.[12] David Herbert Donald, “The Black Side of the Story”, The New Republic,
August 1, 1988, 41 – 44.[13] James Smallwood, Review of Reconstruction,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9, No. 3 (Summer 1989), 622 – 624.[14] 高春常：《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问题与南方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吴浩：《乡村借贷：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现代化启动的制度“瓶颈”》，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相关博士论文见：宋云伟：《论美国重建时期联邦制的变化》（北京大学，2002 年）；王淑霞：《联邦军队与美国南方重建》（山东师范大学，2007 年）；丁鹏：《美国黑人权利宪法保障制度变迁研究》（辽宁大学，2008 年）；罗超：《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南北和解（1865 — 1918）——兼与东西德的二战集体记忆比较》（厦门大学，2017 年）。[15]〔美〕詹姆斯·M. 麦克弗森：《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陈文娟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美〕埃里克·方纳：《第二次建国：内战与重建如何重铸了美国宪法》，于留振译，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美〕道格拉斯·R. 埃格顿：《重建之战：美国最进步时代的暴力史》, 周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美〕史蒂文·哈恩：《美国的内战与重建，1830 — 1910》，方宇译，天地出版社 202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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