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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市场转型、工业化和社会流动趋势 摘要： 通过对1996年至2012年间六次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得出了后革命时代中国代际社会流动呈现的两种对立趋势。一方面，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垂直社会流动中出身与终点的联系明显增强，社会流动性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在最近几十年中，跨越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横向流动显著增加，部门壁垒减弱。其次，本文将上述趋势放入全球语境中，将中国的数据与11个先进工业国家进行比较。本文发现，尽管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在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与国际标准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编译来源: Xiang Zhou and Yu Xie, 'Market Transi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Trends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 no. 6 (May 2019): 1810-1847.
谢宇教授，普林斯顿大学 摘 要 通过对1996年至2012年间六次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得出了后革命时代中国代际社会流动呈现的两种对立趋势。一方面，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垂直社会流动中出身与终点的联系明显增强，社会流动性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在最近几十年中，跨越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横向流动显著增加，部门壁垒减弱。其次，本文将上述趋势放入全球语境中，将中国的数据与11个先进工业国家进行比较。本文发现，尽管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在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与国际标准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问题提出 ——如何理解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对社会流动性的抵消作用？ 假设1: 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取代政治因素成为资源分配的指导原则，人力资本取代政治忠诚成为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对这一理论进行的实证检验很多，但集中在微观层面、且几乎只测量了代内社会经济结果的决定因素。仅有的以前东欧集团国家为背景的探索性研究指出，社会流动性在总体上随着国家转型而下降。本文的问题是，这一结论是否与市场化转型以来的中国社会代际流动趋势相一致？ 假设2: 在市场扩张之外，作为多因素过程的中国经济转型还包含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向城市迁移等特征。这些变化又会对社会流动产生什么影响？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快速工业化社会比发达工业社会有着更流动的阶级边界，尤其是在农业和非农业阶级之间。本文预计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社会跨越农业和非农业的代际流动性也会增加。 如果上述两种对社会流动性的作用都成立，则可能会相互抵消，导致难以被经验研究证实。但是，考虑到社会流动是一个多维过程，市场转型和工业化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不仅在方向上、而且在种类上都可能不同，可以将其分开进行检验。本文将对社会流动的不同维度建模并观察其在各队列中的趋势，从而检验这一假设。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六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LHSCCC1996，CGSS2005、2006、2008、2010、2012）。在“社会流动性核心模型”提出的四种效应，即等级制度hierarchy（后文用出身地位代指）、继承inheritance/immobility（后文用阶级固定效应代指）、农/非农部门sector、亲和性affinity之上，本文根据中国社会职业特殊性（自雇和务农合并），删去sector，重新构造矩阵。本文使用的条件Logit模型公式如下：
在构建多个模型并比较拟合优度后，本文选择在拟线性模型中加入四个亲和性参数，并控制年龄对终点阶级的线性作用（模型6）。最终模型的分性别样本结果如下图：
首先，与此前研究一致的是，等级制度对女性的影响似乎比对男性更大。 其次，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早期结果相一致，继承性因素对农民影响最大，其次是个体户，而对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Service）群体的效应系数为负且不显着，这表明中国的管理人员和专业精英们在等级制度以外，没有其他再生产的趋势。 第三，四个亲和性参数都为正且非常显著，说明农民与专业/管理阶层之间、农民与个体户之间的代际流动频繁，且存在性别差异。 跨队列的阶级流动趋势 当只允许等级制度和亲和性参数可随队列变化时，模型的显著性和拟合优度最佳（模型8）。下图是对等级制度的估计效果，其中实线为模型8的结果，虚线为假定部门壁垒恒定的模型9的结果。可以发现，1980年出生队列的SES估计系数几乎是1965年出生队列的两倍。说明与市场化改革初期相比，更晚出生的队列面临着出身地位对终点地位更大的影响。虚线与实线间的偏差说明忽略部门壁垒将会低估这一效应。
图3进一步说明了出身地位作用持续强化的趋势。图3表示不同SES出身的人群在35岁时成为Service阶级（管理和专业人员）的期望概率（以非熟练工人阶级相比较），方形和圆点代表1960和1980年出生队列。可以发现，圆点始终位于方形之上，且其差异和斜率都在增大。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出身的人群成为优势阶级的概率差距在增大，且出身地位对终点地位的影响越来越大。据此，本文的假设1得到验证——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在社会流动中出身与终点联系越来越强。
与出身地位作用加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固定效应呈现出倒U形，如图4 。这与本文的假设2相符，即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农业和非农业阶层之间的部门壁垒越来越弱。
比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 考虑到女性参工率的差异，本文将中国的男性样本与11个欧洲国家社会流动性比较数据（Breen, 2014）进行对比，得到图7。可以看出，尽管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的SES出身对职业成就的影响持续增强，但这一效应仍明显低于法、德、英等西欧国家。事实上，中国最新队列的估计系数甚至低于挪威和瑞典这两个被誉为西方世界中最开放的国家。因此，尽管在过去30年中，收入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垂直社会流动性持续下降，但与大多数先进工业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仍然更高。
此外，中国的农业/非农业部门壁垒已大大减弱，弱于所比较的所有西欧和北欧国家。在这方面可与中国媲美的三个国家是匈牙利、以色列和波兰，其中两个（匈牙利和波兰）是最近才工业化的国家。在另一个极端，最严格的部门壁垒出现在德国、英国和瑞典，这些最早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这些结果相叠加，再次印证本文对中国趋势的解释，即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各种社会变革使得农业/非农业部门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宽松。 编译 | 刘一杉 审核 | 李致宪 -- PoliticalRevie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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