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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纪念程砚秋诞辰120周年，中国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特将《御霜实录——回忆程砚秋先生》一书，用连载的方式展示给各位读者，深刻缅怀程砚秋先生。此书是对我国杰出的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先生的回忆文集。它叙述了程先生一生中走过的坎坷道路、对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革新、发展，以及脍炙人口的“程腔”的创造过程。书中汇集了程夫人果素瑛和程先生生前挚友、合作者、戏曲界名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二十二篇，还附有程先生三十年代自撰的《检阅我自己》一文。本书写的都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翔实具体，感情真挚。对研究中国近代现代戏曲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学习戏曲艺术是很好的辅助材料，一般读者亦能从中得到教益。 本期连载的内容为程砚秋夫人果素瑛作《追忆程砚秋大师生平》，由程砚秋和果素瑛之子程永江1980年整理，分25个章节回忆了程砚秋大师光辉的一生，我们将分多次把本文呈现给广大读者。本文对了解、学习、研究程砚秋及程派艺术均有很大价值。 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传统节日。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这两大传统礼俗在中国自古传承，至今不辍。
砚秋奔波在从祖国大西南北上途中的时候，我正陪着娘家父母亲在西山八大处朋友家小住。这时芦沟桥的炮声响了。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平常的打靶演习，等知道是日本军队打来了，北平的城门已经关闭，便急忙连夜下山。京郊公路上哨卡林立，背着大刀的宋哲元军队在西直门脸前盘查着只有进没有出的人们。城门恰巧开着半扇，家里的人早等在城门里接应，才顺利地进了城。我们暗自庆幸自己能安全地返城，又深深地为砚秋和剧团担心。过了不几天，他们一行人总算经太原赶回了北平，可是等着他们的却是一座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了的城市。我们见面时也只是相对无言而已。当时，我们还住在东城什锦花园。事后听说宋哲元军队里有不少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不顾上司撤退的命令，在西郊白石桥奋起抵抗，砍杀了不少日本兵，自己也倒卧在沙场之上。中国军队撤干净以后，偌大的古都北平像是一座死城，商店都上着铺面板，大街上空无一人，传到每个藏在家里的人耳朵里来的只是日本占领军的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此情此景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不久，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益会，要它出面组织京剧界唱捐献飞机的义务戏。在敌人的压力下大家都不敢不唱，砚秋就是不唱。公益会托出人来找砚秋劝说，希望他圆这个场，体谅同业的难处，他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唱就去唱我管不了。” 来人表示大家很怕日本当局，以砚秋在戏曲界的地位若坚决不应，恐于北平京剧界不利了。砚秋气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让大家受连累。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来人只好悻悻而去。事情当然不会就此了结，压迫是一个接着一个来了。砚秋曾应上海剧院之邀去演营业戏。自沪返京在北平前门车站下车时，等他一出车厢，就凑过来几个伪警务段的便衣和警察，问：“你就是程砚秋吗?跟我们去一趟有话问你。”待他们把砚秋带到站内偏僻处的一间小屋子里时，那里早有几个敌伪特务候着，进得门来不容分说，就围拢来一阵拳打脚踢，意欲捆绑捉拿。砚秋从小武功根底很好，后又从名家高紫云先生学太极拳，见这些狗腿子真的动起武来，哪里容得他们欺负，便看准屋内有一立柱处，背柱而立左迎右击， 一个人力敌七八个特务，把他们打得纷纷倒退不能近身，瞅了个空子跳出屋外，疾忙闪入车站内来来往往的人流之中才得以脱身。砚秋回到家时，我见他衣冠不整，衣襟被撕扯破，满脸气恼的样子，很是奇怪。他稍稍定神后，把东车站这出全武行大打出手的事情告诉了我。我们听了都吓坏了，忙问有没有伤着哪里，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这些宵小之徒仗势欺人，以为人多就可以为所欲为，殊不知却碰到了我的手上。他们欺负中国人惯了，此番让我略施小技，着实教训了他们一顿，也出出胸中的闷气。”他还说：“特务不会就此罢休的，还会来找我的，我程某就是不给日伪唱戏，到底看他们把我怎么样吧!”果然，等到跟包的把戏箱从车站拉回家里时，发现许多戏箱都被敌人用刺刀捅得乱七八糟，堂鼓也给用刀挑破了。事隔不久，伪内四区突然来电话通知，说日本“友邦”要用程砚秋的剧本《春闺梦》,让赶快准备出来一会儿来取。砚秋听了就火冒十丈，坐在内室生气。过了不大功夫，来了一个架着墨镜、穿着洋里洋气、派头十足的人，进了门就口出不逊逼着要剧本。我推托说先生不在家，剧本都锁着，钥匙被他带走了，此事我自己也作不了主。那个自称日本宪兵队的不速之客态度极为蛮横，非要马上拿走这剧本不可，惹得我也发起火来，我说：“甭说剧本不在家，就是在家也不能给你，我认识你是谁呀。不给，你又把我怎么样!”弄得那人毫无办法，气囊囊地扭头就走，边走边威胁说：“你们可要小心着点，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忙追出去，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轿车，里面坐着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 正同那个家伙嘟嘟嚷囔地说着什么,细一看，她正是鼎鼎大名的坤角×××。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特务一定在坤角面前夸下海口，以他的权势到程家还不是要什么得给他什么,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而去，大煞了他们的风景。献机义务戏不唱，东车站大打出手和特务头子逼要剧本碰壁，加在一起罪名越来越大，真不知后面还有什么好戏。砚秋同我商量，他说：“几年来为了剧团同人的生活到处奔走演出。现时身在沦陷区域，眼见国破民穷，一切都是末路，旧剧更是走上穷途毫无希望，不如从此不演，乡间觅一居处靠自己种田，年年能有口窝窝头吃已是满足了。这自称'仁者之师’的日本军队和特务的蛮横霸道，老百姓逆来顺受的处境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从此无声无息，让世人把我忘掉，最好，最好。”我很支持他的隐居务农的主张。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程砚秋实行“三闭主义”的舆论(即闭心闭目闭口),确实反映出砚秋那时的实际状况。陈叔通先生曾说砚秋隐居青龙桥是“身居乡野乐融融，趣在农民不觉苦”,这话是很确实的。这期间，他除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当地农民同甘苦，每日仍坚持练功，闲暇时读史学画，似乎是“其乐融融”了。其实他想了许多问题。一次，他对我说：“我在舞台上辛苦了大半生，终年在国内奔波，从没有机会安静下来想想事。现在可真正有功夫把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从头想它一遍了，温故而知新啊!不论从民族、国家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了从头研讨的时候了。近来读明史，见太祖始至嘉靖均怀老慈幼，免水旱各税，祀天，莫不以民为宝。可是看一看民国革命至今真可说到了最后阶段，种因得果到如此地步，少数野心家给亿万人造成了这样一个人间地狱。常见过去许多造乱者都是手拿念珠似赎罪恶，实是老虎带素珠，假善人!民国二十、三十年来，所谓上层阶级人，莫不以私欲难满为怀，姨太太、鸦片、大房子为宝，人民焉得不穷困，国家如何了得，想起来就叫人痛心。社会人士听说我不唱戏还不太相信，我想唱到适可而止告一段落，与人回忆也极有味儿。我向不与人争论，也不请新闻界吃饭，不受他人利用，好坏自有公论。埋头多年研讨，今始大家公认，人说程某不唱可惜，我心极欣慰，不枉多年苦练习。”……我因迫害纷至沓来极伤感，又深为砚秋的安全担心，他却反而劝我不要太悲观，语重心长地说：“你和老朋友们都不可太悲观，好戏尚在后头哩，莫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也唱得累了，休息恐怕也不远矣。所谓'仁者师’不知作何结束，看来不会太好吧!” 我说：“你倒挺乐观呀!”他深沉地笑笑说：“人心如此，历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砚秋多次要我出城去青龙桥看看，可是我因家务缠身总抽不出空去。记得一年秋后，我们终于去了。他一见面就幽默地说：“您这城里人可真难请啊。这次来算你赶上好时候了，大秋过后新粮刚下来，叫你尝尝我亲手作的玉米面贴饼子，这是跟老乡学的手艺。你们城里人不晓得吃自己种出的粮食的乐趣。自己做饭，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吃完饭，洗碗，打扫完毕休息，真感到舒适。人真是应当每日勤劳才觉痛快，不然也不觉休息的愉快，这其中的趣味，城里住惯的人是没福气享受的呀……。”事后，砚秋把岳父、我的孩子们领到后院，见地上堆满新收下的黄玉米棒子。他亲手教大家怎样脱玉米粒，高兴地说这叫让城里人体会体会田园风光，好让大家知道每天吃的粮食是如何来之不易。还兴致勃勃地说：“明天就要开镰割黍了，收了黍子给你们蒸枣豆年糕吃……。” 我拦住了他的高兴说：“你知道最近日伪特务总来家里查户口，打探你的下落行踪，听说正调查你的什么事。前不久，日本宪兵队又抓人，你可得小心些才是!”砚秋淡然一笑，说：“他们也来我这里了，还说程某人下乡种地叫人不信，没查问出什么,临走时还掀开笼屉看看，见是蒸的'黄金塔”,咧着嘴说程某真的吃窝窝头吗?”他极感慨地叹口气说：“前日已读完《汉书》、《宣和遗事》,徽、钦二帝经过惨状，宫人、公主，王妃均被掳去，青衣行酒真不如平民精神快活。亡国之惨，真令人目不忍睹。私通金邦的大官吏，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现在却该轮到我们来作亡国奴了!别无选择似的非要你逆来顺受，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煎好的螃蟹捡样挑，肥瘦任便!我没作什么亏心事，不怕!一切听其自便，我就在青龙桥等着了，哪里也不去，他们爱把我怎样就怎样，国破家亡，个人安危又算得什么!让他们来吧!” 听了他这话，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城内家里，但却总是预感到要发生些什么不幸似的。搁下前次的话茬不久，我的二孩子永源学校刚放寒假，他出城去看望父亲。本来砚秋需用钱，想自己回城，孩子说交通不便，他骑自行车方便快捷，不必劳他父亲亲自出马。于是他就代砚秋进城取钱了。谁知就在那天的深夜，我的预感竟真的成了事实。那一天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它正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 四四)甲申二月二十五日。当日夜半，我养的一条大洋狗突然又吼又叫扑向前院去，接着就听到两个人跑进后院的杂乱脚步声。这是厨师傅老韩和另一位工友，他们急急忙忙敲着我住屋的窗子，急促地叫道：“四奶奶可了不得啦，进来人了!”我问：“谁给开的门?”他俩说：“没有人开门，是跳墙进来的呀!”未及细说，二人就从北正房夹道狂奔到后院顺着煤堆爬上房逃走了。他们前脚跑了，后脚跟着就进来三四个人，大声吼道：“快快开门!”我正 摸着黑赶忙穿衣服时，这些家伙早已等得不耐烦，抡起手枪柄就砸破了一块窗户的玻璃。我也顾不得扣衣服，更忘记了开灯，刚刚来得及把屋门栓卸下，他们就一窝蜂似地闯进了堂屋，其中一个 人手拿手枪，用手电筒朝着我的脸上一照，就三步并作二步窜进了卧室，把手电到处乱晃乱照。砚秋的一幅油画像正挂在卧室墙上 正面，他们一眼看到了，忙喊叫道：“就是他!就是他!”于是就动手到处乱翻，连我和我的女孩子的被子都翻查了一遍，把屋里的一切东西都抖搂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程砚秋的踪迹。他们还不甘心，有几个爬上房顶去搜查，还不时同站在院子里的人用日本话说着什么,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帮砸明火的——当时我认为这些不速之客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这时才开始盘问我，厉声喝问道：“姓程的那里去了?”我答说：“我先生早到青岛去了。”看样子他们很失望，怔了一阵子又全都出去了。不一会儿，这家伙又回来了，还跟着两个拿着白法绳的日本人。他们对我说：“你先生没在家，那么你就同我们走一趟吧!”这时我也处之泰然了，穿了袜子准备同他们走。我的女孩子见此情景害怕得哭了起来，日本人一见像是想起来什么,忙问道：“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在?”我 答说：“还有两个男孩子住在西厢房。”其中一个人去把两个孩子 带到我跟前。原来这两个男孩早已起来了， 一时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正扒在门内向外面张望呢。特务问我的大男孩：“你爸爸在哪里?”他生气地答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抄起把水壶威胁他说：“你不说实话就灌你凉水!”这孩子很生硬地说：“灌凉水也不知道!”他们见此仍无办法，又一窝蜂似地出去了，不大会儿功夫又匆匆返回来，看样子是跟大门口的什么人商量办法去了。这次却宣布把我们娘儿四个全关在西侧厢房，派一名荷枪的伪警察看守，听候发落，然后又都走了。那个伪内四区的警察问我道：“程太太，你先生是不是得罪了人呢?你先生到哪儿去了?”我见他是中国人，又是本地面上的，态度还算好，就反问他：“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悄悄告诉我这是日本宪兵队的，我这才知道不是砸明火的。正说话间，那伙人又返了回来，把我單独叫到饭厅。一个穿黄呢军大衣戴豆包帽的日本人，像是个小头目，操着 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你的先生哪儿去了?你的实话的没有……”, 说着就要动手打我。旁边站着的那个中国人像是有点同情的样子，忙凑过来语气緩和地说：“你先生到底在哪兒，还是说了吧。” 我问他们是什么人，那人说是日本宪兵队的。我又问有什么证据 证明你们呢?那日本人忙掏出证件说：“这有派司!宪兵队的派司!”我笑了笑厉声说：“是宪兵队的为什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你们是砸明火的呢。深更半夜跳墙强闯民宅，不是砸明火的强盗又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程砚秋哪儿也没有去，他就住在西郊青龙桥。你要早说你是宪兵队何必费此周折。”这时，人们来来往往到各屋里瞎乱翻騰。有个东北口音的特务对我解释说：“你为什么这么横呢!我们也是奉命差遣呀。”我冷笑不答，只见这帮人在院子里来来去去折騰什么。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最后，他们又叫我去问：“你这儿有中华乐社的无线电吗”?我说有。接着，他们把在顶楼储藏室早已搜出来的短波收音机、电唱机都拿到我面前，当场检查，发现是坏的，幸亏是坏了多年不能使用的东西，不然又不知造出什么借口呢。他们还问我有没有发报机，我脸色很坏地回答说不知道。他们把这些破机器全部拿走了，只留下一名日本便衣看着我们，此人看见满院晒的煤球，还嘻皮笑脸地对我说：“你们还摇这么多煤球呢”。等到日伪宪兵、警察全部撤走，已是次日中午十一点了。我赶忙向青龙桥通了电话，亲自告诉砚秋家里发生的一切，并嘱咐他不要到别处去，就在青龙桥呆着，否则“无私有弊”。据后来传到我耳朵里的消息，日本宪兵队深夜秘密逮捕程砚秋的事件几天之内已传遍了全北京城，很快全国都知道了。砚秋还真的在青龙桥家里坐等了几天，见再无任何动静，便自己回城里家中来了。当他了解了事件的全部经过之后，他表示要自己去日本宪兵队找他们讲理。我说：“他们抓你还抓不到，躲还躲不及呢，你还要自己送上门去，你也太老实过了头!”这样他才作罢。后来知道，那天日本宪兵队在整个沦陷区大抓政治犯和爱国人士，抓进宪兵队部不问青红皂白先毒打一顿，然后投入牢房。不久，住在西城魏儿胡同的冯公度先生的四子去青龙桥看望砚秋，说来此专为给他道喜的，原来那晚日本宪兵队亦把其兄捕去，宪兵队划定他兄与砚秋关在同一个牢房号子里，然砚秋因隐居青龙桥，故而幸免此难。砚秋曾记述此事件说：“ …… '共存共荣’不应有此举动。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凡事调查清楚杀了完事，不应予人留有不良印象。幸昨日未入城，不然此戏不知演到何种地步。据说我从前与要人往来，并有在瑞士念书之子，有思想不良的嫌疑。此子虽十年前留学外国，瑞士至今尚保持中立国态度；若说与南方人有往来，岂止南方，可以说东南西北方的长官均晤过面，上至最高长官，下至贩夫走卒，据我眼光看法，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均是要人，亦可均是贱人。世界等于大舞台，所有一切皆是与戏剧攸关，所谓要人，亦不过是一演员而已，民国三十余年这般演员并未 更换。银行界中'请’去者甚多，把我亦列入够资格者之中，名之害人大矣。将入三月，恐噩运来临，也无法可想，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也”。日本军方的这次秘密逮捕虽然露了馅，可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反正罪名是可以任意造出来的。打那以后，什么警察局啦，什么治安军啦，接二连三地去青龙桥“拜访”砚秋，搞得他实在不耐其烦，只得一大清早就躲出家门，在屋里桌上放一个大磁果盘，凡来访未见者请掷名刺于内以备考，有时他干脆带着孩子沿着红山口、黑山扈的山间小道到山后头去遛弯，最远走到冷泉和象鼻子沟一带，在当地老乡家寻个歇处，住上几天再回来。谁知这又惹出事故来了， 日伪方面又放出空气说程某人在青龙桥种地一定有作用，不然郊外如此不太平他怎么敢在外住宿，更有离奇的舆论说砚秋种了好几十顷地，定是把所收的粮食接济了八路军……, 那年月私通八路是要全家问斩的。砚秋回城对我讲，年终算帐六十多亩地共收粮食六十袋，刚够地内工人开支，他和范师傅在青龙桥所需粮食全得从集市上买，至于供给城内家用更谈不到。他苦笑着说：“社会上说我种地接济八路，实是可笑，辛辛苦苦一年 连接济范兰亭夫妇都不够，真惭愧。名大过实太可怕，老子说'逃名”,我想'逃名’而不可能。”这沦陷八年的亡国奴生活是太压抑了，实在令人无法忍受，砚秋常对我言及他总想大哭一场，可是又哭不出，真不知几时才能痛快地哭出来。所以当我们听 到日本侵略军战败投降的消息时，那振奋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砚秋高兴地对我说：“九月八、九日，本是令中国人在街头默祷的两天，现在一变而成日本向中国降伏的纪念日了，极痛快!我的 许多老朋友都要从南方回来了，八年离乱险些见不到面，不知再 会面时又作何感想?”他曾代表国剧公会在广播电台上发表庆祝抗战胜利的讲演，多少把他在这八年中受的迫害和积压在胸中的怒气吐了一吐。我和孩子们都听了他的广播，其中有一句话至今 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九月十八日虽说收复东北，这是表面而已，至今北平市尚未接收清楚，何况东北之远在边陲，奉告青年爱国志士，应有直捣黄龙心不止的意志，达此目的，那时才算是真胜利!”他确实兴奋了一阵子。自此遂结束了他的“三闭主义”, 并决定开始出山演戏，公开宣布从此要实行“开眼、开口、开心”的所谓“三开主义”。可是，在砚秋登台演出的一年半中间，他亲眼看到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官僚政治的腐败，内战造成人民的颠沛流离和经济的素乱，亲身经历了兑换金、银元券政策所强加给人民的损失和破产，这使他从最初的振奋，又陷入了深深的失望。虽然他一心要为国为民出些力，作些好事，像为东北人还乡唱义务戏，赈济桂省灾民，为宋庆龄先生主办的儿童福利基金会筹款，但那终归是杯水车薪，仅尽了点个人的心意而已。失望苦闷之余，他再次返回京郊青龙桥乡居，务农读书。可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到底如何才能好起来，受尽压榨终日不得温饱的老百姓怎样才能得到解救，他也感到茫然了。但是，他不甘于无所作为，却总思虑着为青龙桥附近的贫苦农民做些什么有益的事。砚秋自幼贫苦，六岁上只读了半年私塾就被迫卖身学艺，深知没有文化的苦，也极了解旧剧班社教育方法的弊害，所以热心于 办学事业，总想为国家多培养些有用之才。一九四三年，中华高级戏曲专科学校的被迫解散，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为此，他难过了好多日子。他在青龙桥隐居务农的时候，见当地只有一个农村完小，附近几十里的农家孩子都赶到这里来上学，完小结业后因无中学可上只得各自回家务农为生，埋没了许多有才能的农家子弟。约在一九四四年，他就想筹办一所农村中学，为了选择办校 地点还颇费了一番脑筋呢，最后看中了地处颐和园和玉泉山之间的伽南孤儿院。在商得孤儿院院长聂先生的同意后，谈妥租用十 年的合同，并将孤儿院迁到颐和园西墙外新址，即着手筹备办校。当时，砚秋同我商量此事，我说你是办学的外行，不如捐一笔钱给教育界，这比你亲自操持不更好吗?他执意不肯，非要自己办，还说唱义务戏筹款也要办。我只得由他去办，不再拦他的兴头。
这中学校址原是一座残破的大庙，叫功德寺，砚秋自掏腰包修缮校舍，定制桌椅，聘请老朋友张体道、杜颖陶诸先生任教员， 指拔老管家范兰亭去那儿看门作饭。他考虑到山后冷泉走读生路 途远的辛苦，又在董四墓买下一座占地十八亩的金家花园专作学 生宿舍用，规定农家子弟入学一律不收学费，还免费发给书本笔墨，挂牌是功德中学， 一切齐备立即登报招生。谁知从北京城里却来了一拨子流氓学生，三青团员，入学以后成天打架斗殴，欺负女同学，吓得当地的农民子弟学生不敢露面，把个农村中学搞得乌烟瘴气；那些教员也是三天两头要求调整工资.(那时法币贬值，工资都是论多少袋面粉)。这座本意是为农民子弟谋福利积功德的中学校反而变成了一个无底深坑，只见 没完没了地向这位好心的董事长伸手要钱，没见办出什么真正对贫苦农民子弟有益的事情来。砚秋为此吃尽了苦头，学校越办越办不下去了。一次，他到天津去，见到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就把这热心公益办农村教育的前前后后对张公讲了一遍。张校长劝砚秋说：“你可不是搞这行的，不知道社会上专有一批所谓吃教育饭的人，你现在又不演戏，只出不进， 一个人养活这一大批人，日子长了非把你这位董事长吃垮不可，还是赶快收摊为妙。”砚秋听后恍然大悟，决定把这出好戏收场。他不办学校，也正合当局的心愿，国民党教育局马上就来接收，说把桌椅板凳教具暂“借”给他们 用，最后，他们一个子儿没花，全由砚秋白送了“礼”。功德中学也改名为颐和中学，砚秋急于甩包袱，乐得交账也就算了；收摊后还剩下许多袋面粉，全都拉到青龙桥分给了贫寒的农家。董四墓金家花园因再无学生住宿遂改名为程家花园。他间或在青龙桥、间或在董四墓隐居到北京和平解放前夕。那时他的情绪是很低沉的，对周围的一切均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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