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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美妙，首先在于它能在有限的篇幅里一把揪住你。这就像一场赌博，谁能用几千字打动你而不是用几十万字？比如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羊脂球》，我在十七岁那年读到它，毫不避讳，我在阅读它的百分之九十的篇幅里，竟然把情感代入到那群伪君子身上，先是鄙视羊脂球，继而暗暗祈求她，最后她照做了，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可当她再次坐上马车时，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情愿跟着那群人嫌弃她，尽管我动用了当时拥有的几乎唯一的道德意识。立场反转，一股巨大的同情心喷涌而出，生平也许是第一次开始对自己的三观进行反思。于是扭头看向窗外，发现世界一抖，突然变得不一样了，就连阳光下的那口池塘以及池塘边的那棵柳树也好像都变了形。反思竟然由一个短篇小说引起，从此我对羊脂球充满敬意。 很庆幸，我还没开始写作就阅读到了像《羊脂球》这样搅动人心的小说，以至于把它当成短篇小说的必要标准。多年以后，我创作了短篇小说《我们的父亲》。那个乡下父亲带着一套婴儿服来到“我”家，等待孙子降生，但因为“我”老婆受不了父亲抽烟，父亲便住进了做医生的女儿家里。女儿嫌弃父亲不干净，每次吃饭都用酒精给自己的筷子消毒。父亲受不了，去找当警察的大儿子。大儿子工作忙，忽略了父亲的感受。父亲流落街头，被车撞伤。好心人把他送到医院，女儿从他身边走过，竟然没认出他而错过了抢救时间。大儿子没能从几百个字的描述中看出死者是自己的父亲，只在报告上冷漠地签了一句：同意发协查通报。侄儿把父亲埋了，也没认出他是自己的叔叔。就这样，一群后代与父亲擦肩而过并参与了他的死亡过程。我相信这样的构思得益于莫泊桑的潜在启发，当然也得益于我对短篇小说固执的认知。  我对荒诞手法的使用是从一九九三年冬天开始的，那时我对自己的小说出路感到绝望，对爱情和小说的商品化有了过敏反应。于是我构思了短篇小说《商品》。小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工具和原料”，即汉字和爱情故事；第二部分是“作品或者产品”，即我去麻阳了解父亲的死因，上车时我认识一女孩子，下车时我们有了孩子；第三部分是“评论或广告”，即我把这个小说投给各种杂志，编辑对这个小说给予肯定的同时却不敢发表。这些退稿信实际上就是对该小说的变相吹捧。结尾我引用了拉美作家卡彭铁尔的话：“当小说不再像小说的时候，那就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比如像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那样……我们的时代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都是从让读者惊讶'这不是小说’而开始的。”我信奉卡彭铁尔的这句话，并愿意把它再次转赠给写短篇小说的朋友。 超越是短篇小说的第三种美妙。恐怕除了短篇小说，没有任何一种文体会给后来者制造那么多的标高。在这个领域里，卡夫卡和鲁迅等树立了哲学标高；莫泊桑、契诃夫和沈从文等树立了人性标高；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欧·亨利等树立了艺术标高。一个个标高像喜马拉雅山横亘于前，不是让写短篇小说者兴奋，便是让他们绝望，但鹦鹉学舌者和只追求篇数者不在此列。因此，短篇的创作尤其需要突破与创新，否则就不好意思在这个圈子里混。多年前我无意中阅读了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三千字的短篇小说《河的第三条岸》，他认为短篇小说就应该有这种“创世”的精神，等同于科学的发明创造，既短小精悍又新意无穷。 虽然小说有形而上的思考，却没有放弃世俗的形而下的力量，那便是饱含深情的等待与不适应的恐惧。由此我想到了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想到了“等待”这一主题如何在短篇小说里突破。生活中和小说中等待都是直线，甚至大都是单向。能不能把“等待”变成一个圆圈？如果能够，那是不是就是突破？想着想着，我开始了《天空划过一道白线》的创作。小说里，母亲因为这个地方穷，在孩子两岁时偷偷跟人跑了。父亲除了骂她还思念她。儿子长大后，说你想她为什么不去找她？父亲得到允许，出发寻找母亲。几年过去，父亲没有回来，儿子担心他出事便去寻找。可儿子远行不久，母亲就因为带她私奔的砖厂老板被杀而回到村庄。她种了许多粮食，等待父子归来。但等了两年多没见他们回来，母亲慌神，出发寻找儿子。母亲出发不久，父亲回来了。村民们都替他喊冤，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父亲一听，起身就去追母亲。父亲追了数月不见影踪，但孩子回来了……他们就这么轮番地一个寻找一个，离见面或者团聚总是差那么一丢丢，硬生生把等待变成了逃避。写完这个短篇，我有过几天小小的陶醉，得意于这是一次突破。小说的结尾，天上忽地传来一阵歌声——“天空划过一道白线，地面走出许多圈圈……” 假如“天空划过一道白线”是“上苍”的旨意，那“地面走出许多圈圈”就是我们的宿命；假如“天空划过一道白线”是小说的定规，那“地面走出许多圈圈”会不会就是小说的使命？我以为是。 （本文原载《长城》，有删节） 摘自阅读时代学习强国号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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