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勃烈日涅夫时代

老玉米棒 2024-04-23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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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代改革夭折停滞：苏联丧失最后机会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6年4月苏共23大之后，主席团改称政治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推出“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改革，通称“新经济体制”。

推行新经济体制曾经使苏联经济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新经济体制很快就被斯大林模式的旧体制所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联也因而丧失了冲出斯大林模式狭窄樊篱的大好时机，柯西金改革的悲哀已经预示着苏联的命运了。

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当时的重要措施是下放一部分企业的管理权，扩大厂长，企业经理在计划管理等方面的权限，提高赢利在评估企业实质中的地位。1962年9月，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开展了历时一年的“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

利别尔曼建议的中心意思是，以统一核定的部门资金盈利水平作为企业的编制计划的基础，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企业。讨论深入到苏联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问题，尤其是关于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国家计划，还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讨论虽然没有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表示:利别尔曼的建议是宝贵的。此后，少数企业开始了利别尔曼建议的某些试验。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经济学界围绕经济改革问题，讨论仍然比较活跃。其中突出的是利西奇金于1966年2月27日，在《消息报》上发表的《生活提出修正》一文。该文提出:把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危机划等号，把计划看作是给经济生活带来秩序的唯一创造性力量，这是违背事实的。“不以市场为依据的计划如同不以计划来组织市场一样，同样无法克服比例失调。只有把计划和市场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经济领导体制。”这说明，经济理论的活跃，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舆论准备。

1965年7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军事学院生时说到:“目前，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正在大力进行工作，以制定旨在根本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计划和管理制度，以及提高国民经济中经济刺激作用的措施。”勃列日涅夫在此前后的几次讲话，都表示苏共中央在筹划新的经济体制改革。

1965年9月27—29日，勃列日涅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在27日的会议上，柯西金作了《关于改正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长篇报告。柯西金指出:工业中现行的管理、计划和刺激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经济技术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了。在目前条件下，要求在生产管理和计划工作上有巨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为此，柯西金建议:一是要完善计划工作，加强企业的经营主动性和经济刺激力；二是应当改进管理工业的组织。

关于完善计划工作是围绕如何扩大企业的经营独立性和主动性而提出来的:取消对企业的过多规定，用价格、利润、奖金、贷款等手段，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为此，柯西金建议:在企业规划中，以规定企业的产品销售量任务，代替原来的总产值指标。这样，国家计划机关只给企业下达产品销售额、工资基金、利润额、预算拨款和预算缴款等8项指标；其余指标，如: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平均工资数、行政管理费预算等指标，都由企业独立规划，无需国家计划机关批准。国家计划机关下达给企业的指标数，从原来的30项中减少了22项。

为使企业更关心自身产品的产量和利润额，使企业的每位员工不仅关心自己所完成任务的经济效益，也关心企业的总效益，柯西金建议:每家企业都要靠所得利润的提成来建立生产发展基金；要靠所得利润的提成来建立职工物质鼓励基金，利润越高，基金越多。今后，企业的基本建设也将由国家预算拨款改为由银行长期贷款。关于改进工业的管理，柯西金提出:按部门管理代替原来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即以“块状”管理，代替“条状”管理。

9月29日，根据柯西金的报告，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相应的决议。决议要求从领导经济工作的行政方法向经济方法过渡，从3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提高国家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二、扩大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三、完善经济核算，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但是决议规定:对于发展生产、技术进步、投资、价格、劳动报酬、财政等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仍必须奉行统一的计划。

10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对企业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各项政策措施，都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使企业的权利和义务都具有法律地位。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就正式出台了。1966年，先在704家企业进行试点，以后迅速铺开。到1972年，全国有43000家企业实行新经济体制，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87%，占工业总产值的94%。

新经济体制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改革相比，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了企业在利用固定归它的财产方面的权力，实际上是赋予企业自主地使用本企业流动资金的权力。企业的流动资金总额由国家计划核定，但是按项目分配则由企业自主地决定，而且上级机关不准收回固定给企业的定额范围内的流动资金。这样，企业就可能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来配置资金。

二、扩大了企业在利用设备大修折旧提留方面的权力。企业有权将设备大修折旧的90%转作生产基金，由企业自主决定，或用于改装设备，或留作以后技术革新费用，不再上缴。

三、建立了归企业自行处置的企业基金。企业基金虽然是1958年开始设置的，但限定只能提取企业当年利润的6.8%，1962年又降为只能提取当年利润的4.5%，而且对使用范围也规定得很死。因此，对企业和员工的刺激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实行新经济体制后，企业可以从计划利润中提取1—6%、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30—60%、从设备折旧中提留90%作为企业基金。企业基金完全由企业自主地决定，用于本企业的发展生产、文化设施、住宅建设、物质鼓励等费用。新的刺激制度在于借助价格、利润、信贷等经济刺激和通过工资制度改革，使员工从物质上关心自己和企业的工作成果。

四、实行接近市场的“完全经济核算”。苏联企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实行经济核算。这种经济核算只要求以收入来抵补生产费用和销售费用。这样的经济核算，没有将企业的财务活动结果同费用支出进行比较，因而不能刺激企业经常地关注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核算徒有其名。“完全经济核算”将经济核算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管理体制:国家与企业之间同时建立经济关系；企业有权以最有效的方式安排生产，企业与企业之间按市场关系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企业在法定基金范围内，自主地制定费用开支，享用银行信贷，用结算帐户上的存款领取银行利息，以物质奖励优良的工作成果，对合同签订单位互负物质责任。因此，“完全经济核算”可以看作是苏联经济核算的新阶段。

由于实行新经济体制，工业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704家企业，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额，比全行业平均高出3个百分点，利润率则高出一倍。由于实行新经济体制，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8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完成得好于以往的五年计划。企业和全社会都盼望新经济体制改革能更深化下去。

从社会主义国家将近一百年的改革经验来看，所有提升国企效率的办法终归就是一句话：“变得越来越像私企”，因为只有私企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避免大锅饭养懒汉的情况发生，这种改革屡见不鲜。

新经济体制的“安乐死”

提出和主持新经济体制改革的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生于1904年，1927年加入苏共。1939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任苏联纺织工业人民委员。以后，他历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财政部长、轻工业部长、食品工业部长、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等职，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1960年以后，他一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后，他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倒赫鲁晓夫的密谋中，柯西金不是主角。他是在勃列日涅夫等人准备发难的前夕才被告知的，并要他立即表态。他没有立即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问:“克格勃什么态度？”在被告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是倒赫鲁晓夫的中坚人物之一后，才表示同意。

柯西金在这一密谋中是随大流者。从柯西金的经历和一贯表现来看，由于长期从事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比较了解苏联经济的真实情况，但是一直小心谨慎，不在政治上犯险。当新经济体制遭到传统和官场的抵制、反对时，柯西金就给自己留后路了。

1970年6月4日，柯西金在一次讲话中说:“认为改革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放弃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71年4月6日，柯西金在苏共24大上作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9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强调“重工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家经济力量和进一步提高人民福利的基础。”“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示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当然，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新经济体制是继续深入下去，还是半途而废，关键取决于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当历史发展到这种时候，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言九鼎。

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是有所保留的。1965年9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讲话强调:提出改善计划工作“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工作有什么失败”，“而是为了充分地挖掘和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优越性来为人民服务。”

他也没有讲加强经济刺激，而是强调“激发共产主义劳动热情”。以后，勃列日涅夫的多次讲话都强调:苏联经济过去、现在都执行得很好，驳斥“出现错误的说法”。但是，不管怎样，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是赞同的、支持的。

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希望有所改革。曾任《真理报》副主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入为苏共中央和勃列日涅夫讲话准备材料的班子的伊诺译姆采夫说:“勃列日涅夫赞成在党内和社会上进行认真的改革。”

勃列日涅夫曾对陪同他散步的伊诺译姆采夫说:“尼古拉(伊诺译姆采夫)，我和你都是久经沙场的军人，难道我们还不够勇敢吗？”勃列日涅夫接着就说起:必须在国内、党内和干部中间进行彻底的改革。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刺激了勃列日涅夫，使他出现了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改变了对改革的态度。

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设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社会主义。这场改革，不仅再次触发了捷克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情绪，而且建设市场社会主义的进程，将使“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和现实化为乌首；使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都难以存在。1968年8月，勃列日涅夫在权衡再三之后，决然出兵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

如同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它自身也没有自由一样，镇压其他国家改革运动的国家，也是不允许本国实行改革的。在镇压“布拉格之春”前后，勃列日涅夫支持苏联经济学界开展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围剿，视改革为洪水猛兽。60年代末，在苏共中央机关内已盛传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改革的评价:“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谁又懂得这个改革？更好地工作，这就是问题的一切！”

1971年3月3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4大作总结报告时，不再谈改革了，而是强调:“计划工作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领导的中心环节和核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成就都是同经济的计划经营紧密联系的。未来的经济成就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工作的质量。”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经济发展工作归结为两条:一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坚持集中计划经济的核心。

此时，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苏联国内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到了最困难，也是关键性的时刻。苏共24大不去解决、研究这些问题，勃列日涅夫却背转身子，向斯大林模式落后的传统回归。因此，苏共24大成为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转向。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新经济体制已被旧经济体制吞噬了。只是70年代毕竟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也不能像斯大林那样行事。于是，新经济体制被施行勃列日涅夫式的“安乐死”。

在第三次计算机科技革命出现之后，苏联迅速的被美国远远的抛在了身后，在石油价格下跌后，苏联的能源补贴落后的工农业的财政策略出现了巨大的困难。有人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的毁灭，其实是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改革，因为已经无米下炊了而已。

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思路是原初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概念，但是在全世界一百多年几十个国家的实践证明，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只会造成大量的懒汉、庸人尸位素餐，不能使人才和精英脱颖而出，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还是科技都不会有什么长足的进步，最终使国家落后，人民贫困而走向改革之路或者毁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