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技术理论：军事技术的政治学

花间挹香 2024-04-24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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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社会学课程系列文章，以自学读书笔记的形式，试图构建一个有解释力的世界模型，以期理解和改变当下世界。第一本精读的文本，是兰德尔·柯林斯《韦伯社会学理论》（Randall Collins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1986）。[后台回复“韦伯社会学理论”可获取电子书下载链接]

在韦伯社会学的框架下，技术并非偶然和机运的产物，而是深深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特定历史产物。前文我们讨论了技术的起源问题：技术脱胎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阶段，它需要一个社会在生活各个方面发生广泛勾连，在传播和适应中取得广泛社会影响力，从而推动历史进程。这意味着当今时代靠计划主导的技术创新有着致命的缺陷，因为分散的、流动的、市场化的机制才能实现当时代所需要的技术创新。

技术对社会自由度的诉求对军事技术也同样成立：军事技术同样不可能靠闭门造车来实现。本文将透过对军事技术史的梳理，再次证明韦伯技术理论的核心论点：一切技术都不是机运、天才和领袖意志的结果，而是整体社会经济复合体的产物。

前两篇文章我们提出了对技术创新的一系列“去中心化”图景：技术发展所依赖的不是资源的集中和规模效应，而是特定制度塑造的一整个社会的自由度和流动性，社会各部门相互协商沟通的程度，以及对外开放或封闭的程度。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着技术的方向，而不是反过来。

这种社会本位的技术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最常见的一种反对声音出现在军事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叙事，例如苏联重工业的辉煌，例如“两弹一星”，都是中心化一举突破军事垄断、维持国家存续的明证。据此，这种观点认为，至少在军事领域，集权而非开放才是正道。

最近我还看到一个说法：“闭关锁国根本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北美、印度就没有闭关锁国，不还是被殖民被侵略、毫无招架之力么？这位作者对清朝衰落的归因有三：“主弱、内乱、民族矛盾”，这还是一种中心化的技术进步图景，仿佛只要一个民族足够团结、领袖足够强大、社会足够稳定，那么用不着对外开放，自己搞内循环就可以实现技术进步、国富兵强。

且不说西班牙殖民者所面对的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多么符合这位作者心目中的团结安定社会、蒙特祖马又多么符合一个明君的形象，单说清朝的康雍乾时期，君主足够贤能，社会也足够安定繁荣，但依然未能带领清朝一路领先世界。这也还远远谈不上康雍乾之后的“主弱”，因为乾隆时期就已经显示出差距：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访乾隆的那一幕，确确实实是一场古今之争，代表古代思想的乾隆对阵代表现代思想的英政府，依然趾高气昂地说出“朕原谅你[英王]对天朝的无知，跪下表示臣服，照我的吩咐去做吧”这等大话[原文只能根据马嘎尔尼使团回呈英王的英译版本来猜了]，沦为外交史上的笑柄。要知道，乾隆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集权的高手，《叫魂》一书所描绘的巫术大流行导致一连串清查运动，无疑显示出乾隆高超的帝王术、群臣的恐惧与顺服。至于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则取决于你对安定的定义了：一个大兴文字狱、人人噤声、动辄株连的恐怖社会，算不算安定团结呢？

比起墨西哥、印度和满清，更有力的反驳或许是苏联的重工业和军工体系，苏联确实一度能跟美国叫板，不少人据此认为，不是只有西方自由民主才能带来科技革命、国富民强，苏联式的计划体制同样有力，而且更稳定、更集中、更具爆发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军事领域。

如果有哪个技术领域最依赖资源集中和举国体制，大概非军事技术莫属了。经济或许真的要开放、要与国际接轨，但军事作为一国的命脉，断不能与国际接轨，必须靠强有力的中央指令，靠自强，靠团结。

真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借助韦伯的技术理论，来破除这种中心化的技术图景。就连军事这一最符合集权想象的领域，也都服从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开放的社会结构、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才是军事技术进步的根源。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跟其他技术一样，军事技术也是更宏大的经济社会复合体的一部分。经济状况是特定技术创新的前置条件（当然了，这里所指的经济不必然采取韦伯举例的这种特定市场资本主义形式）。这种依赖关系解释了军事创新的实际应用常常比预计的要慢很多，军事创新存在停滞期；也解释了对军事创新的直接阻碍。

——《韦伯社会学理论》，兰德尔·柯林斯

军事技术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总是为技术史家津津乐道，一方面因为这种影响非常瞩目，另一方面也因为背后的逻辑足够简单。《枪炮、病菌与钢铁》就强调了马匹和马镫对于古代战争的决定性意义；军事迷们也乐于谈论诸如雷达技术、密码战等对于一战二战的战局影响。但关于这些军事技术的起源却往往缺乏讨论，似乎技术的发明只是个别天才的创举，除了加大力度培养人才和投入研发，别无他法。

从历史细节上看，军事技术的发展轨迹与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发展都并无二致，同样存在着长程的技术改进、推广、再改进的过程，在军事领域内外部也同样与其他领域互相渗透、彼此影响，形成一个复杂交错的树状结构。（军事技术常常反哺民用，互联网技术就脱胎于美国冷战期间研发的军事通讯网络技术；至于民用技术对军事的影响，看看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就知道了）

军事技术大抵分为两种：要么用于进攻，要么用于防守。因而军事技术的发展历史，就是攻防技术的军备竞赛，是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过程。更锋利的刀刃、更坚固的铠甲、更有效的攻城武器、更难攻破的防御工事。

关于攻防技术的军备竞赛，一个有趣的案例是中世纪意大利发源的棱堡技术。在15~16世纪，欧洲的加农炮技术日趋完善，城堡在新式加农炮面前形同虚设；但不久后，在北意大利出现了松散的斜面土垒，进而发展出结构精巧的多边棱式城防体系，又称“棱堡”或“星堡”，如下图所示：

这种棱堡通过棱形或星形结构解决了传统城堡存在大量防御死角的问题；城墙设计得低而厚，同时伴以加宽的沟渠以防低墙被敌人攀爬；沟渠外再设置斜面以进一步抵消炮弹威力。棱堡有效抵御住了大炮的攻势，也使围城战技术陷入了数世纪的停滞。

军事技术上的攻防竞赛，很像工业技术上常常出现的瓶颈问题：就拿工业革命的核心领域纺织业来说，织机的发展导致纱线严重短缺；为了解决纱线不足的问题而发展出纱锭（spindle）；纱锭的出现反过来又导致纱线过剩，倒逼织机发展出水力织布机（1785年的卡特赖特水力织布机）。

武器的政治学

军事技术与工业技术的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一项技术从无到有，总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特定问题意识形成、原型出现、传播、改进、适应（地方化）、遭遇瓶颈、突破瓶颈。就“解决特定实际问题”而言，军事技术背后的动机、所需的实际物料、摸索尝试的过程、遭遇瓶颈或突破瓶颈，都是在一整个大的社会图景中完成。

如果军事技术同样是社会经济复合体的产物，那么我们理应在具体军事技术上找到对应社会结构的痕迹。换言之，一切军事技术都反映着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就像古埃及的金字塔反映着背后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一样。

没有比手枪更具政治色彩的武器了。手枪的前身是十字弓（弩箭），这种武器如此“民主”——无需强大武力和专门训练，普通人都能随时在较远距离杀伤敌人，在中世纪的贵族（尤其是骑士）阶层眼中，未免太过“不讲武德”，于是他们尽其所能禁止任何人在武斗或战争中使用十字弓。1139年，就连教皇都下场谴责十字弓“太残忍、太不人道”。当时的教皇不太可能是因为低估了人类在残忍和暴虐方面的想象力，因为，比起中世纪骑士决斗的残酷，十字弓所能造成的悲惨实在不值一提。教皇作此谴责，更有可能是因为，像十字弓这样的平民武器对封建贵族秩序实在是威胁太大。

社会结构决定军事技术的另一个案例发生在日本。众所周知，17世纪的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就是靠着改良的火枪技术重新统一了日本、建立了德川幕府统治。但德川幕府在站稳脚跟后，却迅速抛弃了火枪技术，回归了传统的武士道“菊与刀”的精神。这不是很奇怪吗？一个靠着最新军事技术统一国家的立国者，转眼间就把自己赖以成就霸业的武器埋葬，回去用冷兵器时代的长刀？

柯林斯分析，造成江户日本这种技术倒退的原因，根本上是地缘政治的原因：①日本岛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本就易守难攻，火枪适用于欧洲四通八达地形和高强度地缘政治压力，但在业已统一了的日本岛内毫无实用意义；②日本周边的国家都缺乏侵略性，几乎不构成对日本岛本身的军事威胁。在侵略朝鲜失败后，德川幕府的日本转向封闭，火枪变得无用；随着日本上层社会对武士道精神的推崇，火枪逐渐沦为平民武器，最终被遗忘。

无论是中世纪欧洲的贵族阶层还是江户日本的德川幕府，都不是因为“封建落后”而憎恨十字弓/火枪这样的平民武器，而是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对社会进行的等级划分。清政府“防民甚于防川”，甚至在出现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太平天国运动这样危及的情况后，依然坚持了将近50年才最终覆灭，这与其争取到地方豪族士绅（例如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不无关系，也显示出清政府防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效果。只不过，清政府日防夜防，最终还是输给了民——要知道，鸦片战争的始作俑者并不是英国国王、议会或哪位王公贵族，而是一个平民出身的英国商人，怡和洋行的威廉·渣甸。

火枪或十字弓的问题对古代中国毫无影响，因为早至秦朝就已经“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后历朝历代垄断武器的生产和使用权都是各大政权的要务。或许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中国自古以来都缺乏城邦自治的案例，哪怕最早生产出十字弓这种平民武器，也难以在政治领域产生影响。跟火药、造纸术、指南针一样，十字弓同样是一个被中国人埋没了的关键技术。为什么技术创新在中国总会落到被埋没的地步呢？

中国的火药之谜

古代中国为世界文明贡献了不计其数的重要技术，火药就是其中之一。但就像造纸术和印刷术未能带来中国的观念变革和教育平民化，火药也迟迟未能在中国军事史上产生影响。韦伯的社会学能够解释这个怪现象吗？

火枪技术的出现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冶金、化学等前置技术都需求一定程度的技术专门化和规模化。对比同时代的世界各大文明，没有比宋代中国更有能力实现这一技术突破。然而宋代偏偏最不好战，能绥靖绝不对抗，加上核心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对隔绝于世（东南边是海、北边西伯利亚荒原、西边有沙漠和高山阻挡），自然形成了这种和平主义的思路。在宋代政权看来，讲和比打硬仗要划算太多。结果军事作战意识淡薄，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和民生上，时间一拖再拖，最终错失了军事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

火枪火炮在欧洲的发展同样呈现出“社会结构决定军事发展”的规律。有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就会有什么样的军事：

这些武器[火枪、攻城炮、加农炮等]都需求和适配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调度一支海军需要拢集大量的物资，因此其投资规模比陆军更庞大，因为当时的后勤倾向于在进攻路线上就地取材。扩充一支海军并且发展其技术的能力，要等到长期经济繁荣、且本国取得世界地缘政治上的霸权地位时才有可能出现。

——《韦伯社会学理论》，兰德尔·柯林斯

明清中国未能发展出一支强大的海军，不是因为他们坐井观天、缺乏全球意识（郑和下西洋就已经开到非洲，对中亚和欧洲也早有意识），而同样是因为海军比起陆军耗资多太多，在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状况下，财政税收远远不具有供养一支强大海军的能力。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东亚远远不及欧洲竞争激烈，东亚政权（包括上述江户时代的日本）都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无需参与到世界竞争当中也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在欧洲争相参与地理大发现的时候，明清政权的主要关切仍是宫廷权斗、税收、央地关系、边疆问题等等延续将近两千年的老问题。哥伦布之所以能够发现新大陆，不是因为他本人多么雄才伟略，而是因为西班牙王室听说哥伦布要去法国试试运气，担心万一哥伦布成功开辟新航线会导致法国壮大，才急匆匆给了哥伦布两艘破船。换句话讲，地理大发现同样是地缘政治的产物，不完全是观念或机运使然。

军事技术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

有人可能会问，世界上有没有哪个文明是把技能点全部点到军事上的？有没有哪个文明，它的社会形态就是全面军事化、就是专心致志为军事而军事的？有。世界历史上有两次单一民族将世界掀翻的例子，第一次是人称“上帝之鞭”的匈人阿提拉；第二次则是更为我们熟知的蒙古人成吉思汗。

千万不要以为蒙古人真的“只识弯弓射大雕”，他们在军事技术上的造诣是全方位的。蒙古人缺乏火枪技术必备的冶金术，但实际上他们也用不着，因为弓骑兵比十字弓兵和火枪队的机动性强太多，在他们高超的军队调度技术下，漫天的箭雨指哪打哪，丝毫不逊于后来成群的火枪队：

蒙古人在军队组织技术上处于最前沿，他们建立了清晰的中心化指挥链，足以调度超大型军队（按当时标准）进行长程作战。这是靠轻骑兵、皮甲和弓箭（而非更昂贵的十字弓）来实现的……蒙古人的组织能力同样体现在他们对大炮类的机械的广泛运用（由外族技师操作）。

——《韦伯社会学理论》，兰德尔·柯林斯

蒙古人的兴衰或许能给军事迷们好好上一节课了。不是把技能点都加到军事上就可以征服天下的。蒙古帝国的覆灭不是任何军事上的失策，而是政治上的失败。蒙古人在军事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部落制度，这是一种比农业国家更古老的、基于个人声望的命令体系，大汗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望，人人都视之为战神，无需规章制度，每个人都会按照大汗的指示来作战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一切都是为作战准备的）。但一旦大汗去世，围绕他的整个军事社会结构就会迅速瓦解，4世纪的阿提拉帝国、6世纪穆罕默德的阿拉伯帝国、乃至13世纪的蒙古帝国，都是这样的命运。

对一个军事化的社会而言，人只有两种美德：①强大的武力，或者说，战争取胜的能力；②服从。有军事天才的人、能打胜仗的人，自然成为人上人，没有的则自动靠边、成为服从的大多数。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单靠一个军事天才就长治久安，由军事天才带来的权斗、清洗、社会普遍的慕强心态，对于构建一个平衡稳定的社会来说都是巨大的障碍。所以军事天才们总是感叹“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实则坐天下没那么难，只是对于他们那种过惯了斗天斗地作战取胜人生的人来说，从斗争式的人生观切换回和平稳定的人生观，难比登天。

政治向来是一个取舍的过程，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没有哪个国家和社会能够面面俱到，在一方面取得优势，另一方面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历史因而呈现为一个保持平衡的游戏，哪个民族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保持相应的平衡，哪个民族就能在世界舞台上脱颖而出。雅斯贝斯著名的“轴心时代”谈及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古耶路撒冷纷纷实现轴心突破，文明得以延续至今，这些突破无一不是用社会个体性的力量去制衡神鬼信仰下的一人统治：

哲学家初次出现。人作为个人敢于依靠自己。中国的隐士与游士（按：指老子、孔子、墨子等）、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无论彼此的信仰、思想内容与内在禀性的差异有多大，都属于同一类的人。人证明自己能够在内心中与整个宇宙相照映。他从自己的生命中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乎个体和世界之上的内在根源。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卡尔·雅斯贝斯，转引自《论天人之际》，余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