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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市；清光绪朝进士，历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等职。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追随袁世凯，成为北洋集团重要核心人物之一。1918年任民国大总统，1922年辞职。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一生编书、刻书30余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被后世称为“文治总统”。 1939年6月6日，徐世昌病故，年85岁，先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后同夫人一起归葬于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苏门山下。
北洋时代，一般指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1928年奉系易帜，民国在形式上实现统一为止的时期。中间历经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初创等等。 徐世昌能够在北洋时代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 徐世昌一生最重要的开端，是在1897年。此年，袁世凯“奏调”徐世昌到北洋新建陆军，徐世昌不顾清流非议，欣然相从，接受了参谋营务处总办的差委，而当时以翰林入营务者稀有。 在北洋诸武人当中，徐世昌学识高，资格老，既精传统文化又通西方法理。老成持重虚怀若谷的徐世昌在北洋新建陆军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就是袁世凯本人，每遇大事也必首先就商于徐。徐世昌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时值戊戌变法，徐世昌、袁世凯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世凯却听信了“军师”徐世昌之言：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 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世昌、袁世凯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 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之阅卷大臣，也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来主考之梦。 1905年，北洋新军六镇全部练成，徐世昌对此功不可没。小站练兵之后，徐世昌奉旨入值军机处，同年年底即授军机大臣，署理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 1907年4月，清廷宣布东北改建行省，并设置督抚。徐世昌以首任总督身份全权管理东三省新政改革事宜；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 而在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了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了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随着光绪帝与西太后的一同辞世，袁世凯的地位更岌岌可危。 因光绪帝恨袁告密出卖之事；三岁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一心想替其兄光绪报仇，欲除掉袁，因奕劻及张之洞极力反对，便以袁患足疾为名将袁“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时在东北，唇亡未免齿寒，不得不主动奏请开缺，清廷便将其调任邮传部尚书。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凯既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议和之举，且挟北洋雄师之势——南方只有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
1916年，袁世凯一死，徐世昌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元洪、段祺瑞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徐世昌获知日本并不支持，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 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数，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 1922年终于爆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天津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 1939年6月6日，徐世昌病故，年85岁，先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后同夫人一起归葬于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苏门山下。
【曹锟】1862年12月12日生于天津塘沽；中华民国直系军阀的首领，也是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因驻军保定，又称“保定王”。 曹锟自少以贩布为生，1882年投身淮军，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投靠袁世凯。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重新起用此前被解职的袁世凯。曹锟受袁世凯之命，率第三镇全体官兵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一带，镇压革命。 1912年2月，在南北议和的默契条件下，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派专员迎袁世凯南下就职。当时曹锟驻京郊南苑附近，于同月29日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造拒绝南下的借口。同年秋，改镇为师，曹锟改任第三师师长。 曹锟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支柱之一。1915年9月，他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名义上书袁世凯，请求改变国体。10月，袁世凯加授曹锟为虎威将军。到袁世凯称帝后，封他为一等伯。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组织领导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决心以武力镇压。 1916年1月5日，曹锟与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等受命率军入川，并被单独任命为川、湘两路征滇军的总司令，统一指挥川、滇前线对护国军的战争。 6月，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曹锟遂率残部东归。此时，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之职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表面上被列为八位“帝制祸首”之一，实际上段祺瑞政府对其采取“通而不缉”的状态，并在颁布通缉令前透露风声，使曹锟顺利逃出北京 。而曹锟适时投靠段祺瑞，又成为段祺瑞实行独裁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9月，曹锟担任直隶督军，驻于保定。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的“府院之争”中，曹锟的态度基本为附和段祺瑞，但也不愿结怨于黎元洪。 1917年4月25日，在段祺瑞主持召开的“督军团”会议中，曹锟与其他各省督军及代表均同意中国向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后，附段的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向黎元洪示威，曹锟迫于形势，也于6月1日宣布独立，但仍与黎元洪保持一定关系。 在此前后，徐州督军张勋召开“督军团”会议，策划拥立逊帝溥仪复辟，曹锟派代表参加，对其计划早有默契。待到张勋复辟不久后，曹锟转投段祺瑞，参与其于7月3日进行的“马厂誓师”，担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自保定北上，进驻涿州、良乡，占领卢沟桥一带，以讨伐张勋 。借着这次政治投机，曹锟于事后仍担任直隶督军兼省长。 张勋复辟被平息后，黎元洪下野，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然攫取总理职位。段祺瑞采纳梁启超、汤化龙的策划，拒不恢复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制非法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职权。在北洋军阀随声附和中，曹锟也通电助威。而南方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 自此以后，中国国内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的对抗。 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中的冯国璋、段祺瑞之间新的“府院之争”也发生了。冯国璋、段祺瑞分别亲近英美和日本，成为北洋派系分化出的直系、皖系军阀的首领。 此时，日本在远东占有优势地位，段祺瑞想凭借日本的金钱与军火的支持，以武力削平南方护法各省的反抗。冯国璋为了打击段祺瑞，作出“和平统一”的姿态，暗中联系滇桂军阀，壮大势力。 在冯、段二人的对峙中，曹锟采取了骑墙政策。段祺瑞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段；冯国璋以直系结合为号召，抵制皖系势力扩张，他又附冯。 1917年11月18日，在冯国璋的授意下，曹锟和直系“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联衔通电，主张南北议和，声称愿作“调人”。事后，曹锟又赶紧向段祺瑞加以否认，声称签名系他人代庖。到同月21日，他在段祺瑞心腹徐树铮的授意下，发表通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和议的先决条件。 段祺瑞的亲日与武力统一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并受到直系将领的牵制。在派往湖南作战军队溃退之后，段祺瑞就以退为进，辞总理职，另派徐树铮联络北洋派军阀多人，于12月2日召开天津会议。 因徐树铮许以“副总统”之职，曹锟遂成为天津会议上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在皖系策动的“督军团”要挟下，冯国璋只得任命曹锟和张怀芝为南征军第一、第二路总司令，曹锟还兼任两湖宣抚使；同时又策动“长江三督”拒绝南征军过境，并仍与滇桂军阀密商和谈。 随后，在皖系压力下，冯国璋态度软化，曹锟乃于1918年2月南下汉口，督师前进，命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由于护法方面的湘桂军内部分歧，自动撤防，吴佩孚所部于3月入岳州，占长沙，4月23日又进取衡阳。段祺瑞在这种“捷报”声中，于3月23日再度组阁。二次组阁后，段祺瑞委任亲信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剥夺了曹锟、吴佩孚抢到的地盘，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段祺瑞为依靠外援，扩大实力，1918年3月25日与日本秘密订立《中日军事协定》，还拟调徐树铮代曹锟为直隶督军，授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实际上是剥夺了直系对直隶重镇的控制。曹锟获悉，便称病回天津。 6月，曹锟又一次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督军会议，他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表示仍坚守“副总统”之约，于是曹锟又主战。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想以此换取他重上前线，但他却又提出各种借口，留在天津不动。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英美列强重新参与对中国的争夺。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吴佩孚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甚至与南方将领联名，公开要求停战议和。曹锟对吴佩孚的行动，佯作训斥姿态，实则暗中支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加紧策动反皖系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他利用皖、奉两系间的矛盾，积极争取奉系。 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会议，组成反段同盟，直、皖双方遂接近正面交锋。5月，吴佩孚从湖南前线撒兵北上，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迎击准备，双方剑拔弩张。7月初，段祺瑞逼迫大总统徐世昌下令给曹锟、吴佩孚以处分，并自称“定国军总司令”，下令动员，直皖大战遂于7月初14日爆发。不过四天，皖系军队溃败，段祺瑞下野。从此直、奉两系军阀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 皖系战败后，奉、直两系为争夺中央与地方权力，不断发生争吵。1921年12月，由于奉系首领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任命旧交通系的梁士诒组阁。梁士诒倾向奉系，并以亲日著名，他的组阁激化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 梁士诒内阁于华盛顿会议期间举措失当，引起全国声讨。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将领乘机电斥梁士诒媚日卖国，矛头实际直指奉系。张作霖于是调大军入关，向直系进逼。曹锟、张作霖本系姻亲，因而曹锟最初主张对奉系让步，但在奉军咄咄进迫的形势下，他终于同意了吴佩孚的应战主张。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吴佩孚在冯玉祥的支援下打败了张作霖，奉军被迫退回关外，曹锟、吴佩孚一举控制了北方。 直系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达到顶峰，而曹锟、吴佩孚的实力以及二人貌似尊重民意的政治路线选择，使不少人对其表示认同。 直系独霸北方后，曹锟及其左右亲信，原想驱逐皖系支持的大总统徐世昌，自己来当大总统，但吴佩孚却主张召集1917年旧国会，恢复黎元洪大总统之位，以“法统重光”的办法作为过渡，这样既可为通过国会正式选曹锟为总统铺平道路，又可用“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曹锟勉强同意了这个主张，于6月间拥黎元洪重新上台。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锟、吴佩孚手中。曹锟急于爬上总统“宝座”，便唆使其弟曹锐及亲信高凌霨、吴毓麟、边守靖等串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收买议员，作驱黎拥曹的准备。 此时，直系内部又分为保（曹锟驻河北保定，称保派）、洛（吴佩孚驻洛阳，称洛派）两派，以曹锐为首的津（曹锐驻天津，故亦称津派）、保两派积极策划倒黎，拥曹锟上台；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则企图先以武力征服川湘，即所谓“利用法统的假面具，先把南方完全统一了”，然后通过制宪与选举的形式以曹代黎。 曹锟对吴佩孚的这种态度及其活动，甚“不见谅”。到1923年春夏之间，保、洛两派在“驱黎拥曹”的步骤上才趋一致。6月，在曹锟的示意下，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元洪的住宅、断水断电诸手段，把黎元洪逼下台。 曹锟原拟于驱黎后立即进行大总统选举，惟因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他急不可待，便采纳吴景濂等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5000元支票。这一办法果然见效，南下议员中的一些人又由沪北返。10月5日，这批接受贿赂的议员选举曹锟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0日，被讥为“贿选总统”的曹锟由保定入京，开始大总统任期。 在此期间，由国会起草并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10月10日颁布实施。 这部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
曹锟素有“贿选总统”之恶名 ，且在传统历史认知中被认为是一个目不识丁、凶残成性的军阀 。但在其执掌北京政府期间，授意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支持顾维钧处理“临城劫车案”、完成中苏建交谈判，也有维护国家主权的功绩。
【袁世凯小站练兵】小站练兵是指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订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粮饷制度等为内容的建军方案。 小站练兵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成为中国近代陆军的草创先河。 因其队伍训练营地在天津东南70里的一个铁路站，位于天津至大沽站中间，故被称小站练兵。 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溃败，清廷为了维护其统治，开始仿效西法整顿旧军，改练新军。是年冬，遂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马厂编练“定武军”。1895年10月，移至原淮军屯驻地小站，“小站练兵”自此开始。同年12月，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接任督练事宜。 定武军原有10营，计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4750人。 袁世凯接任督练事宜后，对定武军进行整顿扩编，总计7300人，改名为“新建陆军”。新军由步、炮、马、工程、辎重等各兵种组成，从国外购置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等装备。 其部队建制、训练、技术、战术、操典等基本是模仿德国和日本。聘请外籍人担任训练教官；1896年始，袁世凯在小站创设德文、炮队、步队、马队4所随营学堂。在这所学堂里，培养出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如后来被称作是“北洋三杰”的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 1897年，袁世凯麾下新军已经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铁军。 小站练兵是中国从封建军制向近代军制演变的重大转折，是中国近代陆军训练的开端；袁世凯凭借小站练兵成为清末民初实权人物，以他小站练兵为开端形成的北洋军阀政治军事集团，此后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几十年政局。 1898年，清朝廷不放心军队在汉人手中，于是命令荣禄督练武卫军，将袁世凯所练的新军收编为武卫右军，第二年，又随袁世凯调往山东。 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唯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镇压住义和拳民，因为支持东南互保得以保存，凭借保存的这一丝实力，袁世凯在北京、天津、山东建立北洋新军，在全国各地扩编新军，很快，队伍就扩至13万余人，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皆独占鳌头。 1905年秋末冬初，北洋新军在河北举行军事演习，清朝廷盛邀各国驻华使馆、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一同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军队，而且，所有的士兵都剪去了长辫，演练场上，个个都英姿勃发，自甲午之战后，清帝国终于又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 1906年，清朝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展开一场模拟战斗，参与演习的官兵共计33000余人，场面之大，可谓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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