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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宋朝十八帝 之 宋英宗：我这是被生活逼的！被生活逼的！
十三、朕要让父亲当皇帝（六） 在免去吕诲“侍御史知杂事”职务当天，宋英宗任命起居舍人、谏院副长官“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 司马光上言：“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则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圣明，虽禹之乐闻善言，汤之改过不吝，不是过也。” 吕公著上言：“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何罪，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但傅尧俞一向反对尊崇濮王，受任不几天，三月初，就和谏官、侍御史赵鼎、赵瞻一起被外放，傅尧俞出任和州（治今安徽和县）知州，赵鼎出任淄州（治今山东淄博淄川区）通判，赵瞻出任汾州（治今山西汾阳）通判。 傅尧俞在接到受任侍御史知杂事的“告牒”即“不受”，对着诰命“稽首”跪拜说：“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 赵瞻则在出使辽国回朝，就自称曾“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宋英宗几次劝谕挽留，而尧俞等“终求去”，“故有是命”。 反对尊崇濮王最为坚决的司马光见各级、各位谏官受到处罚，给宋英宗上言：“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云'此字朕本不欲称，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直为政府所误，以至外议纷纷，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其已出台官，当别有改除，现在台官，亦优加抚谕，使之就职。 今忽闻傅尧俞等二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 伏望陛下勿复询于政府，特发宸断，召还傅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如此，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力欢忻，谤诽之语更为讴歌矣。” 但宋英宗“不从”。 司马光礼即“奏请与尧俞等同责，且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预戒追尊之事。及过仁宗大祥，臣即与尧俞等诣政府，白以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义。 当两制、礼官共详定时，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草。 若治其罪，臣当为首，其吕诲等系后来论列，既蒙谴逐，如臣等岂宜容恕？ 纵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于心乎？” 宋英宗下诏，“促光赴经筵供职”，催促已经被罢免谏官职务、专任皇帝老师“侍读学士”的司马光上班讲课。 但司马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曾犯之。 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 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讥谤上流，谓国家有所偏颇。 臣用是昼则忘餐，夕则忘寝，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 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 接着，又连上三章，“凡四奏，卒不从”。 司马光无奈，请求宋英宗批准自己回家修撰已经写成八章的史书《通志》，宋英宗知道不可能留住司马光，予以批准，并特准在崇文院“设局专修”，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调宦官给予服务，可以报准朝廷后选聘助手，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参阅。 19年后，书成，是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宋英宗之子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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