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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八一起义是在革命低潮时爆发的。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来自“盟友”的背叛和屠杀。 在生死考验面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对革命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的大无畏品格。 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 将当时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 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八一起义为什么会在南昌爆发？ 
八一起义会在南昌爆发，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武装起义，并南下广东，再次建立革命政权的总决策有重大关系。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国共产党内部就革命的前途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1927年，北伐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蒋介石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面对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革命果实如何巩固，中国共产党内部莫衷一是。但更多人倾向于南下广东，稳住已有的革命根据地，重整旗鼓，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发动北伐。由于北伐前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开展了较多的农民运动，革命基础较好，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根据地建设又比较顺利，再加上当时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许多士兵是广东籍，因此很多人对这一主张十分支持，并坚信只要我们开到广东，就一定有很好的发展。1927年7月初，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武汉约见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和李嘉仲等人，对形势做了详细分析。周恩来在会上反驳了西退四川的观点，认为当时四川地区的农民运动尚未大规模开展，革命基础较薄弱，退守四川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相反，湘赣粤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形势十分有利，因此他坚持革命的中心应在南方。周恩来的观点与不久后中共中央南下的决策是一致的。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后，一扫之前妥协退让的政策，正式明确了今后的战略方向：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赣粤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不过，这一决策并没有明确在江西发动起义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奋起反抗，最初选择了一个合作对象，这个人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因为从北伐战争开始，他就与共产党有过密切的合作。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时，张发奎依然大批收容共产党。因此，共产党对他抱有一定的希望，一直都在争取他加入革命队伍。他的军队也是共产党最集中的地方，有2500名至3000名共产党员在第二方面军担任各种职务，叶挺、许继慎、周士第、张云逸、卢德铭以及贺龙、叶剑英等著名的中共党员，先后在他的部队任职。所以，7月中旬，中共中央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时，决定以中共所掌握的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张发奎，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举行秋收起义，然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新政策确定后，中共中央立即展开行动，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赶赴江西九江，着手准备起义事宜。中央军事部也派出由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的前敌军委，前往九江，到部队开展工作。八一起义会在南昌爆发，并在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其中还蕴含了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与当时革命形势下的一些机动决策有关。八一起义在南昌爆发，最直接和偶然的因素就是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武装力量在南昌、九江一带快速聚集，且当时张发奎等人对叶、贺部队不断施压，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面临“不暴动我们的军队就要被解散”的紧急情况。为此，八一起义才在秋收起义等中共预先策划的武装暴动之前，于1927年8月1日爆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反共，虽然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立刻响应蒋介石的主张，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共的声音和行动，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处境十分危险，因此在武汉就地发动起义是很难的。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作出发动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并借此南下的决策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纷纷离开武汉，其中不少人从水路向九江转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向九江转移，一方面是九江距离武汉近，水路交通便利，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江西相对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在江西长期主政、后又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朱培德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对中国共产党人持包容态度，并曾经公开反蒋。1909 年朱德从四川来到云南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讲武堂朱德不仅系统学习军事理论，锻炼了指挥才能，而且结识了朱培德、金汉鼎、王钧、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唐淮源等一大批同窗好友。朱德与朱培德在讲武堂时既是同学又是好友，他们皆因品学兼优，时有“模范二朱”的称誉。讲武堂毕业后，朱培德很快在军中崭露头角，因护国、护法战争有功，北伐开始前夕，朱培德的驻粤滇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一跃而为客籍滇军中的最高人物。在讲武堂同学中，朱德被金汉鼎、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杨蓁等尊为师兄。他和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等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叫“五华社”的小团体，以拯救中华为宗旨。与朱德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金汉鼎。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他们一直并肩作战，以骁勇善战驰名川滇，共同经历多次生死考验。范石生与朱德同期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范石生还秘密介绍朱德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在蔡锷的领导下，共同参加了昆明“重九”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朱德、范石生被编入援川军第二梯团，朱德任排长、范石生任连长，开赴四川，帮助四川抗击清军。朱德从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到最后离开云南，一共在云南度过13 年。朱德的这些同窗好友后来都成为滇军高级将领，到南昌起义前夕，他们手握重兵，分别驻守江西等地。1927年初，朱德在四川结束了对杨森易帜和支持北伐的统战工作，中央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到江西去从事军运工作。朱德途径九江，探望了驻防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第二天，金汉鼎陪朱德到南昌面见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朱培德。当被称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模范二朱”见面后，两位老同学自有说不完的话。鉴于第三军在江西战场损失很大，进入南昌后部队进行了补充，但下级军官和军士素质很低，朱德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导团，并按照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朱培德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1927年3月5 日，朱培德开办军官教导团，任命朱德为第三军总参议兼教导团团长。蒋介石和李烈钧出席了教导团开学典礼。朱德在对军官教育团学员加强军事训练外，还注重学员的政治教育，经常请郭沫若和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同志到教育团讲述中国革命、农民、社会等问题，并且在每个连队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小组，积极发展党员。军官教育团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成为党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基地。1927年4月初，国民党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他在就任省主席当天，又任命朱德为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利用南昌公安局长的身份，率领教导团学员和工人纠察队攻打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和驱逐了反革命分子程天放等7 人，在白色恐怖日趋迫近的情况下，保护和扩大了革命力量，为南昌起义扫除了一个障碍。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借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26军突然冲出，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到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迫于压力对第三军中的140 余名共产党员每人发放了路费后，将他们全部“礼送”出境至武汉，从而使他们免遭了屠杀。相对于当时湖南、浙江、上海等地反革命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肆屠杀，江西的环境是有利于革命的。因此，在叶挺、贺龙部队到达九江之前，已经有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九江待命了。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先后到达江西九江。当时，林伯渠的弟弟林祖烈在海关工作，在他的安排下，第二天，一个关系到中共日后命运的会议在海关一幢二层楼房里召开。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5人召开谈话会，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从当时面临的情况来看，汪精卫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兵分两路，一路是唐生智的部队，一路是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又以贺龙、叶挺部队为前锋。贺龙、叶挺的部队无论胜负，都面临巨大的牺牲，而汪精卫坐收渔人之利。中共方面很快就识破了汪精卫的诡计，希望争取张发奎与汪精卫分裂，一起回广东。 当张发奎的部队到九江、南昌一线后，是继续东进，还是调头南下，必须要作出选择，共产党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只有对张发奎最后摊牌；如果愿意合作，就一起携手回广东；如果不愿意，共产党就只有甩开张总指挥，自己单干。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等人赴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军事部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前往九江到部队开展工作，为起义做好准备。在充分考察当地情况后，大家认为近期可以在南昌、九江一带发动起义。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先后到达江西九江。当时，林伯渠的弟弟林祖烈在海关工作，在他的安排下，第二天，一个关系到中共日后命运的会议在海关一幢二层楼房里召开。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5人召开谈话会，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从当时面临的情况来看，汪精卫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兵分两路，一路是唐生智的部队，一路是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又以贺龙、叶挺部队为前锋。贺龙、叶挺的部队无论胜负，都面临巨大的牺牲，而汪精卫坐收渔人之利。中共方面很快就识破了汪精卫的诡计，希望争取张发奎与汪精卫分裂，一起回广东。 当张发奎的部队到九江、南昌一线后，是继续东进，还是调头南下，必须要作出选择，共产党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只有对张发奎最后摊牌；如果愿意合作，就一起携手回广东；如果不愿意，共产党就只有甩开张总指挥，自己单干。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李立三等人果断决定，五位同志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汪精卫已经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张发奎的态度开始右倾，已经站到汪精卫一边，依靠张发奎回广东的可能性不大。在军事上，朱培德的第三军驻守在樟树、第九军驻守在临川、程潜的第六军驻守在萍乡。有包围叶挺、贺龙、周士第等部的趋势，形势非常严重。如果再不当机立断，而稍有迟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完全断送。因此他们认为：应该抛弃“依靠张发奎回广东”的政策，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会议结束后，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和已经在庐山的瞿秋白商议起义事宜。得知瞿秋白即将去中央参加紧急会议，李立三、邓中夏便委托瞿秋白代表九江的同志向中央汇报起义事宜，请中央尽快批准。此外，中共中央决定在九江、南昌一带发动起义，还有一个重要契机，那就是叶、贺部队能够借“东征讨蒋”之名迅速在九江、南昌一带集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对，坚持先北伐再东征讨伐蒋介石的计划。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行动增多，1927年6月底，武汉方面开始了东征的准备。最初，武汉国民政府以唐生智和张发奎部为东征军主力。已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的叶挺率部作为先遣队从湖北武昌沿长江到达九江后，贺龙部队也很快到来。当时，由于唐、张二人与汪精卫的分歧，东征讨蒋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7月中旬，汪精卫才重新令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贺龙各部共同组成东征军向南京进发。南昌起义前，贺龙虽然不是党员，但在立场上一直与中国共产党靠近。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军部设在九江饭店。谭平山曾试探性地将中国共产党准备起义的情况透露给贺龙，贺表示甚为热烈。7月23日，贺龙到达九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九江设宴招待叶挺、贺龙，以尽地主之谊。吃饭的时候，朱培德把张发奎的口信转达给叶挺、贺龙，要他们第二天到庐山去，出席重要军事会议。叶剑英当时是第四军的参谋长，他从军长黄琪翔那里得到消息，到庐山开会，实际上是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密谋策划，准备扣留叶挺、贺龙，然后解除他们的兵权。第二天，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五人来到九江市区的甘棠湖畔，租了一只小划子，他们装作游湖赏景的模样，把船划到湖中心，叶剑英迫不及待地说到：贺军长，汪精卫要调你和叶师长上山，很有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解除你们二位兵权。谭平山是中共派往贺龙20军做联络工作的，此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积极向党靠拢。贺龙一到九江，谭平山就起义的计划征询贺龙，贺龙很痛快地答应下来。7 月下旬，中央派朱德返回南昌，为起义作各项准备工作。7月20日，朱德先到九江，动员金汉鼎参加起义。金没有答应，但他出于兄弟情义，将第9军28师交给中共领导，为南昌起义增添了革命力量。朱德回到南昌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积极领导军官教育团留校学员和南昌市公安局部分警察准备参加起义。他领导下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等确定能够参加起义。与此同时，朱德积极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滇军的关系，详细调查南昌城内敌人番号、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及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成一张“敌军分布草图”。并掩护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陆续到达，在南昌旅社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就这样，在起义前，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主力部队很快集结于九江与南昌两地，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起义部队在九江集结，但是起义地点却选定在南昌，这一决策与两个城市的交通和地理环境等因素有着重大关系。由于当时革命环境瞬息万变，中共中央一致认为必须在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尽快举行起义，向全中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革命的决心。为力保起义能短时间内举行，中共中央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九江负责此次起义。周恩来赴九江前，中共中央指派任务时只提出“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故而到底在南昌还是九江发动起义悬而未决。7月25日，中共临时常委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及时向中共中央转达李立三等人提出的武装起义的建议。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认真讨论后，决定成立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前委书记，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会议结束的当天傍晚，在陈赓的陪同下，周恩来由汉口秘密乘船到达九江。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赴九江对起义的时间、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前期抵浔的李立三等人进行协商。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认为短期内举行武装斗争非常必要，但具体的起义地点是在九江还是南昌，则需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
九江，濒临长江，交通发达，是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中国国门后，九江就成为长江沿岸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据点。九江人民进行了多次反帝斗争，群众基础很好。但是九江水域多，腹地不大，假如在此起义，部队回旋空间小，撤退会成为难题。同时，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时，帝国主义感到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各国战舰聚集到长江沿岸，扬言将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因此，如果在九江起义，那么帝国主义势力将很快通过水路扑向九江的起义部队。另外，当时国民党新军阀力量也在长江沿岸集结。下游是蒋介石部队，中上游是汪精卫部队，这两股力量虽呈对峙态势，但在反共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因此处于南京与武汉中间的九江如果爆发起义，他们极有可能调转枪口，通过水路共同向新生的革命军队开枪。这也是在九江起义的隐患之一。相反，南昌与九江只相隔100多公里，叶、贺部队快速从九江到南昌集结并发动起义是可行的。而且，南昌地处内陆，腹地辽阔，部队机动范围大，起义后有较多回旋余地。同时，当时南昌只有一条南浔铁路与九江相连，只要起义部队能够控制住该铁路，就可以从铁路交通上阻挡大批前来增援的反革命武装，减少南昌城内的起义压力。同时，南昌还有护城河赣江作为天然屏障，且当时的赣江水深不足两米，通航能力有限，反动武装短时间通过水路调兵到南昌的可能性较小。1927年3月6日至17日，蒋介石在抚州、永丰、南昌、九江等地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大量革命志士后，南昌各群众团体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声讨活动。4月2日，在中共江西区委领导下，省农民协会发动南昌新建县农民，与南昌各界民众数千人在钟楼新舞台举行示威大会，控诉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省党部的反革命罪行。随之，聚会民众在南昌军官教育团的支持下，捣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江西省政府，并拿下了南昌国民党党部。另外，南昌还具有一个九江当时不具备的时机优势，那就是当时南昌守城兵力较为空虚，总兵力约6000人。当时朱培德为布防，将第五方面军第3军调动至樟树、吉安、万安等地，第9军调至进贤、临川等地；第二方面军余部位于九江地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共2万多人。这些力量与南昌守城兵力相比，具有明显优势，是起义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就这样，通过对交通、地理位置、敌我力量等方面的对比，在南昌与九江之间，中国共产党很快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并命令叶、贺部队于7月28日以前集中于南昌。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从1927年7月初中共中央改组后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到8月1日在南昌举行起义，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不过1个月。南昌被选为八一起义的地点，是当时中共中央结合整体战略意图与具体革命形势做出的正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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