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冬天,我才二十一岁,从家乡来到北京城,想找个小事。有个亲戚在袁世凯的大太太于夫人那里当保姆,我便去投奔她,找她給想点办法。她說:“陆軍总长段祺瑞的太太张夫人，是我們夫人的干女儿,我跟她說說,介紹你到段公館里当差去吧。”经她跟张夫人一說，小事一端，自然一說便成。我就到段公館，見着了管事的孙荣貴,他派我先到馬号里帮忙,說有机会再安置我。
当时段公館还在西堂子胡同，轉过年来，就搬到了府学胡同，我仍是在馬号打杂。段祺瑞有三辆馬車,养了六匹馬,用了十几名馬夫,有赶車的,有跟車的,还有个号头。我当时只是吃三頓飯,不拿工錢。宅子里的罐头盒、破鞋、烂纸,这些破的烂的都归我,每月拿到街上卖个块儿八毛的，便是我的零花。再有就是馬夫們夜間短不了打牌,每天打个三十五十銅子儿的头錢,也归我們三个打杂的平分,貼补着零花。
这样干了一年多,人緣总算还不錯。当然,公館里面当差的誰都管得着我,都是我的“婆婆”,只要誰一张嘴我就得滾。为了吃口飯,我当然不敢得罪人,一味卖力苦干,日子长了,大家便都夸我不錯。厨房里先看上了我,把我要到厨房里去打杂。沒有两个月,号房又把我要过去了。
我在段公館里的头两年,全是光吃飯不开工錢。一天,我和那位亲戚一提,她又向张夫人說了說。閙了半天，貴人多忘事，张夫人早把我这个碴儿給忘了。经我的亲戚一提，她这才跟管事的提了一声，算是正式把我安插在号房里了，每月可以两块錢工錢。
当时段公馆里当差的人可员不少,光是号房就有内号房、外号房,一个号房里都用着好几个人。外号房里有个传达长,是山东人，名叫张秀峰,遇見有什么人来拜会段祺瑞,都是他拿着名片进去回事。我在号房里仍是什么活沒人干我就拾起来干。晚上，这些号房們都凑在一块打小牌了，我还得把白天来过的客人一个一个往号簿上面填写。管事的看我办事挺要强,便又給我弄了一分津贴。我和外号房的姓杜的、姓計的一共三个人共领一个兵的餉銀,还起了个名字叫做“王杜計”,按月領下餉来由我們三个人平分。这就是管事的对我們格外体恤了。
自从安排到号房以后,除了按月領工资和津貼之外,还有一个指望,那就是分头錢。原来段祺瑞好打牌,每天晚上都有人陪他打牌,輸贏差不离都是千八百块,每天抽的头錢积累下来,按月一分，这个数目应該也很可观了。自打我进了号房,就盼望着分头錢,可是每月分到手里，也不过块儿八毛的,微乎其微,使我很失望,日久天长,我才知道这里面的内幕。
原来每天打牌抽下的头錢,都放在段祺瑞的内客厅里，說是归他自己掌握，其实就是随随便便地放在那里。在他客厅里专有几个跑上差的，都是一帮油头粉面的年轻小伙子。这些家伙讲究吃穿,还在外面胡嫖乱賭,錢不够花了,就从头錢里偷，你偷三十，我拿五十,段祺瑞也不觉察。不但跑上差的随便偷,有时候段祺瑞的姨太太,也从头錢里拿上几十,段看見了也不过問。这样一来，上差們混水摸魚更是随便拿錢了。因此，我們分的头錢还多得了么!每分一回头錢,我就生一回气，我想段祺瑞这么大的人物，連家里这么点小事都管不清楚,还能把国家大事办好嗎!
当时我出来做事，除了为挣几个錢，当然还盼着有个出头之日。段祺瑞当时是陆軍总长,后来又当上了国务总理,总算是政府里数一数二的人物。我进了他的公館以后，也抱着一种幻想:只要我把差使干好了,跟着他,总能够慢慢混起来,弄个一官半职。可是我这个幻想不久就破灭了。
有一天,有个上差来找传达长,說:“总长找你哪!总长說把那个黑家伙找来。”张秀峰听了很不高兴,說:“人有名，树有影，怎么管我叫黑家伙呀!”那个上差也回答得好:“总长那么忙，他知道你是誰呀!等着你問話呢,快去吧!”这一来不但把张秀峰气坏了,我們也都寒心了。张秀峰是个传达长，每天要去見段回話。从号房到内客厅要经过三道崮,他能够长驅直入,虽然不能算是段的亲信，总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吧。可是这位总长居然連他姓甚名誰，都不知道,叫他作黑家伙,象我們这些人就更提不起来了。这还指望跟他混出什么前程来么?
后来我才知道,早年跟在段祺瑞左右的当差、馬弁，还有几个被他提拔起来的，比如阎繁瑞、閻繁敏哥俩,原先都是在他手下当差的,经他提拔在李长泰部下,一个当了旅长,一个当了团长。还有曹一青和一个姓姜的,現在也都当上了营长。可是自从他的官大了以后,对手下用的人就不重視了,常說:“給你个差事也干不了，給你几块錢,吃碗飽飯,就不錯!”他說的也是实情。在当时,我要离开段公馆,想找个地方混碗飽飯，还真不易,所以我不敢再有什么奢望了。不过，当一天和尙还得撞一天钟,混下去再說,沒想到这一混就是几十年。一直到段祺瑞被蔣介石邀請到上海，我才正式离开了段公館。
二、段公馆的上上下下
段公館里当差的、号房、馬号、厨房、花把式、裁师傅、理爱匠、当上差的、打杂的，再加上内宅里的女佣人，老老少少，总有百十口人。我初进段公館,就认识个孙管事,以为他是公館里的总管，当然这些佣人都得听他的了，日子长了,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就拿厨房說吧,段公館里有两个厨房。大厨房里,打下手的不算,大师傅就有好几位,紅案白案,手艺都不錯,什么燕荣、熊掌,样样都拿得起来。还有一位西餐厨子叫楊瑞祥，公館里宴会要用西餐,就归他操持。厨房里有两个头儿,一个姓倪,一个姓张。每月伙食开支,由这两个头儿輪流管事。这两个头儿据說都是有功之臣。怎么叫做有功之臣呢?原来段祺瑞在清江浦当江北提督的时候,有一个协韡变了,这两个厨子随着段的家属逃难,很卖了分力气。因为有这場功劳,所以在公館里态度蛮横,有些事都得他俩說了才算。孙总管不过是按月由张夫人那里倾几百块錢，随时开支，随时报眼。有些事，总管作不了主，跟总管說不算数，还得听这两位厨房头儿的。公館的伙食都由厨房承办，大米白面是由陆軍部运来的軍粮,每天都用大鍋煮飯。后宅的副食虽然也归厨房经手,一桌一桌按顿开上去，可是后宅的主食，在后院里还另有一个小厨房承做。小厨房的大师傅是哥儿俩，姓段,山西人，我們都叫他們做段聋子、二聋子。后宅的小厨房专做好米飯、熬好米粥，伺候段祺瑞和他的太太、姨太太、少爷、小姐們。
段公館里有功之臣,还不仅仅这两位厨房头儿,后宅里有几位老媽子，也是由清江浦提督衙門带来的，跟随多年，在太太面前都能說得上話。
除了这几位功臣，就得数跑上房的小当差們了。他們每天在段祺瑞身边伺候,自己觉着腰杆挺硬,瞞着段祺瑞在外边花天酒地胡来,錢不够花,就从头錢里头偷。公館里的当差們明知道他們胡搞，揩了大伙的油，可是又沒法对付他們,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这几个跑上房的越搞越不象話,后来有一个家伙因为犯了白面瘾，死在街上了。大伙听了,不但不可怜他，反而个个称快，都說这才是报应呢。
另外还有几个老人，都是在段祺瑞他爹手里当差的，現在老了,干不了什么活儿,留在公館里干点轻活。我記得有一个邢宝斋，就是段父亲手里的老人,現在只管出門买点笤帚、簸箕什么的，每月拿十块錢工錢,吃碗現成飯。
号房、馬号，各部分的飯食都是按顿从厨房打回自己屋里吃去。可是在东院单有一桌飯,天气热的时候,就在当院天棚底下摆上个圆桌面,大家围着一块吃。当差里面,能够上这桌上吃飯的,只有号房、馬号的头儿們(我們称做号官、馬官)和那几位老陈人。东院离段住的楼房比較远,他們几个在吃飯时候，就东拉西扯，开个小玩笑。我因为常在那儿伺候他們吃飯,日子长了,倒从他們嘴里知道了不少事儿。
比方說吧，有这么一回事。因为这几天厨房开出来的菜凈是罗卜，号官就說:“怎么大师傅净給咱們罗卜吃呀?”旁边有人就用手往里边指着段祺瑞他們吃飯的地方說“你想吃好的，到那一桌吃去!”另外又有一个搭碴了:“他呀，他沒有这个能耐!”說着用手一比划鼻子:“人家三句話就把淸家皇上推倒了。你，成么?”用手一指鼻子,我知道,这就是指的段祺瑞。因为段有个特点，一生气，鼻子就歪到一边去了。我們常說“把鼻子都气歪了”,原是一个比方，可是段祺瑞一生大气，鼻子真会歪了。所以我們都在背地里称呼他歪鼻子,有时候还不用明說,只用手一指鼻子，就是指他了。
可是怎么叫“三句話就把淸家皇上推倒了”呢?当时我还不明白,一問別人,才知道在前淸末年,段祺瑞带兵去打汉口的革命党，他忽然带头給清家打来一个电报,說什么兵力单薄，粮草缺乏，劝清家皇上退位。这一来就把淸朝給交代了,成立了民国,袁世凱当了大总統,段祺瑞也当上了陆軍总长，执掌全国兵权，称得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所以当时我們提到这一点,都对他挺心服。
可是邢宝斋这几个老人，提起段祺瑞来，都仿彿挺不佩服似的。邢宝斋常提:当年段祺瑞的父亲在軍队里当管带,段也随在身边。当时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宝斋实在看不上他,就說:“你这叫什么少爷呀!一点也不爱干凈。”可是段祺瑞总不改。邢宝斋气极了,就說:“你这个屌样儿!”
邢宝斋常提当年这些事，有的人听得不耐煩了,便說:“你不是看不上他么?他如今惊天动地，而你如今还得上街买笤帚。”这句話把邢宝斋堵得沒話說了，只好結結巴巴地說:“咱也不知道他有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对他好点呀!”
日久天长，我从这些老当差的嘴里,断断续续地知道了段祺瑞早年的历史: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大桃崗的人，兄弟三人,段行大。老二段碧清，久住在合肥家乡，每年难得到北京来一趟，他的儿子段宏纲却跟着段祺瑞在外边作事。老三段子猷，曾经做过井陘煤矿总办等事。段还有一个妹妹,嫁給陈家,不幸丈夫早故,她便回到段家来，倚靠段祺瑞过活,我們称她做姑奶奶。这位姑奶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陈宗友,曾经当过旅长。老段对于妹妹，感情很好，所以公館里上上下下对于姑奶奶也都另眼相看,不敢慢待。
听說,段祺瑞是在他姥姥家长大的，长大以后，就跟着他爹在营盘里。他姥姥家姓范,每年不断有人从合肥来看段祺瑞,大概都是段的舅舅、表兄之类,滿嘴合肥土話,穿着打扮也是乡里乡气。他們来到北京,在公館里住上几天,段祺瑞就給个一百八十的，把他們打发走了。
段祺瑞的原配吳夫人,就是吳光新的姐姐,在我进段公館的时候,早已故去了。吳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段宏业。段祺瑞对儿子管教很严,十几岁了,还用鞭子打，可是长大以后，很不成器。段宏业当时在陆軍执法处挂名当了个提調,可是三天打魚,两天晒网,有时去,有时不去,平时总在外面花天酒地,吃喝嫖賭。儿大不由爷,段祺瑞想管也管不了,只好干生气。段宏业的老婆，姓秦,江苏人,带着孩子住在公館里。可是段宏业却在外面另有小公館,三天两头,难得回一趟家。他娶的小老婆,都是从窑子里面接出来的。他又喜新厌旧，过不了几天,玩腻了，就把姨太太往济良所一送，让她再也見不着天日。吳夫人所生的女儿，嫁給合肥李家，李经羲的侄子(李鸿章的孙子),名叫李国垣,生了一儿一女。段大小姐死得較早,她死后,灵柩还是由我护途到合肥的。李国垣后来又续娶了陈篆的妹妹。
前面說过，我进段公館是由于张夫人的关系。张夫人名叫张佩蘅,原籍陝西,大概也是官宦之家,和袁世凯是世交。袁世凯的大太太于夫人只生袁克定一个儿子,沒有閨女,就把张佩蘅认作义女。张佩蘅見着袁世凱夫妇,一口一个爸爸、媽媽,非常亲热。段祺瑞断弦以后,便由袁世凯主婚，把张佩蘅嫁給了段祺瑞，从此袁段二人除了多年袍澤关系之外，无形中又成了亲戚。这和袁世凯給馮国璋撮合婚姻一样，都是他籠絡部属的慣用手段。当时张佩蘅经常到总統府里去。那时袁世凱住在怀仁堂,于夫人住在福兴居,尽管当时总統府門禁森严,可是张佩蘅一打电話,就可以坐着馬車从福华門进去,通行无阻。后来每逢张夫人进总統府,总派我跟着車前去。馬車一进福华門，就有老媽子們迎出来說:“大姑奶奶来了!”眞象是姑奶奶回娘家一般,一去就是大半天,我們跟随前去的人，也沒有在总統府里少吃了飯。
张佩蘅嫁給段祺瑞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个老母亲也跟着进了段公館,一块过活。张夫人姿色平常，人却挺正派，脾气也很好,操持家务,并井有条,遇事处理公平,因此公館里上上下下,对她还都心悅誠服。过門以后,生了四个女儿,沒有儿子。不过这位张夫人有一个毛病，抽大烟。经常和外老太太两个人躺在烟床上,对着烟灯，吞云吐雾，还专門雇了一个姓刘的女工給她烧大烟。段祺瑞本人不抽大烟，而且最腻味別人抽大烟。张夫人抽烟，虽然背着他,可是日久天长，沒有不发觉的道理，而段祺瑞也就装着沒有看見,并沒有认眞制止。
段祺瑞的大姨太太姓陈,1914年就死了。她留下了一男(小名小七)一女(小名小五),也沒有长大成人。不过这位大姨太太倒死得正是时候,由陆軍部庶务科经手办的白事,其是轰轰烈烈。庶务科长楊子明就因为这一場丧事办得好，当上了山东省济东道的道尹。
二姨太太姓边,保定人,只生了一个閨女。三姨太太姓刘，我們背后称他作刘三,一胎双生了两个儿子，小名十一、十二。十一死得早,十二至今还在。四姨太太也姓刘,我們称她作刘四。五姨太太姓李,我們就称作李五。
刘三、刘四、李五,都是段祺瑞花几百块錢买来的,大概出身都不怎么样。二姨太、三姨太的出身如何，我們虽然不很清楚,可是大姨太的父亲陈亚泉、二姨太的哥哥边紹卿,都在陆軍部里挂了个諮議的名义,不用上班,每月可以收入一百二十块大洋。外边的看法怎样，我不知道，可是我們公館里面就有人看着不平,說:“当年的旧部下,前来报效的,申請多少次,碰上运气好的,才在陆軍部里批个差遣名义,一月拿个三十四十的。这都是当年出生入死,有过汗馬功劳的人，不过如此。这些姨太太的亲戚們，膀不动、肩不搖的,一个月倒是白花花的一百多块!”
段公館里面,除了上边的太太、少爷、小姐們和下边的当差、老媽子之外,还养了好些介乎上下之間的人。偶然来閑住的不說,经常住在公館里吃閑飯的就有不少。其中有几位是以客礼相待的,也許可以說是客卿吧。
一位是西席老夫子,姓张,名汉元,听說是前淸的一位翰林。除了敎少爷、小姐們讀书之外，在段祺瑞邀人作詩的时候，这位老夫子也被邀参加,一同吟风弄月。
还有一位是个大夫,名叫罗朗斋,丰潤县人，我們称他为罗师爷。罗当时虽然双目失明，可是医道很好,曾经給袁世凯治过什么疑难大症。罗师爷很得段祺瑞的信任,邀他住在公馆里,上上下下有了什么头痛脑热，就找他开付方子,抓剂药吃。这个人脾气古怪，外边有人請他看病,他却架子挺大,轻易不肯出，要事先約定时間,而家里下人有病,跟他一說,不管什么时間,他让人搀扶着顫顫巍巍地过来給你看病来了。他还有一个特殊脾气，最煩病人向他叙述病情,要由他先診断,看說得对不对。如果你先說病情，他就不开方子了，說:“你自己都知道了,还用我看病做什么?”他双目失明,医理中的望、聞、問、切四項里望字首先不能做到，不过他只要一捫脉,就能把病情判断得八九不离十,所以公館里上上下下对于这位罗大夫倒都十分相信。
罗师爷的儿子罗凤閣,号慰生,是自小在段公館里长大的。段看他聪明伶俐,相貌也长得不差,便认他作干儿子。罗管张夫人就叫媽。当时陆軍部有四个副官,罗凤閣也是副官之一,但他不到陆軍部去办公,而是在公館里替段祺瑞办事。有些来客,段本人不願意接見时,便由罗代見。公館里面收到的信件，照例先送到罗的办公桌上，由他摘由以后，再送給段祺瑞过目，等于是段的一个随从秘书。这个人性情很溫和,在公館里人緣很好。在袁世凱当权后，段祺瑞乘坐軍舰到武汉迎接黎元洪,罗凤閣也跟着去了。途中罗凤閣所坐的輪船发生事故，罗看情势危急，便用軍刀将救生艇砍倒，放到水里去,想坐救生艇逃命。不料輪船倒沒有酿成什么大灾,罗凤閣却掉在水里淹死了。罗凤閣死后，曾经改派陆軍部副官韓宾礼到公館里来替段看看公事,但只来了一个很短时期,以后就不再来了，也沒有另外派人接办这些事了。
三、段祺瑞和袁世凯
公馆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段祺瑞能够起来得这样快,全靠袁世凯一手提拔。可是我們也认为,袁世凱能够当上总统,也靠段祺瑞大力拥护,沒有段祺瑞衡发出电报，推翻清朝，袁世凯也不会登上总统的宝座。自从张佩蘅嫁給段祺瑞,两家成了亲戚,关系当然更进了一步。张夫人不断进总統府见于夫人，段祺瑞也经常在袁世凱的左右。誰都认为,段总长是袁总统面前数一数二的红人。可是他們两人中間也免不了矛盾，听說有一次段祺瑞还气歪了鼻子。那就是袁世凱計划成立陆軍模范团的时候，袁世凯本意叫袁克定当模范团的团长。段說:“我看他不行吧。”段坚持不同意，谈了半天,沒有結果。最后,袁說:“你看我行不行呢!”这一来，段祺瑞沒話可說了，于是模范团的团长就由袁世凱自兼。段祺瑞口头上虽然說不出什么,心里可在生暗气。別人生气可能不形于色，而段祺瑞一生气，鼻子就歪到一边去了。
到了1915年，袁世凯当总統还嫌不过瘾,又想当皇上了。段祺瑞反对袁世凱称帝,听說他曾向袁世凱說过:“現在不可能;外面空气太坏。”可是段祺瑞本人就在那里造空气。他和江苏督軍馮国璋，都是袁世凱的左膀右臂,他俩就常有电报来往。大概段祺瑞以为，只要我在这儿采取反对的态度,外边誰也不敢承认。
蔡锷离开北京的时候,是見过段才走的。陈宦到四川,临行时也来見过段。他俩后来宣布独立,反对帝制,都可能和段有关系。
段祺瑞因为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坏,于是段便推說有病,躲在家里,不出門,不办公,也不見客了。
有人說,袁世凱为了叫段拥护他当皇上,还曾经亲自到段公館来过一趟,这不是事实。因为我就在号房里,公館里有这么大的事，我不会不知道。又有人說,袁世凯因为痛恨段祺瑞不跟他合作,就派人送了一碗鸡湯給段,表面上說是慰問他的病,其实鸡湯里下有毒药,想把段祺瑞毒死,不料这碗鸡湯被段的一个姨太太喝下去,立划毒发身死了。这也是捕风捉影的話。因为段祺瑞的姨太太里面，只有大姨太太死在1914年，正是袁世凯当总統的时代。可是当时还沒有搞帝制,段和袁的关系也沒有发生裂痕,所以大姨太太的死，与袁世凯毫无关系。还有一位二姨太太后来死在天津日本租界，那已经是袁世凯死后的事了。其余三位姨太太，都死在段本人之后，可見这种說法毫无根据了。
不过,在段祺瑞最初称病請假的时期,袁世凯倒是不断派人往公館里送东西。什么鸡汁呀、参湯呀,差不多見天就有人送过来。段的病假是請一回,续一回。袁世凯的吃食是这一次,又一次。可是大家都知道老袁的手段毒辣,国务总理赵秉钧就死得不清不楚，不晓得他这些鸡汁、参湯是不是下了毒,所以段祺瑞当然不敢吃，公館里也沒有人敢吃,只有倒掉完事。当时又沒有经过化验,其中是否下了毒药,那就无从知道了。
段祺瑞和袁世凯的关系，越来越僵。起先张夫人和于夫人还不断通电話,后来連电話也不通了,两方面的关系几乎断絕了。最后段祺瑞还搬到团河养病去了。
袁世凱在病危的时候,又把段祺瑞找去了。那一天,张夫人也去了。我跟着张夫人坐馬車进福华門到福兴居去見于夫人，段祺瑞則坐汽車到怀仁堂去見袁世凱(段的汽車是馮国璋送的,連汽車夫一块送到了段公館)。随后我又跟张夫人到了怀仁堂。段的汽車擱在怀仁堂东边,一排还放着几辆汽車,記得是徐世昌、王士珍、段芝貴等人,其余的人就記不起来了。我們大伙跟汽車的人，也很不少,聚在一块,你一言,我一語,議論老袁的病情:“总統怎么样了?”
“听說还是发烧,心里起急。” “打紧板了,一时不如一时,恐怕好不了了!”
待了好半天,段祺瑞才从里边出来,脸色阴暗，显得非常沉痛。本来嘛，自打北洋练兵，他跟老袁就是一个劲,时常来往,一見面就是一天。就为搞帝制,两个人才閙翻了。段祺瑞請病假，日子久了，就跟革了职一样，到末了老袁又把他找回来。听說老袁表示很难过,段祺瑞也表示很难受。現在两个人一見面,把从前的事一笔勾銷。老袁向大伙表示:“以后一切国是，都听芝泉处理。”暗含着就算托了孤了，北洋的大权交給段祺瑞了。当然段祺瑞自己也以为老袁一死,以后天下大事非他莫属了。
袁世凱死后,段祺瑞当上了国务总理,总攬国家大权。老袁閙了半天帝制,不但沒問罪,还給来了个“国葬”。到1918年6月5日黎元洪还頒了一道大总統申令,說:“前大总統贊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績，薄海同悲……”袁世凯死后,在怀仁堂开吊,虽然是中华民国了,应該行三鞠躬礼,但有些人感到“受恩深重”,不行跪拜大礼，似乎心里头有点过不去。所以靠近点的人,都在灵前按着前淸的仪注,匐匍磕头。
开吊以后，灵柩送回河南彰德安葬。不但段祺瑞亲自送到彰德，連张夫人也以义女的身份一同前去送灵。我也跟着张夫人去了一趟彰德,看了一次热閙。
移灵那一天,六十四抬大杠,由怀仁堂直奔前門。孝子袁克定是个瘸子,腿脚不俐索,难为他打着个幡,一步一步走到西車站。从北京挂了一列专車,政府要人中关系較近的都随車到了彰德。彰德当地,就象办庙会看大戏似的，从四乡赶来看热閙的人，真是人山人海。袁世凯的塋地在彰德西北角，离他宅子有二三里地。坟园的布置:两旁站着好些个石人石馬,石人有文有武,松柏成行;有正殿，有东西配殿,上面都鋪着琉璃瓦,完全是皇帝陵寝的派头。灵柩放在坟地里一个大井口上,外头是洋灰铁筋做的,十分坚固。上祭时候，一律磕头。葬后,就把坟茔的門砌死了。当晚大伙就乘专车回到北京。事后由北京前往祭奠的人,陆陆续续,三十、二十的，很有不少,一直热鬧了不少天。
袁世凱办帝制，听說都是袁克定的主意。袁克定从先还常到段公館里来,因为张夫人的关系,管段祺瑞叫大哥。自打一閙帝制，两人就成了水火,完全敌对。这一回由于段祺瑞一手操持,給袁世凱办了国葬,袁克定似乎很感激。我曾听他再三向段祺瑞致謝,說:“得亏总理!”
四、号簿上面的头面人物
段祺瑞是当时北京政府数一数二的重要人物，不但北京軍政界的要人经常要来到段公館里問候起居，就是由外省进京的大人先生們也免不得要到段公館里禀見、禀辞、禀謝。当时北京拜客正时行用洋式名片，可是还有些老人仍沿用前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大紅拜帖。这些名帖,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上面印着一行行的官街、勋章、勋位。还有人为了表示恭敬,在名片上面亲笔恭楷写上什么“沐恩”“受业”“門生”等等字样。号房里面每天都要收进一大叠各种各样的名帖。按着段公館的規矩，每天晚上都应当把当天来訪的宾客,按照名帖,一項一項誊录在号簿上面。有时还要把来宾的地址、电話登記上去。段公馆里，内号房、外号房,办事的人虽然不少，可是大家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都乏了,也懒了,抓这个功夫凑在一起总得来上八圈麻将。而这种例行而又煩瑣的誊录工作,便落在我的头上。自从我調到号房,十数年如一日,每天晚上必须把这件工作做完，才算告一段落。
段公館号簿上面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当时北京政治舞台上最活动的角色。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头面人物里面,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徐树铮了。
徐树铮是江苏銅山人,秀才出身。我們背后都称他小徐,他与段祺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在北洋练兵的时候,他在段祺瑞手下当一名小小的司书,不知怎么被段祺瑞賞识上了,送他到日本士官留学。徐树铮回国以后,就扶搖直上，成为老段跟前头一名紅人，我們都說,段祺瑞起来得快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而段祺瑞提拔徐树铮也和袁世凱提拔他自己一样，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段祺瑞当陆軍总长,徐树铮当次长,另外还有一个次长蔣作宾，可是部里的事大小都是徐树铮說了算。不但蔣作宾当不了家，連段祺瑞本人說的都不一定算数。因为小徐在老段面前是說一不二,从不駁回,而老段吩咐下来的事,小徐却不一定照办。我記得有这么一件小事:有个姓李的在軍队里被撤职了,穷得沒有飯吃,写信到段公館里来投效,在信上申述了他被撤职的原由,請求段給他个差使。段看他說得可怜,已经答应給他个事了,批交徐树铮办理。徐树铮签呈上去,說:“查該員无大用处,批駁,验过。”于是这件事就拉倒了。
徐树铮到段公館来,是随来随見，而且用不着号房代他通禀，他就揚长直入了。段祺瑞会见外客是在外客厅，而徐树铮可以一直走进内客厅,和段見面。不过徐树铮到公館来,也是談公事，三言两語,交代完了,他就走了，向来耽擱的功夫不大。他很少参加公館的宴会,也不大陪着老段打牌，照例是公事公办,态度很严肃。
徐树铮到段公館来固然用不着我們通禀,我們大伙看他来到，也都躲得远远的。因为我們大伙都知道他脾气大,又好挑毛病,恶狼恶虎似的,当面就能給你来个下不来。小者挨一顿申斥,搞得不好，他跟老段一說,就許把飯碗砸了。旁人还有个灵活，而他是言不二价，所以大家都不願意沾他。
不但我們公館里的人对徐树铮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就是段祺瑞左右亲信的軍政界要人們对于徐树铮也很煩恶,有些事,大伙都避諱他,不願意让他参加。因为无論是什么事,只要一沾上徐树铮,就得实行独裁,听他一个人的了。
起先我也奇怪，为什么老头子对小徐这么信任呢?慢慢才知道,他不但对段忠心耿耿,一心护着老段，而且他这个人还真有学問,才气过人。他能在会客的时候,一手批公事，一手拿着耳机子和人家通电話,真是五官并用。再則他的記性也不比常人，可以說是过目不忘,什么公文、条例,他看的旣快,記的又熟，只要老头儿一問他,他总是对答如流。誰要不信,找出公事来一对，眞是一字不差。所以我們同事中常說:“这是人家特才,你想,老头子能不喜欢么?”
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要人，如王揖唐、曾毓雋、李思浩、梁鸿志、龑心湛、屈映光、曹汝霖、陆宗舆、吳炳湘……当然都是经常在段公館出現的人物。王揖唐是段的同乡,也是能文能武,自命不凡的人物,除了小徐,就数他的脾气大了。
段祺瑞是軍人出身,北洋派的軍人当然都要常到段公館走动。每逢督軍团在北京开会，段公館里自然是武将如云了。平时常来的是:吳光新、陆錦、蔡成勛、段芝貴、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吴光新是段祺瑞的舅老爷，我們称他“吳小舅子”,性格非常蛮横，脾气大,嘴里不干凈,张口就是“好xx”，我們常說段宏业脾气不好,就說:“跟他舅舅似的”。陈文运虽是軍人,却沒有武人习气,見了我們总是嘻嘻哈哈的,有說有笑。我們也不称呼他陈师长，总管他叫“陈二爷”。还有个值得提一笔的就是段芝貴。当时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是小段。其实二人年龄仿彿,虽是本家，而論起辈分来，小段比老段还长一辈。小段在前淸末年官場中,比老段得意得还早一些,可是因为楊翠喜的事情,声名狼藉，以后他的地位就比老段还差一头了。段芝貴的弟弟段承斌，曾经做过长芦盐运使之类的闊差使,也是段公館中号簿上常見面的人物之一。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是段的亲信,来到公館可以在内客厅接見。至于一般来客,都在外客厅会面。段祺瑞的架子很大,一般来客,文官都是道尹以上,武官都是旅长以上。片子递进去，还不見得能見上一面。有时就由罗凤閣接見，問問来意。因为段祺瑞不大見客,所以团长、县长之类的文武官員都很少来，因为誰也不願意来找釘子碰。
这些来客,即使見着段祺瑞,临走时候，他也就是坐在椅子上欠欠屁股,就代表送客了。靳云鹏后来也做到国务总理了,可是在段祺瑞面前,总是守着学生的規矩,毕恭毕敬，而段也始終把他当小学生看待,不讲什么礼貌。只有很少数来客,段祺瑞比較表示敬意,临行时途到二門看他上車,那就是以朋友相待的了。能蒙段祺瑞另眼相看的来客,記得有汪大燮、熊希龄、周学熙、陆徵祥、颜惠庆、李经羲、朱启鈐、周自齐等,都是一些所謂政客名流。王士珍和段是小站练兵时代的老同事,地位彼此也不相上下,但很难到段公館里来一次,不过偶然来走动走动罢了。
段祺瑞一向非常严肃,无論对誰,都是板着面孔，从来很少露出笑容,更不会說什么玩笑話。他对待来客，也是一概如此。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北洋老将姜桂题,我們称他作姜罗鍋的。段祺瑞見着姜桂題,照例还要含笑問声:“老嫂子好!”在他說来,那已经是特殊亲暱的表現,不比寻常了。
在段公館中的号簿上，也不断出現外国人的名字。但其中美国人似乎沒有,英国人也很少,絕大多数都是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往往三五成群，有时一个人拿片子,而后面跟着一大堆。日本的外交官，什么小幡、重光,都常来走走。而来得最频繁、和段祺瑞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日本人，叫做城口。城口不象一般日本人那么矮小，长得相当魁梧,而且說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如果你不注意，很难看出他是日本人来。他总是一个人来見段，也不带翻譯。見段之后,总和段个人密談,也沒有別的人在座。段祺瑞掌握政权的时代，曾向日本大量借款,购买日本軍火,在軍队里还聘用了若干日本教官,所以大家都說段祺瑞亲日。不过老段也有他的一套想法。他常說:“咱們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誰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这是老段的如意算盘,而日本人那边，当然又有他的打算。这个城口大概就是奉他政府的使命，专做段祺瑞的工作的。他来北京,传达日本政府的意旨,同时了解段这方面的情况。段和日本政府的勾結，据我所知道都是通过这个城口来联系的。他和段的关系,始終不断。到段死后,他的南門仓的公館由日本駐軍收购，給了四十万块錢,由段遺族分配。这庄交易是由城口经手的。
五、段祺瑞的一天生活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段祺瑞的一天生活,一般說来，都很少变化。
他起来的时間倒不晚,不过他有腿病，因此虽然是軍人出身，从沒見过他打拳练功夫。他每天还得用冰冰腿,公馆里面,一年到头,都有冰窖送来的冰,供他冰腿之用。有时候，冰腿还不解决問题,那就得叫姨太太們給捶腿了。
老段起床以后,吃过早飯,就在他书房里面看公事。当时，一般公事本来应当送到衙門里,可是有些公事却直接送到公館,由罗凤閣看过摘由以后,送到他办公桌上等他批閱。此外,还有些公事是由衙門里派人送来或他自己带回来看的。看罢公事,就上衙門，中午照例回来吃飯。段祺瑞有个习惯,就是个人单吃,不和他的太太小姐們同桌吃飯，所以厨房里按时給他开上一桌飯。有时他留客人和他同吃,有时就自己单吃。逢年过节，也不例外。大年三十，正月初一,一般人家在辞岁拜年以后,总不免全家团聚一堂，吃一桌团圆飯,而段祺瑞却是在辞岁拜年的时候,虽然也把全家人聚在一块,行礼如仪,可是行礼过后,便回到他的内客厅,仍是个人单吃一桌,并不和全家大小在一道吃飯。他为人古板，一向不与人說笑，所以家里面人也乐得躲开他,免得拘束。
午飯以后，他就在内客厅里間,睡个午觉。午觉起来，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这时也許会会来客,但照例是下棋的时候居多。他非常喜欢下围棋,为了陪他下棋,他养了一批棋手。最早是个乡下老头儿,名字叫做“来順”,每天陪他下棋,一个月送他三四十块錢。后来也許是段祺瑞棋下得高了,不大喜欢和这个老头儿下了,就另外邀請了一些高手,如易敬羲、张国英、刘有碧、汪云峰等。这些棋手,互相介紹,越来越多,每天必到,伺候段祺瑞下棋。当然段祺瑞也不能叫他們白效力,都由陆軍部按月途干薪,每人的薪水，少則八十，多則一百。刘有碧(安徽人)的薪水,每月一百多。单是这项开支，每月总在一千以上。后来有个小孩叫吳淸源(福建人),年紀不大，着数挺高,老段挺喜欢他，总叫他陪着下棋。吳清源因此成名,后来到日本去，日本人也挺重視他,他竟入了日本籍,成了日本的国手了。
下午,除了下棋以外,有时还举行个詩会。段祺瑞左右亲信中，有不少是当时有名的詩人。如王揖唐、曹镶蘅、梁鸿志等都是段公館詩会中的座上客。西席老夫子张汉元,每逢举行詩会，也照例参加。在詩会上,段自己也做詩,請大家欣賞。总理做時，大伙还能說不好么? 自然极力恭維。后来，段祺瑞的詩还刻了集子呢。
晚飯时間,也許留棋手或詩人們一同吃晚飯,也許段祺瑞专請人吃晚飯。好在公館里面厨房是現成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大师傅的手艺比什么东兴楼、福寿堂还要高,只要有客人吃晚飯，一桌鴨翅席还不是頂起碼的嗎?不过,尽管段公館里肴饌丰美,可是一般客人还不乐意在这里吃飯。因为据我所知，由于段祺瑞为人古板,他自己不喜欢說說笑笑,也不喜欢別人插科打諢，所以在宴会上客人們都感到很拘束,远不如在外面吃飯,可以随意一些。
一到晚飯前后,那一班跑上差的就要忙起来了,因为晚飯以后,段祺瑞照例要打牌。如果这一天有宴会,来客中有現成的牌手，那自然順理成章,晚飯过后,就可以接着鋪起牌桌，打上八圈或十二圈麻将。如果今天沒有牌手,跑上差的就得各处打电話,张罗把牌手約来,好让段祺瑞在晚飯以后,准时过上牌癮。这些牌手是在棋手、詩人以外,另有一些人物。当然，老段左右亲信也有些人常陪他打牌。例如,傅良佐就因为常陪段打牌,博得他的欢心，湖南督軍出缺,段祺瑞力保傅良佐继任。我們号房里面常在背后議論:“傅良佐打牌打出来一个督軍。”这个傅良佐光杆一个人到了湖南，北京政府里面的軍队因为派别关系,对他不出力支持,结果还是被南軍給攆回来了。
段祺瑞的牌手,倒不仅仅限于政界的人,也有商界的人。如鋇行界有个金三爷,就是段公館里的一位牌手,每天晚上輸个一两千,面不改色。牌打的大,輸贏多,头錢也就抽的多,所以公館里面，从跑上差的开始,沒有不盼着打大牌的。
段公館里牌桌上面最热閙的时代，就是那两次督軍团在北京开会的时候。督軍团开会,常在段公馆里,开完会,就是几桌麻将。张勛、张怀芝、倪嗣冲，都是当时北洋軍队里有名的将領。他們在战場上是否勇敢,我不知道,可是在赌博場上,却都是以一当十,很有英雄气概。张勛,当时大伙都知道是有名的辫子軍的张大帅,每逢督軍团开会,他总一早就来了,一来，必然先到段公馆。到公館里,必吃飯,飯后必打牌。我們看他見了段祺瑞,非常恭順,都以为他和段老头儿特別接近,沒想到后来他会閙什么复辟,而段祺瑞又在馬厂誓师討伐张勛。
总之,段祺瑞的一天生活,簡单地說,就是这样:早起，飯后看公事,上衙門，中午回家吃飯;午睡后,下棋或做詩;晚飯后，打牌。連軸轉,整套的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般說来,很少变化。
六、段祺瑞的家风
在我們眼里,段祺瑞不能不說是个规矩人儿。打头一样,公館里头,内外界限分明。府学胡同公館走进头一个院落,就是一座大楼,这是这所房子的主要建筑。前边的門,直通楼里边，可以走进段的外客厅、内客厅、书房。后楼是他内眷的住宅，在他书房有个后門,可以通到后楼。但后边的内眷老媽子要从后院出来,或者前院的当差、佣人要进后院回事,却不能打从前楼出入。在大楼东边另有个旁門,在門旁边有間小房,老段派了两个老头儿(孟昭助、李梅斋)住在小房里，等于是后院的传达。我們要有事到后院接头萌示,都得請这两个老头儿代为通禀。这个后院,上面准我們进去才能进去，誰要无故闖入内宅,让老段碰见，轻則申斥一顿,重则开除。后院的門禁是十分森严的。
至于老段本人,在一般軍閥政客里,还得說是生活朴素的。当时的闊人們,差不多都有鴉片嗜好,而他不但不抽大烟，还最厌恶別人抽大烟。民国初年,正是北京八大胡同盛极一时的时候,差不离的闊人都在胡同里面花天酒地,把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造孽錢,尽量在那里揮霍,有的还从胡同里把姑娘接出来从良，如王揖唐、王克敏都是胡同里面挺有名气的人物，但我們从来沒听說过老段去打过茶围。
当时一般闊人,还喜欢游山玩水,冬天溫泉,夏天北戴河,修建了若干座别墅,把天下的好景緻好山水,占为个人私有。老段不但沒有修什么别墅,而且从来不去浏覽什么湖光山色。据我所知，他在原籍合肥旣无房产也无土地。
民国初年正是京剧有名的演員譚鑫培、梅兰芳、楊小楼等人在舞台上盛极一时的时候，可是老段不但从来沒有到戏园子里听过一回戏,更沒有在家里面办过一回堂会。每逢太太、外老太太們的生日,叫場杂耍来唱上半天八角鼓,就算是公館里最热闈的場面了。至于老段自己,在这种場合,他向来是不露面的。他除了下棋、打牌,沒有别的任何嗜好。
段祺瑞从来沒有搞过生意。家里需用的东西，都是到鋪子里选购，逢节算眼,最有来往的就是前門外大栅栏瑞蚨样。銀行方面的人有很多和他有关系，但沒听說他在哪家銀行里投过资本。可是在他经济上周轉不灵的时候,就亲笔写张白条(不是支票)到金城、大陆就可以提个千儿八百的。我就常替他办这些事。
前面說过,老段年轻时候,拉里拉塌,到中年以后,对于服飾也从不考究。老段在家里的时候穿便服,经常是一件长衫,头上戴个沒有帽紇縫的瓜皮帽,別人看見,再也想不到这就是威加海内、赫赫有名的大总理。至于他出門的时候,当然也穿軍装、礼服、西装，根据出席的場合,随时变换,不过多么考究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是随随便便,有时西服領带歪在一边。
段祺瑞自己是道貌岸然,不苟言笑，对待別人要求也很严格。記得有这么回事:有个姓苏的軍需,买了个小丫头，才五六岁。苏軍需的太太对这个丫头非常虐待,常把这个孩子打得鼻青眼肿，鬼哭神嚎。这回事不知道怎么传到老段的耳里了,他勃然大怒,立刻叫人把苏軍需和这小丫头都給传来,他自己在大客厅里等着問話。两边都站着副官馬弁,我們都围在客厅外边看,那个神气就仿彿衙門里坐大堂一样,眞是威风凛凛、杀气騰騰。一会功夫，把苏軍需和那小丫头带到了。老段坐在那里,桌子拍得山响,吹鬍子瞪眼睛，把那个苏軍需臭罵一頓,还直叫左右用軍棍重責四十,苏軍需吓得渾身发抖,跪在地下,眞是磕头如捣蒜一般，連声认錯。老段罵了半天,气才慢慢消下去,吩咐把这个小丫头送到后院，让太太們把她收容下来。于是公館里面的这場风暴才算平息下去。这个小丫头被派伺候六小姐,还取了个名字叫做如意。长大以后,由老段作主,嫁給了一个公館里当差的。
由于老段的脾气大,治家严,我們一个个胆战心惊,惟恐出錯。前淸时代遣留下来一个陋規,一般宰相大官的門房，都有“門包”， 真和戏台上打严嵩的严侠一样,沒有“大礼三百二，小礼二百四”，休想见着宰相的金面。但是段公館里却从来不許来客对号房送門包、拉交情。有人来会,号房的传达长拿着名片上去回,見不見,完全由老段自己决定,誰也当不了他的家。我听他們說,老段在前淸时代，最恨这些“門包”,大概他自己曾经吃过这种苦头吧，所以后来官做大了,曾经給朝廷上过奏折。我听說,老段不許号房向来客需索門包,說誰要有这个事,他其能把你枪毙了。因此,客人来了，連忙向他回禀,他說見就見,他說不見,还得用好話向来客道乏。老段不許門房收門包,他自己也表示决不受礼。每逢年节,北京的习惯,照例是要送礼的。外省的大員給京官送礼,也是前清时代留下来的規矩。可是段公館里每逢有人将礼物送来，就由門房送到他内客厅的門口的条案上，等他亲自过目。他总是仔細的看了又看,然后拣一两样不值錢的东西收下,其余一概璧回。当年外省的督軍、巡閱使常常送礼。我記得有一次齐燮元送来的礼物，在礼单上面一样一样足有二十样，有几扇围屏上面都是用各种宝石鑲嵌的,五光十色,我們看了十分可爱,心想这份礼物送得不轻,老头儿不能不喜欢,不料他也照例壁謝。还有一次张作霖从东三省派人送来江鱼、黄羊等礼物一大堆。张作霖的副官再三請他賞收,他才勉强收了两条江魚，这仿彿已经是很大的交情了。当时北京軍政界中都知道他有这个脾气,所以大伙都不敢不送，又不敢多送。只有一次,馮玉祥派人給他送来一个大南瓜，他倒非常中意，一礼全收,沒有璧回。
在旧社会里一向有人走公館的門路，托大官們的号屏、当差、老媽子或者太太、姨太太、少爷、小姐，瞧机会在大官面前美言几句,就能当上很好的差使。但是在段公館里这条路子却走不通,因为他的事向来由他自己做主。公館里面的日常事务，固然由张夫人当家，但是公事上,张夫人也說不进一句話去。就拿外边送礼說吧,收不收,得听他的,他說不收,别人誰也不敢收，张夫人說了也不能算数，公事就更不用提了。要想靠太太、姨太太說句話，謀个事,那是准碰釘子,决办不到。象大姨太的爹,二姨太的哥哥,由他給个名义,拿点干薪,那还可以。如果姨太太想替誰謀个事，他准瞪着眼睛审你。听說从前有个老媽子托一位姨太太說句話，替她的亲戚找个小差使,这一来把他的鼻子都气歪了,說:“好哇!你們要卖官是怎么着?得了人家多少錢?快說!”自此以后，凡是在公館里当差的,逢有亲戚朋友托找事,只可以找个机会跟旁人說。好在公館里出出入入的大官們不少,跟誰提一句，誰不給个面子呀!不过要跟老段自己去說,誰也沒有那么大胆子。就連段宏业,当时赫赫有名的段大公子,可是也怕他爹,見了他爹,一样說不出話来。他不常在家,更不敢說公事。至于他在外面,怎样打着他爹的旗号，招搖撞騙,干些鬼画符的事,那又另当別論了。
段祺瑞脾气大,不好說話,公館里面,上上下下,大人小孩見了他都害怕,这是事实,可是結果怎么样呢?他最恨人抽大烟，但从张夫人抽大烟开始,一个个姨太太也都学上样了，背着老段,沒有人不抽烟的。他的当上差的还因为犯了白面癮倒臥在馬路上。段宏业見了他爹固然和老鼠見了猫一样,但在外面狂嫖滥睹,窑子里接出来的姨太太,甩了一个又一个。他的公館里面内外界限分明，可是他的姨太太們常常溜出公館,听戏,看电影,逛市場，招引蝶,他都和装在悶葫芦里一样,毫无觉察。他究竟是眞胡塗，还是装胡塗,那我們就不知道了。
七、两到天津及东山再起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可是不了段跟黎閙翻了,他的脾气上来,干脆把秒帽一撂，搬到天津住起来了。公館里上上下下大部分跟着段祺瑞到天津，住在意租界二馬路,府学胡同的公館里只留下少数的人照料着。段到天津以后,照样是下棋、打牌,可也免不了有人来找他,商量国家大事。究竟商量些什么，当然我們一点也不清楚。有一次隐隐約約听說,张勛进京,准备把中华民国的招牌取消，請前清的小皇帝重登宝座。就在这两天,我們看見段祺瑞面色阴沉,眉头紧縐。本来他就板着一张脸,轻易不見笑容,这一来,更透着阴森森的。我們都躲他远远的,怕他找着你发一頓脾气。
1917年6月里的一天晚上，突然梁启超来找他。两个人在里面秘密商量了好半天,就听說总理跟梁总长要出門。当天半夜，段和梁启超带着少数随从就离开了公館，第二天才回来。我們虽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是从他脸上望去，似乎阴沉的面容,有点开朗,眉头也松开了一点,不象那么面孔铁紧了。
第二天我們就听說,段梁二人乘坐专車到了馬厂,見着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和他一商量,就算决定了,要反对清室复辟,就发出一份通电，听說电文还是梁启超起的之稿。当时段虽然不当总理了，可是各省的督軍、师长,不是他的門生,就是他的旧部,所以这通电报发出以后，立刻得到全国的响应。于是段又折騰起来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把张助攆走了。事成以后，我听說段曾邀梁启超共事，梁沒有就,說:“我只能給总理当个书記，写个稿子，别的事恐怕我担当不下来。”
张勋被撵走以后，段祺瑞又重回北京。这时黎元洪已经被张勋逼走了,当然不能再回来当总統。不知怎么,总統就落到馮国璋的头上。自从反对复辟以后，我們公館里面对于老段当然另是一番看法。有的就說:“还是老头儿有办法,上次一个电报，就叫淸室让了位，把袁世凱捧上了大总統的宝座;这一回又是一个电报，撮走了张勛,取消了复辟,把馮国璋捧上了大总統的宝座!”社会上面这时当然也有許多人对段歌功頌德,說他是“再造共和”。
我进段公館的时候,馮国璋正在南京当江苏督軍，每回进京，都短不了到段公館里来。我听說他和老段早年换过帖，老段見面就称呼他做三哥，两个人挺有个近乎劲儿。就拿公館里的汽車說吧，連車子带司机都是这位老盟兄送的。在袁世凯准备当皇上的时候,老段曾和馮有电报往还,两个人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反对帝制。这次馮当了总統,段还当总理,都是北洋老人,又是盟兄盟弟，还能不密切合作嗎?沒想到,段的脾气格色,什么事都得他說了算。听說两个人都各有一套,捏不到一块儿去,馮国璋終于被段祺瑞逼走了。
馮国璋之后是徐世昌继任总統,段祺瑞仍是刚愎自用,到1920年終于发生了直皖战爭。战爭失敗,大事已去,可是老段还住在公館里不动。人們劝他避避风头,他坚决不听，他表示，听凭他們处理吧。当时公館里面,上上下下，当然人心惶惶，但看老段沉住了气,我們想他一定心中有底,也就等着瞧吧。果然,战事結束以后，徐树铮、曾毓隽、李思浩、段芝贵等人,都被列为禍首,悬賞通緝,而对于老段毫无伤損。不过,这一来，老段在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全家又二次搬到天津。这一回住的是日本租界寿街。段祺瑞全家搬到天津以后,算是下了野了,不能象在北京的时候一样，日常开支由陆軍部之类的政府机关负担,如家里吃的粮食由陆軍部領,棋手的費用由陆軍部开支,現在都做不到了。生活方面,不得不稍加紧縮。公館里的男女佣人,都裁去了一些。棋手也减少了几位，可是每天还有人来陪他下棋。
他的一天生活，也沒有很大的变化。除了上午已经沒有衙門可上,早飯以后就看看书或会会客,午飯后休息起来仍旧是下棋、作詩,晚飯之后,还是打牌消遣。只是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他原来一向是单开伙食,不和家里人一同进餐的，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葷，請客时也用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素菜。他平时最爱吃南方的豆豉,吃素之后,更成了每餐不可缺少的肴饌了。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沒有公鸡,这样下的鸡蛋,据說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間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誦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課，后来一直坚持下去，始終沒有改变。
段祺瑞虽然吃斋念佛,但并沒有做到四大皆空,看破紅尘。他的学生、旧部每来公館看他,常說現在国内逼地烽火,人民塗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今后要收拾这盘残棋,使老百姓能过个太平日子,还非老师东山再起不可!他每逢听到这类恭維話,虽然嘴里不說什么，但那冷若冰霜的面孔上，也不禁多少露出一些笑容，可見这些話是打进他的心坎里去了。
这时每天来訪的客人，在号簿上面仍旧不断出现日本人的很绕嘴难記的名字,前面說过的城口,更是经常在公館里出現。城口常来天津,一到天津,便住在段祺瑞的舅老爷吳光新家里。
1924年的秋天,直奉之間爆发了第二次战爭,吳佩败退天津,沒和段祺瑞見面,可是听說来过一封信。有人說:“吳小鬼到了十分的劲儿了,无路可走了,要求老头几给拨助一下。”后来又听說,段曾回了吳一封信,叫他离开天津,奔山东去。公館里面有人說:“老头儿眼看吳小鬼掉在井里头了,小辫提一提,指給他一条明路。”有人就說:“上次直皖战爭,老头儿失敗了。吳佩孚通辑别人，沒伤損老头儿一根毫毛，所以这时候老头儿也不能不关照他一下。”吳佩孚的粮台、弹药都在火車上，临走时不能带走，就在火車上贴了一个条子,“移交段督办”。
吳佩孚走后,北京政府实际上成了沒有政府的局面。张作霖、馮玉祥先后都到天津来了,和段祺瑞見了几次面,开了几次会。听說,曾经打电报請广东的孙中山到北京来主持一切。不过,不知怎么，沒等孙中山来到，就把段祺瑞捧了出来，当了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正应了那些人所說的話,“东山再起”了。一时公館里面喜气洋洋,大家粉粉收拾,准备跟随段祺瑞重回北京。
八、执政府的风光
北京东直門内南門仓,有块空地,叫做“空府”，大概在早年曾经是什么王侯的府邸,后来荒废下来,成了一片空地。当段祺瑞在京时便計划在那里修建一所公館。那处的地皮很大，需要的砖瓦很多,老段便自己开窑烧砖。有个叫魏延平的，懂得建筑工程，便委托他画图监工，在那里建了一所規模相当宏伟的大公館。这所公館前后有四个大院子,还有若干跨院,在东部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里面有座小楼。后边还有座大花园,一进門堆有假山。通后花园有道小河,可以栽种荷花。这所宅子盖成后,段祺瑞还沒有搬进去,就发生了战事,失敗后,段即下野，到天津租界里做寓公去了。这次重回北京,虽然将执政府設在铁狮子胡同陆軍部的旧址(今中国人民大学校舍),但他的住宅便使用南門仓这所建成而沒有住过的新公馆。他的住处在公館的北部，东半边是馬号，还住有卫队。那座小楼便成为他个人誦经的静室。他虽然又重新出山做了执政，却仍旧吃斋念佛，把静坐念经作为他的一項日課,每天一定坚持决不放松。住宅南部还有一处房子，便送給张夫人过继的兄弟张赭堂了。
修建南門仓公館这笔款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他的門生旧部大伙凑集起来的。听說是营长以上,每人一百二百多少不等,一总凑了四十万块錢,才买下了这块地皮,盖成了这座公館。
我随段祺瑞回到北京以后,仍旧在号房里工作,可是却給了我一个“执政府承启”的名义,这表示我已经不是他私人雇用的僕从，而是政府正式委用的人員,不必再偷偷摸摸地用“王杜計”名义,三人合領一份兵餉了。
段祺瑞这次重回北京,他的一天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不过在早晨起床后增加了一項日課,到小楼上念经，然后用早飯，早飯后上执政府。中午回来午飯,午飯后,照例休息片刻,仍旧是下棋，或作詩。晚飯以后,仍旧是以打牌消遣。不过在他上执政府或从执政府回来的时候,事前就和地面上有联絡,净了街。在他沿途经过的这一段馬路上,軍警布得滿滿的,三五步就是一个崗，断絕交通，要等他汽車走过以后，才将崗警撤去，恢复交通。这点威风,是他过去所沒有的。
我在他公館里这些年,很少見他出門拜客。这一次回京,当了执政,却居然听說他去拜过几回客，当然这个客人来历不小，不是寻常之辈了。細一打听，才知道是去拜会孙中山。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段祺瑞与张作霖、馮玉祥邀請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計，可是等孙中山来到北京的时候,段祺瑞已经当了临时执政了。孙中山来京以后,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維鈞公館里,来到以后就犯了病。因为去看望孙中山,段祺瑞曾到顾維鈞公館去过多次。当时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同来北京,也常来段公館和段見面。段去看孙中山时,当然也不断和汪精卫碰头。我曾听說,有一次和汪見面时，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两人話不投机，愈說愈擰，段祺瑞挺不痛快,两个人很生了一回气。
我在号房里，仍然继续管着号簿登記的事。从号簿上面看来，每天来訪的客人,比过去有多无少。不过在过去常来的客人中,有些人死去了，有些人踪迹較疏了,有些人因为几次战事彼此感情发生裂痕不再来往了。至于和段接近的那些人，如王揖唐、會毓隽等等当然仍旧是段公館里的常客。只有徐树铮听說到国外考察去了，一直沒有到南門仓段公館里露面。在現在这些亲信的客人中，和当年小徐一样,态度特別跋扈令人侧目的,就是梁鸿志。梁鸿志虽是文人，可是个性也很强，什么話必得他說了算，很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有一次为了一个文稿,和許世英爭論得面紅耳赤,最后还是依了梁鸿志的主意。我們在背后議論，梁鸿志是第二个徐树铮。
过去段祺瑞当国务总理的时候,因为独攬大权,所以和历任总統都搞不到一块儿。这一回当上了执政，总算是一国元首了,可以为所欲为施展一下个人的抱負了。哪里知道,滿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段骐瑞这次“东山再起”,是张作霖和馮玉祥拥戴出来的。张、馮拥段，也并不是打心眼里乐意,不过是他两人各有私心,相持不下，只好請段出来先搭个桥罢了。不久张、馮因为爭夺地盘,吵閙不休，段还得居問調停。所以段祺瑞虽然高高在上当了执政，也正如当年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不知生了多少悶气。
有一件事使老段动了眞气，那就是徐树锣的遇害。
1925年12月中旬,徐树铮从国外回来,兴高采烈地来見段。段一見他,透着挺不高兴,仿彿說:“这时候你回来干什么?”撵他快走。小徐在京住了不过几天,于12月29日离开北京乘坐专車南下。沒想到专車开到廊坊，便发生了事故。当时报紙上登载說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替父报仇，其实誰都知道是馮玉祥的主意。当时一般空气对小徐不利,老段当然早有耳開，所以見徐来到北京，立刻催他快走，不料最后还是难逃別人的毒手。小徐是老段一生中最宠信的人物,竟在他身任执政的期間，又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胡里胡塗被人杀掉了,段祺瑞如何能够不气!由于徐树铮的死,老段鼻子又气歪过一回,大半天不能正过来。
老段当了执政,眞是号令不出国門一步,执政的风光只表现在出門的时候凈凈街而已。所以連他的舅老爷吳光新都看出苗头来了,借着到日本观操的名义,一去不复返了。
九、第三次到天津
段祺瑞的执政下台以后,第三次到天津过寓公生活,这一次住在日租界須磨街,和王揖唐的公館正对面。
南門仓的公館只留下一个赵文貴带着几个人照看，全家上上下下都跟老段到了天津。段下野以后，公館的規模縮小了。厨房里面只剩下八九个人,当差打杂的,連看門的在内,不过十来个人。原来太太小姐們一个屋里有三四个老媽子,現在也就是一两个人。他的总管孙荣贵在民国五年就死了,以后換过秦瑞廷、李庆云等儿个人。他每次换总管,都是从老人里面找。这次到天津,总管周克 年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不知生了多少悶气。
有一件事使老段动了眞气，那就是徐树锣的遇害。
1925年12月中旬,徐树铮从国外回来,兴高采烈地来見段。段一見他,透着挺不高兴,仿彿說:“这时候你回来干什么?”撵他快走。小徐在京住了不过几天,于12月29日离开北京乘坐专車南下。沒想到专車开到廊坊，便发生了事故。当时报紙上登载說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替父报仇，其实誰都知道是馮玉祥的主意。当时一般空气对小徐不利,老段当然早有耳開，所以見徐来到北京，立刻催他快走，不料最后还是难逃別人的毒手。小徐是老段一生中最宠信的人物,竟在他身任执政的期間，又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胡里胡塗被人杀掉了,段祺瑞如何能够不气!由于徐树铮的死,老段鼻子又气歪过一回,大半天不能正过来。
老段当了执政,眞是号令不出国門一步,执政的风光只表现在出門的时候凈凈街而已。所以連他的舅老爷吳光新都看出苗头来了,借着到日本观操的名义,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次到天津
段祺瑞的执政下台以后,第三次到天津过寓公生活,这一次住在日租界須磨街,和王揖唐的公館正对面。
南門仓的公館只留下一个赵文貴带着几个人照看，全家上上下下都跟老段到了天津。段下野以后，公館的規模縮小了。厨房里面只剩下八九个人,当差打杂的,連看門的在内,不过十来个人。原来太太小姐們一个屋里有三四个老媽子,現在也就是一两个人。他的总管孙荣贵在民国五年就死了,以后換过秦瑞廷、李庆云等儿
个人。他每次换总管,都是从老人里面找。这次到天津,总管周克 勤又走了,公館里面当差的老的老,小的小,要不然就是目不识了，不能够写写算算,实在找不出人来了,才派我給他当总管。
过去在北京的时候,家务事都由张夫人作主,現在老段比过去认其了,每月的日常开支，如柴米油盐以及烟卷茶叶之类，都要一天一天記在賬本上,每月送給他过目。当时他的生活费用，光是这些日常开支,每月大概在五六百块錢以上，在他說来，那已经是十分节約的了。我給他管这本小眼，一管就是两年多。
1928年,段祺瑞带着张夫人和二姨太到大連住了日子不少,公館里的人們仍旧住在天津日租界。他的几个年轻的姨太太們平素就背着老段常常出去听戏、看电影,老段走后,就更肆无忌憚了，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逛张园，划船，天天晚上要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我一看这样搞下去,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責任我可担負不起,就規定每天晚上11点上門,关照姨太太們,出門的时候,务必在11点以前回来,过了11点,上了門,任凭是誰我可就不开了。执政不在家,門戶不得不格外小心。
前面說过,老段一生气，鼻子就歪了，所以人家都管他叫歪鼻子。起先我还不相信,后来亲眼看見过几回,才知道不是別人捏造的。不过,由于我个人的緣故,惹他动了回大气,甚致气歪了鼻子，十几年来只有一次，我直到現在还記得清淸楚楚。
那是1929年,段祺瑞从大連回来以后不久,忽然吩咐我把他的三姨太太(我們不时称她作刘三的那位)送回北京。我当然遵命办理,把刘三途到朝阳門里南小街竹竿巷她的娘家，見着了她的媽，我們称呼她刘老太太。临走时,我說:“明天我就回天津,您有什么事沒有?”她們娘儿俩什么話都沒有說,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到天津，向老段复命。老段說:“以后每月給她寄三十块錢去。”下一个月,我
当然照办，并把这笔开支記在賬本上而“付三姨太太三十元”。月底,我照例把眼本送给老段审核。他看着看着，忽然把眼本一扔，什么話不說,鼻子立刻就歪了。我一看他动了眞气,我也不知道哪笔賬写的不对，也不敢問,心想等下去,不是等着挨揍嗎?只好把眼本拾起,放在他桌子上，悄悄溜了出来。隔了一天，我得去領眼本呀,又到他房里去了。他看見我,指着賬本說:“以后不許叫她三姨太太,写刘氏。”我当然唯唯称是，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为什么不許称三姨太太要改称刘氏呢?过后听老媽子們議論，才知道刘三不規矩,事机不密,被老头子发觉了,把她休回去了。而且說也奇怪,和刘三胡搞的，不是外人，竟是段宏业的儿子大旺。刘三走后，她生的儿子十二仍旧留在公館里,由奶媽撫养着。
段祺瑞的姨太太們由于我看家时期,門戶太紧,当时嘴里虽然沒有說什么,心里可把我恨透了。等到刘三被老段休回北京,刘四、李五她們兎死狐悲,把这口毒气喷到我的身上,想在老段面前拨弄是非，又不敢自己出头。这几个姨太太平素都把姑奶奶捧得挺不錯,就把姑奶奶鼓动出来,在老段面前告了我一状,說我沒規矩,不把她們放在眼里,非把我撵走不可。老段起初还不听,可是这位姑奶奶說“你要再留下他，那我就沒法儿在公館里住下去了。”这样老段才决定叫我回北京。张夫人听了，还問老段說:“你干嘛叫小王走呀!”老段說:“姑奶奶說的,要留下他，姑奶奶就要走了，我能让姑奶奶走嗎?”这一来,张夫人当然不好再說什么了。于是我离开了天津段公館回到北京閑住。
我回到北京有半年光景，有一天看見老段的四姨太太刘四坐着一辆洋車从铁狮子胡同走过,我很奇怪，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刘四也和刘三一样，被老段打发回娘家来了。后来听說刘四嫁給
了一个在报館作事的，日子过得还不坏。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到北京来，派人把我找去見他,說:“現在我在天津就了个小事,营业税处的处长,你給我帮忙去吧。”当然，我在家里閑住也住不起，段宏纲有这分好意,我自然挺感激,就随他到天津,在营业税处第一分处(英租界)当办事員。过了几个月,調到河北地緯路总处里在庶务上办事，又过了几个月,便派我到会計室担任会計主任。我虽然离开了段公館,可是十几年的老人，沒事的时候，短不了到段公館里去串个門儿。
1931年，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妄想并吞我国的东北四省。可是他們又不敢立即明目张胆地統治东北，很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找一个适当的人物，給他們做个傀儡。由于段祺瑞过去的地位和他同日本人的历史关系，就成了日本小鬼最适当的对象之一。于是日本人如城口等等,便三三两两,陆续在須磨街段公館出現。而老段的亲信,也有一些人如梁鸿志等，利欲熏心，希望老段再一次东山再起,也在一旁打边鼓,极力慫恿。
蔣介石风聞老段被日人包围,恐有不妥,便派人接段 到南方去。这一天，段宏纲忽然把我找去說:“老头子已经答应老蔣到南边去了。我也决定跟他去。营业稅处的事就委托你替我办交代。这里交代完了，宅子里一些零碎事,你也給料理料理。宅里有些人跟着到南边去,可是带不了这么些人,你发給他們每人三个月遣散費,让他們回家。还有租界里的自来水、电灯等等费用，也别欠人家的，一項一項还淸了,就算你手续交代了。事情办完了,你也回北京去吧。咱們后会有期。”我听他說完,当然表示一定照办,还到段公馆里看看老段和张夫人。在他們动身那一天,我送到車站上,替
他們张罗一切。张夫人、二、五两位姨太太、姑奶奶，上上下下一共几十口人，都随老段一同到南边去了。他們在上海住的是霞飞路陈調元的公館。
老段走后,我先把段宏纲营业税处的交代办清,就到公館里替他結束善后。这些佣人，有的跟随老段多年,很不願意走。我費了好些唇舌,才把他們一个一个对付走了。再把水、电手续一一开銷清楚,把房子交还房东,我也就离开天津回到北京来了。
死无葬身之地
1936年,段祺瑞死在上海,听說临終时还亲笔写了一个“八勿”遗嘱。当时蔣介石的意思本想在南方給老段安葬,段宏业不同意，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坚持一定要运回北京来。当段的灵柩运到北京时,我也到車站去迎接。宋哲元、秦德純等等华北政权的要人,以及老段生前的亲戚、門生、旧部,也紛紛到东車站来接灵。当时吳佩孚在四川、西北过了一段流亡生活已经回到北京，住在什錦花园。他不素虽然很少到段公館走动，这一天也亲自到車站来迎接他这位老师的灵柩。
灵到站以后，先抬到西直門旁边一个庙里停放,迎灵的人分批前去上祭。第二天早晨就把灵柩运到西山队佛寺，停在該寺北屋西里間，砌了一段洋灰墙和外間隔断。段宏业当时也曾为他爸爸在八宝山等处找坟地,东看风水，西瞧地理，怎么也沒看好一块合适的塋地。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占华北。北京成了敌伪在华北統治的中心,日本的机关、軍队、文武官員陆续进入北京，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便尽量占用北京原有的王公府第大小
公館,段祺瑞的南門仓公館自然也被日本人看中了。由于段祺瑞生前和日本人有些因緣,遂由日人城口出面交涉,給了段家四十万块錢将房产买下。
这天有个过去在段公館里的旧同事来找我，說:“日本人催着段府上腾房呢。大爷(段宏业)派大旺来了,咱們去看看,順便給帮帮忙,你看怎么样?”我想,多少年的关系,这也是分内的事,便和他一块儿到南門仓去。一进大門，看見赵文貴带着几个侠子忙得两脚朝天，还有段家几个亲戚在旁边跟着忙合。院子里点着了一堆火,大旺指揮着伕子們把許多书、报、文件,一堆一堆地抱着往火堆里扔,旁边还有几个人拿着小棍在火里拨弄着，免得火势太大了，把房子点着了。老段六十岁的时候,曾经办过一次六十大庆,当时政府要人如臭佩孚、靳云鹏等等都送有詩文、对联，事后段公館會把它印成两册《延庆录》,粉紙鉛印,装訂得相当考究。这本《延庆录»印成以后,曾经分送給亲友們做为紀念,但公館中还剩下不少，現在就一本一本送到火堆里烧化了。不但如此，連段祺瑞生前虔誠諷誦的佛经,也沒有逃出这場劫数。我在旁边跟着招呼料理，信手一翻,看見一捆一捆的信件，拆开大致看看，都是过去軍政要人和老段往来的私信，有許多是本人亲笔写的。我当时自然不了解这些信件都是很宝貴的第一手文史資料,也送到火堆里付之一炬。大家正在忙乱的时候,有一个段家的亲戚,忽然从火堆里拿出一册很大的木版线装书,拿过来看了两眼,大声向大旺說:“这是你府上的家譜呀,也烧了么?我看应当留一留吧!”大旺点点头.但在书堆里找了半天,再也凑不成全部,大概已经放在火堆里烧成灰烬了。公館里的文件、书籍烧完以后,接着就把各种木器家具和房内摆設的古董玩物,陆陆续续抬到公館門口一字排开陈列起来,于是
大街上立刻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小市。北京城里的拍卖行、古玩店都派了有眼力的伙計前来瞧货。这些家具、古玩,很快就被这些商人們用很低的价錢成批买去。
日本人进入北京之后,不仅沒有放过段祺瑞生前的公馆,而且也沒有放过他死后停灵的所在。臥佛寺也被日本人征用了，催着段家把段祺瑞的灵移出去。段宏业找了許久，却沒有找着一块滿意的风水地,現在叫他移灵,当然更抓瞎了。幸而段祺瑞的三弟段子猷的儿子,會給段子猷在西郊置了块坟地,于是就把段祺瑞的灵柩匆匆忙忙地从臥佛寺中起出,移到段子猷塋地南面,就靠着大道边埋葬了下去。有些和老段生前友好的人都感叹地說:“沒想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会沒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1950年,我在街道上当养路大队长,参加劳动的人都在东四八条休息,我給他們送茶送水,突然一个青年人过来向我招呼。我乍一看,眞楞住了,沒认出是誰来,細一端詳,才认出是段祺瑞的小儿子一十二,就是刘三所生的儿子。他本来是双胎,却只留下他一个,大名字叫什么我不記得了。只記得他的小名儿叫十二。原来他在解放后参加劳动,当了养路工人了。我和他攀談了半天,才知道他又和他媽一块儿过呢。
我們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語,短不了睒些段公館的事:张夫人死在上海了。二、五姨太送了老段的終，李五也回到北京娘家，改嫁别人了。段宏业在解放后不久就死了。大旺原来娶的是心湛的女儿,因为大旺又討了个日本女人，就和原配离了婚。解放以后，大旺也死在天津了，留下两个男孩子。段宏业还有几个姨太太,也生了几个儿女,解放后都在天津上学,現在有的已经在小学里当数員了。
自从这次我和十二見面以后,又前后遇見过两次,听說他現在在郊外一个学校里当勤杂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