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记者的视域有多宽？ 一名记者的脚步有多远？ 好像刚刚读过《武汉上空的鹰——寻访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那纸页上的硝烟还在散发火药味，又读到《为了和平——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纪略》，仿佛有一群和平鸽从血色天空飞翔而来。
两部专著，主创者和作者同为谌达军，长江日报资深而又还年轻的记者。 2013年春，谌达军领衔长江日报跨国寻访出征，追踪“武汉上空的鹰”的航迹，连续报道发出历史回响，搅动了中国、俄罗斯及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舆论场。此举不仅动态还原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辉煌战程，填补了《武汉志》中仅有寥寥50字记载的历史空白，还酿造出一系列后续效应：“武汉抗战”和“俄罗斯卫国战争”展览跨国互动、解放公园纪念碑增刻新发现的14位烈士英名、《武汉上空的鹰》中、俄文版问世……从新闻影响到实际成果，无疑都是满满的收获。 确实，“武汉上空的鹰”给了谌达军足够的荣誉，单从职业追求上讲，他抱了一个沉甸甸的闪亮“金娃娃”，而且还是“俄罗斯套娃”——湖北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俄罗斯国防部纪念保卫祖国烈士功勋奖章，为何仍迷恋那一段时间久远、空间遥远的历史风云，又捧出一部《为了和平》？ 这样的疑惑，谌达军的同行者也问过：“新闻已经做完了，你还要做多久？”这倒引发他深入思考，扪心自问：新闻是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
思考没有飘荡，脚步没有游移，谌达军锚定了责任和使命。从2015年12月《武汉上空的鹰》举行首发式，到2023年12月《为了和平》即将付梓，谌达军八年“放不下”，脚步跨过山重水复，思考洒落字里行间，似乎回答了上述一系列提问。 同《武汉上空的鹰》一样，《为了和平》饱含新闻自觉，正是这种新闻自觉，使之增添了新的历史厚度。当时间可以把满园繁茂还原为遍地洪荒，与时间赛跑从来至高无上，新闻就是拼命抢时间的活。谌达军埋首赶路，抢救掩埋在时间深处的真相，诚如他所言：这段“说不清楚”的历史，不仅是别人的“传奇”，更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走进他们，纪念他们，就是纪念我们自己的历史。 去年11月29日谢世的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毕生重视新闻的能量，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序言中说：“新闻界的所得，便是历史学家的所失。”早几天的11月2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出席“武汉文学季”闭幕式，也说：书写历史，从历史学角度是再现，从文学的角度是表现。再现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表现历史，是文学家的任务。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作家必须站在当下的立场上，这是文学对每一个创作者提出的时代要求。 如果说，基辛格是在肯定新闻对历史的独有贡献；那么，莫言给出了新闻如何再现历史的启示。《为了和平》应和时代要求，从新闻出发，向历史走去，体现了新闻自觉与历史使命的交织、民族情怀与人类共识的交融。它“站在当下的立场上”，紧扣世界命题，立足为了和平，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曾经一起抗击法西斯的峥嵘历程，化为国际新格局下的交流纽带，共鸣时代的主旋律。 因此，《为了和平》超越了《武汉上空的鹰》，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视域。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不再是解放公园烈士墓中长眠的29位，而是在中国战场牺牲的214位，他们的中俄文姓名、出生年份、牺牲日期，是那么清晰具体的列在长达10页的表格中；苏联空军志愿队驰骋的长空，也不再是解放公园纪念碑耸立的一方蓝天，而是长城内外广袤的中华大地。 大章节“飞越天山”“长江长江”，小章节“兰州大空难”“奇袭台湾日军机场”，立体再现了苏联空军志愿队前后3000多名将士的英雄壮举。这相对于“飞虎队”一度满天飞，应该说是一次“历史纠偏”，为全景反映国际力量援华抗战的宏图，补上了重要的一轴画卷。书中也有记载：2005年8月22日，10位美国飞虎队老兵来到解放公园，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祭扫，威廉·杰克逊客观表示说，苏联空军志愿队是“在华参战的空军先驱，他们和飞虎队一样，都应该被历史铭记”。 《为了和平》着眼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的宏观叙事，但它又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微观写照来实现，调动读者的关切，与之一起踏访实地、搜索文献，亲近一个个英名背后有血有肉的人生归宿，产生直击人心的力量。 曾任轰炸机大队副大队长的克列夫佐夫少将，1960年代因裁军而进入预备役，“落魄”之时在西伯利亚给老战友写信，引用普希金《不论我漫步在喧闹的大街》的诗句表达心愿——“纵然对无知觉的尸体来说，在哪里腐烂反正都一样，但我仍愿以我的长眠处，尽量靠近我可爱的地方。” 烈士菲利普101岁的遗孀古拉娅·安娜·吉娜西莫夫娜，手握辗转俄罗斯三个州才找到她的中国武汉记者，在人生终点感受来自丈夫安息地的敬意，又怎不百感交集？这样一个个让人动容的瞬间，远胜过从史料中扒梳出一个个冷冰冰的名字。触摸鲜活的生命，感受和平的体温，才有真正的感动，进而才有切实的感悟。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张良皋手绘图 新闻发现，历史开掘。线索相互转化，场景相互转换。《为了和平》大量穿插新闻片断，闪回历史事件，呈现着动感、悬念感、现场感的新闻品质，阅读会有一种“进行式”体验。 谌达军采访到两位与烈士墓紧密相关的老人——总设计师黄康宇（2005年86岁时逝世）遗孀蔡德庄、墓碑工程设计师张良皋，时常将两位老人请回现场。黄康宇、蔡德庄、张良皋偏巧都是“老武汉”，偏巧当年都目击了武汉空战，偏巧日后都参与了烈士墓的设计建造。 如此“多重经历”讲述往事，思绪绵绵，情意深深，给了史实以特有的温暧，也在不知不觉中深化了主题。2015年和2018年，92岁的张良皋、97岁的蔡德庄相继辞别人间，幸而“抢救”留下了回忆，该是多么弥足珍贵。
黄康宇（1919—2005）蔡德庄（1921—2018）伉俪
张良皋（1923—2015） 偏巧的还有，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武汉，一群孩子围上去，伏罗希洛夫亲切地抱起其中一个女孩，照片登上了苏联《真理报》，女孩因之收到不少苏联儿童的来信。女孩名叫黄宝玲，伏罗希洛夫并不知道，女孩偏巧是黄康宇、蔡德庄的女儿，而他自己则是当年派出空军志愿队的主要负责人和具体部署者。多少这样的巧合，恰巧反映了历史的本真和逻辑，当它们花絮一般荡漾书中，就不单是营造出生动的气韵，而是拉近了新闻距离，也拉长了历史景深。 现场感，年代感，两个时空隧道交织，凸显的史实更具立体感。同时，谌达军坚持用历史事实说话，下足了功夫耕耘史料，书后列出的参考书目多达120多种，涉及二战、空军等相关的几乎所有专业领域。他查找的解密档案、研读的历史著作、接触的口述资料，也远不止苏联、日本、德国等国家。所以，全书融会贯通，既有宏观考量，又有深入辨析，还有细致比对，带来原始性、内幕性、揭密性等诸多元素，尽可能逼近精准和确凿，大大提升了文献价值。 新闻人的敏感，加持史家的严谨，在文本的把握上，基调肃穆、情绪克制、叙述平实、话语朴素，可题材本身的厚重和事件本身的悲壮，回荡英雄主义的阳刚之气，轰响国际主义的浩然之歌。库里申科、索尔、苏普伦、克拉夫琴科这些苏联英雄，无论最后是牺牲在长江波涛，还是就义于纳粹集中营，都曾生龙活虎般向我们走来，富于浓烈的感染力。 概而言之，与《武汉上空的鹰》相较，《为了和平》主题大为升华，视野显著拓展，内容进一步扩充，似乎印证了一句“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说法。这并非唯心主义，思想的力量无穷，包括坚守的精神、秉持的理念、站位的高度和“放不下”的责任感，它必然催促脚步远行无疆，予以源源不竭的动力。 德国学者西拉姆在《神祇·坟墓·学者》说：“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是让干涸的泉眼恢复喷涌，让被人忘却的东西为人记起，让死去的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 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如此，更多的新闻工作者也应如此。谌达军做到了，一个重大主题，一个跨国题材，一个系列运作，一个滚动传播……十年磨一剑，一剑“卓刀泉”，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必然青松常翠、清泉长流。不可想像，如果没有谌达军以莫大的毅力追寻到底，尘封的历史还会沉默多久？烈士的英名还会有多少人记起？ 谌达军的新闻工龄并不长，2007年方加盟长江日报，但一起步便先声夺人，以“一元钱”系列报道激起广泛反响。此后，他的岗位历练丰富，曾任多个部门主任，主持过“九派新闻网”，练就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长于策划、勇于探求的特质，短短16年，精品力作迭出。《武汉解放70年，一百个精彩瞬间，有你！》《世界进入武汉时间，我却掉进了这幅画里》《寻找21颗初心》《认识武汉》等，皆为其心血结晶，当然夺得数项大奖。 所有机遇都是久别重逢，一树怒放来自厚积喷发。我这个老新闻人欣喜地看到：后生可畏，后浪可敬，长江后浪推前浪，谌达军一定会追求勇立潮头的。 ——《长江日报》2024年4月23日(节选)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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